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增长问题与增长转变——国外学术界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金砖论文,观点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发达经济体整体陷入泥潭，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危机深重，同时，高速增长的金砖国家经济也呈现出普遍疲软和减速态势。2012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8%，创下13年之最低；印度的增长率也从7%以上的高增长率下降到5%，创5年来最低纪录；巴西2012年增长实绩仅0.9%，低于上年2.7%的水平，更远低于2010年的7.5%，其在全球经济大国中的排名也从上年度超越英国进入前六到被英国反超而退居第七位，俄罗斯的增长率从上年度的4.3%下挫至3.4%，不到危机前2007年的8.3%的一半，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从上年的3.5%下降到2.3%。整体上看，2012年金砖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约6%，比2011年6.5%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7%的平均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金砖国家其他多项指标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股市整体表现较差，特别是南非、中国和巴西。2012年金砖国家货币除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3%（增幅小于2011年的4.7%）、俄罗斯卢布上涨5.7%之外，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兰特对美元均出现贬值。2012年金砖国家在外资流入出现下降的同时，资本外流较为严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出现小幅下降，俄罗斯吸引外国投资总额为1545.7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8.9%。印度外资环境出现逆转，吸引外资出现大幅度下降，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2011-2012财年，商品贸易账户赤字由上财年的1304亿美元扩大至1897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782亿美元。而且，印度出口西方的服务、劳动力海外收入以及热钱流入等弥补贸易赤字缺口的3个渠道都在枯竭。中国、印度、巴西债务水平在提高。金砖国家整体国际竞争力也出现下降，在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除巴西之外的其余四国排位均有所下降。
金砖国家经济光芒变暗引起国际机构等的担忧和负面评价。穆迪2011年11月9日发布报告下调南非长期外币和本币债务评级前景，由“稳定”降到“负面”，原因是南非经济增速将低于政府预估值，同时失业率高达25%，社会紧张情绪加剧，预算赤字占GDP比率高达5.5%，电力短缺，中期经济增速不足以应对高失业率，社会不稳定性增高，政府削减财政赤字和维持现有公共债务水平目标有难以实现的风险。此外，南非矿产、银行等部门国有化争论也会降低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导致人员外流和资金外逃，提升政府债务风险与债务成本。①鉴于印度预算缺口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8%，高于欧洲的葡萄牙（4.2%）和意大利（3.9%），2012年6月标普下调了印度主权信誉，并警告印度有可能在金砖国家中第一个失去投资级别信誉。2013年4月惠誉和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誉评级，警告中国有债务危机和经济硬着陆风险。
同时，国外学术界对金砖国家增长势头逆转、金砖国家增长弊端及其缘由也多有关注。印裔美籍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2011）指出，事实证明金砖国家最近并未持续显著崛起。金砖国家跨越国界的影响力依然很小，其经济继续发展都面临着国内外的挑战，后者削弱了它们在国际甚至地区舞台上展现力量的兴趣与能力。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难以想象。印度中央政府受地方和地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掣肘，没有多少制定外交政策——说实话任何政策——的空间。印度的增长率在下降，其货币是亚洲所有国家中表现最差的，外资增长速度在放缓，政府政策在民粹主义和彻底瘫痪之间摇摆。②巴西学者毛罗·圣塔亚马（2013）也指出，金砖国家德班峰会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与前四次峰会举行时相比发生了某些不利的变化，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③还有一些批评认为，“金砖完蛋了”、“金砖失色了”、“金砖破碎了”、“金砖难当拯救西方和世界的角色”、“BRICS仅剩下了‘C’（China）”等。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出了什么问题？症结何在？未来金砖国家还能否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学术界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及增长模式本身产生了普遍质疑。
二、对金砖国家增长方式的基本评价
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的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后遗症，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际竞争力减弱等反常表征，显示出其在21世纪前十年的赶超增长模式存在明显弊端和内在缺陷。
1.金砖国家增长方式落后表征
（1）过分依赖资源禀赋投入，科技进步贡献度偏低
有观点认为，金砖国家过分依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发展。中国、印度等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美国学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2008）认为，金砖国家依靠禀赋优势实现快速增长（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高投资）。中国一直偏重投资驱动经济，30年来的投资波动区间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至49%，远远超过美国的19%、日本的24.2%、欧盟的19.9%，巨额投资成为驱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车间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11月28日、2013年4月15日分别发布的中国投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过去20年间出众的经济增速与长期保持大规模投资有关。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断提高投资增速，使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投资过剩程度达到GDP的12%～20%。由于中国的高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内高储蓄，虽然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较低，但投资成本代价较高，而且在扭曲不合理的金融机制下，相应成本均通过各种隐性财富转移形式被分摊至其他各经济部门和广大居民身上，实际上形成了居民及中小企业对大企业进行补贴和财富转移，居民承担了中国为高额投资进行融资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占每年GDP的4%。由于大企业被赋予了融资优先权，中小企业为获得资本所支付的价格更高。当其他国家过度投资的高额成本通过银行资金压力或外汇市场危机形式爆发时，中国经济危机则可能发生在脆弱补贴系统的某一个环节。由于投资边际效应递减，未来要保证同等的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大量的投资，所以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⑤印度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城市化和工业化投资，其投资率达36%。俄罗斯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开发与投入。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的研究显示，自然资本占俄罗斯国民财富的比重为83%～88%，生产资本占7%～10%，而人力资本只占5%～7%，相比之下，G7国家三者的比例大致为10%、20%和70%。而比较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结合形成的再生资本指标，俄罗斯更是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个差距体现出俄罗斯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⑥
