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时空压缩”现象需要“空间转向”吗？———种基于扩展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价值论论文,透视论文,剩余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1-0001-11 “时空压缩”现今正在成为一个高频率出现的术语，流行于从社会学、经济学到哲学的各个领域，在各种相近而又相异的意义上被使用。一方面，这一术语十分准确地刻画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某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也被国内学者用来贴切地描述中国社会这几十年来的变迁，因而其流行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且亦是值得对之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的；但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却多半是在一种现象性描述的层面上进行的，而少见深层的阐释性研究。即便有一些属于批判理论谱系的学者试图从哲学层面对之进行阐释，但却往往出于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误解而错失了从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说明的可能性。一些论者甚至将马克思视为19世纪流行的历史主义信奉者，一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甚至是带有“反空间主义”嫌疑的理论家，似乎只有通过摆脱和批判马克思的时空观念才能推进对于空间之重要性的研究。还有人据此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并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为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笔者以为，重视空间问题，重视“时空压缩”这类全球化时代的新颖现象，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由于误解而错失了从马克思资本学说对之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性，则将会是十分重大的理论损失。故此，本文在对马克思方法论误解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拟从扩展劳动价值论及剩余价值论对时空压缩现象之深层根由进行一种剖析。 为展开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我们须先对“时空压缩”这一现象的研究做一点简单的追述。何谓“时空压缩”呢？尽管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但在社会理论中开始真正产生重要影响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当首推哈维。正如景天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时空压缩概念在当代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戴维·哈维，他在社会时空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从文化变迁角度研究了后现代的状况。”[1]257关于这一现象，哈维写道：“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我称这种空间—时间面向性势不可当的变化为‘时空压缩’，以便捕捉海因的预兆感受和柏林格的崩解感受。这种经验，逼迫我们所有人调整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并且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展望。如我已经论证过的，这种重新思考，植根在政治—经济的斗争里。但它也是激烈的文化、美学和政治争辩的焦点。反省这个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和政治生产领域里发生的某些骚乱。”[2]391后现代主义正是伴随着这种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而出现的，是对“某些混乱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运动的强烈同情”[3]355。而“这个词语表示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3]240 福柯也曾描述过一种时空压缩的经验。他写道：“19世纪把它本质神话的根源，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上。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4] 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时空压缩”这一现象是与全球化现象紧密相关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时空压缩。全球化无疑是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相关的，正如厄里在《全球复杂性》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新技术正在创造出一个‘全球时代’，在这个时代，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似乎再一次被戏剧性地压缩了”[5]2。但新技术只是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得以可能的一个方面的条件，而从根本上说，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决定的：“全球化不是单一因素或区域化的产物，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种涌现性特征，其形成源自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性，特别是那些通过横贯全球的时间—空间‘分延’和时间—空间压缩的新途径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关联性。”[5]5 国内学界景天魁教授等人亦运用“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近十几年的社会变化。用景天魁教授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景天魁在1999年曾依据中国情景重新定义了时空压缩概念。用这个概念刻画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面对的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在这里，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而不是向现代化理论那样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第二，这三者不像进化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而是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第三，这个过程不似已有的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复制，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走出适合国情的属于自己的道路；第四，这个过程不容许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他必须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解决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具备上述规定性的时空特征，我们称为时空压缩。”[1]259当然，景天魁教授等人所运用的“时空压缩”概念是经过了改造的，但无论如何，这一概念在不同运用中的基本含义还是相近的。