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生[1]2014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苏东坍塌与中国崛起,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正确道路。作为现阶段中国最大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科学依据与逻辑起点。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生了沧桑变化,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结束,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在这场伟大的实践变革中,形成了初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康庄大道,完成了其它社会制度无法完成的发展奇迹,彰显了这一理论无与伦比的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再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特殊地位,这一论断再次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焦点与重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复杂新形势下,阐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伟大理论的作用及其价值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坚定历史方位、全面深化改革、迈向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一般理论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论证法和多学科综合的比较分析法,结合当前的研究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深刻剖析和全面阐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渊源、实践探索、理论提出、形成依据、基本内容、科学地位与价值意蕴。具体来讲,本文包括以下内容:导论部分,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进行该研究的意义,总结、评述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文章架构、研究方法以及预期的创新目标。第一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继承与发展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早期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丰富与完善四个阶段,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其次,从列宁、毛泽东等社会形态观出发,论述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理论。这些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思想基础。第二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实践探索。从国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与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探索着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论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心的东移,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设苏联的实践出发论述了“苏联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实践与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实践与反思等两个方面入手,在反思中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认清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实践基础。第三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过程。从历史的演进脉络中,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的三个阶段与过程。首先,阐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历史定位;其次,阐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增加了对阶段特征的论述,在内涵与外延上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再次,阐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个没有变”,从“总依据”高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进一步深化了认识。第四章,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根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国情根据、生产力根据与思想文化根据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从客观、全面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比较、辩证的观点等不同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正确把握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基础;其次,从生产力的内部特殊结构状况与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出发,阐述了生产力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关键;再次,从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发展同精神需求的不完全适应性出发,阐述了思想文化根据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内在要求。第五章,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关系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不动摇的历史跨度,并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具体的时期划分;再次,从比较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三形态”说、“五形态”说等与这一论断的关系。第六章,重点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地位。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横向与逻辑的角度,从三个层面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科学依据、逻辑起点。首先,从纵向角度出发,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产生的源泉;其次,从横向角度出发,阐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深入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地位;再次,从逻辑角度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七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价值意蕴。从理论、实践、时代三个层面论述这一论断的当代价值。首先,阐明其理论价值,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创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次,阐明其实践价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发展障碍、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思想利器;再次,阐明其时代价值,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的理论武器。结语部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进行梳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内涵、地位与意义进行概述,对迈向更高阶段的演进规律进行阐述,并提出文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唐文章[2]2000年在《东方社会主义进程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方位》文中研究表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尝试。本文试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探寻东方社会主义进程的理论渊源和它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方位。论文以马克思关于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及其近代“社会革命”的基本观点为基础,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进程的基本思想和列宁对开创东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理论贡献以及十月革命经验的启示,探讨对东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历史方位的错误认识和准确定位,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贡献。
刘传华[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840年以来,我国就遭受到来自异族的入侵,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幕,中华民族从此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随后的经济掠夺和政治上的压迫,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励着社会各阶层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图存之路。期间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民族振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探索,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1956年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社会实践不够丰富,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很多挫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般走向特殊,实现了社会主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是历史的积淀,更内涵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新生事物,在现代化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和历程。进行制度研究,绝不是一个个性的案例,而是带有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实践具有指导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的丰富有利于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而是在一国以一种特定的形态绽放出其恒久的魅力。本文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理论探索与现实历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进行研究。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历史的宏观视野能够全景式展现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制度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就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的概述,同时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特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概念、主题的整体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运行及其特征能够整体上掌握。第二章试图从西欧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把脉,从思想发展的历史和制度发展的历史两个宏观视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渊源。论文的第三、四章,大篇幅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发展、中国运行和中国特质进行了梳理,深刻认识制度的内在运行肌理,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基,实现从理性的高度认知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为什么会从苏联模式过渡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第五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转换了视角,把制度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融入,使得全球化为我所用,现代化的进程更为顺畅,实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能够走得更加坚实。论文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外生繁殖和世界贡献进行了展望,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去面对的几个问题。论文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探索,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上,更多采用内涵认知和渊源探寻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搏,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题,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认识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本源性认知。文章的研究就是试图使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实现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个人的奋斗价值体现在一个新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这个宏大叙事中个人的价值得以彰显。
