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前奏：关于“革命”话语的前世今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奏论文,前世论文,话语论文,今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5)04-0001-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4.001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①。——这话并不一定万无一失，但是对于他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所论述的对象来说，却还颇有意味。这种意味不仅表现在1789年至1848年的欧洲，甚至也表现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至变”的历史语境中，“革命”是最激动人心的话语和事件，其不仅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巨变最重要的催化剂和推动力，而且也是其巅峰时刻的表达和呈现。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革命”饱尝了社会艰辛和思想颠簸，惧怕、仇恨、怀疑、打压、避之不及者有之，呼唤之、宣传之、实践之、为其献身者更是前仆后继。可以说，“革命”不仅是一种话语、一种思想和精神，一种潮流和传统，而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纠结和心理情结，至今还萦绕、纠缠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进程中。因此，对其进行深入反思和探究，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而且对于解开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文化奥秘，都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是打开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至变”玄机的一把钥匙。 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复活、文化新生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语境。作为一种极具诱惑和煽动力的话语，“革命”不仅是中国20世纪最具概括性的观念，也是最具有跨文化和全球化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20世纪不仅是“革命”的世纪，而且只有在跨文化和全球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在不同区域、文化和领域中“革命”的真实内涵。 一、前世：“天下至变”的历史符号 尽管到了20世纪，中国革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才真正到来，显然，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是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但是，其漫长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同样惊心动魄，因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历史的序幕很早就已经拉开——这就是“革命”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重新复活、重生和转型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队和预言家，最先表演了“革命”先导的角色。由此来说，要勾勒和了解这场历史大裂变，就不能不追索和探讨“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发生、传播、演变和转型，不能不在历史和文化的细节中发现最终撬动社会革命的蛛丝马迹。 显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革命”并非一个陌生的话语，它都曾有过自己不同凡响的历史遭遇和境遇。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和理念的发生，只有近代之后，才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成为撬动社会巨变最重要的历史杠杆，导致了中国社会“天下至变”状态的实现。也许正因为如此，“革命”不仅是近代社会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和现象，而且也成为人们认识和建构历史的不可忽略的环节和内容——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革命”的迷信和滥用，造成了在精神思想方面的错觉与误读。 在中国，“革命”也有相类似的境遇与命运，只不过显得更加复杂和独特而已——这不仅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所致，而且来自于一种从未有过的跨文化交流的情势，来自于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背景。 其实，走近话语乃至语言世界就会发现，如同人类社会一样，这是一个等级、阶层、贵贱荣辱分明的世界，不仅有自己的规则和秩序，更有自己不断变换的权力范畴和层次，不仅有适宜于高雅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同等级，还有“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不同禁忌和忌讳。正如上面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词汇和话语也是有等级和次序的，其在一定意识形态框架和规范中，呈现出自己的尊荣卑贱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出场率”。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②。但是，在“革命”的文化渊源和结构中，已经呈现出这种“颠倒”，处于底层和下层的文化力量颠覆了既定的、神圣的、不可怀疑、不可更改的权力和命运。而这种等级和权力的划分，不仅取决于所表现的事物和对象本体，还取决于接受和容纳它们的语境。例如，“鸡”古文字中原本是一个优雅、漂亮的符号，但是当它被供奉在庙堂或者深处豪门之中，就成了“鳳”，但是放在野外，与一般鸟儿在野外生活，就成了“鶏”，于是就有了大家闺秀与卖春妓女的区别。③上千年来，包括大仲马、老舍、沈从文等在内的艺术家、作家，都企图为后者“翻案”，消除这种人类文化与生俱来的、渗透在人类日常语言和意识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今天看来仍然任重道远。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努力并非一无所成，它不仅促进人类文化生态向更加公正、民主、自由和和谐方向发展，而且使语言和话语的变迁充满活力。同所有人类精神文化现象一样，语言及其话语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和物质形态，而是充满人类生命的悲欢离合和生老病死，有温度，有等级、有界别，有自己独特的血缘身世、社会关系和文化命运。