以上简单描述表明，“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无论是对于描述现今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还是对于描述中国社会这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的。 “时空压缩”概念的重要性既然毋庸置疑，则问题便在于如何对这一现象给予深层的阐释。我们且看这些“时空压缩”和“空间转向”理论的倡导者们是如何寻求深层阐释的。 由于倡导“空间转向”的理论家仍然将自己归属于批判理论这一传统，或将自身定位于对这一传统的革命性“转向”，因而他们对空间重要性和“时空压缩”现象的阐释，便往往是从对于早先批判理论对这一现象无视甚至歪曲的“缺陷”的批评开始的。当然，指责和批评的目的在于“纠正”其理论上的“错误”。其中的激进者更是以后现代立场自居，其言下之意是早先的批判理论仍局限于现代性之域限，故而不能把握这种后现代现象。后现代地理学的倡导者苏贾写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重构，以便包容显著而又重要的空间这一方面。……沿袭传统而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统观念并没有为空间这一问题留出多少余地。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空间化、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地理学的构建结合起来，这就有必要开展另一轮更具破坏性的批判性思维。”[6]91苏贾所说的“批判性思维”便是要对既往的批判理论的“反空间主义”进行批判。 按照苏贾的说法，这种具有解构性和重构性的批判，首先是由地理学圈外的批判学者加以推进的，“勒菲弗、福柯、伯杰和曼德尔对在历史关键时刻的空间性意义均作了明确的肯定，尤其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向世界昭示：战后繁荣的结束以及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重构活动开始。这一重构活动将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动摇建基于来自近期各种过分简单化的投射的诸种传统思想。”[6]93-94但是，这一批判的发展，延伸到了地理学。于是，“到1970年代末期，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内部，在空间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的重要影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对社会主义重构的政治见解等问题上兴起了一场难以驾驭的辩论，一些学者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更为灵活和更为辩证的关系。”[6]86“空间化这三条不同的途径，我称之为‘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第一条途径“根植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方面的斗争，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6]94-95。 这种“空间转向”的倡导者批判的直接对象无疑是作为其理论前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卢卡奇。苏贾写道：“这种反空间主义的形式被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做了最为严密的整理。在这本书中，空间意识被表述为具体化(物化)的典型，如同虚妄的意识受到国家和资本的操纵，以转移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一样。”[6]132这种“批判性思维”不仅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顺带扫过了曾经作为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对象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反空间特性，在此也需要提及。这种教条主义产生于第二国际，并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6]133 这种“批判性思维”至此似乎还意犹未尽，最终还是要刨根问底，要将时间置于优先地位的历史主义或反空间主义的老根刨出来，以绝后患。哈维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是过程乌托邦的经典设计者：“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7]169不仅如此，甚至连斯密和韦伯也被一并拉出来进行批判：“亚当·斯密、马克思或韦伯等不同的传统里所建构的社会理论，在其论证理路中，倾向于将时间置于空间之上，反映且正当化了透过缺乏空间的进步和革命学说的透镜来观看世界的作法。最近几年，许多地理学家已经尝试修正这种有缺陷的视野，重新引介空间的概念，认为空间不仅对于适当地理解社会过程具有意义，而且是位居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努力被某些社会理论家认可并加以赞誉，认为空间的确重要。”[2]396 与哈维将“反空间主义”的根子追到黑格尔有所不同，苏贾则似乎对黑格尔还网开一面，甚至不仅将黑格尔从“反空间主义”的黑名单中除去，而且尊奉为“空间主义”的前驱。他认为，“在许多方面，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传播了一种强烈的空间主义本体论和现象学，这是一种以领土国家、完善的理性地点和手段的形式对空间进行具体化和拜物化的观点”；而马克思则成了黑格尔的对立面，并由于背离了黑格尔而陷入了一种“反空间主义”：“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并不局限于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它也是这样一种企图，即将历史性——革命的暂时性——恢复到优先于空间性精神的首要地位。对空间的肯定并将其置于起到历史和社会决定作用的地位，这一研究工作引发了一种强烈的敏感和顽强的抵制。这是一种反黑格尔的反空间主义，在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著述里得到了编织。”[6]132 其实，早在勒菲弗(列斐伏尔)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辩证法委婉的批评和改造：“辩证法被放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已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了……今日的辩证法已不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时间，也不再拘泥于像‘正题—反题—合题’抑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那样的时间结构。要认识空间，认识空间里所‘发生’的事情及其意图，就要恢复辩证法；分析将会揭示出有关空间的诸种矛盾。”[6]67 既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甚至上溯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黑格尔以及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都有“反空间主义”的问题，那么，要能够正确地把握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似乎便只能在批判理论传统之外另起炉灶了。 但在认同另起炉灶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看看“空间转向”的倡导者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否弃批判理论之传统，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需要否弃或修正这一传统。 从上述哈维和苏贾对黑格尔的不同理解来看，“空间转向”的倡导者们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似乎多少是有点随意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随意性似乎也显示出他们对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的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是存在着误读的可能性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误读了马克思，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对于“时空压缩”等问题的深层解读了。 “空间转向”论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未对空间的重要性予以关注，或者说，虽然与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早期社会理论家们一样，马克思将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都市文明，但却未能预见到后来都市化的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由此推断出，马克思的方法论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一种时间优先、重视历史过程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在面对勒菲弗(列斐伏尔)所说的新近出现的作为“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的“空间的生产”时[8]，是必然会出现盲视的因而是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的核心问题便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便是仅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时间”，“拘泥于像‘正题—反题—合题’抑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那样的时间结构”的呢？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确如此，那么，它就自然是无法适应于这种“空间的生产”的时代的，从而“空间转向”论者们的所论便是完全正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如果“空间转向”论者将批评的对象仅限于像卢卡奇这样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批评便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卢卡奇不满意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解读为一种带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社会进化论，而将马克思哲学解读为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理论。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标题与副标题便已经标明了其辩证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辩证法。由于整个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卢卡奇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因而“空间转向”论者对于批判理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种有限度的合理性并不能推展到对马克思的批评那里，更不能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与卢卡奇等人的辩证法同一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说卢卡奇的辩证法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理论，可能易引起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并不能完全归属于历史主义。尽管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那里有巨大的历史感，并且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进程看作是世界精神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过程的主体是绝对精神或理性，故其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结构的展开，而且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空间上的展开。因此，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一种泛理性主义色彩的东西，还称不上是严格的历史主义。就此而言，苏贾将黑格尔视为“空间主义”的先驱，亦有几分道理。而问题在于卢卡奇既然将辩证法运动的主体转换为无产阶级，将历史过程由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转换为人的活动，则其辩证法便只能是彻底的历史主义了。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所强调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还兼有逻辑的“横向”的“共时性”或空间性与历史过程的“历时”的或“纵向”的双重性的话，那么，卢卡奇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总体性，便只能如马丁·杰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纵向”的“历时”的总体性[9]了。 但《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与上述卢卡奇的辩证法相当不同的东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法，可以说是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辩证法基本相同的，是一种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出发，说明人的现实生活以及展望未来消除异化的逻辑程序。毫无疑问，这种逻辑自然是一种将时间性的历史进程视为根本的历史主义辩证法逻辑。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管马克思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建立“实证的”“历史科学”的任务，以取代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但人们仍然能够在这部著作中看到历史主义逻辑的存留。如果说“历史科学”所要求的是一种排除了时间进程的共时性的逻辑、而思辨性的人本主义的历史哲学所要求的仍是历时性的逻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存在的仍然是科学的共时性逻辑与人本主义的历时性逻辑之双重逻辑。 但马克思终归是要走向一种彻底的“历史科学”，要从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彻底放弃了人本主义的历史主义逻辑，而只是说在其科学著作《资本论》中放弃了人本主义，在其中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科学的逻辑。①而科学的逻辑，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只能是一种排除了时间性的共时性的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科学之中，感性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被超时空的逻辑关系所取代的。微积分对于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的感性的物体运动的描述，便是典型的超时空的逻辑化描述。人们往往误解了这一点，以为微积分的发明解决了芝诺所揭示的理性不能把握感性运动的悖论，或者更一般地说，解决了对于运动的描述问题。但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完全误解了微积分的本质。一位数学家指出，“数学家的处理是一道命令：何谓运动？运动岂不就是位置与时间的一种对应么。他称变量之间的这样的对应为函数。运动的定律就正是一个函数，它实在是一切连续函数的典型。”但这函数乃是对于运动的一种并非如我们所感觉到的运动的描述。