历史进化的谜底：社会遗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谜底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化与遗传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在生物学中是如此，在对历史进化的理解上更是如此。然而，在我国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却没有给社会遗传概念以应有的地位，这就必然影响我们对历史进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理解。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对社会遗传问题的研究入手，说明历史进化同社会遗传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历史进化的本质。
一、社会遗传的根本性质
所谓社会遗传，是指人的实践能力或社会文化成果的传递和积累。
这里的“社会遗传”概念是相对于生物遗传概念而言的。生物遗传是指由物种规定的生物的性状和本能的传递，而社会遗传则是指人的超生命、超本能的后天能力的传递。
文化是人的活动成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社会遗传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的遗传。人类的遗传包括两种不同的遗传，即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生物遗传是通过生物学机制在体内进行的，它所传递的是人的生物学属性，而社会遗传则是通过文化的传递进行的。文化是人的后天能力的体外存在方式，因此，社会遗传是一种超生命的、超机体的遗传方式。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积累，形成了人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方式。“文化的起源把进化提示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它不再需要缓慢的生物学上的变化过程去获得新的力量和技术；现在，他拥有一种超机体的适应和控制的机制。”（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社会遗传的这种超生命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遗传的内容上看，社会遗传是人的后天能力的遗传。某些高等动物也已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天学习能力。但是，它们的这种能力是不能传给下一代的。当一只老鼠侥幸从一只捕鼠夹子中挣脱之后，如果它再见到同样的鼠夹子，就会接受上次教训而走得远远的。但是，老鼠所获得的这种后天的“知识”并不能传给下一代。父辈的教训，并不能通过生殖细胞传递给后辈儿孙。因此，如果下一代小鼠碰到鼠夹子，同样会禁不住食物的诱惑而重复先辈的惨剧。动物只能遗传先天的生物本能，因为它们只具备生物学的遗传机制。人的社会遗传是后天能力的传递。通过社会文化的传递，人类才得以把后天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传给下一代，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和拓展。人的社会实践能力、科学认识能力、审美能力等都是人的后天能力。这些能力的传递都是通过社会遗传进行的。
第二，从遗传方式上看，社会遗传方式是一种超生命、超机体的遗传方式。生物遗传的手段是体内器官，即生殖器官。遗传手段上的生物学本性，决定了生物遗传不可能超越生命个体的时空局限性。这种遗传，只能在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社会遗传方式则是一种文化遗传方式。文化不是人的生物性存在，而是一种超生命、超机体的存在。因此，在社会遗传中，上一代的主体能力（通过文化）不仅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亲生后代，而且可以传递给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后代。社会遗传方式已经超越了生命机体在时空上的局限性，成为一种体外进行的超生命的遗传方式。
生物遗传只能在亲代与子代之间进行。在这种意义上说，生物遗传是封闭的。社会遗传则是一种开放性遗传。它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实现的。交往使社会遗传超越了生命个体的时空局限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越广泛，社会遗传的开放性程度就越高。马克思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是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消失了。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以往已创造出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61页）
二、超越与继承：社会遗传的矛盾本性
生命遗传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在这种遗传中，后代从前代那里获得的只不过是物种规定的不变的生物本性。因此，后代对前代来说，并没有什么能力上的增长。后代只不过是前代的复制品而已。千万年来，蜜蜂仍然造着同样的蜂巢，没有任何超越和进化。因此，生物遗传是一种保守性遗传。对它来说，遗传就意味着对超越的排斥。生物的这种机制只是保守物种固有本性的机制，它把生命个体的结构和功能完全限制在物种所预先决定的框架中。生物遗传不是一种引起进化的机制。不仅如此，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生命个体突破了遗传机制的束缚，在新的机制（变异）的作用下，物种进化才有可能发生。
与此不同，社会遗传是一种累积式遗传。它不仅不排斥超越性，而且本身就包含着超越性与进化的机制。社会遗传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从上代那里接受了一大笔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以往历代祖先的实践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每一代人的初始能力和社会本性，就是由社会遗传的这种继承性机制塑造的。
