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的“北斗崇拜”和太阳神崇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阳神论文,崇拜论文,北斗论文,古代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追溯起来，“北斗崇拜”观念的形成，是与我国远古时黄土高原的天文地理条件和先民农业生产的需要分不开的。
原来，我国黄河流域上、中游即黄土高原一带乃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源头，我国两大远古部族炎、黄帝均发源于此。他们主要从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活动，农作物主要是粟。如时间约在5000年前后的黄河流域上、中游的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粟皮壳，有的还发现白菜或芥菜一类的种籽。（注：刘泽华等著：《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5页。）这就印证了古籍记载炎帝号“神农氏”和《国语·鲁语》说“烈山氏”（炎帝）之子“柱”能种百谷百蔬，并非虚构。对农业生产来说，掌握气候变化尤为重要，在当时主要靠观察天象。那时候，在该地区夜空高照的正是北极星和北斗星。北斗星包括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七颗星。先民把它们联系起来想象为舀酒的器具即斗，故称北斗星。如果以天璇、天枢联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是永远高照在北方，可用它来辨别方向的北极星。由于北斗星的斗柄随着不同的季节而转移，看起来整个天体都是围绕着它和北极星而转动的，因此先民便通过观察其位置变化来辨别季节。郭沫若指出：我国古代存在“以北斗为观象授时之利器”的事实（《夏小征》所说“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云云，《鹖冠子·环流》第五也有类似记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盖公元前一两千年北斗接近北极点，终夜不没下地平。于观象授时，最为便利。”（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之《释支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320 页。）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竺可桢指出：距今三千六百年以迄六千年前，该地区北斗星“可以常见不隐，终年照耀于地平线上。”（注：见《竺可桢文集》249页。 ）甚至这一先民传统云南小凉山彝族仍然保留：以斗柄上指为大暑作为岁首，而斗柄下指则是冬至。斗柄绕天一周为一年。（注：刘汉尧：《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9页。）屈原在《天问》问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他对当时流行的传统观念提出怀疑：如果天轴的一端系于北极星，另一端系于北斗星的斗柄，那么太阳和月亮又处于什么位置（怎样维系）？众多的星辰又是怎样和天极绑在一块的？天极是否还要长？闻一多解释说：“古人想象天随斗（即北斗星）转，而以北斗为天之枢纽，因假北斗以为天体之象征。”（注：《闻一多全集》第二册第247页。 ）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所绘《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双古堆汉墓出土的六壬式盘，都是以北斗七星居中，二十八宿在周围。至今仍有“众星拱北斗”之说。因此，自古人们把北极星（和北斗星）视为天极所在和宇宙万物生命发源地。《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意即北斗星就像是天帝的座车，由它的转动带动（同时监视）天地众星的运行。《庄子·大宗师》尝称：作为宇宙之“道”（生命之原）谁能“得之”谁就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并列举了能够“得之”者的一系列名单，如伏羲、黄帝、西王母……，“维斗”亦在其中，指的就是北极星和北斗星所构成的天之纲维。纬书《春秋文耀钩》说得更具体：“中宫大帝”即北极星“其精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物也。”（注：参看萧兵：《中庸的文化醒察》之《神话篇》，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59页。）