“然而这和一个运动着的物体是一样的吗？我们能够使其停在某一瞬间而不截断我们正在观察的运动吗？当然不能！”[10]105说到底，“数学上的运动只是静止状态的无限连续罢了，就是说，数学将运动力学还原为静力学的一个分支。完成这种转化的原理首先是由达兰贝尔在18世纪系统表述出来的。把运动等同于一系列连续的静止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运动的物体保持平衡，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荒谬的。然而说运动是由静止状态所构成，和说长度是由无广延的点所构成，或时间是有无持续性的瞬间所构成，其荒谬程度并不多些或少些。”[10]106近代数学之对于运动的描述，具有典范的意义。它表明数学化的科学对于世界的描述只能是一种基于抽象的理性结构的描述，而这与我们通过感官所感受到的运动是完全不同的。 两位自然科学学者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类比于牛顿力学”，“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牛顿力学的构成，是一个逻辑合理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11]。马克思虽然对古典经济学有多方面的批判改造，但就其追求对于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之运行机制的精确的科学描述而言，与古典经济学家并无根本之别。依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甚至对数学对于科学的意义给予了与伽利略、笛卡尔相近的评价：“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2]但数学化的结果，便是把流变不息的现象世界把握为不变的数学结构的。它表明数学化的科学对于世界的描述只能是一种基于抽象的理性结构的描述，而这与我们通过感官所感受到的运动是完全不同的。诚如一位数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在最近几十年中，大多数数学家关于数学的定义，终于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数学是研究模式的科学”[13]。而“模式”，自然只能是抽象的、超动静的、超时空的。② 如果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的前后期思想是有连贯性的，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思想为不成熟的状态、但后期的思想是更为成熟的思想的话，那么，显然，至少马克思后期思想决非看重时间过程的“反空间主义”，而正是对于“空间性”的科学逻辑之优先地位的确认。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其后期思想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表现出来的不但不是“反空间主义”的，而且在某种意义正是一种“空间主义”。因此，就马克思后期思想、特别是《资本论》而言，将之视为“反空间主义”，纯属误读。 “空间转向”论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误读为“反空间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又是根源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 毫无疑问，马克思辩证法是源自黑格尔辩证法的，但决不能忽略的是，如前引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过去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经过了根本性改造的辩证法。人们往往会小视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以为它不过就是一种简单的颠倒，即将辩证运动的主体从绝对精神转变为了绝对物质之类的东西。但这种理解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资本论》中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首先是使之适应于科学的逻辑。而科学的逻辑既然只能是抽象的、超动静的、超时空的“模式”化的东西，那么，时间之流在其中便是被排出了的。这样，辩证法作为一种对于有机整体的把握，所展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便不再具有如在黑格尔和卢卡奇那里的作为时间进程的历史过程的意义，而只是一种共时性的逻辑结构了。因此之故，马克思才会特别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4]44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同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空间化的辩证法的。 既然事情很清楚，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但为何人们会产生上面所提到的种种误解呢？马克思曾经抱怨人们对他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15]19，现在看来，在一百多年过去之后，这种情形似乎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人们照样在以各种方式延续着早先的误解。而这一点，恐怕是与马克思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特异性相关的。我们知道，辩证法向来只是一种哲学方法，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更是一种思辨的哲学方法，在以往从未有人将之运用于实证科学研究之中。因此，马克思将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其结果必定是一种与黑格尔辩证法十分不同的特异的辩证法。这种特异性带来了一个根本性困难，那就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必须实现一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科学的跨越。哲学可以在思辨中凌空蹈虚，但科学却要求立足于实实在在的经验性大地。如何能够将辩证法导入科学之中呢？这是马克思遇到的根本性的困难问题。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作为辩证运动主体的绝对精神的绝对无限性是预设了的，因而在这一体系中的每一个概念或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抽象的开端、还是较为丰富的发展阶段，都是一个无限的有机整体。只是在抽象的开始阶段，这种有机整体性还是潜在的，而在发展阶段则是现实的。这样，概念在每一进展环节中，都有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变换，从而概念在其进展中，其意义都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变换着的。这有似园林设计中基于动态性观赏的步移景异之法。但马克思所承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却要求每一概念都有其确定性。这便与辩证进展中概念的流动性或步移景异法要求处于矛盾之中。因此之故，马克思必须对辩证法加以根本性的改造，将之从思辨的天国引向现实的大地。一方面，他批判思辨哲学的空虚性，要将辩证法落向实地；另一方面，他批判实证主义之抽象性，强调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并视之为其根本性的长处。但这种既摒弃实证主义之抽象性、又反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的辩证法如何可能呢？这便是马克思所创造的作为把握有机整体的叙述方式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既能满足科学所要求的概念的确定性，同时也能满足辩证法所要求的概念的可变性。 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要求又是如何可能同时得到满足的呢？在这里，马克思从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出发，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基础的绝对理念的无限的有机整体性，改造成了作为他的辩证法基础的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有限的整体性。