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水诗论文,朱彝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清初顺康诗人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以追求“醇雅”为主要艺术特征。但其内容与风格却是不断嬗变的：抗清时期以山水寄寓民族兴亡之感，游幕时期借山水抒发个人情思，归田时期咏山水反映闲适心境；诗风早期学王孟之冲谈，中岁学杜甫之遒壮，晚年则兼学苏轼等宋诗。从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可窥探清初诗坛创作逐渐远离政治功利性与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轨迹。
关键词 朱彝尊 山水诗 醇雅 学唐 学宋
清初诗人，无论是作为贰臣的钱谦益、吴梅村一流，还是作为明遗民诗人的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一辈，都与前明故国有着政治、身世或感情上的种种牵连。他们的诗歌创作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民族意识，山水诗亦常常具有政治功利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清朝逐渐步入盛世，后起的顺康诗人代表“国朝六大家”之中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查慎行、赵执信，基本上与前明没有政治或感情上的多少牵连，对于新朝亦无深仇大恨。他们生长于清朝，又出仕清朝，政治立场自然站在清朝方面，民族意识十分淡薄。其中只有朱彝尊是个例外，情况比较复杂。他早年曾投身抗清活动，后期则放弃政治理想而成为清朝权力机构的一员。他是明遗民诗人与清初真正的清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又，如果说遗民诗人在创作倾向上是学唐，那么顺康诗人则不仅学唐，而且经历了由学唐逐渐学宋的转化。从整体上看，施、宋、朱、王基本学唐，上承明七子遗绪，查、赵则基本学宋。而从个体来看，朱彝尊早期、中期学唐，而晚年兼学宋，所以国朝六大家之发展到学宋是由朱彝尊开始的，其本身即体现了顺康诗坛由学唐而渐学宋的转化，具有典型意义，是值得重视的一位诗人。
一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金风亭长等，今浙江嘉兴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其曾祖朱国祚曾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至彝尊，家已中落，变乱以后尤贫”（《清史稿》本传）。甲申之变时朱彝尊仅16岁，他虽未曾仕明，但因先祖为明朝宰辅，对前朝有天然的感情。顺治年间曾参与浙东山阴以魏耕等人为骨干的反清团体的活动，图谋恢复，并远赴广东与抗清志士屈大均相识，后还与顾炎武交往，一度亦是抗清人物。但自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小朝廷覆灭，魏耕等人被害，朱彝尊为全身远祸而流亡到浙江永嘉，则已脱离抗清事业，为了生计走上游幕之途。他先后转屣于山西、山东、北京、江苏、福建各地，虽寄人篱下，备尝艰辛，但行万里路，“观览风尚，往往情为所移”（《荇溪诗集序》），写了不少山水诗、边塞诗。此阶段是其诗歌创作的高潮时期。康熙三年（1664）曾与出关的顾炎武、屈大均联络，但后来民族意识逐渐淡却。至康熙十八年（1679），其人生道路更发生一大转折。此年他彻底改变了政治立场，应荐参加了博学鸣词试，并被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馆，后又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典试江南，值南书房。