上述“北斗崇拜”（也许称“北极崇拜”更准确，但不如“北斗崇拜”通俗）后来与龟蛇图腾结合，并成为后世道教的真武帝。真武原名“玄武”，宋为避讳而改。它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具有图腾性质的神龟，兼指黑帝颛顼是以龟为图腾的北方氏族的首领（故又称北帝）。之所以称“黑帝”，大概如《淮南子·地形训》所说：“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另一解释是龟蛇合体，但对“合体”则有不同说法：或说是指北斗七星，或说是龟蛇相斗。如《后汉书·王梁传》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楚辞·远游》蒋骥注：“玄武，北方七宿，谓龟蛇也。”《重修纬书集成》卷二引《尚书考灵曜》更说是北斗七星“其形如龟蛇，曰玄武”。但《文选》注谓“龟与蛇交曰玄武”。“交”为缠绕互咬之意。汉代的画象、石雕绘有不少龟蛇相斗的情景（如陕西汉城遗址的龟蛇相搏图）。（注：参看刘毓庆文章：《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文艺研究》1995年第1期。 ）这些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生活在黄土高原分别以龟和蛇为图腾两个部族（颛顼与共工）的斗争的反映，这一点不少文献有所记载。（注：参看陈建宪：《神祗与英雄》，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5—217页。）真武帝神像一般脚踏龟蛇（或蛇缠绕身），不过真正祭祀的是龟。——如著名的佛山祖庙即真武庙、孔庙许多背驮神道碑的大石龟，它无疑具有至高神权的意义。而真武庙遍布全国各地，即使在澳门的凼仔也有，当地群众每年还举行“北辰祭祀”，足见这一神话观念在我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二
郭沫若曾根据“后羿射日”神话断定“中国之古代并无崇拜太阳之习俗”。（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之《释支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163页。）现在学术界认为我国古代是有太阳神崇拜的， 如袁珂先先的《中国古代神话》就称炎帝是农业神兼太阳神；杨宽先生也详细考证了楚人祖先神“祝融”原是日神与火神（注：见杨宽著：《丹朱、与朱明、祝融》，收入《中国上古史导论》，编入《古史辨》第七册。）；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列有不少与太阳神崇拜有关文物的符号、图片和纹饰，（注：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8页。）等等。当笔者对它作进一步考察时，发现它有两大特点：一是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另一是经历了与鸟图腾崇拜、男性生殖崇拜结合，最终成为农业神的特点。——这似乎也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及其演变的特点。
有证据表明：早在18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学会用火。 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旧石器遗址的化石标本经化验说明：其中的动物骨骼是在火中烧过的，就说明了这一点。（注：辛爱罡等著：《穿越时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白虎通·五行》称：“炎帝者，太阳也”；《风俗通义·三皇》：“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以“炎”为号和“以火纪”，说明它们奉行太阳神崇拜。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发现了史前石制磨盘与石镰，说明8000年前的我国远古先民已由渔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在洞庭湖西北部沣水平原的彭头山遗址也发现距今8000年的稻作文化。（注：辛爱罡等著：《穿越时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而农业生产与火（阳光）密切相关，而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化也具有重大意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贾逵注：“烈山氏，炎帝之号。”说明炎帝族原先是靠放火烧山来耕种的（解放前有的少数民族仍沿“刀耕火种”的习俗）。《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可见炎帝又号神农氏。《山海经》说炎帝“牛首人身”，《史记》亦载汉代祭日神用牛，说明太阳神崇拜和牛耕农业生产活动的密切关系。火使人类熟食、取暖，这就大大改善生活条件。《白虎通义》所说“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根据《周礼·秋官》的记载：古代早有专职的人掌管取火，方法除了钻木取火，另一是“以夫遂（即“阳遂”）取明火于阳（太阳）”。王充的《论衡·说日》云：“验日阳遂，火从天来。”阳遂（燧），即远古先民让太阳光线聚焦取火的凹面镜。既然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太阳的照射，人们又能从太阳照射中取得了火，于是先民便把太阳视为万物的生命之神。因火为红色，故又称“赤帝”。在出土的远古红陶以及彩陶有太阳图案纹饰（图一），可为印证。从炎帝又称神农氏可知：它一开始就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
