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与盛唐时期长安市场的空前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长安论文,繁荣论文,玄宗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唐代商业文化史上，盛唐时期是应该大写的一章。当时，商业市场遍及全国各地，而其中以首都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最为著名。这里，店铺栉比，摊点密集，货物丰富，品种多样，商贾辐辏，车水马龙，买卖十分兴隆。特别是在此进行商业活动的，还有周边地区和不少国家的商人，他们或搞贩运，或搞销售，生意一般都十分火爆，这就给市场平添了一种国际化的色彩。
那么，盛唐的商业市场为什么能够空前繁荣呢？当然，原因有多种，如国内社会局势稳定，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交通运输发达，手工业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百姓的购买力提高，等等，这些都对。但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便是政治对市场的干预。这一条特别重要，如果那一时期国家政治对市场的发展不予支持，而是相反地加以限制，那么市场的繁荣就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说，盛唐时期市场空前繁荣这一商业文化现象，正是政治干预市场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政治脱离不了干系，都在政治的网络之中，商业市场这块地盘自然不能例外。政治是主宰，政治干预一切，当然也主宰、干预商业市场，唐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政治对市场的干预一直没有中断过，因为帝王是国家政治的最高代表，是政治的化身，所以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干预其实质就是帝王的干预。那么，作为盛唐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李隆基是怎样干预商业市场的呢？
分析一下当时市场的有关资料便不难看出，李隆基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法律干预，即权力干预，按照这位天子的意志制定的有关市场的政策和法规都属于这一干预范畴；一是行为干预，即权威干预。关于前者，论述的文字已经是很多的了。这里要谈的是后者，即李隆基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权威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笔者的看法是，玄宗和当时富商大贾的直接交往并对他们采取优容礼让的态度，是这种权威干预市场的集中表现。
在这一时期高度繁荣兴旺的商业市场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富商大贾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王元宝、杨崇义、郭万全、任令方、任宗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拥有巨额资财，如王元宝“器玩服用，僭于王公”，人称其家为“王家富窟”[①]；再如，开元二十二年，政府抄了任令方的家，没收“资财六十余万贯”[②]，可见其家底的殷富了。这些富商大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款。大款的崛起乃是盛唐时期商业文化高度繁荣的标志之一。他们能够赚钱致富、肥得流油，首先应归因于他们个人具有经商的本领，长着一副精明的头脑，善于在商海中弄潮，牟取暴利。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获得了从玄宗身上表现出来的国家政治的强力支持。
唐代帝王直接和大款打交道并不起始于李隆基，但像他那样同大款关系之密切，对大款态度之优容礼让，却是他之前的帝王所不曾有过的。他与大款王元宝的多次接触就十分典型，均可见于文字记载。
有一次，玄宗坐在含元殿上南望终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就问左右有人看见没有，都回答说没有看见，玄宗便差人急忙把王元宝传唤至殿上。王元宝知道皇上召见他的意思后，巧妙地回答：“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旁边的人听了都感到奇怪：“为何臣等不见！”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③]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王元宝家有一把扇子，每逢热天请客吃饭时，他便让家人将扇子拿出来放在座前，并在上面洒些新水，这时扇子“则飒然风生，巡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玄宗闻听后感到好奇，就命人把这把扇子借去观赏，称赞道：“此龙皮扇也！”[④]再看《独异志》中的一段记载：“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
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乃天下至尊，居于深宫之中，威仪无比，而商人却属于下等人，常年忙碌在车马杂沓，人欲横流的商业市场，与帝王社会地位的差距何啻霄壤！而玄宗却能以屈尊同大款这类“经济动物”直接打交道，这便一下子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其影响是至为巨大的。
这至为巨大的影响中，最要紧的是大大地抬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要深刻理解这一点，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唐王朝的贱商政策。贱商政策始订于高祖李渊之手，到了贞观时期得到进一步充实。太宗李世民在制订“官品令”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贤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⑤]天子的言论乃“最高指示”，许多限制商人的具体政策规定据此而生。商人与“贤士君子”不得接触，成为朝廷定制，违者便要受到惩处。贞观年间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大学者、秘书少监颜师古任用一些富商大贾担任典籍校对，“由此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⑥]武则天时期，四品官张衡一天退朝后骑马回家，见路边有卖热饼子的，便买了一个在马上吟，这件事遭到御史弹劾，武则天便下令把张衡“流外出身，不得入三品”。[⑦]可见，朝廷对违纪接触商人的官员处理一向是很重的。按规定，商人也不能向官员靠拢，不遵者同样要受到处罚。有一次，武则天在内殿赐宴，张易之把蜀地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引来博戏，宰相韦安石很恼火，当晚跪奏女皇：“蜀商贱类，不合预登此筵！”命左右将宋霸子一伙驱逐出了宫门。武则天也无可奈何，只能对韦安石“深慰勉之”[⑧]。朝廷高级官员的贱商意识如此浓厚，宋霸子等商人遭受屈辱是毫不足怪的。
了解如上情况后当会感到，玄宗与大款交往的行动的确是非同寻常的。过去，连和“贤士君子”都不能“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的商人，如今却可以进入宫中，受到皇上的看重，甚至与天子一比富有，这表明朝廷延续已久的贱商国策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发生松动，严格限制商人与“贤士君子”交往的规定都成了一纸空文。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使社会贱商心理发生了变化。过去，歆羡商人富有，但因碍于朝廷政策却不敢放胆与之接近的“贤士君子”，如今已可无所顾忌地去做大款家里的座上客。据史籍载：王元宝、杨崇义等，“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⑨]。“元宝好宾客。……而四方之士尽归而仰焉”[⑩]。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人在“贤士君子”眼中已经是一个受到敬重的形象了。社会上由贱商到重商这一变化，与玄宗和大款的交往无疑是有因果关系的。
大款赖于玄宗的支持而崛起。他们受到皇上的隆遇后聚敛财富的积极性无疑大大提高，这对市场的繁荣自然会产生促进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富商大贾为“素封”，是很有道理的。这些商业大款实质上就是政治上没有封君之名的“经济贵族”。盛唐时期的大款们在市场的空前繁荣方面是建有一份功劳的。当然，政治贵族永远主宰着经济贵族，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归根结底，当时市场的空前繁荣乃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末了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政治干预市场一般产生三种效应：一是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繁荣，称为正效应；二是阻滞甚至破坏了市场，这是负效应；三是正负两种效应兼而有之。玄宗对市场的干预产生的第三种效应，即促进中有阻滞，建设中有破坏。在充分肯定它的正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负效应，如玄宗的行为为以后的官商合流开了“绿灯”，这当然对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这一点，在玄宗之后长安东市和西市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日趋突出。
注释：
①④⑨⑩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②《旧唐书·玄宗纪》。
③李冗：《独异志》卷中。
⑤《旧唐书·曹确传》。
⑥《新唐书·颜师古传》。
⑦张谦：《朝野佥载》卷4。
⑧《旧唐书·韦安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