二十三年（1684）一度被劾罢官，二十九年（1690）又复职，两年后再罢官，乃返归故里。仕清时期为创作低潮期，山水诗乏善可陈。归田后朱彝尊曾重游闽粤，来往吴越，徜徉于山水之间，山水诗创作又出现小高潮，风格则由仕清前的“骚诵”、“关塞之音”变而为“渔师田父之语”（《荇溪诗集序》）。朱彝尊既是负异才的诗人，又是学问淹博的学者，一生著述丰富，有《经义考》、《明诗综》、《日下旧闻》，以及诗文集《曝书亭集》等。
作为诗学家，朱彝尊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其诗学观点的核心思想是“醇雅”。基于此，他崇奉唐诗而贬低宋诗，称“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王学士西征草序》），而批评“今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者乃效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叶李二使君合刻诗序》）。其褒贬的标准即在于认为唐诗“中正而和平”（《刘介于诗集序》）即雅正，而宋诗叫嚣、俚鄙，有悖于雅正之道。为使诗醇雅，朱彝尊又主张性情与学问并重。性情是诗的本质，朱氏所谓“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钱舍人诗序》）。但针对“今之诗家空疏浅薄”（《楝亭诗集序》）之弊，又强调性情须辅以学问，所谓“诗篇虽不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斋中读书十二首》其十一）；他认为“诗必取材博为尚”，而经史学问正可“资以为诗材”（《鹊华山人诗集序》），增加诗醇雅之致。应该指出的是，朱彝尊之重学问与翁方纲的以考据为诗不同，后者有以学问代替性情之弊；而以学问为“诗材”亦非否定生活是创作的本源，这里主要是从诗的表现手段着眼的，朱氏之大量创作亦充分明证了这一点。
朱彝尊的创作实践与其诗学主张大体是一致的。他兼取汉魏六朝，而主要是学盛唐，邓汉仪称“锡鬯诗气格本于少陵，而兼以太白之风韵，故独为秀出”（《诗观二集》），另外亦“规模王、孟”（《四库全书总目》）。其为诗“句酌字斟，务归典雅，不屑随俗波靡，落宋人浅易蹊径”（查慎行《曝书亭诗集序》），“语不雅驯者勿道”（查慎行《腾笑集序》），对醇雅之致竭力追求。朱彝尊在理论上贬低宋诗，但洪亮吉称他“晚宗北宋”（《北江诗话》）亦非空穴来风，屈大均亦有“逃唐归宋计亦得”（《送朱上舍》）之说，此外宋荦曾具体地指出其“高老生硬之议，正得涪翁三昧”（《跋朱竹垞和论画绝句》）、徐徵卓指出其“明目张胆学苏子瞻”（《观斋脞录》），亦有一定根据。要之，朱氏晚年兼学宋是不可否认的。
二
朱彝尊自称“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学为诗”（《荇溪诗集序》），“年二十，即以诗、古文辞见知于江左耆儒遗老”（《亡妻冯孺人行述》）。其《曝书亭诗集》即自顺治二年（1645）诗人17岁开始。他早年抗清时，胸怀壮志，敌视新朝，渴望恢复，民族意识强烈。因此不仅要抒情诗中“亡国之音，形于言表”（刘师培《书曝亭集后》），山水诗亦时掺杂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相沟通。他与明遗民诗人一样最推重忠君爱国的诗圣杜甫，认为杜诗“无一字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与高念祖论诗书》），这是他山水诗师杜的根本。
顺治二年清兵攻破南京，南明弘光朝覆灭。此时朱彝尊虽远在故乡嘉兴，但心中充满神州陆沉式的孤独无依感。写于此年的《南湖即事》就是借景抒发内心不尽的悲凉“惆怅”：