我国古籍和文物有许多“日鸟神话”的记载，如古代篆书日字外为圆圈，即太阳；中为横写的S为象征背驮太阳的神鸟； 文献方面如《山海经·大荒东经》的太阳“皆载于鸟”，《尚书·尧典》称“日中星鸟”，《淮南子·精神训》的“日中有踆鸟”（图四，图版左中，形似燕子，有的三足），汉代马王堆帛画的日旁金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些彩陶图纹是远古氏族的图腾标志，“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鸟纹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马家窑期即已开始旋涡纹化。而半山期旋涡纹和马厂期的大圆圈纹，形象模拟太阳，可称之为拟日纹，当是马家窑类型的旋涡纹的继续发展。可见鸟纹同拟日纹本来是有联系的”，“……后来，鸟的形象逐渐演变为代表太阳的金鸡，蛙的形象则逐渐演变为代表月亮的蟾蜍……”由此可见，半坡期、庙底沟期、马家窑期的鸟纹，半山期、马厂期的拟日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崇拜在彩陶花纹上的体现（图六，图版右下）。（注：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图版右下。）也就是说，太阳神崇拜和鸟图腾崇拜结合在一起了。
如何解释上述“日鸟合一”的神话观念呢？
其实，它反映了奉行太阳神崇拜的炎帝族与奉行鸟图腾崇拜的东夷族的融合。如有论者指出：地处黄河下游山东、河南东部一带的东夷族是大纹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者，在农业生长技术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其首领太昊风姓，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堂堂正正地称鸟乃“吾祖也”，祖先是“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可见其先祖以鸟为图腾。山东嘉祥汉画象石中多羽人、人头鸟身之象，可为物证。“日中鸟”应是炎帝族东进与东夷族西进双方先是冲突、终而融合的反映。如有论者认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著名半坡人面鱼纹图案：“鱼是归向太阳的”，“人面为正圆形，有象征阴晴的线条，实为拟人化的太阳”；“庙底沟类型的陶器纹饰仍以象征火苗的‘钩叶’和象征太阳的‘圆点’作为构图的主题。大约在后期，以鱼为图腾的部落上升为炎帝族的首领，以致登上部族领袖的地位。”（注：王子今：《从玄鸟到凤凰》，《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图版左上太阳彩陶纹饰、 左中日鸟图纹、右上鱼鸟图纹即采自本文。）这一部族就东进同崇拜鸟图腾的东夷冲突。武功游风仰韶文化遗址就出土有同绘鱼纹与鸟纹的陶片（图二，图版右上）。《山海经·大荒东经》更有“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的记载。而汉代帛画的“日中有鸟”和古籍的“日中有踆鸟”，正是日鸟神话结合的反映。
三
那么，是什么使鸟图腾和太阳神崇拜二者结合在一起呢？这既是源于对生命活动的观察和认识，也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实践及其需要分不开。
我们知道，对远古先民来说，最重要和观察最多的是自身的和动植物的生命运动。鸟类的如下特点无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是卵生，卵与太阳神同为圆形；二是鸟也与太阳同样是天空中飞行（运转）；三是太阳和鸟都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不但植物（尤其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的照射（故农耕的神农氏号称炎帝），而且太阳照射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生产必须掌握它），而鸟（尤其是候鸟）正是随季节的变化而往返迁移的。因此，在远古先民看来，飞鸟的到来正是从天帝那里带来万物生命之原（精）和生长的信息——这也就是“日鸟”神话产生的缘由。
众所周知，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其实它又有男性生殖崇拜的意义（古音鸟、吊同音，“吊”为男性生殖器，今粤语的“吊”仍含其原义。《水浒传》称男性生殖器为“鸟”，民间也有此习俗）。在卜辞中，俊是受到殷人隆重祭祀的祖先神——高祖夋。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称：“夋者，帝喾之名。”《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皇甫谧云：“帝喾名夋”。这个商人的祖先神夋，卜辞中为鸟头人身之像。《诗经·商颂·玄鸟》就说“天命玄鸟，乃降于商。”说明商人以玄鸟为自己的祖先。由于燕子是黑色的，故名“玄鸟”，殷人亦崇尚黑色。卜辞中只有凤字而没有风字，凤（可借为风）乃是天帝的使者。《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其神句芒”，“玄鸟至”，是说玄鸟从天帝那里带来了万物生长的信息。又如周人、楚人崇尚朱鸟、赤凤和赤色。朱鸟、赤凤实即鹌鹑（古之鹑鸟）。王嘉《拾遗记》载：“（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丹雀即朱鸟，又名赤凤。宋人罗愿《尔雅翼》鸟部引《禽经》云：“赤凤谓之鹑。”《鹖冠子·度万》：“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即把鹌鸟视来自太阳神的生命神灵。《山海经·西山经》以及郭璞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都视鹌鸟为农作物收藏的神鸟。（注：何根海：《“射日”“逐日”的文化阐释》，《东方丛刊》1997年1期。）可见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我国古代， 日鸟神话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了。