一些研究显示，金砖国家增长方式落后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较低。金砖国家的创新能力、研发投资、创新人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创新成果等均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从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对企业的渗透率这一反映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看，美国达到80%，德国为60%，日本为65%，法国为40%，韩国为35%，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均在20%及以下。一般认为，金砖国家产业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业为主，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底端，工业增加值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一般为25%及以下，发达国家一般在35%及40%以上，如200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6.5%，比美国低18.4个百分点，比日本低7.49个百分点，印度也只有20.07%。⑦西班牙学者拉蒙·福尔卡达、帕诺斯·穆都库（2011）等指出，在2005-2010年间，创新对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平均介于25%～30%之间，不到发达经济体平均70%以上的创新贡献率的一半。金砖国家的创新指数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处于中下游的位置。今天，中国生产了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商品，但那是美国传统工业转移到中国组装的结果。中国经济仍然是仿造经济，创造新知识的潜力尚显不足。⑧
美国学者阿迪·伊格内休斯（2012）指出，过去十年，中国政府拼命强化研究开发，试图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但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依旧只是利用外资企业的最新技术，制造装备和零部件组装产品，然后出口。中国汽车市场还是由外资厂商掌控，中国厂商只能通过模仿外资汽车、生产低价车来抢占市场份额。2012年初《哈佛商业评论》发布的一项对全球商界领袖的调查显示，中国创新力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认为谁是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中，美国46.3%，排名第一，中国只有10.4%。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10年中国将无法通过创新来引领世界经济。大部分受访者不认为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创新来源，认为印度最具创新力的受访者也只有6%，而巴西更低至2.2%。金砖国家尚没有能与联邦快递（Express）或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微软、谷歌、苹果、沃尔玛等相抗衡的企业。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汤森路透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中无一上榜，在全球品牌100强中也没有一个金砖国家的产品。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全球，但专利质量及影响力不足，而且海外专利申请及获批数量过少，“专利申请的全球性”指标中中国企业连续两年无企业入榜。2011年7月5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印度工业联合会等机构发布的“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也显示，在125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排名第62位，俄罗斯排名第51位，巴西和南非排名也在50位以后，最好的中国大陆地区也只排在第29位。金砖国家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显示出金砖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足的事实。⑨
（2）投入产出比差，环境保护乏力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能效不高、污染较为严重是金砖国家技术水平低下、增长方式落后、增长可持续性不足的体现之一。美国学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2008）指出，依靠高投资和资源出口驱动的经济也是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如中国的高投资运动中产生了大量的不合理投资、浪费以及寻租腐败，而俄罗斯寡头垄断下的能源资源型出口经济中也同样腐败严重，分配严重不公。金砖国家过分依赖资源消耗，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后劲乏力，可持续性低，在为其众多的人口提供新鲜空气、干净水源和疾病的防治等诸多方面也均面临空前的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单位产出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倍左右，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分别排在第一、三、四位。⑩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2012）指出，几十年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导致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赤字。中国高涨的碳排放不仅导致了环境灾难的激增，还对濒危物种造成了威胁。中国生态足迹是其人均生物承载力——自然资源再生及吸收碳排放的能力——的2.5倍，即中国消耗资源的速度是自然资源恢复速度的2.5倍。大量燃煤造成的碳足迹仍然是中国生态足迹中比重最大的部分，而且情况日益严重，碳足迹占中国生态足迹从1961年的10%上升到2008年的54%。中国今天在消费、生产、投资、贸易以及经营其自然资本方面的选择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中国应当增加在环境保护上的政府开支，进一步发展绿色经济，推行更加坚决的减少生态足迹的战略。（11）安德鲁·斯蒂尔（2013）指出，2013年1月中旬北京出现的严重空气污染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其依然因循高投资、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技术进步推广不力的结果。权威数据显示，北京PM2.5颗粒来源中来自机动车排放的份额占22%，上海占25%。汽油质量标准偏低，大部分城市现行的国三标准的含硫量标准为美国的5倍、日本的15倍，柴油含硫量则为欧日标准的30多倍，而国四、国五标准的油料则因成本分摊无果、政府动力不足等原因一直拖延。许多学者认为，此次北京空气污染堪比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凸显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治理污染并非易事。（12）空气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到北京乃至中国的投资环境质量。新加坡人力资源咨询师巴托罗尼发现，招聘外国高管到北京工作开始变得困难起来，有些人开始拒绝到北京工作，因为其家人不愿在北京生活，这导致在北京生活的职位津贴进一步上涨。与上海和香港相比，招聘在北京工作的外国高管需要多付出10%～15%的成本，一些外国公司开始搬离北京或者不再考虑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13）
虽然巴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2008年以来各地大量鱼群死亡的报道不绝于耳，旱涝频发引起了数百万巴西民众出现腹泻、疟疾、登革热和脑膜炎等一系列疾病。巴西专家认为，工业发展、汽车和城市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基础设施落后是主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空气污染品质研究报告显示，巴西城市平均污染水平比可接受的标准高出两倍，空气品质恶劣全球排名第44。巴西多数地区的城市污水都是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流之中，也没有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城市贫民窟的居民普遍缺乏环保意识，政府管理不到位，城市污染也在不断加重当地的旱灾和洪灾灾情。（14）
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也非常严重。大约有65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空气污染超过安全标准的地区，很多地区的饮用水也没有达到安全标准，土地越来越贫瘠，森林大火频发，环境因素导致俄罗斯每年有30万人死亡，远远超过了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政府环境保护经费大幅度下降是重要原因。（15）研究显示，2004-2006年在印度全国13个地区进行的长期监测及分析显示，空气样品中至少含有45种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的化学物质，其中28种有害物质的含量比美国标准最高竞超出3.2万倍！长期呼吸这种有毒空气，患各种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几率大增，有数百万人面临“中毒”危险。（16）
（3）经济增长失衡，结构不够合理
一些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经济结构扭曲失衡突出。詹姆斯·萨福特等（2013）指出，近期新兴市场表现不及发达市场令人不解。仅2013年前4个月新兴市场股票跌幅就达6.5%，较发达市场股指低了整整1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表现黯淡显示这些市场的问题并非只是周期性，而是根据过时的周期性工具与策略进行资产结构配置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这样一个事实。