南湖秋树绿，放棹出回塘。箫鼓闻流水，蒹葭泛夕阳。心随沙雁灭，目断楚云长。惆怅佳人去，凭谁咏凤凰？南湖秋色依旧，风情未减，树绿水碧，芦青日红，又有箫鼓盈耳。但此时的江南美景实际是一种反衬，属于王夫之所谓的“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姜斋诗话》）的表现方法，旨在抒发作为故国象征的弘光朝的论亡而产生的悲哀。“心随沙雁灭”之景即形象地写出诗人的精神破灭感，“佳人去”则比喻弘光之亡，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亡国之哀、孤独之感油然而生。诗之颈联从杜甫《薄游》“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化出，尾联则从孟浩然诗“彩笔题鹦鹉，佳人咏凤凰”化出，不仅显示出醇雅的风致，而且赋予了深刻的寓意。顺治三年（1646）清兵进而攻陷浙江，诗人家乡惨遭劫难。年前朱彝尊入赘归安冯镇鼐家，后又“避兵夏墓”。当诗人劫后重返郡城嘉兴，所见之景就自然与战乱相关，《晓入郡城》云：
轻舟乘间入，系缆坏篱根。古道横边马，孤城闭水门。星含兵气动，月傍晓烟昏。辛苦乡关路，重来断客魂。此诗写景旨在表现断魂之感。清晨诗人乘隙入城，平视所见是人家的“坏离根”，是古道上驰骤的清军兵马，是孤城水门紧闭，一派战乱之景；仰望则星含兵气，晓月惨淡，亦昭示家乡在难临头之象。诗人一路辛苦重返乡关，所见如此景象，怎能不“断魂”呢？断魂实即亡国之哀也。
朱彝尊早期的一些“纯写景”诗，似无明显的民族兴亡之哀，只写一种凄凉的心境，如“蛙声浮岸草，鸟影度江天”，本是夏景，但诗人的感觉却是“坐疑秋气近，萧瑟感流年”（《雨后即事二首》其一），蕴含着“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之意，这实际上仍是亡国之哀的曲折反映。而诗人笔下更多的是秋景，因为秋景萧瑟更宜负载悲凄的心境，如顺治九年（1652）所作《立秋后一夕同睦修季、俞亮、朱一是、缪永谋集屠
斋》，写“凉风吹细雨，萧瑟度庭阴”的秋景，表现的是“天边月落魄，江上独愁心。谁念新亭泪，飘零直至今”之情，“新亭泪”用《世说新语》之典，喻亡国的悲愤。朱氏早期的怀古型山水诗以古喻今，抒发复明之志，与顾炎武同类诗意旨相通。这类诗有《谒大禹陵二十韵》、《越王台怀古》、《岳忠武王庙》、《崧台晚眺》等。顺治十四年（1657）于广东所写的《崧台晚眺》虽非典型的怀古型山水诗，但借古喻今之意甚明。诗云：
杰阁临江试独过，侧身天地一悲歌。苍梧风起愁云暮，高峡晴阁落照多。绿草炎洲巢翠羽，金鞭沙市走明驼。平蛮更忆当年事，诸将谁同马伏波？崧台在广东高要县外，台高二百余仞。诗人登台眺望，置身天地之间，俯仰古今，悲歌抒怀，“气韵不薄”（杨际昌《国朝诗话》）。尾联怀想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之往事，渴望今日抗清之将的出现。而感情的抒发是以苍凉壮阔之景象为基础的。此诗之景亦实亦虚。“苍梧风起”用《南海经》苍柄山左右出风之典，以苍梧山指代崧台所处山峰，“炎洲”借用《海内十洲记》南海中洲名，泛指岭南之地，类似词语皆显示诗人学问根底，又显得雅驯。诗境虽苍凉但具典雅之致。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抗清事业的衰落，朱彝尊的民族意识亦日趋淡化，何况人的思想感情是多方面的，因此其抗清时期的山水诗亦不尽是上述类型的，还有像《雄州歌四首》、《七星岩水月宫》等描写粤地山水风情之作，其中并无政治功利性，当然此类单纯的山水景物诗不是这个阶段创作的主流。
三
朱彝尊山水诗创作的丰收时期是康熙元年（1662）至十七年（1678）的游幕阶段。此间山水佳作以描写浙江与山西风光之什数量为多、质量为高。
康熙元年朱彝尊流亡永嘉避祸，沿途经兰溪、缙云、青田等地，均有山水之作，到永嘉后流连山水，更留下山水清音。这些越地山水诗风格不一，但皆学唐音。途中吟咏之力作《金华道上梦游天台歌》，驰骋才华，想象浪漫，正是邓汉仪所谓得“太白之风韵”的古体诗，令人想起太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云：