最近，杨宽先生关于楚帛书的四季神像的研究（注：杨宽先生的文章《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载《文学遗产》1997年4期第4—12页。楚帛书1942年9 月于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被盗掘出土，后流入美国，现存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杨宽先生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不但为我们这方面的探索予以极大的启发，而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根据杨宽先生的研究，在楚帛书四边有四季神像，其中春季三月为“秉司春”，正方面，青色，方眼无眸，鸟身，且有短尾。从它与《墨子·明鬼》所描绘的秦穆公曾见有自称将赐予福寿蕃昌的神鸟“句芒”（“鸟身，素服三色，面状正方”），十分相似。可知它就是《礼记·月令》所说的春季东方的木神“句芒”（短尾的燕子）。《左传·昭公元年》也有“使重（少皓氏四叔之一）为句芒”，主管草木、五谷、鸟兽的生长。《月令》说季春三月万物复苏，“句者并出，萌者尽达。”郑注：“句，屈生者。”“句芒”意为农作物屈曲生长。“秉司春”的“秉”字像手执禾一束，也说明春神主管五谷生长。值得注意的是连云港将军岩A组岩画，“其中有五个头像明显作尖咀鸟啄形， 并与芒状禾苗纹相联，鸟啄人面是表示‘日中有骏鸟’的太阳神。”（注：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565页。 ）《礼记·祭义》所说的“朝日”、《礼记·玉藻》的“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即在春分之日举行迎日之祭，旨在报答太阳神给人类的恩赐。（注：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86页。 ）在山东莒县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尊的象形陶文：（图三，图版左中）上为太阳，下为山，中为云，应是对太阳神的祭祀。（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976年版106页。 ）苏兆庆同志认为：该陶文出土的山东陵阳河遗址正东的寺崮山是春分日出参照目标，“当春分太阳升起到山峰之颠时，就可以依稀呈现出陶文的图景。”并认为该地可能就是崇拜鸟的东夷部族某一分支的天文观象台的遗址，图文即春分时祭祀日出的祭文。（注：苏兆庆等：《莒县文物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42—243页，图版左中。）由此可见，帛书的春季神实质由鸟图腾与太阳神崇拜演变而来。
再看帛书的六月夏季“
（且）司夏”“朱兽”神像：人面兽身，面有红色边缘，没有左右下臂和手，穿长袖衣隐蔽而拖着，身后有尾，而且有雄性生殖器官。即“且”，通祖，具有原始男性生殖崇拜的意义，已为学术界公认，并有多处石且、陶且出土证实。由于人类生命首先出自生殖器官交媾，于是先后形成对女阴（匕）和男根（且）的原始生殖崇拜。《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这个祝融原是日神与火神，同时又是楚人的祖先之神。炎帝既是出于日神、火神的分化演变，可见祝融所统率的四季神中的夏季之神又是火神的分化。（注：杨宽先生的文章《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载《文学遗产》1997年4期第4—12页。楚帛书1942年9 月于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被盗掘出土，后流入美国，现存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杨宽先生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夏季神像“面有红色边缘”，说明它就是火神（太阳神）。《礼记·月令》和楚帛书均称夏季神为南方火神祝融。楚帛书中间还有一段讲到开天辟地和祝融的创世神话，意谓：伏羲生下四季之神并使之从混沌中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和四时运行；又说祝融奉炎帝之命而统率四季神进一步完成创世工程。杨宽先生指出：帛书这里所说的就是太阳神的创世神话。（注：杨宽先生的文章《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载《文学遗产》1997年4期第4—12页。楚帛书1942年9月于长沙东郊子弹库地方的楚墓被盗掘出土， 后流入美国，现存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杨宽先生曾任复旦大学教授。）