金砖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因国而异，中国消费发展较慢，过度依赖投资，消费不足以形成可与之抗衡的力量。社会保障乏力以及储蓄工具过少，迫使中国家庭储蓄过多、银行体系无法配置这些储蓄。因此，银行体系构成风险，而低质量投资还在继续享受补贴。俄罗斯和巴西两国都专注于生产中国所需的自然资源产品，两国制造业滞后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高速投资的副产品，两国经济都有些像染上经济学家所谓的“荷兰病”。（17）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戈罗夫宁（2012）认为，由原料部门和开采部门主导的落后的经济结构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原材料和燃料出口占到俄罗斯出口的80%，而机电产品占比不到20%。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来自这些初级部门，这样的结构是与崛起中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潜能不相称的，也与全球农业、矿业和能源产品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已经从2/3跌至1/4的结构价格变化趋势相悖。这种单轨增长方式使俄罗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抗外部风险力弱，因而难以指望其产生足够动力驱动经济稳定崛起。（18）WTO 2009年11月发布的《南非贸易政策报告》警告说，高通货膨胀率、汇率波动性、原材料和中介材料价格上涨致使南非制造业成本上升、竞争力削弱、电力供应紧张等都是短期内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教育水平低、高失业率、贫困程度高、公共服务昂贵而低效、艾滋病高发、犯罪率持续上升等结构性问题也在威胁南非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加大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开放服务领域，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19）
（4）高速增长蕴含风险，发展可持续性低
一些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的发展蕴含着风险，如中国巨额投资不仅造成了巨大浪费，而且还积聚了极大的风险。尼古拉斯·拉迪（2011）指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主要建立在巨额投资和净出口的传统增长模式基础上，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降低，以及全球经济因自身低迷很难再为经济扩张提供足够强大的外部支持，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打击足以降低中国出口型制造业基地的竞争力并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创，政府也无法阻止大多数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地减弱。（20）加拿大学者琳内特·翁（2012）指出，中国支撑表面繁华景象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战略。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随后以出售或出租同一块土地赚取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利息。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经济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上升来运转。房价和地价大幅下跌将很快引发一场财政或银行业危机。中央政府和银行监管机构一直不知道地方政府堆积了多少债务，直到中国审计署认定，截至2010年底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不过这仍低于私营机构分析师认定的数字。地方政府偿还贷款利息的能力依赖于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以及经济的繁荣，但这两个因素都不会想当然地维持下去。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21）美国学者努里尔·鲁比尼（2012）分析道，中国过去习惯用固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来获得10%的增长速度，现在这一比例不得不提高到近50%来实现9%的增长率。中国投资增速从20世纪80-90年代的36%上升到2000-2008年的40%，2010年的49%，而经济增长率却从过去30年的10%放缓到最近的9%之下，因此，中国30年间投资回报率下跌了近40%。简言之，中国需要越来越频繁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达到一个和过去增长水平相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接近国内生产总值50%的水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去消化占国内生产总值近50%的投资，并再用于新的资本投资，而最终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NPL）和公共债务激增的问题。最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2013年后中国经济硬着陆。（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认为，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期的延长可能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内部经济失衡，其过剩产能还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如果该国政府打算在未来几年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的话，那么出现不稳定的风险就可能加剧。（23）
墨西哥经济学家亚历杭德罗·纳达尔、印度学者阿米特·巴杜里（2010）指出，最近10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8%，被视为很多国家的榜样。但实际上印度是一个病态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的破坏有增无减，是一种掠夺性增长。印度在向外资敞开大门的同时也向后者出让了开采业、林业和旅游业的开发权，导致很多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的、容易获得贸易财富的土地遭到掠夺。将很多土著居民土地出让给开采业和旅游业的大型企业是印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最暴力的特征之一。印度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日益恶化，目前42%的人生活在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之下，75%的人生活费在每天2美元之下，而且现有经济模式无法改变这种扭曲的分配结构。（24）美国学者达尼·罗德里克（2011）指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已经占据了全球半壁江山。但它们真的能够独自支撑起全球经济吗？金砖国家等拥有素质相对不错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丰富，且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基础设施市场庞大，正是这些因素保证了其对西方资本的吸引及经济发展初期的高速腾飞。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头十年发达国家的高增长带动了全球贸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然而这种依靠大量资本堆积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外力带动的时期是十分罕见的。这种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弊端就会相继暴露：廉价劳动力资源出现短缺现象，需要资金和时间去储备新的劳动力，资源挖掘到一定程度后发展潜力和空间缩小，西方投资者开始转移投资方向，寻求新的发掘市场，以期收获更高利润，外资撤退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失速，陷入原地打转的窘境。与其称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说这是当今全球资本转移规律和经济发展必然的结果。（25）
2.金砖国家增长方式落后因素分析
国外学术界考察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中各种表层问题后，对照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效能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的原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1）过度强调增长高速度与规模扩张，轻视增长质效性与持续性
有研究观点认为，金砖国家等极力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往往片面追求短期增长高速度，经济规模快速扩张，而对增长质效性、长效性和有效治理性等重视不够。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邓金（2012）指出，后发国家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而陷入不惜代价加速发展的冲动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普京的经济翻番计划、印度的大国梦想及超越中国增长速度的雄心、巴西的加速增长战略、南非的增长规划等均是其突出表现，中国、印度这样人均水平相当低而大国抱负很强的国家加速赶超愿望尤其强烈。但是，在加速追赶战略驱动下，往往容易出现不顾客观条件人为创造速度的倾向。而经济增长有其自身规律，其一，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还受发展阶段的制约，发展的起飞阶段增长较快是普遍的事实，但进入成熟阶段后其增长率就难以再保持起飞阶段的增长速度。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追求持续不变的高增长率，则会超乎现实可能性，导致失衡、扭曲甚至破坏。其二，经济越成熟，越要求智力创新驱动，而非传统禀赋资源优势。进入成熟阶段后，经济增长更需要注重质量和协调，即强调优化结构。例如，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增长质量与效率，为此，需要理顺体制机制，调整资源配置，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和管理创新发展的新轨道，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实现更高的福利增长与分享水平。其三，经济稳定持续增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和保障机制。缺乏成本/收益原则与持续发展方法，忽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要求，对资源配置缺乏合理调控，则高速增长难免不碰天花板，甚至出现严重危机。最后，基于上述分析，金砖国家现时的赶超模式是过度使用禀赋资源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是有条件的、有限的、有不足的，随着时间推移，其优势逐渐衰减，无法保证最终成功崛起。因此，金砖国家需要反思自身增长弊端，及时转变发展战略与思路，致力转型与创新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6）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2012）认为，中国、印度等已经步入增长轨道的新兴国家可能会继续享有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称的“后发优势”，但仍可能会遇到长期重大负面冲击。其下行风险是什么呢？一些薄弱点就产生于其增长模式缺陷本身，如中国环境的严重恶化已经引起其他国家以及国内民众的强烈担忧等。（27）
