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舒尔茨，1962）[1]，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通过普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就业迁移四种形式来完成。然而，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教育投资方面，形成了以教育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健康投资的研究却鲜有涉及。这一方面是由于关于医疗、保健、闲暇、锻炼的健康投资的统计资料不健全，另一方面则与健康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难于测量等特性有关。但是，已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对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试图将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加以对比，以便为健康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素材。
1 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特征
健康与教育共同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必然有其共同的特点。这里我们简述以下四点。
首先，从居民个人或家庭这一人力资本投资主体来看，在健康上的花费与在教育上的花费一样，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经济学大辞典》上解释“通常所说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是指人们消耗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个人生活需要”[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投资定义为“资本形成——获得或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源”[3]。个人或家庭在健康和教育上的花费是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是把人作为“手段”意义上的对象所进行的支出活动，也同时是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消费活动。这就是说，任何以个人自身为对象的活动，都既有当前消费的目的意义，又有为将来获益的手段意义。从对健康的花费来看，它有纯消费的一面，如一日三餐，生病就医，它满足了人们当前的直接欲望和生活需要，使人们感觉更好；它也有纯投资的一面，如卫生保健，增加营养，它可以提高人的健康素质，使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学习和生活，以至将来长期获利或受益。这样，健康投资可以获得两种收益。一种是生理、心理、精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性收益”，一种是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增加的“投资性收益”。把健康视为一种资本品，拥有健康的成本就可以视为资本收益率r与贬值率δ之和，而任何投资的边际效率（MEI）都是递减的，从而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贬值率δ提高，健康资本成本提高，处于MEI曲线与资本成本曲线交点处的最佳健康资本存量（以健康时间或无病时间表示）就会降低（Grossman，1972），[4]（见图1）。据此，我们可以把健康投资定义为对医疗、保健、闲暇、锻炼等项服务进行投资，以恢复、维持、改善和提高人的体力和精力，保持健康水平，并可为投资者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图1 最佳健康存量图
其次，两种投资都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都涉及公共领域，从而会产生企业或政府的第三方投资问题。从教育投资来看，它不仅给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带来直接的货币收入的增加及由于消费能力、理财能力、健康保护能力等的提高而增加的收益，也会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加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收益，这样其投资主体就涉及了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对于健康投资来说，它一方面给个人带来可见的效用及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疾病减少、卫生环境改善又可以使整个社会健康水平提高，国民收入增加。正由于此，各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一般都相应包括对已经出现的各种人体疾病治疗、使人体恢复健康状态的临床医疗，和保证整体人群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公共卫生环境不断改善的卫生防疫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公共卫生维护两大子系统。健康投资的主体也相应由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和政府共同组成。
再次，从投资成本来看，两种投资的投资成本都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成本组成。从教育投资来看，直接成本包括学费、书费、住宿费、交通费及其它比不投资高出的任何费用（如额外的伙食费、住宿费，但不包括即使不接受教育也会发生的日常生活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一个人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劳动收入，而且这一部分占总成本的相当大的比重（舒尔茨，1964）[5]；利息成本则是指因教育投资的收益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获得而带来的利息损失。相应地，对于健康投资，直接成本是指卫生、医疗、保健服务等支出的和购买营养品、健身器材、租用健身运动场地的支出；机会成本则指因为锻炼而放弃其它额外工作的收入或其它闲暇时间等；利息成本就是指因以上健康投资而放弃的利息收入了。
最后，从投资收益来看，健康投资与教育投资都具有投资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而且每个人投资收益的差别与各人的能力、意志等个人特性有关。从教育资本投资来看，除了学费、书费及接受教育所放弃收入的机会成本等物质资本投入之外，个人对于学习的精力的投入也是不同的，即使这些投入都相同，个人的智力、意志力等因素也会对投资的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对于健康资本投资来说，投资的收益既取决于后天通过医疗、保健和增进健康的休闲、锻炼等方式的投资，也取决于先天继承的健康资本存储的最初质量。先天健康资本存量较低的人就需要后天较大的健康投资的补充，而各人不同的生理特征又会使相同的投资产生不同的收益。
2 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联系
健康与教育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必须进行的两种相互关联的人力资本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预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和个人的相对福利（Hunt-McCool，1998）[6]，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的探索。