显然，这个夏季神源自太阳神崇拜，并有男性生殖崇拜的遗存。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太阳神崇拜和男性生殖崇拜最终与农业生产活动结合而演变成为农业神——“稷”。《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帝俊生后稷”。如上所说，帝俊也是商人的氏族祖先神和心目中的天帝，在甲骨文中鸟头人身。天帝“俊”的出现，说明随着父系社会和部落大联盟的出现，太阳神崇拜已和男性生殖崇拜结合并形成为宇宙万物生命之神。众所周知，稷即是我国远古农业神，又是周人始祖神和祖先神。稷的左旁“禾”象征农作物，右旁下夋（鸟、太阳）象征生命神灵，而上田则是人头之形。原来，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生命之液即‘精’交媾时出于性器官，平时积聚于大脑。故男性生殖器与脑袋均是生命的象征，可以互换（《黄帝·素问》说：“头者，精明之主也”；《灵枢·精脉篇》也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因此人们把脑袋称为“天灵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81年发表于该年《文物》第1期的连云港将军崖的“大头禾人”岩画（图五，图版右下）。 它的身躯是禾杆，头却是人头而且很大，两眼有神。看来就是原始的谷神了（有些头好象是旁落在田间，其实不是被砍下的，而是有待生长壮大的禾苗）。再看甲骨文的峻字：左为“田”（大头）；右为跪立之人，或无头，或头部呈谷穗断残之形，其义与大头禾人图可谓一脉相承。（注：参看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页注①，515—539页，图六。） 徐旭生记载了至今陕西渭水附近地方还供奉一种叫作“后稷头”（俗称“大头爷”）的农神，大脑袋，仅有头，无身躯。（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世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增订本44页。）可说是这一远古观念的“活化石”。
至于帛书的秋季神“玄司秋”，其神像是双首的四足爬行动物，双首类似龟头，即所谓“翏黄难（通能）”，其名“玄”，乃玄冥的简称，应是水神玄冥。据《国语·鲁语》称“冥勤其官而水死”（勤于其官职治水而死）。《山海经·海内经》、《楚辞·天问》、《墨子·尚贤》均载鲧因盗取天帝的“息壤”来治水，结果被处死。可见冥即鲧。《国语·晋语》和《左传·昭公七年》又载鲧被处死后化为黄能，入于水中。《尔雅·释鱼》：“鳖三足，能。”（能后误为熊）帛书称秋季神“玄司秋”为“翏共难（通能）”，“翏”即“戮”，《国语·晋语九》韦注：“陈尸为戮”。可知它指的是被杀的鲧。我们知道，黄帝号轩辕氏，“轩辕”即“天鼍”。在古器铭中天鼍二字是为一体：天在上，鼍在下
《国语·周语》中周人自称其远祖为天鼍，犹言出自远古的黄帝族。（注：向乃旦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64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962年版第 68页。）可见，这个秋季神是由远古的龟鳖图腾演变而来。至于帛书的冬季神“司冬”，其像人体正面站立，巨头，方面，大耳，头顶有并列的两根长羽毛，上身穿着黑色短袖，两手握拳左右张开，口歧舌左右成直线。看来应是能使巨螯的北海之神禺强。《山海经》的《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均载：北方有神人禺强：人面鸟身（或称黑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灵龟为之使。《庄子·大宗师》称它和黄帝、伏羲等一样也得到“道”，“立于北极”。据《山海经·海外北经》禺强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礼记·月令》也称“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如此看来它也是由龟图腾和“北斗崇拜”的演变而来（有人说禺强是黄帝之孙，可能是向北方发展的黄帝族）。它头顶有羽毛和人面鸟身，说明和日鸟神话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楚帛书的四季神与《礼记·月令》所载不尽相同，但太皓、少皓、炎帝、黄帝、颛顼等远古氏族生命神与保护神，都分别演变为农业生产的四季神，却是一致的。《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四季神分别是“句芒”、“朱明”、“后土”、“蓐”、“玄冥”，也大同小异。据新华社1997年1月9日电报道：陕西北部神木县新出土画像中的“春神句芒”和“秋神蓐收”则又具特色：春神人面鸟身，左手捧红色日轮于胸前，右手持矩，足下与身后各有一条青蛇；秋神也是人面鸟身，右手捧白色月轮于胸前，左手持规，耳部有蛇，足下和身后各有一只白虎。我们知道：蛇、虎也是我国远古时代的图腾。如果说，楚帛书四季神像的秋季神与日鸟神话没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这里的秋神人面鸟身可说补充了这一环节。这就说明：四季农业神在华夏大地是很普遍的，而且还有地方的色彩，但都是由太阳神演变而来，并与原始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