正是社会遗传的这种继承性机制，决定了历史进化的连续性和客观决定性。历史继承性反映了历史进化中的因果决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了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了人类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正因为如此，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客观的过程。
但是，每一代人继承祖先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时，并不是消极的和保守的。人们继承了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但并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过去留下来的成果的水平上。前代们的成果，在后代那里是作为继续前进的条件加以利用的。这样，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代们创造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主体能力和社会本质，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同时又把自己获得的成果融入社会文化的洪流之中，为自己的后代主体能力的形成提供一个更高的基础。这种遗传是一种累积式的遗传。由于社会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个体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经验，在某种程度上都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结果来代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244 页）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一生所能从事的实践也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去重复祖辈的实践的话，那末，人类的能力和知识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和超越，只能简单重复前代的实践。但是，由于社会遗传，人类在实践中便获得了一种新的机制：他直接继承先辈们的成果，使死人的成果在后代人身上复生，积淀为继续前进的能力和条件。这样，每一代人实际上都是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的。
因此，社会遗传不仅不排斥超越性，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机制。社会遗传是继承与超越的内在统一。它不仅不是对超越性的否定，而且是积极的肯定，是实现历史的超越与进化的内在原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遗传是历史进化之源；社会遗传的结果必然是历史的进化与进步。
三、社会遗传的手段
任何遗传都必须具备与之性质相适应的手段。生殖器官是生物遗传的手段。社会遗传是一种超机体的体外遗传，因而其手段也是一种超机体的体外手段。
符号是实现精神遗传和进化的手段。符号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一种特殊事物。任何事物在未用符号标示时，它只能是一个个别的存在。但是，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事物（对象）则失去了其个别性特征，成为某种“类”的一般的东西。一棵现实存在的松树是一个个别的存在，而“松树”这一符号所标示的却是松树类中一般的东西。符号的这一性质，决定了符号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具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只有运用符号，人的意识才能反映外部对象中一般的东西。因此，只有借用符号，使一个形象化的脑际空间转换成一个符号化的脑际空间，人的认识才能从感性形象的领域进入抽象的理性王国。第二，符号也是人们进行思想传递和转移的手段。符号的特征是用一个物质对象来代表一个思考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是作为人关于对象的信息载体而存在的。有了这个载体，人的思想才有了客观的、外在的表达方式。借助符号，人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外化，因而才能被他人接受；同时，每一个人也只有借助符号才能接受他人的思想。因此，符号便成了人类精神传递（遗传）的手段。
符号作为人类精神遗传的手段，其形式也是变化的。符号形式的变化对精神遗传与进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只能靠口头语言来保存和传递思想。由于有声语言所携带的精神信息只能靠个人的记忆来保存，因而不仅精神的保存是没有保障的，而且其传递的时空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在文字符号出现以前，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发展史，但积累起来的知识却少得可怜。有了文字符号之后，精神才真正获得了外在的形式，可以离开人体得到保存和传递，从而使精神的遗传和进化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
劳动工具是人类物质力量和物质成果遗传和进化的手段。
劳动工具具有如下性质：
第一，它是一种人的“身外器官”。劳动工具体现的是人的身内器官（天然器官）的功能，但是，它却是用人的身外自然物质构成的，是一种服从人的目的的身外自然力，因而具有超机体性。这就决定了，人的物质力量和能力，可以通过劳动工具的中介相互传递和转移。别人占有了我的劳动工具，实际上就是占有了我的生产能力和力量。这样，劳动工具就成了把我的能力和力量传递给他人的手段。
第二，劳动工具又是一种“人工器官”。劳动工具不是天然物，而是人工物。因此，在劳动工具中，物化了制造者的目的、能力和本质力量。这样，把劳动工具传递给下一代，实质上就是把上一代的能力和力量传递给下一代。人的社会物质力量的遗传通过劳动工具的中介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这种超机体的身外器官和人工器官，社会物质力量的遗传是无法进行的。