（2）禀赋资源优势衰减，创新竞争力成长缓慢
巴西学者马科斯·科代罗·皮雷斯（2012）分析认为，金砖国家创新滞后源于多方面因素，如创新激励机制与环境不佳，企业家冒险精神不足，探索性教育制度落后、科研成果转化力弱等。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能支撑金砖国家持续崛起。中国劳动力已经出现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外资开始从中国撤离到劳动力充裕而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国的资源开发要么无法稳定增产或者开采条件恶化、成本上升，或者国际行情不稳定导致投资减弱等；印度外包服务业等对就业的拉动并不强，使得这些国家的资源型或者简单加工型、服务型增长动力难以持续发力。（28）美国学者理查德·福罗里达等2012年的研究表明，以发达经济体的标准衡量，中国的人力资本和创意阶层比例仍然非常小，并且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和天津3个“明星城市”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联系又少，它们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在整体上没有惠及其他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整体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似乎与人力资本以及知识资产之间呈现出脱节的现象。所以，在将现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为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相当大的阻碍。（29）
（3）体制机制转变滞后，经济高效运转保障不足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2年10月15日发布的《金砖国家的可持续治理》的报告认为，片面的经济发展战略、任人唯亲的风气和公民社会角色的缺失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金砖五国改革严重滞后可能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潜力。如果继续拖延必要的改革，将会面临积重难返的问题，其经济发展速度将明显放慢。（30）2012年6月12日标普警告要将印度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到非投资级别，一个增长势头良好的新兴国家缘何忽然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呢？印度学者古尔恰兰·达斯、库马尔等（2012）认为，表面看是政府大量举债，放任高通胀，财政赤字巨大，卢比贬值，实则是印度政府陷于瘫痪、腐败以及一系列关键改革停滞，私人企业受排挤、腐败严重导致国内企业愤怒，投资者却步，工业缺乏竞争力。同时，反腐运动令人们对资产负债表背后是否藏着赃钱感到不确定。印度要想向前发展，必须实行重大改革。（31）詹姆斯·萨福特（2013）的研究表明，俄罗斯过于依赖国有产业，由僵化的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巴西补贴放贷也导致资本配置不当；印度利率和汇率的市场主导程度相对较高，但也面临就业灵活性差、政治体系不透明和缺乏凝聚力等问题。金砖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去五年或许浪费了进行深度改革的机会，现在可能面临一个艰难选择。（32）
（4）外部环境恶化与危机冲击加剧，金砖国家经济稳定内控力不足
国外学术界认为，金砖国家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近年来，作为金砖国家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美国经济低迷、欧元区经济危机重重，对金砖国家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等造成了很大冲击，进而拖累了经济增长。比尔·康涅利（2011）在展望中国2012-2013年经济前景时指出，2001-2011年间，中国外汇储备从1700亿美元增长到3.2万亿美元是重商主义的政策成果。中国面向外需的过度投资模式在外部市场低迷和抵制加剧的情况下，庞大投资形成产能过剩，持续增长难以为继。如中国和印度对劳动密集型经济过分依赖，廉价加工品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接近30%。巴西和俄罗斯对资源型产品出口依赖较大，资源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巴西总出口比例分别高达80%和40%以上。欧洲经济的萎缩使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出口增速和外来投资增长下降。如果美国坠入财政悬崖，将使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因第一大出口国经济低迷而降低1.2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美国及西方各国的发展转型、扩大储蓄和内需以及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再工业化，会对依附其市场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形成压力，降低其增长动力。如美国私人部门储蓄率已由2007年的负值上升为2009年的7%，美国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减少消费600亿～800亿美元，这将对主要面向美国等发达市场出口的金砖国家的发展模式（美国、欧盟市场占中国、俄罗斯、巴西的出口比重均在40%）产生巨大压力。（33）
多国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现时的增长模式尽管有各自的特点，但面临共同的缺陷，这些缺陷威胁到其持续快速增长。美国学者多米尼克·威尔逊（2005）指出，金砖国家，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以高油价为基础，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上的话语权却很小，因而经济很不稳定。巴西因为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这使得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相当困难。在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下，原本竞争力较强的印度软件外包业无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需要解决如何通过金融体系提高资本分配效率，以及应对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印度的困难是如何解决中等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同时要保证政策的有力和连续；巴西需要解决境外和公共债务不断增长的问题；俄罗斯过分依赖资源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严重问题。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将使全球原油年需求增长比过去20年估计的高出2～2.5个百分点。这对金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葡萄牙学者曼努埃尔·比尼奥（2012）指出，当接近技术界限和面临要解决的其他挑战时，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自然会减缓。未来10年中国面临向更少依靠高投资率的发展模式转变和避免巨大的能源依赖，以及保持环境平衡和维护社会和谐等巨大挑战，能否解决这些挑战，转入正常的增长轨道，是“21世纪属于谁”这个问题的答案。（34）
总体上，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金砖国家在21世纪前十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成就，但这种成就并非建立在科技进步、结构合理基础之上，各国情况有所区别，增长速度也并不相同，经济增长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并不一致。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最高、规模最大，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也最为复杂和矛盾。总体上，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较轻，中国和印度最为严重，南非居于中等水平。但五国均有必要调整增长战略，创新发展模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三、国外学者对金砖国家转变增长方式的建议