吾闻天如山高一万八千丈，石梁远挂藤萝上；飞流直下天际来，散作哀湍众山响。烛龙衔日海风飘，犹是天鸡夜半潮，积雨（雪）自悬华顶月，明霞长建赤城标。我向金华问客程，兰溪溪水百尺清。金光瑶草不可拾，梦中忽遇皇初平；手携绿玉杖，引我天台行。天台山深断行路，乱石如羊纷可数；忽作哀猿四面啼，青林绿条那相顾。我欲吹箫驾孔鸾，璇台十二碧云端；入林未愁苔径滑，到面但觉松风寒。松门之西转清旷，桂树苍苍石坛上；云鬟玉洞展双扉，二女明妆俨相向。粲然启玉齿，对客前致词：昨朝东风来，吹我芳树枝；山桃花红亦已落，向君采药来何迟？曲房置酒张高宴，芝草胡麻迭相劝；不记仙源路易迷，樽前只道长相见。觉来霜月满城楼，恍忽天台自昔游；仍怜独客东南去，不似双溪西北流。
天台山位于浙江天台县北，为道教名山之一，其赤城山洞为道教第六洞天。此诗想象天台山的奇石异水，并驱遣古代典籍中有关的神话传说，出奇无穷，渲染其仙道气氛，显示出诗人学问之淹博。诗前八句从“闻”的角度想象天台奇观：山峻摩天，古梁高悬，瀑布飞泻，烛龙衔日，积雪映月，赤城如霞，真是意象壮美，词彩赡丽，气势奔放，确“似青莲”（《国朝诗话》）。接下二十八句主要写“梦中”天台山，如同李白写“梦游天姥”一样。如果说开头八句是旁观，此时则已入天台深处，既为梦境，则尽可奇思异想。于是诗人先与《神仙传》中的仙人皇初平邂逅，由仙人导游入天台深处探奇，历《神仙传》中可“变为羊”的奇石，闻四面猿啼，赏青林绿竹，境界清幽之至，不禁生出像《列仙传》中萧史一样的吹箫驾鸾飞上璇台之妙想。不久又巧遇刘义庆《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曾相逢的二仙女，她们明妆玉齿，设宴款待诗人，情意殷殷，令诗人迷醉，忘却尘世。最后四句又转回现实，梦中仙境更衬托出现实的严酷、此行避祸的孤寂。诗中“飞瀑”句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句，“但觉”句化用李白《赠嵩山焦炼师》“松风鸣夜弦”句，“仍怜”二句化用李白《寄崔侍御》“独怜一雁飞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句，固然可见此诗之学李白，而全诗的仙游气息，奇妙想象，更得李白诗之神韵。诗中之景空灵超脱，实因诗人此时并未亲游天台也，而虚构的才华亦堪称不凡。朱氏山水诗中似李白之作并不多，此诗更显可贵。
朱彝尊途径缙云时写有《缙云杂诗十首》，描写缙云山水风物，“规模王、孟”，别有一番自然冲淡的风味。试看其中二首：
朝闻谷口猿，暝宿崖上月。夜久天风吹，西岩桂花发。（《西岩》）
连山积翠深，白石空林广。落景不逢人，长歌自来往。（《忘归台》）
诗中描绘的是王维“空山不见人”式的山林境界，是诗人与自然合一的意境。这里有花木为邻，日月为伴，诗人或暝宿，或长歌，都体验到世外桃源般的静穆、平和的气息，诗人徜徉其间，似乎有一种安全感、归宿感。而来到永嘉后写作的《永嘉杂诗二十首》中的一些佳作，曾得到神韵诗人王士禛赞赏、“尤爱”（见《渔洋诗话》），亦是其风格近王、孟，具有天然神韵之故。且看其中三首：
已见官梅落，还闻谷鸟啼。愁人芳草色，绿遍射堂西。（《西射堂》）
苍苍山上松，飒飒松根雨。松子落空山，朝来不知处。（《松台山》）
鸟惊山月落，树静溪风缓。法鼓响空林，已有山僧饭。（《瞿溪》）诗人避祸永嘉，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浙西又山水清佳，自然心境平和，诗中意象静谧，即使动态亦甚轻缓，声响同样轻悠，诗人心灵似乎得到解脱。上举多为五绝，最易见神韵。五律体永嘉山水诗亦不乏佳作，如《返照》：
返照开寒峡，江城入翠微。明霞飞不落，独鸟去还归。是处闻吹角，高楼尚曝衣。山家多畏虎，应各掩柴扉。诗写永嘉傍晚时分的秋景，基本采用仰视的角度，境界显得开阔，但并无劲健之气；心境平和，似又有所寄托。诗溶杜甫与王孟风格于一炉，自成一格。此诗题目取自杜甫诗题，首联两句分别从杜甫《返照》“返照开巫峡”、《重题郑氏东亭》“华亭入翠微”两句化出，言词雅驯，又启人联想。颔联被林昌彝评为“浑成出于天籁”（《海天琴思录》），意境深远悠然，又有王、孟之风神。