江先锋[4]2012年在《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迂回”战略》文中提出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20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立起来,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基础之间的巨大反差,凸显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此背景下,如何结合自己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这些国家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列宁晚年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开启了经济落后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之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指导作用。分析、研究列宁晚年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理论探索上继承和发展列宁晚年思想历史、逻辑过程,总结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共性问题与建设规律;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入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总的框架中去审视,从新的视角来考察它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到其对前人的继承,更要看到它的重大创新,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三是从建设理论的一个角度、一个侧面来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切实的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根基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探索为研究问题的视角,运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等方法,沿着列宁晚年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切入主题,指出列宁晚年思想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迂回”战略的一般选择,深入分析、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理论与列宁晚年相关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本经验及其在新的形势下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社会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价值所在。全文主要分五个章节来论述,分别为:第一章主要论述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运行规律的的研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原本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东西方历史分野渐成。十月革命开创了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同时其在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上面临着一系列理论难题,如何解答这些理论难题,关系着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前途与命运。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列宁晚年在实践的启示下,提出了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想。列宁晚年思想有着科学的内涵、显著的特征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正是这一思想揭示社会主义“迂回”发展的战略思想,它也构成了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列宁晚年思想具有理论的相通性,在探索主题、所处环境等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列宁晚年思想精神内核的延续和发展。第三章逻辑的、历史的论述、分析了列宁晚年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内在联系。列宁晚年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这些新构想是根据苏俄这一经济落后国家的实际来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对列宁晚年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本章从这种内在联系的论述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延续与创新,它具有理论的、历史的根基性,从这一点来看,它不仅具有国别意义,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本经验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承和发展列宁晚年思想过程中初步总结了一些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也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不断推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第五章为本文的总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合理性及其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价值所在。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非是“历史的误会”。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而言,社会主义是应然选择,体现了其价值所在。结语是对全文研究及其结论的简要总结。
王子凤[5]2016年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20世纪初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在实践上指导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贯穿于葛兰西所有思想的一条红线,可以说是葛兰西思想的核心内容。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立足于时代发展新情况,并在吸收欧洲革命的失败教训和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的不断反思中所形成的理论。无产阶级以何种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无疑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都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同样也不例外。葛兰西对东西方革命所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并试图找到适合于欧洲的革命道路。葛兰西首先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着手,他发现西方存在市民社会,而东方俄国的市民社会尚未开化。鉴于市民社会在东西方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巨大差异,葛兰西认为在西方不能采取俄国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夺取政治领导权,而是应该首先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然后再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深刻剖析,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他对市民社会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其划归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并与政治社会构成“完整的”国家;将实践哲学视为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将社会关系作为标准来重新划分知识分子,将其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将“阵地战”视为获取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方式。虽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夸大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带有“乌托邦”的倾向,并且在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遇到许多瓶颈,但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导了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也对新时期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文化领导权建设贯穿于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课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加强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在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结构从“国家社会一体化”转向“国家社会的疏离”,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从权威树立到文化认同,国家职能从政治统治转换到国家治理,党的历史方位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设文化领导权能够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但是,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新时期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还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双重挑战,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需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文化领导权建设。尽管由于目前我国与葛兰西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但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葛兰西那里吸收营养,来指导新时期构建适合于我国具体实际的文化领导权。在新时期,我们要通过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和指导地位、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加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途径,来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中国的文化领导权。
梁利文[6]2018年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研究》文中提出执政党为实现自身统治目标,必然会构建具有特殊性的话语。本文首先梳理了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发展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构建话语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前提,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前构建话语的历史经验,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的理论基础。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呈现诸多新特点,话语构建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发展步伐,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推动改革深化,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逐步构建起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信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迫在眉睫。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党建发展执政理念进步,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支持,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为话语构建提供现实条件。同时,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多元思潮冲击原有的话语格局,长期在国际舞台话语失声,信息网络兴起,新媒体成为社会个体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给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带来巨大的挑战。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构建了以“复兴”为核心的“中国梦”话语、以“治党”为核心的最强反腐话语、以文化自信为核心的自信话语、以破解“中国问题”为核心的发展话语、以“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等话语内容,采取了深植话语根基、开拓话语新域、丰富话语策略等构建措施,实现了增强话语自信、占领话语新域、形成话语范式、提高话语效用的话语效果。总结当前构建经验,今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设,还必须通过增强跟进实践的攻坚准备,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主动拓展信息场域和国际舞台等话语新域,提高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的自觉性;通过坚信中国的成功能够证明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全球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话语构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增强话语自信心;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核心构建地位,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确立话语构建的自主性;通过“话语实践”促进中心议题的现实转化,加强话语转化实践的能力。