国外主流观点认为，在外部环境不佳、既往增长支撑力衰减、内部增长潜力收窄的语境下，培育新增长力成为这些国家急需破解的难题。金砖国家未来的赶超发展前景完全取决于其推行改革、转变增长方式的力度和成效。国外学界同时也承认，尽管面临挑战和危机，但只要金砖国家注重增长转型，促进调整和革新，就有可能保持长时期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金砖国家如何转型呢？多数学者在分析金砖国家增长弊端基础上，对这些国家创新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1.调整发展思路，注重长期持续发展
国外学者认为，金砖国家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战略和思路，从片面强调增长速度、经济规模扩张转向注重增长质量、均衡性和持续性。英国学者马丁·沃尔夫（2012，2013）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维持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以及实现大的结构转型也更加困难，中国应该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实现再平衡，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经济发展重心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控制投资，更多地依赖于消费的发展转型要求，在金融体系、公司治理、权力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中国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市场为基础的、规制比较好的，同时又是尊重国际经济秩序、基于多边原则的符合中国利益的制度。这样的设计能够给中国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来帮助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另外能够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跻身为强国之列，不会再依赖于出口或者原材料低端发展模式。（35）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戈罗夫宁（2012）强调，俄罗斯需要重新思考为了追求政府预算收入及居民收入提高和短期经济繁荣而过度谋取资源开发和出口的发展思路，当心“资源红利”变为“资源诅咒”，与挪威、沙特等人口小国、能源大国不同，俄罗斯人均1.5吨左右的年度石油出口无法支撑俄罗斯从中低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俄罗斯只有从能源经济走向智力经济才有出路。（36）
2.加快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国外学者认为，传统的禀赋资源优势是有限度的，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短缺的大国，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要支撑其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若干个地球的资源。因此，金砖国家需要加快技术创新进步，从要素投入驱动型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型增长，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追赶。莱斯特·布朗等（2006）指出，金砖国家近30亿中低收入人口向更富裕社会的迈进，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也使全球资源面临巨大挑战。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生产—消费模式来实现这一庞大群体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将对地球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压。在日益融合的全球经济中，所有国家都在竞相争夺石油、粮食和铁矿资源。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充斥着一次性物品的西方经济模式，在工业国家已不再行得通，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不会行得通。为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建立新型经济。不幸的是，转变速度还不够快。（37）美国学者马修·布罗斯（2013）也强调，到2030年时全球人口将达80亿，同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粮食的需求量将上升35%，能源需求量将上升50%，近半数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地区，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技术革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应予以充分重视。（38）达尼·罗德里克（2012）指出，现有增长模式不能持续支撑金砖国家的高速发展和成功崛起。因而，加快增长转变是金砖国家不容回避的选择。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以及新技术成果等供给因素。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其重要性远比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更为重要，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作为技术创新后发国家和对增长速度和持续性具有更高诉求的金砖国家，这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五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升级的核心和关键。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主要取决于其通过改革与开放、吸引外资弥补技术差距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金砖国家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增加新兴行业的就业人口，使生产政策有助于结构转型的实现。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将主要取决于加工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这些均要求巨大的技术进步。（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室主任马科斯-特洛吉（2012）强调，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再取决于它们能如何有效地适应世界经济，而是会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经济。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从成功的当地含量提供者（local content provider）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知识和创新枢纽。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其“当地含量主义”政策转化为发展知识和创新的跳板，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未来世界里最具有活力、最繁荣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集团。（40）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12）强调，从投资角度看，投资产出正不断弱化。它还没有完全缩小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和幅度就迎来了经济增速放缓的转折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燃眉之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动向多变，过多依赖资本的注入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是难以预料的风险。只有通过创新，降低获得资本的成本和融资成本才能进一步加强内需，使经济更富活力。中国需要改变生产大量低价产品并销往全世界的现状，要以质量取胜而非价格，这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41）
如何将创新落到实处？首先，需要改革科技体制，形成创新文化。俄罗斯学者维克托·苏皮扬、西班牙学者拉蒙·福尔卡达和帕诺斯·穆都库（2011）等都认为，要推动创新发展，中国等国要改变企业总体缺少研发先锋产品的信息、自由和激励措施的现状，需要构建创新所需要的自由思想及尊重、奖励发明家和创新者的文化氛围。而这需要深刻的科技体制机制变革。（42）其次，构建企业创新微观激励机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威廉姆森（2013）指出，目前金砖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利用有限的资源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但因停留在国际市场底部，得到的始终是微薄的利润。金砖国家急需进入下一个价值更高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公司大多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成本效益，需要并可以通过价值增值来增加利润。要勇于探索新科技、知识和品牌，参与国际化竞争，力争从低端市场走向高附加值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进发才能使金砖国家的公司成为长期成功的国际化企业，反过来，国际化竞争也有助于金砖国家的企业创新发展。（43）美国学者维拉穆利·罗摩克里希（2013）等则强调，培育创业家精神是创新发展之根基，创业家是一切大型经济体的活力源，需要把伟大的企业家创业摇篮作为经济增长的良方。与公共支出这一创新初始推动力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多样性的容忍”，而这种多样性的形成需要“引入高质量的教育机构”。（44）