这种生命色彩和标志，或许可以成为其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日后在历史流变中的沉浮隐现及其功能和作用。就此来说，在历史变迁中，有的词语和话语注定是短命的，会在大浪淘沙中衰老和死亡，有的则历久弥新，不断在历史更新中获得再生和复兴的机遇；有的词语和话语很可能只能长期在亚文化和俗文学中生存和活跃，尽管生命力源远流长，但是却很难进入公共文化场域和大雅之堂，这似乎犹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脸盆”和“洗脚盆”，它们在人类身体“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等级划分中，永远有自己特定的位置。这种语言和话语的等级和序列，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机制和体制的缩影，犹如人的社会阶别和阶级一样，拥有和享受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不同待遇——这或许就是历代文化人极其重视语言文化的经典化和标准化的根本原因。他们实际上在确立和巩固一种文化权力关系，并使自己取得毋庸置疑的决定权和享有权。 话语的门第观念往往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类处境和文化状态，与文明进程密切相关。显然，任何一种词语和话语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其出身门第，其不仅有高低、高雅、善恶和美丑之分，直接决定其基因的文化品行，而且也有正统和非正统、内生性和外来性之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构成和文化内涵的变迁和走向。所以，诞生于历史巨变时刻的词语和话语，与在陈腐平庸时代流行的词语话语，不仅包含不同的历史记忆，而且在历史流变中的命数也完全不同；同样，产生于孔子讲学中的话语词语，与乡间诸如“豆腐西施”嘴中冒出的妙语连珠，很可能会被编在不同词典中，在生活中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和评价。 就此来说，“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有故事、有传奇、有波折、有经历的话语，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不断有惊人表现和不凡经历。“革命”的身世颇为不俗，拥有生来就具有的高贵血统，因为其不仅产生于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意指一种依照天命实施变革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更新的证明，拥有一种几近天生和天然的历史符号功能和属性。 就词源考证，其源自于夏商周之际二次改朝换代的战争，新兴的商汤武王以武力灭夏获成功，打破了王命天定的成规，史称“汤武革命”。④对于这种改变社会整体状况的举动，古人有过极高的赞赏，留下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评说。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转换时代，顺应了当时人们求变的历史要求，起到了振聋发聩作用，也在中国精神思想史上播下了反叛、变革、求新、改天换地的基因和种子。此后，中国人在所熟知的《尚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以及《易经》中所依据的应变、求变和维新意识中，都能感受到这种革命的气息。就此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革命”是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正能量的表达，是对社会变革甚至“天下至变”现象合法性的肯定和表达。⑤ 二、“革命”：历经沧桑的文化展演 就此而言，“革命”是否发生，或者是否被人们所接受，决定于社会状态和人们的生存境遇。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革命”是社会公平、公正和合理状态的一种标尺，如若社会出现极大不公，极度腐败，如若统治者、当权者像夏桀、殷纣王一样凶狂无度，它就会不请自来，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调整，以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还社会一个相对公平和公正的状态。所以，“革命”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为人类社会状态及其权力机制、甚或人性和道德，设立了一条警戒线，权力不可过于任性，腐败不能没有底线，人性不能过于贪婪，道德不可沦丧殆尽。实际上，这不仅是“革命”之所以拥有如此深远和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终极依据。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并不是所有人类语词和话语都有如此醒目和显赫的身世和身位，而“革命”如此不凡的发生机制和语境，无疑使其成为了拥有文化意蕴和历史记忆的双重优越感(Superiority and Priority)的超级话语，不仅是历史发生突变的标志和符号，而且为中国文化保存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基因，具有不断求新求变的历史活力。所以，至少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转型意义上讲，“革命”不仅曾一度成为热词，受到人们的热烈响应，而且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也不断被唤醒和复兴，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文化引擎。就前者来说，“汤武革命”本身所昭示的历史变革的玄机，以及此后中国商周时代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文化成就，无不为“革命”话语之垂范史册奠定了基础。⑥而就后者而言，每当社会发生变革，或人们需要表达此种欲望和愿望时，“革命”就会获得“重生”和“再生”的机会，以各种面目在不同语境中得以显现。⑦ 话语生命力的呈现方式之一，就是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自我复制和更新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词语和话语属于“能产型”和“再生型”范畴，它们可能时运不济，一度被打压、封杀禁止和冷冻，但总是会在合适的机会和语境中重新复活。 “革命”就属于这种词汇和话语。实际上，在明代之前的古代典籍中，以“革命”来记述社会变革和权力更替的并不少见，不仅多以“应天”、“顺天”等为名号，而且对于其文化进步和创新的意味也有所认识。 这里不妨举出几例： 纣为昏乱，残忠虐正。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牧野致功，天亦革命。 汉祖之兴，阶秦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灭无遗⑧。 魏陈王曹植庆文帝受禅章曰：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克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⑨。 