这种有限的整体性体现于人类历史之中，便是生产方式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即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人们的生产方式都各自构成一个有限的有机整体。这样一来，对于每一阶段的历史而言，既然在某一阶段范围内，该种生产方式的存在是稳定的，便可将之视为一个无时间性变化的存在，从而可从其成熟的状态入手，将之把握为一个排除了时间性的共时性的逻辑体系。③这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事情。在《资本论》中，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指明的那样，“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4]45而一种存在物的内部结构，并非直观的感性存在，而只能是借助于思维抽象将之把握为一种超感性的逻辑关系。这就是说，《资本论》的结构，不再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来安排的，而是完全按照每一概念在整个科学体系内的逻辑地位来处置的。 这样一来，在科学的体系中，社会生活不再是一种时间中的进展过程，而是一个共时性的逻辑体系；各个范畴也不再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是从一个包含着总体的原始存在中借助对立统一以及否定之否定原理辩证地推演出来的，而是通过对现实存在的生产方式的反思抽象出来的；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种借助于思辨的推演关系，而是一种根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安排的。于是，这种新型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便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一是各个范畴之间的排列顺序只是一种基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逻辑结构，而并无一种历时过程的意义；二是这些范畴的“流动”，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如同黑格尔“陷入幻觉”那样，“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4]38。这两点不同在方法论上导致了重要的结果。其一是由于人类语言表达是一种时间过程，对于一个复杂事物结构的描述也只能在实践中展开，但这种时间中展开的对于事物结构的描述并没有一种时间过程的意义，而只是一种逻辑关系；其二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展开，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不是像在黑格尔体系中那样，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原则作为方法，从一个理论原点开始将后续范畴内在地推演出来，而是在叙述过程中，从最为抽象的简单结构开始，然后将早先抽象掉的因素或条件再逐一添加进来，从而使得所描述对象的结构逐步从抽象走向具体。显然，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内在连续的进程，而是一种阶梯式的逻辑进展过程，就如马克思所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14]39 将这种辩证叙述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复杂有机体的描述之中，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最初设想是将“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6]。由于要将经验材料提升到一个思维中的整体的层面的这种特异的辩证法，比之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独白”或停留于表层经验的实证主义的抽象方法实施起来要困难得多，致使马克思不得不多次缩减其工作目标，且后来实际上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但他揭示资本主义之具体本质的最终目标始终未有变化。④也就是说，把握世界市场这一具体性，总是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因为如果不能达到世界市场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具体性，对于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揭示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到位的。毫无疑问，“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17]，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 但遗憾的是，那些具有实证主义传统因而对于辩证法缺乏理解的研究者，却在马克思的辩证叙述方式面前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了解马克思对于自己著作结构的安排：“马克思一直未能完成自己想要撰写《资本论》的后续卷的计划。在这些后续卷里，他本来计划是要探讨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但只是在迟迟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才暗示了这些可能会涉及的内容。由于这些来源的缺失，人们大量地强调了在《资本论》也已发表了的卷本中所出现的基本上是呈无空间和封闭体系的理论阐述。”[6]130而且也认为“凭借布哈林、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关于帝国主义及相关的不平衡发展主过程的各种概念的理论，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分析的主要语境。在对帝国主义的这些理论阐述中，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但这一问题框架主要存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的一种终极物质制约那种简单认识”[6]131。而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未能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之深层意义，因而还是坚持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剥削和社会的再生产主要包含于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里。剥削率，即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毕竟是一种来源于劳动价值论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本度量的表述。如同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和利润率的各种准则一样，其派生出的事物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关系往往采取一种封闭系统的看法，缺少有意义的空间区分和不均匀性……在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方面，时间的社会组织看来较之空间的社会组织更加重要。”[6]134并且，“时间是资本主义里的重要量度，因为社会劳动时间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则位居利润来源的核心。再者，资本的周转时间很重要，因为加速……是个别资本家扩大利润的有力竞争手段。在经济危机和竞争特别激烈的时刻，周转时间比较快的资本家，比对手更为存活下来，而其结果是典型的社会实践范域缩短了，工作与生活的强度升高，而变迁的步调加快了。”[2]388-389这就表明了，这些论者由于其实证主义传统，不仅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而且更是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发展的独特的辩证法。 