3.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再平衡进程
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存在扭曲和失衡，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相互推高，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改善内部经济治理并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贡献的基本要求。俄罗斯学者T.格林金娜（2012）指出，近十年来俄罗斯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上升，而非技术进步的结果，因而其内在稳固性严重不足。2009年经济大幅度衰退就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经济模式的缺陷和遭遇资源诅咒报应的事实。切实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驱动力，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迫切任务。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中国也面临类似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的挑战。中俄两国均需要在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任务异常艰难，两国可以交流经验，相互借鉴，以降低改革转型、创新发展的成本。（45）达尼·罗德里克（2011）强调，有关金砖国家等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将为步履维艰的富国目标作出重大贡献并确保全球经济稳步增长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最近的推算，而忽略了重大的结构性限制。亚洲少数国家成功实现的那种持续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规的宏观经济及开放政策，还需要以积极政策来推动经济多样化，并促进传统农业和非正规活动、低生产率活动向生产率更高的活动转变的结构性变革。它需要将经济中的劳动力引入诸如正规制造业等处于上行趋势的行业，这种结构性变革很少是独立市场力量的结果，而通常源于从公共投资到补贴信贷，从本国含量要求到低估的货币等很难管理的非常规产业干预政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及时升级转型，这是经济体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必经之途。加工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持续发展要求更多的私营企业能够在新兴领域进行大量的创新投资，这样将不仅有助于结构转型的实现，而且还会增加新兴行业的就业人口。（46）
4.降低外部依赖，增强内生增长力
一些观点认为，金砖国家总体上对外部、特别是对发达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包括对资金、货币、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得金砖国家对源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经济危机冲击波的抵抗力大打折扣。这些新兴经济体要稳定、持续发展，就要重新平衡自身经济，重点在于更多关注消费，更少关注出口。正如马科斯-特洛吉（2012）所言，当全球资本主义挣扎着试图在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时，即在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背景下，开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纳基于所谓“当地含量主义”理念上的工业和贸易政策成了世界经济一个强劲的新潮流——它远远超出了所谓“货币战争”的范畴，而意味着世界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竞争力冲突”阶段。最近欧美国家显著地朝着“当地含量主义”（如美国扩大制造与就业）转向的趋势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并对金砖国家依靠扩大对欧美市场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敲响警钟。（47）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2）也建议，中国等国转变发展模式的路径是要在继续支持增长的基础上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分享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度。所有人都需要勇气和共识去进行变革，坚持而不放弃。如果中国进一步实施经济改革，人民币或将在未来成为世界储备货币。（48）
5.深化体制机制变革，提高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
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需要良好的机制保障。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2013）指出，中国必须进行长期改革毋庸置疑，但是怎么改尚无确切消息。如果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选择“生态文明”这一新发展思路，注重再生能源，开始实施刺激生产性投资的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将为国家开辟一条通往全面快速增长的通路。选择这条道路将使北京超过华盛顿而成为新的世界领袖。（49）达尼·罗德里克（2012）认为，作为后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产业转型的困难在于，如何培养非大宗商品行业的竞争力，以消除“大自然的馈赠”对汇率和资源配置的不利影响。而中国、印度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面临的困难在于，制造业要求的技能和资本已经提高了，市场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也在改变。发展高生产力的服务业需要劳动者掌握复杂的技能，要求有更好的制度基础准备。新兴市场的增长将比过去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情况。服务行业和新兴产业的繁荣需要更好的创新环境，要求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国企垄断，抑制寻租腐败行为的滋生，降低私营部门进入服务业的门槛，给其更多的发展空间。因此，金砖国家等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从习惯于管理比较简单的、见效快的实物经济转向要求更高、增长成效慢的服务经济。为此，中国国内现在必须做出的调整也因此比危机前更大。（50）
金砖国家该如何改革呢？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1）改革国有企业，加强市场公平竞争。国际公司治理基金会总裁彼得·蒙大里昂（2010）认为，目前金砖国家的很多公司已经意识到公司治理创新的优越性，但保持高质量的公司治理依然伴随着诸多困难。如中国股市大多数上市公司依然由国家控制，这对保护小股东权益带来巨大问题，在家族或经纪企业主导的公司里也遭遇类似的麻烦。金砖国家公司法制的不健全使得公司治理问题尖锐化。改革、创新、构建符合世界基本标准的公司治理框架体系，有助于推动金砖国家有效的公司治理，并吸引投资进入。（51）
（2）放松政府管制，建立创业激励与资源高效配置的良好环境。美国学者蒂洛·哈内曼（2012）指出，中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放松产业政策管控并给予它们更广泛的海外试验空间。中国政府需切实全面改革对外投资流程，深化国内政策改革，与国际商业规范接轨，减少对企业的资本管控和繁冗的海外投资审批手续。这样有助于中国扩大对外投资，更严谨透明的企业管理制度也将使中资企业更易于进军发达经济体。中国还需要考虑优化赴海外投资的企业类型。国企作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向来享受更多的政治支持，更容易获取资金和更快通过投资审批，但国企对外投资经常引起外界的政治顾虑，而民营企业不仅有益于缓和这种担忧，还能增强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52）美国学者玛丽亚·里普曼、尼克雷·彼特弗、克里夫德·盖迪（2011）等指出，尽管普京于2012年5月高调重返总统岗位，但他一手打造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已无法适应俄罗斯的新时局，今后十年间俄罗斯可能遭遇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等各类挑战。除非普京寻求改革或大幅调涨石油和天然气的租金，否则俄罗斯未来经济不容乐观，2012年后俄罗斯经济将不会享有过去的增长水平。（53）
经合组织专家安格尔·古利亚（2011）指出，尽管在许多方面已取得进展，俄罗斯还未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高水平的人才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契机来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和应对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因此，俄罗斯必须通过健全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改善商业环境、优化社会政策和提高社会效率，进一步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54）意大利学者布鲁诺·塞尔吉（2012）指出，俄罗斯整体政治经济环境对私人创业支持乏力，而且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也很落后，政治环境不稳定，同时经济犯罪普遍、寡头政治、财团垄断，这些都阻碍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能源业的支撑，经济成长无法实现。中国现在面对巨大的转型风险，还没有完成双轨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系没有起到帮助私营企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政府也没有建立起保障中产消费社会的福利基础。今后，中国除了必须加快技术进步、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外，还需要制度革新；应该创造更加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商业环境，继续壮大中产阶级，建设能够促进中产社会成长的社会福利安全网、全国性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中国改革已经没有石头可以再摸着过河，也没有外在模式可以提供多少借鉴。（55）