《四库全书总目》评朱彝尊“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这主要体现在诗人“北去云朔”（阮元《两浙輶轩录》引《国初集》语）之作中，故尚熔说“竹垞诗以游晋所作为最”（《三家诗话》），诗风遒壮，“气格本于少陵”。但这阶段的山水诗，除了少数作品（如《来青轩》）尚未忘亡国之痛外，整体上看民族意识已不如抗清时期那么浓郁，诗旨基本上是写景兼怀古，或写景寓乡思，或写景见行旅之艰辛。
写景兼怀古诗有《土木堡》、《宣府镇》、《雁门关》、《晚次崞县》等，其意蕴与早期写景怀古诗相比，已不重在抒发民族兴亡的悲愤，而是偏于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虽然不能说与民族感情无涉，但至少已不那么沉痛，而且多了理性认识。如《雁门关》：
南登雁门道，骋望句注颠；山冈郁参错，石栈纷钩连。度岭风渐微，入关寒未捐；层冰如玉龙，万丈来蜿蜒；飞光一相射，我马忽不前。抗迹怀古人，千载诚多贤；郅都守长城，烽火静居延；刘琨发广莫，吟啸《扶风》篇；伟哉广与牧，勇略天下传。时来英雄奋，事去陵谷迁，数子不可期，劳歌为谁宣？嗷嗷中泽鸿，聆我慷慨言。
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雁门山绝顶，“两山夹峙，形势险峻”，“自古为戍守重地”（《代州志》）。诗前半首写自己由大同出发而南登雁门，先写骋望，见山冈参差交错，石栈钩连，山势可谓险峻；后写登岭入关，则见冰雪封山，宛若玉龙，且寒光射目，又突出山颠苦寒难行。诗后半首乃怀古，追思历代与雁门有关的战将贤人，如：汉景帝时的“雁门太守郅都”，“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竞郅都死不近雁门”（《史记·郅都传》）；东晋爱国名将刘琨曾长期坚守并州，与入侵的异族作战；西汉飞将军李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力战为名”，令匈奴“避之数岁，不敢入”（《史记·李将军列传》）；李牧，战国时“赵之北边良将，常居代（原雁门）备匈奴”，“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李牧传》）。这些勇略非凡的“英雄”乘时而起，抗击异族侵略，保家卫国。但是他们已是历史烟云，现实并无这样的英雄，这正是前朝灭亡的原因，所以令诗人感慨不已。又如《宣镇府》尾句云：“边事百年虚想象，谁夸天险塞飞狐？”则斥责前明武宗及其后继者，昏庸无能，导致后来李自成义军经宣镇府入北京。这些诗都是总结前明的历史教训，诗人仿佛与前明的兴亡已不相干了。《雁门关》艺术表现上明显地以经史为诗材，博采《史记》、《诗经》、《晋书》、《公羊传》注等材料，确实“学问愈博”。诗虽五古体，但颇多对偶之句，“关塞之音”显得“风骨愈壮”。
朱彝尊长年舟车南北，远离故土亲人，思乡怀亲之情自然郁积于心，特别是异地山水风物与家乡江面风光形成鲜明反差时，更易激发故土之思。如康熙三年（1664）冬至日登上山西大同白登台所写的《云中至日》即是代表作：
去岁山川缙云岭，今年雨雪白登台。可怜日至长为客，何意天涯数举怀？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故园望断江村里，愁说梅花细细开。诗前半感叹自己羁旅生涯时间之长、空间之广，暗寓艰辛之意；颈联转写眼前雁门关萧瑟苦寒之景，城头日落，号角凄厉，塞外雪寒，沙漠荒寂。此景此情乃引发诗人对故乡江村梅花细细开之景的思念，加“愁说”二字使情思更显曲婉深长。尾句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嫩蕊商量细细开”句化出，又具新意。又如《滹沱河》写滹沱河冰滑流急、孤城荒烟，而抒发“转忆江南多乐事，花浓齐放五湖船”的乡情，与《云中至日》同一机杼。而《黄河夜月》又借写景怀念妻子，属“五律得力（杜）工部”（朱庭珍《筱园诗话》）之作。诗云：