2.1 健康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两种形式的选择问题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7]的时间分配理论及其后人的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好的解释。贝克尔认为家庭不仅是从市场上购买商品与劳务的消费者，也是健康、声望等非市场商品的积极生产者；家庭综合运用市场商品与劳务、家庭成员的时间、教育及其他“环境”变量生产出非市场商品，并在一生中各时期决策分配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及劳动力参与。贝克尔的学生迈克尔·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则第一次（1972）正式提出了效用最大化模型，把健康视为产出，使健康投资在家庭生产框架中发展起来，扩展了时间分配理论[8]。比如，选择接受高水平教育的人倾向于为了未来收益而延迟当前的娱乐、休闲，甚至出现危及健康的嗜好；这与进行不成比例的大量预防性保健是一样的（Fuchs，1982）[9]。
2.2 教育水平与健康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健康经济学家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至今仍争论颇多。M·格罗斯曼认为教育水平高的人是更有效的健康水平生产者，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如何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来生产健康，从而会从事更多的健康保存行为；也就是说，教育通过提高用来发展和保持个人健康投入品的生产率，直接影响健康（Grossman，1972）[10]。从图1来看，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更高的MEI曲线（以MEI’表示），在一定的资本成本下，教育水平高的人就可获得较高的健康存量。大多经济学家则认为教育水平与健康状况相关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与一个或更多的其它因素相关，比如，教育通过改变个人的时间偏好间接影响健康（Fuchs，1982）[11]。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结论也是不一致的。比如，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吸烟比例比其他教育水平的人低，但是教育水平与吸烟的关系又是非线性的，受9—12年教育的人吸烟的比例比受教育年限更高或更低的人都高（Zhu et al.，1996）[12]；美国妇女中，HDL胆固醇水平在教育水平低的人群中则比高的人群高（Winkleby et al.，1990）[13]；从心理健康状况来看，失业会导致大学毕业生比其他人群更大的失望与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Turner，1995）[14]。
2.3 健康水平与教育投资及产出的关系
早在1979年拉蒂·拉姆和西奥多·舒尔茨就对这一问题作过研究，他们提出健康状况的改善会刺激人们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即刺激人们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和获得更多的职业经验，以作为未来收入的投资；并且刺激父母们更多地投资于其子女的人力资本。这是因为，通过改善健康可延长平均预期寿命，从而延长职业生涯，降低教育投资的折旧率，使这些投资能在更长的时期内获得不断增长的未来收益，提高其回报率；而寿命的延长和更加充沛的精神和体力，再加上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的加强，使劳动者愿意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教育培训和技能训练，带来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对于学龄前人口来说，进入学校学习的必要前提是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因病而缺课、退学将造成教育投资效率的降低和平均教育成本的上升，而对于少年儿童的健康投资将大大促进身体智力发育、提高学习能力及教育投资的效率与收益。然而，由于只有相对很少一部分儿童及青少年有伤残等疾病的经历，很难找到健康不良对学校教育影响的有力证据。谢卡托和格罗斯曼（1982）[15]，佩里（1984）[16]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结论性的研究则由沃尔夫（1985）[17]完成。沃尔夫经过实证检验得出，身体健康状况不良最终会限制教育的取得和工作中的培训及工资的上涨；劳动力市场中，伤残等疾病会直接带来工作努力的减少、技能贬值和在职培训的受限。
2.4 健康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两种形式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联系
教育投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加里·贝克尔（1964）[18]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及其分布主要由人们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所决定）和明塞尔（1970）[19]的收入函数理论（一个人所受学校教育和在工作中所获的技能是收入的决定因素）中表现明显，他们都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从而收入也就越高。摩根（1962），勒夫特（1975），索尔克维尔（1982），米切尔（1992）[20]和樊明（2002）[21]等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健康投资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进行过分析，基本结论是越健康的人参与劳动市场的概率越大，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越大，工资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然而，教育与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中两种相互关联的投入，缺乏其中任一方，另一方的投入都必然是边际收益递减，并带来收益率的下降。另外，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高等教育成为人们成本—收益分析后的选择时，教育收益的质量则很大程度上与智力相连了。赫恩斯特林和默里（1994）[22]曾提出用IQ（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商）所衡量的人们的智力水平是决定人们财富的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一大挑战与补充。而智力作为人身健康的一部分，除了先天健康因素之外，与人们的健康投资，尤其是儿童、青少年时期是营养健康投资都关系重大。可见，营养与健康的投入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会使可以用于营养健康的投入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与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成为可能。