俄罗斯学者维克托·苏皮扬、西班牙学者拉蒙·福尔卡达、帕诺斯·穆都库（2011）认为，要推动创新发展，需要改变企业总体缺少研发先锋产品的信息、自由和激励措施的现状，需要构建创新所需要的自由思想及尊重、奖励发明家和创新者的文化氛围。而这需要深刻的科技体制变革。（56）卢克·约翰逊（2013）认为，官僚主义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桎梏。繁琐的审批程序及沉重税负会压垮众多的中小企业。（57）
（3）改革金融体系，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詹姆斯·萨福特等认为，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财政刺激政策与货币宽松政策只会加重已有的失衡情况，其对低质量低收益投资的依赖程度只增不减，为未来埋下更大祸根，使金砖国家应对挑战的能力随时间推移而受到削弱。在景气下滑时，即便幅度温和，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将会难上加难。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一段从投资向消费的暗含着很高风险的漫长结构转型。（58）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2012）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保持持续高增长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构建一个国际级的资本市场。一个更加开放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有可能使人民币变成一个更加由市场决定的货币。金融方面需要更多的问责制、更多的透明化，还要在收入、融资等方面有更好的平衡。（59）
四、总结与启示
前面的分析显示，金砖国家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增长变化趋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世界经济转冷，金砖国家曾经的高增长也遭遇明显挫折，国外学者开始对以往金砖国家的高增长动因及内生弱点进行反思和深刻剖析。总体上，国外学术界对于金砖国家的增长及增长方式评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外学者日益重视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普遍认为，金砖国家的高增长出现震荡与其增长方式不够合理有密切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负面冲击，金砖国家肩负着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和平衡增长的重任，并体现出了这种潜质。但近几年来金砖国家本身经济增长大幅度减速引发了国外学者对此前乐观期望的怀疑。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学者开始关注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失速背后的增长动力源泉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了。
第二，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关注最多。这与中国既是最大、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也是赶超与崛起任务最重，转型最为迫切、艰难、复杂和典型的经济体有关。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规模经济体，中国自身的均衡、协调与持续增长，对其他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乃至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复兴和繁荣均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因而，中国的增长及增长转型成为国外学术界观察金砖国家增长转型问题的焦点。
第三，国外学术界迄今对金砖国家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尚是初步的和不够系统的。目前，国外学者缺乏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的整体视角，一些结论也是一知半解性的，缺乏严谨性和客观性，个别观点、评价甚至体现出发达国家学者贬低、看空新兴国家崛起前景的心态。目前对金砖国家的研究仍主要基于个人行为，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尚不多见。人们在对金砖国家现象的分析和科学性认知上还存在争议，通常滞后于实践。（60）研究方法也只是简单的归纳演绎，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不足。需要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和创新新时期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与发展理论。
第四，金砖国家学术界和决策界需要重视借鉴“他者”的相关研究观点，并对自身持续增长问题进行严肃检视和思考。一方面，应该更加冷静地对待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观点和评论；另一方面，要更深入地研究各自及金砖国家和整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问题，为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寻求科学对策，探索新时期新兴经济体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发展规律，并为金砖国家促进经济调整、转型、共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服务。中国学术界尤其应该及时跟踪国外学者的评价与建议，汲取其中正确有益的部分，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维持持续快速发展，继续引领金砖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
①http://gb.cri.cn/27824/2011/11/10/3245s3432484.htm.
②Fareed Zakaria，Why Emerging Powers Didn′t Lead in 2011 and Won′t in the Coming Year,http://fareedzakariacom/2011/12/29/a-post-american-world-in-progress/.
③http://news xinhuanet com/cankao/2013-03/26/c_132261875.htm.
④[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崛起的四大国：30亿人的新兴市场》，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
⑤http://finance.qq.com/a/20121130/00391l.htm,http://money.163.com/13/0416/18/8SJRIDJJ002529IR.html.
⑥http://www.lwlm.com/qitajingjiguanli/200903/272092.htm.
⑦http://www.doc88.com/p-035415188962.html.
⑧Panos Mourdoukoutas,Why China Cannot Develop Its Own iPhone? http://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2/02/01/why-china-cannot-develop-its-own-iphone/.
⑨http://finance.sina com.cn/china/20121204/162613893176.shtml,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7/1801780.html.
⑩[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2008年。
（11）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2012年12月12日。
（12）引自[美]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r）2013年1月15日在华盛顿美国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举办的“2013年值得关注的大事”（Stories Watch of 2013）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
（13）[新加坡]黄恩玲：《雾霭遮蔽北京吸引力》，新加坡《海峡时报》，2013-1-31。
（14）http://spzx.foodsl.com/show_1928250.htm.
（15）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26/26/247079.html.
（16）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164513.ht ml.
（17）James Saft,Column:BRICs Hit the Wall-Restructure,or Recycle? http://blogs.reuters.com/james-saft/2013/04/25/column-brics-hit-th e-wall-restructure-or-recycle/.
（18）引自米哈伊尔·戈罗夫宁2012年10月18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时的谈话内容。
（19）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109/15546941340.shtml.