先是，民间传谶曰：“五公符”，又谓之“李淳风转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识者以“八牛”乃“朱”字，则太祖革命之应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反者，其余皆斩之，谓之：“跋队斩。”自是战无不胜。⑩ 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11)。 三、重生：关于“革命”的世纪转型 即便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中，“革命”也是一个蠢蠢欲动的话语，不断显示出自己干预历史、变革社会的活力，不必过分强调其负面价值。反过来说，仅仅以某种主观性的好恶为标准，为了实现某种善良的愿望和远景，就可以轻易否定和“告别”革命，也是显得过于匆忙和简单了。而在中国当代短短不足一百年间，出现的从惧怕革命、革命狂热到“告别革命”的几次转折，足以显示中国文化人心急气躁、极不稳定的心理状态。 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人在历史转型期的状态所决定的。由于中国社会文化、文化人与权力机制密切的同构关系，文化人对于“革命”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自身的社会状态和身份。当他们有机会分享权力和利益之时，基本上会远离或拒绝革命；而被权力拒绝和打压之时，往往同情革命。对于现实和权力机制完全绝望之时，就有可能鼓吹革命和走向革命。而到了近代以来，由于出现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化人的分野，情形有了更复杂的变化，文化人的境遇不仅取决于权力机制的态度，而且还受制于自身的文化选择。由此，从革命到不革命、甚至到反革命，不仅有身份地位等等原因，还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介入。于是，在“革命”这根平衡木上，很多文化人都是一生多变，早年的革命者，中年很可能成为不革命者，晚年可能就成了反对革命者，相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显然，“革命”不是几个文化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话语，当时其确实受制于时代与人，受制于文化人对于“革命”的认识和阐释。在这方面，关于“革命”的阐释史、认识史和建构史是一面认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文化之镜，其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嬗变、思想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阴差阳错，凸显了中国在“天下至变”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其中，对于“革命”意味和意义的时而过度阐释和时而过于褊狭的理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条波澜起伏很大的曲线。尤其近代以来，尽管“革命”依旧，但是其阐释权和意义认同逐渐落入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掌控之中，其原生的中国意义和意绪反而被忽略了，并没有进行深透的挖掘和分析。例如，对于“革命”在人类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意义上的探讨，至今似乎还是一个缺失和空白；而如果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关注，就不可能揭开这一话语在近代中国再次复兴的历史奥秘和玄机。所以，“革命”道路可能越走越宽，走向广阔多样的世界，也可能越走越窄，最后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革命”的理解、阐释和建构。 实际上，作为最早出现的双音词之一，“革命”不仅显示了人类语言和思维史上一次跳跃和变革，而且隐藏着一个多种文化和文明碰撞、融合的秘密，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一种难得的超越单一文化常规、穿越不同文化壁垒的属性。也就是说，“革”与“命”联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亲关系，意味着在文化阶别和社会等级方面的一次跨越，体现了一种跨文化、跨阶别的融通和融合。 在人类文化史上，语言的发展原本就具有特殊意味，其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敏感意象，也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能力演进的标志。在汉语中，双音词的出现以及广泛使用，就是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从单一性趋于复合型和复杂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语境更为扩大和多元，词汇和话语也具有了更丰富和多样的内涵和张力，为社会和文化向更丰富和宏大形态转型和发展预设了空间。 “革命”一词的出现，就是一个显著案例。关于“革”，许慎在《说文》中有清楚的解释，就是“兽皮治去其毛曰革”，由此对照古文字中的字型特征，也可以得到证实(12)，所以历代古文字学家，也都认同这个说法。(13)而问题在于，“革”所显示的语境以及原初的符号功能，并不具备高、贵、雅等品性，甚至也不包含原始宗教的神圣意味，而是一种处于生活和生产底层的人类行为，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就是“革”拥有某种粗野和底层文化的属性，只能出现在屠宰场之类的场景之中，远离属于高贵、神圣的祭祀、庙堂等场合。这也是日后孟子为什么要“远庖厨”的原因，因为作为圣人和君子有恻隐之心，见不得那种开肠破肚、剥皮割肉的场景，而这种事情只有属于另一个文化阶别和世界的人所从事。 但是，就是在这种场景和语境中产生的话语，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一跃而上，颠覆了历史和朝代，成了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博得自己的话语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历史上“汤武革命”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下层人民、或许倾向于以狩猎和游牧为主的部族的一次壮举，带有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性质。 “命”的身世完全不同于“革”。按《说文》解：“命，使也。从口令。”后段玉裁加注：“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可见，“命”一开始就出身于君门之家，与权力有密切关联，甚至就是权力话语的代言词。关于这层涵义，在其流变中不断生发，在社会文化实践中有多种阐释和延展，下面不妨列举一些： 出君下臣名曰命。 ——汉·蔡邕《独断》 语下命者，制令也。 ——《贾子·礼容》 凡尊者之言曰命。 ——《文选·闲居赋序》注 维君子命。 ——《诗·大雅·卷阿》 某固辞不得命。 ——《仪礼·燕礼》 命田舍东郊。 ——《吕氏春秋·孟春纪》。 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 ——《列子·汤问》 令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 ——《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今之命师者。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孟子·离娄上》 奉命于危难之间。 ——诸葛亮《出师表》 以王命聚之。 ——唐·柳宗元《捕蛇者说》 大君有命。 ——《易·师》 掌王后之命。 ——《周礼·内小臣》 凡诸侯有命告则书。 ——《左传·隐公十一年》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论语》 可见，“革命”是俗文化与雅文化、民意与神(太)权、下层文化与上层建筑相互碰撞和交汇的结果，呈现出一种冲突、搏斗和争夺的内部结构，是那个时代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写照，其表现出的巨大张力，不仅开辟了日后中国维新、创新和变革的道路和空间，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的生生不息的源泉，为日后观念、社会和文化巨变提供了历史性的思维和思维方式的依据。 这或许也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未形成统一和终极宗教权力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文化意识深处早已经种下“革命”基因。 “革命”无疑就是这种敏感的文化温度计，在中国的命运沉浮和盛衰交替，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面特殊镜像，它在不断发现、建构和解构中现身和消解，反映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看到“革命”在中国精神和文化脉络中的特殊意味。 从中国文化的渊源谈起，“革命”之所以敏感，之所以能够承载“天下至变”的内涵，不仅在于其所显示出的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还在于其在中国文化脉搏和精神谱系中的特殊地位。“革命”所言，不只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意味着对于人类既定命运的改变，意味着对于“命”的重新认识和建构。 不仅如此，在中国，“革命”的重生与复兴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基因血脉相连，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时代的产物，其意味和命运都与一种跨文化语境相关，却不能一概而论。尤其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进入，都为“革命”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和文化契机，使这一古老话语和理念获得了“重生”(rebirth)和“转生”(transformation)的机会，其一方面承继了原有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扮演了与以往不同的历史角色，拥有不同凡响的精神涵义。几乎与人类文化中所有“转生”现象相似，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的发生源自于外来文化的刺激。由此，“革命”具有了双重文化身份，一是外来的，作为一种对应于外国精神文化的翻译话语；另一个是源自本土文化的，即对于中国话语的历史词语。而这两者的奇妙结合，导致了一种新的精神意识的发生。 这种话语和理念的“转生”，对于传统语境中的“革命”来说，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裂变和思想洗礼，不仅促使其突破传统文化原有的界定，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谱系和精神观念的支撑。这显然不可能是原有历史的复制和再现，甚至不可能在原来就有的思想范式和知识谱系中发生。 无疑，这种历史性“重生”和“转生”的关键时刻，只有到了20世纪初才真正到来；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其显著的历史标志。至此，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变革时代的序幕才真正拉开。 ①[英]艾瑞克·霍布斯霍姆著，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J.Derrida.Positions,Minuit,Paris,1972年，第56—57页。引自汪堂家：《译者的话》，[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③这里只是俗说。关于“鸡”在古文字中的渊源，属于“合体字”范围，可参见林沄之《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我认为，“合体字”的出现，已经具备了某种叙述意味，也就是说，一个字可能就是一个句子的缩写，其中有一个故事，这标志着人类思维和表达能力的一次飞跃。 ④对此，中国典籍中多有记述，如《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⑤关于“革命”词语的考古和辨析，陈建华、金观涛等人有深入的研究，可以参见，但是其中亦有不甚准确的表述，本文将在后文中谨慎提出不同意见。 ⑥从今天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堪称中国青铜文化时代的高峰；而从孔子对于周朝的推崇和怀念来看，周代，尤其是周文王时代，是中国“礼文化”集大成时期，为中国后来儒家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关于中国“礼文化”的形成，可参见拙作《孔子与鲁迅——中国文化转型期的精神受难者和开拓者》，原载吴宏聪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⑦在关键词研究中，金观涛先生的贡献极大，他对于“革命”进行了精细检索、分类和分析，通过关键词的统计分析以揭示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并以此为案例考察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如何被中国本土文化重构以形成当代政治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详实、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其评价难以摆脱上世纪末“告别革命”思潮的影响，开首便言：“‘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用于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参见《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政冶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3期(台北)，2005年，第1-51页。 ⑧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相和歌辞十二。 ⑨欧阳询：《艺文聚类》，卷十三帝王部三。 ⑩薛居正：《旧五代史》，《太祖纪七》。 (11)房玄龄：《晋书》之“列传之三十九”。 (12)在Uncle Hanzi(汉字叔叔)主持的中国字源(Chinese Etymology)网站可以找到两个甲骨文字形和，清楚表明了“革”之原始涵义。http://www.chineseetymology.org。 (13)对此，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有详细归纳，可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