3 健康与教育：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虽然健康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两种形式具有上面提到的种种联系与共同之处，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却一直被高度分开。除了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之外，教育一般在劳动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的研究之列，而健康经济学和健康服务的研究则多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公共保健医生、老年医学专家和一些其他专家进行；这两个领域的期刊、专业组织，甚至方法论等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这两者还具有很多不同之处，健康投资比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测量问题（Hunt-McCool，1998）[23]。
3.1 健康投资的不确定性
早在1963年，阿罗就在标志健康经济学真正建立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一文中强调了人本身健康状态的不确定性、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及医疗市场的需求与产出的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建立了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24]。正是由于健康投资主要受人的生理机制的约束，在人们生病需要医疗的情况下，如果支付能力允许，求生的欲望使人们必然进行健康投资；而当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又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自身的健康投资、休闲投资等问题。与此相比，教育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投资则往往与一国的教育制度相联，不确定性明显小多了。
3.2 健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健康市场具有比教育市场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里我们讨论的健康市场包括由医生或医疗机构（供给者）与病人（消费者）组成的医疗市场和由保险公司或政府（供给者）与个人组成的保险市场。在医疗市场中，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医生对病人做检查之前，病人往往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有加重报告自己病情的心理倾向；而在检查之后，由于医生对治疗的知识远远超过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可以引导病人对医疗服务和保健药品的投资，甚至发生供给方引致需求（SID，指医生偏离其代理责任，不是为病人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来提供保健服务的现象）的情况。为消除这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种种弊端，医疗市场中往往出现第三方——政府，来切断医疗服务供给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改变医疗供给者的激励机制；并采取医生准入制度、卫生监督、道德标准与诉讼威胁等手段限制提供者偏离他们的代理责任。在保险市场上，保险购买者则比保险公司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和长期习惯，从而高风险消费者相对于他们愿意给付的保费，享受了过度保险，而低风险消费者则相应具有保险不足的问题，并宁愿选择自保。从而在投保人群中，不健康的人的比例提高，保险市场的功能大大受限，成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旧车市场”。这一逆向选择的原因正是在于投保的自愿性，实行强制投保就可以消除这一市场失灵，这也是为何许多国家政府强制性地规定雇主为其雇员投保的原因。政府的强制规定与保险公司的市场运作相结合就可以有效克服纯粹市场运作存在的弊端。
3.3 健康测量
对于教育水平，虽然不够全面但往往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而健康水平则很难找到有效的正面度量指标。传统上，人们往往使用死亡率、发病率等负面度量指标及采用人口统计学方法计算出的给定年龄的预期寿命。虽然这些指标简单、清晰，但它们并不能反映所有健康状况，因为大量的疾病或不健康情况并不致命。近年来，兰德（Rand）健康保险实验室采用了一系列的健康产出测量指标——ADLs（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Limitations，日常生活行动限制），自评健康水平、精神状态及其它自评的健康指标。然而，不管是投入还是产出，掺杂主观评定因素的自评健康指标总是不太可靠；不少研究者们提出，自评的指标选项仅有“很健康”、“健康”、“比较健康”和“健康不良”四项，选项过少选择结果又容易集中于“比较健康”和“健康不良”两项，很难解释其潜在含义，而且其结果与医疗服务的使用一致，是无谓的重复等等。有鉴于此，健康经济学家们广泛采用了路径分析、MIMIC模型等工具对潜变量加以度量。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1993年设计了一个“由伤残调整的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指标，用以综合测算1990年因疾病、早亡或伤残带来的健康生命损失情况；多兰则在2000年提出了“健康有关的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25]指标。但是，这一系列新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可加性问题仍在进一步争论中。
对于健康投资收益的测量是我们遇到的又一难题，这也是成本收益分析在健康领域受限的原因之一。对于教育投资的收益，我们一般采用不同受教育年限者的货币收入来度量，但对于健康投资的收益，因很难说明哪些收入的变化来源于健康投资的不同，并且经常会包括评价人生命的经济价值的需要，故而难以度量。关于人生命价值的经济价值，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过研究，但从整体上来讲，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分散于人寿保险经济学、安全经济学、医学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社会保障经济学等学科之中（王亮，2003）[26]；在众多方法中，人力资本法（以未来工资收入贴现后的总和来衡量人的价值）和支付意愿法（直接询问从事危险工作人员所要求而愿意的支付额来确定）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当然，除以上三点之外，教育投资主要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而健康投资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还会增加劳动者的数量，也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综上可见，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两种主要形式——健康与教育，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性。从对于健康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研究来看可以充分借鉴教育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研究思路与一些方法，使健康投资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