（20）参见 吕 程平：《后危机时 代 中 国经济》，《中 国社会科 学报》，2012年2月15日，B02版。
（21）Lynette H.Ong,Indebted Dragon:The Risky Strategy behind China's Construction Economy,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449/lynette-h-ong/indebted-dragon.
（22）Nouriel Roubini,China's Unsustainable Growth Model:The Rising Risk of a Hard Landing after 2013,http://www.roubini.com/analysis/161268.php.
（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0月10日，http://finance.qq.com/a/20121130/003911.htm。
（24）[墨]亚历杭德罗·纳达尔：《印度“掠夺性”增长方式不可取》，墨西哥《每日报》，2010-7-14，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526937。
（25）[美]达尼·罗德里克：《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始终不确定》，法国《论坛报》，2011-7-27。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IDocumentAction;jsessionid=26C2E169EOD944010826707C2F31BD2C?baseid=l&docno=463795。
（26）引自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邓金（Alexander Denkin）2012年10月访问北京期间与笔者座谈时的讲话。
（27）Martin Wolf,Hopesin Emerging Countries,Finance Times,January 10,2012,http://www.ft.com/intl/cms/s/O/b4366e38-3afb-11el-b7ba-00144feabdcO.html#axzz2TnDN87Wn.
（28）引自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马科斯·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2012年11月在圣保罗中巴高层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29）http://article.yeey an.org/view/174392/263740.
（30）http://blog.sina.com.cn/s/b1og_4edc7a7b0102e9wh.h tml.
（31）Rebecca Byerly,India's Economy Loses Its Luste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South-Central/2012/0214/India-s-economy-loses-its-luster.
（32）James Saft,Column:BRICs Hit the Wall-Restructure,or Recycle? http://blogs.reuters.com/j ames-saft/2013/04/25/column-brics-hit-the-wall-restructure-or-recycle/.
（33）Bill Conerly,China's Economic Forecast,2012-2013:A Business Perspective,Forbes,Dec 2011,http://www.forbes.com/sites/billconerly/2011/12/19/chinas-economic-forecast-2012-2013-abusiness-perspective/.
（34）[葡]曼努埃尔·比尼奥：《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四大挑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16/c_123826690.htm。
（35）Martin Wolf,Two Cheers for China's Rebalancing,Financial Times,http://www.ft.com/intl/cms/s/0/6d5d71c2-7cbO-11el-8a27-00144feab49a.html#axzz2UUarUiwr.
（36）引自2012年10月18日米哈伊尔·戈罗夫宁访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时的发言。
（37）Lester R.Brown,A New World Order,http://www.guardian.co.uk/society/2006/jan/25/china.guardiansocietysupplement.
（38）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Washington,January 1,2013.
（39）Anne-Marie Slaughter,Notes on the Rise of China,http://www.i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8/notes-on-the-rise-of-china/242669/.
（40）http://opinion.hexun.com/2012-04-06/140111063.html.
（41）郑飞、黄佩映：《诺奖得主：中国需要以创新来增强竞争力——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1日，第314期。
（42）Panos Mourdoukoutas,Why China Cannot Develop Its Own iPhone? http://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2/02/01/why-china-cannot-develop-its-own-iphone/.
（43）http://cpc.people.com.cn/n/2013/0522/c83083-21569316.html.
（44）Liz Bolshaw,Kick-Starting the Engines of Growth,http://www.ft.com/intl/cms/s/0/7a20a56e-ad83-11e2-82b8-00144feabdcO.html#axzz2UHi5Emns.
（45）引自T.格林金娜2012年10月18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与笔者访谈的内容。
（46）http://stock.hexun.com/2011-08-29/132893207.html.
（47）Ruchir Sharma,Broken BRICs,Foreign Affairs,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8219/ruchir-sharma/broken-brics.
（48）http://finance.qq.com/a/20120318/000308.htm.
（49）[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2013年为何将成为中国年》，《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2013年1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3-1-11。http://news.china.com.cn/2013-01/04/content_27580523.htm。
（50）John Plender,Emerging Markets Face Harder Climb,Financial Times,http://www.ftcom/intl/cms/s/0/63fbe8b2-ead2-llel-ba49-00144feab49a.html#axzz2UUarUiwr.
（51）Svetlana Borodina,Oleg Shvyrkov & Jean-Claude Bouis(eds.),Investing in BRIC Countries:Evaluating Risk and Governance in Brazil,Russia,India & China,McGraw-Hill 2010,p.9.
（52）Thilo Hanemann,Going Global Starts at Home,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2,2012,http://rhg.com/articles/going-global-starts-at-home.
（5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Russia in 2020:Scenarios for the Future,2012,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12-01/2341115.html.
（54）http://www.oecd.org/document/47/0,3746,en_21571361_44315115_49216431_1_1_1_1,00.html.
（55）参见李蔚菁：《塞尔吉：转型中的中国和世界》，《金融时报》中文版，2012年11月14日，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47475。
（56）Panos Mourdoukoutas,Why China Cannot Develop Its Own iPhone? http://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2/02/01/why-china-cannot-develop-its-own-iphone/.
（57）Luke Johnson,Red Tape Is Stifling Job Creation,http://wwwftcom/intl/cms/s/0/8cae6ee0-a5b9-lle2-9b77-00144feabdeO.html#axzz2UHi5Emns.
（58）James Saft,Column:BRICs Hit the Wall-Restructure,or Recycle? http://blogs.reuters.com/james-saft/2013/04/25/column-brics-hit-the-wall-restructure-or-recycle/.
（59）Nouriel Roubini,China's Unsustainable Growth Model:The Rising Risk of a Hard Landing after 2013,http://www.roubini.com/analysis/161268.php.
（60）[俄]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金砖四国”面临的危机考验》，载李扬主编：《金砖四国与国际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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