姚永明[7]2015年在《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现了真理性,而且其理论本身又为人类社会呈现这一规律提供了方法和武器,体现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真理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在诞生后的160多年传播过程中,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74年后苏联解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进入二十一世纪。正是因为这两个本土化之间存有的特殊关系,尤其是两个本土化实践的不同命运,成为笔者执意进行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的原因和兴趣所在。本文共分为6个部分:导论、第一至第四章和结束语。导论部分阐述了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即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持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不断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永不变色;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客观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的可贵性、生动揭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关主要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等进行了界定。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此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一章,革命时期中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本文对革命时期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凝练出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中存在激烈的理论论争;革命者经过了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准备充分;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丰硕;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归纳出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是:善于将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同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员队伍以农民为主体情况下创新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丰硕。革命时期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要相同之处是:两国都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建设;两党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都重视理论创新。主要不同之处是:两国用于指导革命的理论构成不同;两国进行革命的具体路径不同。比较得出的启示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能够胜利的前提;革命实践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必须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进行革命的路径选择要因国而异。第二章,建设时期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建设时期又分为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本文对建设时期中苏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历程进行了梳理,凝练出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俄国(苏联)化的特点是:受军事化战略的惯性影响,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度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情况;在社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外紧内松”,在“输出革命”问题上自相矛盾;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民生改善整体滞后。归纳出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是:从“第二次以苏为师”向“第二次结合”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探索中注重理论创新;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领袖人物的作用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建设时期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的主要相同之处是:两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都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两国都以成功实践回答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两国在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不同之处是:两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路径不同;两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选择不同;两国的政党制度和党的建设措施不同。比较得出的启示有:社会主义建设有共同原则和目标,不应该有等同划一的具体建设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基础,要注重经济建设的统筹、协调和可持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保障,要注重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要客观评价领袖人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防止出现“个人崇拜”。第三章,改革时期中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本文对改革时期中苏两国对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不同历程进行了梳理,凝练出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异化的特点是:歪曲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选择错误;背离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使改革失去了稳定的思想基础;违背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党在改革中失去领导地位。归纳出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中国化实践中得到更加完整的揭示;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内容更加丰富;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加切合国情。改革时期中苏具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相同条件是:两国的改革所处的大环境相同;两国的改革有着相似的国情背景。主要不同之处是:两国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认识不同;两国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原则不同;两国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不同;两国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微观细节不同。比较得出的启示有: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必须制定现实的、理性的和切合国情的目标;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要重视文化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特殊功能;人是社会的细胞单元,社会建设要注重人的发展;社会信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政权稳定的风向标;青年教育是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第四章,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验教训比较。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程和结局不同,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积累的共同经验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根本前提和组织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根本要求和实践体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内容和生命力所在。两国值得共同吸取的教训主要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能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本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要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发展经济时不能急于求成;要正确看待领袖人物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不能搞个人崇拜。比较得出的启示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根本前提;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根本任务;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关键所在;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根本依据;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结束语部分是本研究得出的最后结论及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苏联的解体,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如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就成功,反之,就会走向失败。中俄(苏)两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结局,也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强大,社会就和谐,人民就幸福,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苏联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将面临更复杂的形势与挑战,必须严肃认真地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更要吸取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教训,比较研究两国本土化的实践历史是吸取教训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比较研究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永恒课题。本课题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一是鉴于苏联解体十多后仍然有许多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这就决定了本文是该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今后将在收集、整理和占有资料的全面性上下功夫,为做到叙述基本历程更全面、归纳凝炼特点更准确、阐述启示更深刻提供保证;二是本课题研究的目标是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但两国本土化实践时间跨度长、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不同历史阶段的资料占有存在不平衡、苏联在改革时期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是实际困难,今后将在确定比较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对应性上下功夫,在具体比较研究的层次性、系统性上下功夫,力争较好实现研究目标;三是在理论阐述和语言文字的生动性上作进一步的深入加工。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第一,马克思主义俄国(苏联)化不同历史阶段特点的初步凝练。在已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苏联)化研究的成果中,还少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苏联)化历史阶段的划分。本文将马克思主义俄国(苏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初步凝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特点的新归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阶段的划分,国内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得出了不同的相关结论。本文综合了诸多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并尝试对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新的归纳。第三,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价值的新认识。由于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间有着许多密不可分的联系,更由于马克思主义苏联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就决定了进行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意义重大,此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更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迄今为止所能够检索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基本都属于专题研究,用比较的方法对两国或多国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很少,因此,本研究既弥补了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全面系统比较研究的不足,也是系统比较研究的开端。此外,比较研究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前景赋予了新期待。