这种不理解不仅造成了论者们对马克思方法的困惑，而且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这种不理解而导致错失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真正能够深刻地说明“时空压缩”的基本元素。由于这种理论上的错失，便只能对这一现象作一种比较肤浅的表层描述，比如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一方面是“空间规模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地理差异的生产”，而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策略[7]71。实际上，在主张“空间转向”的理论家们那里，对于“时空压缩”之类的现象，大致上也都限于此类层面上的阐释。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空间转向”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笼统地否弃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理论之传统，需要修正的只能是卢卡奇所发展的黑格尔主义式的批判理论传统。且由于空间转向的倡导者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读而对“时空压缩”现象处于一种浅层解释水平，因而我们便有必要从马克思相关观念出发，重新考虑对于“时空压缩”现象的深层解读。 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可用于实证科学的辩证法，那么，也就由此获得了一种可对“时空压缩”现象进行深层解释的利器，而不必重新构造一个由“空间转向”才能够进行解释的方法论。我们下面就试着进行这种分析。 但为了能够进行这种分析，我们还须对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有机整体进行科学描述方法的基本原则再做一点勾画。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的感性具体的总体性表象出发，从中抽象出其本质性结构，然后再从这种抽象出发，上升到理性具体。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其最为具体的总体性表象便是世界市场。但由于理论思维只能以抽象概念的方式把握对象，因而理论描述便不能从世界市场这一感性具体表象出发。而若是从世界市场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具体的形式”出发，就会如实证主义那样，“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换言之，“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在未将资本主义从理论逻辑上描述出来之前，只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的一个总体性表象；而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看，对于这样一种有机整体性的东西，必须以一种“事后”的科学观察者的眼光，从中抽象出本质性的东西，并进而以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来予以把握。因此，一旦进入对于这一总体性表象的理论逻辑把握中，就只能从作为其抽象本质的生产出发。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一作为出发点的生产，是作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表象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并非人们直观到的具体的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生产出发，并不意味着市场只是非本质的现象性的东西。决非如此！市场之于资本主义生产，决非仅仅是生产外部表现出的东西。既然“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那么，一个不言而喻的推论就是，世界市场也是规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和条件。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必须超越黑格尔式的思辨“独白”，而不断移动“视界”，即根据概念所处的条件而不断改变其规定性。也就是说，从抽象状态下的商品生产上升到世界市场，并非仅仅是用已经先具某种本质的东西去说明现象，而是要从“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出发来重新规定商品生产。这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世界市场层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才算是实现了理性具体，而在此之前的描述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 这一问题涉及前面提到的苏贾关于卢森堡等人的“关于帝国主义及相关的不平衡发展主过程的各种概念的理论”。我们知道，卢森堡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为说明这一新的现象，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做了批判和修正。卢森堡虽然肯定了马克思资本积累公式在原则上的正确性，但她提出了一个资本积累的现实条件问题，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起点是什么”的问题。卢森堡认为，《资本论》中资本积累理论的问题出在“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为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为了要实现剩余价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18]这样，卢森堡就从资本积累问题引出了帝国主义问题，“卢森堡认为，她的‘第三’市场具有必要性的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的说明……像她自己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一个从这个制度出现以来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的过程。”[19]42由此引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就这样由于它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得到扩张，用损害他们的办法而得到积累，同时把他们推到一边去，取而代之。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主义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它的掠夺转变为一连串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世界危机，战争，革命。”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就不断消灭着自身存在的前提，铲除着自己存在的基础[19]68。 卢森堡的这一显然过于简单化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布哈林、列宁等人的严厉批判，但却在全球化兴起的今天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陈其人先生便认为，“从方法论看，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实质上是卢森堡提出来的”[20]。其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关键问题在于“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进行的争论牵涉到若干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大多数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引起的”。