落月黄河曲，先秋白露寒。牵牛何皎皎，桂树此团团。直北程难计，天南泪不干。居人掩闺夕，知已梦长安。诗写黄河月夜之景，牵牛星皎洁，朗月中桂影团团，此景当令诗人想到织女，想到寂寞嫦娥，更想到“天南泪不干”的家人，想到“居人掩闺夕”而梦到京师之外的诗人。此诗明显采用杜甫《月夜》从对面写来的方法，使亲人之间感情双向沟通。
朱彝尊“身在异乡为异客”而思乡之情，更集中表现在康熙十三年（1674）“旅食潞河（今北京通县），言归未遂，爰忆土风，成绝句百首”之《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他自称“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上引均见组诗小序）。一百首绝句堪称大型组诗，内容写故乡南湖“山水风俗物产之盛”（缪永谋序），借以弥补“言归未遂”之憾。诗风朴素自然，有民歌风味，林昌彝誉为“旨趣幽深，神韵独绝，七绝中之高品也”（《射鹰楼诗话》）这里欣赏几首写景之什：
沙头宿鹭傍月栖，柳外惊乌隔岸啼。为爱秋来好明月，湖东不住住湖西。（其二）
西埏里接韭溪流，一箦瓶山古木秋。惯是争枝乌未宿，夜深啼上月波楼。（其五）
携李亭荒蔓草存，金陀坊冷寺钟昏。湖天夜上高楼望，月出东南白苎村。（其六）
百尺高楼四面窗，石梁一道锁晴江。自从湖有鸳鸯日，水鸟飞来定自双。（其七）
鹰窠绝顶海风晴，乌兔秋残夜并生。铁锁石塘三百里，惊涛啮尽寄奴城。（其七十二）仅上列五首诗，就写了南湖的山水、禽鸟、日月、草木、寺庙、亭台、石桥、石塘等意象，既有晴江，亦有月波，既有平湖，亦有惊涛，真是五光十色，无不蕴藉着诗人对家乡的眷念之情。诗语言明丽，又颇雅驯。杨际昌《国朝诗话》称“朱竹垞最工绝句《竹枝》体国朝无出其右，”此组棹歌正是《竹枝》体，杨氏评价或许过高，但可资参考。
四
朱彝尊诗“其精华多在未仕以前”（《筱园诗话》），其仕清时期诗歌创作多应酬之作，山水诗创作处于低潮，可一提的不过是《燕京郊西杂咏同诸君分赋》一类，写京郊风景，风格平易，缺乏特色，无庸赘述。康熙三十一年（1692）归田之后，朱彝尊山水诗创作数量颇丰。此时诗人心境闲适恬淡，既无兴亡之感，亦少思乡之情，而是从一种悠闲审美的态度观赏山水风光，有时还从山水中体悟人生的哲理。
朱彝尊归田后曾重游闽粤，又游吴越、游福建写下《仙掌峰瀑布》、《天游观万峰亭》、《樟滩》等古体力作，绘形绘色地勾勒福建奇山异水，生气灌注，眩人眼目。如《樟滩》云：
建溪饶惊
，樟滩最巉险。颠波势欲下，乱石故磨飐。洼坳碾作涡，刻露圭就琰。我衰忧患多，过此岂容敛？篙师凝睛立，尺水巧回闪。铿然矢投壶，狎恰不误点。轻舟恣一掷，纵若鸟脱罨。以兹推物理，遇境适险夷。人或发祸机，忌者思尽掩。扬澜沸平地，凿空架崖厂。由来人背噂，未必鬼神贬。济盈轨易濡，忠信幸无忝。习坎入坎凶，既出夫何玷。浮海桴可乘，舟楫况刳剡。
樟滩为闽北建溪之一段险滩，诗前六句极写樟滩波势巉险。接下八句乃写“我”与篙师过滩时的镇定神态，突出诗人饱尝“忧患”已进入无所畏忌的超然心境。后十四句乃抒发越险滩时感悟到的“物理”，表达对人生的一种达观认识，全然“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属“明目张胆学苏子瞻”之作，正是宋诗的特点。游闽时的近体山水小诗亦值得重视，如《水口》：
岸阔滩平漾白沙，船人出险鼓停挝。为贪放溜风头望，不觉蜻蜓上桨牙。诗写船过险滩所见岸阔滩平之景，亦表现闲适的心境。后半首分明有杨万里的俚俗诙谐意味，使人想起《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境。
朱彝尊归田后更多的是写浙江山水的诗作，以近体诗为主，风格比较柔和，不似闽地古体山水诗那样劲健。这与所描写的山水对象的形态特点有关。如五律《桐庐雨泊》：
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漉。炊烟起山家，化作云覆屋。居人寂无喧，一气沉岭腹。白鹭忽飞翻，让我沙际宿。