动物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完全决定于它的“天然器官”或“身内器官”（它们没有外在工具）。老虎之所以能够以羚羊为食物，是因为老虎长着强壮的身躯、锋利的牙齿和爪；羚羊的天然器官的性质和力量，决定羚羊不可能战胜老虎。由于体现动物力量的机体器官不能离开生命个体，因而动物的力量是与个体共存亡的。个体死亡之后，其力量也不复存在，不能传递和转移。这样，动物的下一代就只能通过生物遗传重复上一代的能力。就同一物种内部的生命个体来说，世代的更替并不能使它形成历史的进化。与动物不同，人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却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其天然器官、身内器官，而是决定于其人工器官、身外器官。一个腿部有疾病的人坐上汽车也能战胜长跑运动员，一个柔弱女子开动起重机也能战胜世界上的举重冠军。由于劳动工具具有超机体的性质，就使得人类力量和能力的遗传和传递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样，每一代人都可以通过劳动工具的中介接受前代人的成果和能力，把以往生产力发展的总和纳入自己的活动之中，变为自己继续前进的手段，并把自己的发展了的能力不留空成果传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物质生产力的遗传和进化。
四、实现社会遗传的途径
教育是实现社会遗传的唯一途径。所谓教育，就是上一代人通过“教”，把自己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以便把下一代培养成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涉及到两部分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一方面是上一代的教，另一方面则是下一代的学。教育就发生在这两部分人、两种不同活动的接触点上。通过教育，使社会获得的文化成果得以继承和延续。可见，教育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遗传的过程。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活动，其根本功能就是实现文化成果的社会遗传。动物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因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尽管有人把动物对其下一代小动物的训练也称作“教育”，但这不过是一种拟人的说法而已。动物的能力和活动，完全是由物种决定的。这些本能通过生物遗传在母腹中就已形成，只不过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对小动物的训练只不过是通过一定的刺激把这种先天的本能激发出来而已。任何训练都不可改变其物种本性，不能使其获得物种没有给予它的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动物不具有可教育性。不仅如此，教育对动物来说也是不必要的。动物的本能是通过生物学的遗传先天具有的，这些本能足以满足其生存的需要，没有必要获取非本能的东西，因而也没必要进行教育。
与一般动物不同，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可教育的动物。人的能力并没有被限制在少数几种生命功能上，人的后天能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性。人的可塑性，决定了人的教育的可能性。同时，教育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生成来说也是必要的。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是一个不具备任何生存能力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要获得生存能力，他就必须通过教育接受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成果。只有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接受祖先们留下来的文化成果的必要性，决定了人的教育的必要性。
人类的精神成果的遗传必须通过教育。这里讲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同其他人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是教育，看电影、电视等是教育，读书、自学也是教育。表面看来，读书自学似乎缺少“教”的方面，而实际上，阅读前人留下来的书籍的过程，正是前人间接地教后人的过程。学校教育是典型的教育形式，是教者与学者直接面对面的教学过程。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作为社会知识的代言人，一方面把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文化成果做出必要的解释，以使受教育者便于理解和接受。
人类物质成果（主要指生产力）的遗传是通过劳动工具的中介进行的。通过劳动工具的传递，历代祖先们创造的物质生产力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后代人要真正掌握这些生产力，就必须获得制造和使用这些生产工具的知识和经验。而这些知识和经验的获得，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
教育过程也是继承和超越的内在统一。教育在社会文化成果的继承上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但这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教育不仅具有继承性，而且具有超越性。传统教育主要强调的是继承的方面，因而教育只被看成是传授知识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与进化了。但事实上，后代人总是要超过前代人，历史总是进步的。这就说明，教育过程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过程。在教育活动中，不仅教师是（传授知识的）主体，而且学生也是（理解和把握知识）的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学生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在重新理解和把握知识的过程中，主动地选择、评价和创造。因此，在教育活动中，文化成果不仅获得了传递和继承，而且还向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其结果，不仅实现了社会遗传，而且也同时实现了历史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