这是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19]38，40这当中的实质性问题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是生产问题，那么，市场问题在其中的地位如何估价。 以往论者多以为卢森堡批判或修正了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但笔者认为，卢森堡也像大多数人那样，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方法，才以为马克思忽略了世界市场。既然马克思把世界市场视为资本主义存在之条件，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只是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上的原因，才将对世界市场的论述放到具体性的最后阶段上进行，那么，就世界市场之为资本主义存在条件这一根本点而言，马克思与卢森堡就是一致的。进而，不言而喻，从世界市场或者全球化的发展来分析其对资本主义存在即未来发展的可能作用，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人们就能够合理地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从而由之说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蕴。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够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进行某种“修订”；另一方面，也能够基于卢森堡的“世界体系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 对卢森堡“世界体系论”的“修订”，首先涉及其“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的批评。卢森堡对马克思的主要指责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追加的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单一市场体系内无以实现。这个问题还可以扩展为一般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来看。这进而又涉及马克思的叙述方法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的分析，不言而喻是在设定的抽象条件下进行的，即设定为单一均质市场，且商品能够按照其价值出售。在这种条件下，所分析的对象便只是类似于理想气体之类的抽象的资本主义企业标本，而决非现实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后续对于流通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引入了复数的资本家，但这时的市场仍被设定为单一均质的。当然，马克思未完成上升到对世界市场的分析，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会如何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引进了复数的市场体系，对于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分析就必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大改变。就此而言，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建立在对《资本论》方法误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卢森堡所考虑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市场即所谓“第三市场”的关联，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看，也正是在其计划中要展开进行的。 事实上，卢森堡考虑的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市场，即所谓“第三市场”的关联，并不仅限于某一资本主义国家之外，而是也包括那些本国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如塔巴克所说，“这个‘第三’市场并不一定是外国或海外市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很近时期以前，在本国往往可以找到这种市场”[19]29-30。这其中的关键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不同的市场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差别。这一问题还可如柄谷行人那样，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对外贸易所获得高额利润类比于个别工厂主由于采用新发明而获得超额利润，将各国的生产内化在“一国”中来看待，将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置换为一国中的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而进一步将这一看问题的视域扩展为所有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差别，并以之来观察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视域转换，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能够将各种差别排列在一起考察的视角，从而能够进一步确定这些不同类型的差别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意义，以及这些差别性条件发生变化时对于资本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考察将会表明，各种差别都会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产生其应有的作用，但在不同历史条件或不同地域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差别所起的作用会相当的不同。 对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分析，也可以如从当事人或行动者“事前”的视角和科学的观察者或旁观者“事后”的视角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进行。如果我们从“事后”的视角观察总体上剩余价值的实现，就只能从一种总量或平均量上去考察。但如果从“事前”的视角去观察单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单个资本家或企业所追求的只是其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而这最大化既来自对本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包括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也可能包含来自与其他企业的差别性优势所产生的超额增殖。当然，如果是一种差别性劣势，那这种超额增殖就会是负数。因此，从这一视角看，并不存在纯粹的剩余价值，而是只有总是附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这“超额”当然可正可负。就此而言，资本家的目标不仅是剥夺工人，而且必然同时是剥夺其他一切所有者。正像狼不仅吞食其他猎物，而且也不放过失败的同类一样，资本家也在吞食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同时，对同类虎视眈眈。实际上，如果不存在资本家之间博弈式的竞争，资本主义也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当然，对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把握，就科学理论的构成而言，并不能只是从行动者或当事人的“事前”眼光去看，而是还必须将这种“事前”的眼光转变为旁观者“事后”的眼光。 一般而言，无论是对工人的剥夺还是对失败同类的剥夺，都只能借助于各种差别性优势，若无优势，就只能被剥夺。