杜玉华[8]2011年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开创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结构研究领域的结晶。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社会形态进行“人体解剖”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的普遍规律,并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进而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这不仅彻底宣告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唯心主义的破产,也为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一把成功的“钥匙”。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虽然开始于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的认识,但它是以扎实的思想理论准备为前提的。虽然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得益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洗礼,但是,近代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则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主要的直接的思想来源。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归纳起来,我们至少可以从实践、空间和时间三个向度来分别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以实践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的逻辑起点;以空间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是指对社会结构在同一空间安排下各组成要素的共时性分析;而以时间为向度的社会结构分析则是指对社会结构在时间序列中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分析。“社会生产”、“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不是社会结构孤立的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什么东西,它们只是由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结构的视角不同,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有机整体,三者不可偏废。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自身独特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其理论的特征,并为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具体的指导。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一般分析方法中,有两个分析方法具有显著的特征:一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分析方法;二是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的逆向分析方法。在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科学指导下,使得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表现出了整体性与个体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稳定性与
鲍雪松[9]2009年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积淀论》文中认为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理解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文本解读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以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为题,对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形成的有关社会发展积淀问题的论述进行了梳理。本文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对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社会发展、积淀等作了界定;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相关研究文献作了综述;概要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阐释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积淀思想进行了梳理。同时,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形成的实践基础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自身积淀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对世界文明成果的横向提取两个维度剖析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现实指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角度揭示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当代价值。基于以上基本逻辑和结构,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积淀思想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要超越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乌托邦,将社会发展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列宁关于落后社会主义国家要渐进发展、以“迂回”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论述也蕴涵着社会发展积淀思想;毛泽东富有社会发展积淀意指的新民主主义论、建成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积淀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借鉴、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总结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形成的实践基础。第二,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是自身积淀的过程,即是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摆脱割断历史、照搬他者的异己因素,以自身现实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要符合客观规律并具有现实性,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积淀自身的物质基础。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积淀除纵向维度(自身的积淀)外,还有吸取发达国家(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先进成果的横向维度。邓小平认为,世界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借鉴和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先进成果,以转化为自身的积淀,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才能获得不断发展,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第四,正是在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升,同时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成果和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第五,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继承性思想、社会发展阶段性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邓小平社会发展积淀论为指导,把当代中国国情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窦红莉[10]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党执政兴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其实践活动在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节社会阶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放置于社会阶层变化的社会学视域之下,正是基于统一战线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关联上。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作出客观的历史考察,探索其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把握其规律性、科学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升华其理论体系。本论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共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围绕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主要观点述评,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手段,以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从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不足;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不多;多学科交叉研究鲜见等;本研究正是从问题出发,以多学科角度,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两条主线。深入系统地探索二者的关联性、规律性、科学性,进而丰富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内涵。第一章“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溯源。本章着重论述了社会阶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概念,西方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是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力量配置的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联盟性本质,决定了不同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状态不同,则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不同。因而,研究“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渊源,是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我们分析社会阶层状态,探讨阶级、阶层发展变化的基本理论指南,但同时也应吸收和借鉴西方阶级阶层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构成,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阶级、阶层状况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第二章近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的历史考察。本章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阶级阶层状况分析出发,分析了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及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中得出:社会阶级阶层变化是决定统一战线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对象随着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等结论。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本章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变革、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政策性影响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状况,在研究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分化、分流同时,特别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状态及其政治参与特征,预示其对统一战线内部将产生的重大影响。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挑战。本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农民阶级的快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给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扩大统一战线对象、范围,创新工作机制、方法,转变思维模式,统战工作社会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着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使统一战线的着力点必然地落在新生而充满活力的新的社会阶层身上。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本章着重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并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内容与载体、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路径与机制等实践层面,系统归纳总结了因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统一战线格局与阵容的变革而产生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创新成果。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经验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巩固以“同盟者为本”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的坚实保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民主建设是促进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加速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保持统战工作的发展活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不仅是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坚强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其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路径,也为未来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及方法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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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较研究[D]. 姚永明. 扬州大学. 2015
[8].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D]. 杜玉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积淀论[D]. 鲍雪松.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10].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D]. 窦红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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