诗写雨中晚泊富春江所见之景，富春江山水绝佳，代有吟咏。但此诗并未写江水自身，而是写江畔山上人家，渲染一种祥和安宁的气氛，连白鹭翻飞，亦视为对诗人的友好表示。诗并无深言大义的寄托，只是写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现老年人与世无争的心态。类似格调的山水诗颇多，还有《江行三首》、《东湖曲八首》、《南山杂泳十七首》、《松霭山房六咏》等。再举《松霭山房六咏》中的《清籁居》为例：
一夜雨鸣树，不知云几重。推窗看晓色，对面北高峰。此诗写诗人于杭州松霭山房之清籁居，夜听雨声敲打树叶，晨看窗外北高峰山色，显得漫不经心，悠闲之至。诗用白描手法，毫不雕琢，亦不追求醇雅，有天籁之美。
值得一提的还有晚年写的《太湖罛船竹枝词十首》，堪与《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媲美。这组诗描绘苏州太湖风光，自然明丽，确有《竹枝》体特色。且看其中二首：
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风四面，罛船打鼓发中流。
几日湖心舶趠风，朝霞初敛雨蒙蒙。小姑腕露金跳脱，帆脚能收白浪中。前诗写太湖万顷，七十二峰如青螺出水，甚是壮阔；而在打头逆风吹起之时，网船打鼓进发的场景亦颇壮观。后诗写和风细雨中，腕露看镯的渔家姑娘驾舟太湖，于白浪中操帆自如，景美人更美，或者说太湖为太湖人添风采，太湖人为太湖增风韵。这种“渔师田父之语”反映了晚年的朱彝尊的皈依自然的人生态度。诗中“青螺”之喻乃化用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色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之意；而“舶趠风”诗人自注引苏轼《趠风》诗引：“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趠风……”亦见晚年时苏轼对他的影响。另外朱彝尊晚年“旅途与其中表查初白酬唱，多近宋人”（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其中亦有山水诗。
综上所述，可知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从内容到风格是不断变化的。内容上逐渐远离政治功利性；早年抗清时期以山水寄寓民族感情，游幕时期民族意识淡薄，借写山水抒发个人情思，仕清时期以吟咏山水宴游应酬，归田时期以讴歌山水反映闲适心境。风格上基本学盛唐，但早期冲淡学王、孟，中岁风骨遒壮，学杜甫，偶学李白之浪漫，晚年复归宗王、孟，而兼学宋，于“国朝六大家”中开学宋之风气，直接影响到查慎行的主体学宋的转化，其被视为浙派开山祖师亦在于此。
朱彝尊山水诗的主要艺术特点是追求醇雅，这除了以经史为“诗材”之外，更表现为时常化用唐人诗句而赋予新意，使文词雅驯。朱彝尊于清初诗坛占有很高的地位，与一代正宗王士禛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目，“屹然为南北二大宗师”（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二人“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杭世骏《词科掌录》），可见其影响之大。但赵执信《谈龙录》批评“朱贪多，王爱好”，“贪多”的含义颇模糊，《清史稿》释为“诗篇极富”，“或谓得一佳语，便可敷衍成篇”，而钱仲联师《梦苕庵诗话》引近人姚大荣驳语，亦不无道理。要之，对朱氏“贪多”之评见仁见智，难以定论。但应该承认的是，朱氏诗为求雅驯，而代用前人诗语确实嫌多，白描之作甚少。其中表查慎行则正与之相反，而成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