这种差别性优势是多种多样的，大致上可粗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体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资本家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剩下了自己的劳动力这唯一的“资本”；第二个层次是在某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势，这种优势人们已论及很多，此处无须多说；第三个层次是某一国家内那些采用了更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或企业对其他资本家或企业差别性优势；第四个层次是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对于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的差别性优势；第五个层次则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差别性优势。这五个层次的差别性优势中，除却第一层面不涉及空间性差异之外，其余四个层面都或多或少地是与空间性差异相关的。尽管第一个层面自然是最本质性层面、也正是这一层面的差别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其他层面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却也决不能忽视。事实上，正是这些差别性共同决定着资本家或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状态，亦即决定了资本家或企业主要的借助于何种差别性优势去获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变迁所导致的这些差别状态的变化，也就在客观上改变了资本家剩余价值可能的实现方式。 如果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全球化发展来看，上述差别性层面中，第一个层面作为本质性的层面，虽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所变化，但基本上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始终的。而其他几个层面则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带来剩余价值的，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之外，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性优势。而在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之后，则是资本家之间由于采用新技术的差别性优势而导致资本家的互相剥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15]831再进一步，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则有了重要的意义。当然，全球贸易早就存在了，但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这种差别的重要性却逐步加大了。在起先，发达资本主义还主要是把落后国家当作剩余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而随着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则演变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对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的差别性优势。而这种空间中差别性优势要从可能的剩余价值源泉转变为现实，便必然要通过技术克服空间距离造成的障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1]马克思此处所说的“消灭空间”，不正是“空间转向”论者所说的空间压缩吗？当然，在竞争条件下，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以便能够更长久地生存的各个资本家企业所要“消灭”的不仅是空间，更是要消灭时间，亦即压缩时间或时间压缩，而且，压缩空间最终还是为了压缩时间，以便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无疑，这里从扩展了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时空压缩”现象的解释还是十分简单和粗糙的，但即便如此，也能够说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像“时空压缩”这样的新的历史现象仍有足够的解释潜力，而无须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来一个“空间转向”。当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尚未完成，且一百多年来已出现了诸多新的情况，需要人们对马克思思想不仅要“照着讲”，而且还必须“接着讲”，即必须予以发展。但这决不同于面对这类新的历史现象时便轻率地认为19世纪的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过时，而自以为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上，从而能够发明划时代的创新理论。 ①需要说明的是，人本主义的历史逻辑，由于不符合科学的共时性逻辑，在科学性的《资本论》中便不能存在，但却仍然存在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这意味着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之双重性是共存于同一著作或同一论述之中的；而在其晚期，则是存在于不同研究领域之中的。而且，在其晚期，相较于科学逻辑，人本逻辑未得到系统发挥。这使得一些论者认为其晚年只有纯粹的科学逻辑。但这种结论是不真实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如果只有科学的逻辑，便只能导向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从而导致改变世界在逻辑上的不可能。关于马克思思想中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双重逻辑从早期之“合”到晚年之“分”的讨论，可参见拙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后黑格尔主义阐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②说描述运动的数学公式是超时空的，人们对此可能会有疑问。因为描述运动的数学公式中是会出现时间变量的。但这种数学公式中的时间变量已非我们感受到的有方向性的时间流，而是一种无方向性的标量，甚至只是丹齐克所说的数轴上一系列点的集合而已。 ③虽然黑格尔的那种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无限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的辩证法，在科学的范围内被拒斥，但能够在科学之外作为一种范导性或调节性的理念予以保留。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后黑格尔主义阐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④关于《资本论》的完成状态，研究者们大多认为是马克思修改他的计划，即马克思所完成的大致上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了。但亦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马克思从未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资本论》只是六部著作中的一部”，所以《资本论》并非一个完整的体系(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38页)。笔者以为，不管马克思由于何种原因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但他的目标始终是将资本主义的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描述出来。标签：卢卡奇论文; 资本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历史与阶级意识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数学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