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赵清军1,周毕芬1*,阙春萍2
(1.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群体差异
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是促进人的城镇化，其重点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截至2018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1]，二者之间相差1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农业转移人口构成。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市户籍居民是其城市化过程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完成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2]。农业转移人口要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首先要在城市实现可持续就业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才能为城市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相对较大、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影响逐步退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以及市民化的重点对象。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状况及其水平，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等方面。(1)就业能力方面。罗恩立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宏观需求与政策等3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分析，认为个体自身、个人环境和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3]；刘传江基于武汉市进城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只有持续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才能适应和满足现代产业发展的需求，从而使其在城市实现真正立足[4]；罗冬林运用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建模和基模分析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可持续就业能力进行反馈动态复杂性分析，指出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使其达到可持续的就业状态[5]。(2)就业质量方面。石丹淅等基于河南省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不高，培训参与情况、工资水平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6]；林竹基于江苏省8个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培训和教育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从而提高其就业质量[7]。(3)就业稳定性方面。谢勇对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业时间的延长能够显著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8]；谌新民等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进行分析，指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是实现其稳定就业的基础，而稳定就业有助于提升其工资水平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9]。
(二)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研究
学界关于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在理论研究方面，秦建国认为就业可持续发展应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为前提，注重对人的尊重和人本身价值的实现[10]；陈浩认为可持续就业的实质是追求人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11]。在实证研究方面，肖云等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及其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存在参保意识淡薄、工作变换频繁以及对现实工作满意度较低等问题[12]；彭惠青等基于湖北省Z市返乡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视角对返乡农民工持续就业进行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是其再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13]；李华红从就业竞争力、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和就业环境等4个方面对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进行分析，指出人力资本素质不高、低组织化的外出务工方式、工资性收入较低、就业环境较差等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就业的可持续性[14]。
现有文献虽然大都认同就业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但仅有少数文献关注和研究农民工就业的可持续性，且仅限于理论上的定性讨论和描述性的定量分析，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差异，而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在就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轻体力的工作，工资相较于男性一般会更低[1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相关政策的实践针对性。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福建省的调查数据，将新生代农民工按性别和户籍地进行分组，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对其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的水平进行评价，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市场营销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顾客的需求，发现并开发潜在的顾客。正确的营销战略可以有效合理地整合公司的资源，通过市场营销，将产品销售出去，创造企业的销售业绩，取得经营利润，企业才得以不断发展。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各因子分析，本研究借鉴边燕杰等的研究[18]，将因子分析所得的因子数值转换成1～100的分值。转换公式为：
堰河通过发展茶产业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成为了国内美丽乡村的代表和乡村振兴的典范。访谈得知，堰河村依托乡村旅游产业，通过“三个三分之一”帮助贫困户脱贫—帮助三分之一贫困户发展旅游项目，提供信息、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三分之一贫困户用项目带动就业，加入到旅游服务的队伍中来；三分之一的贫困户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采取党员干部直接一对一支持的方式脱贫。目前实现了30多农户参与到乡村旅游接待服务，带动300多人完成创业就业，合作社的分红也达到了50%，逢年过节进行贫困户慰问活动，通过旅游人均年增收达2万多元。
从企业类型看，2018年6月末，大型、中型和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41.91%、25.57%和32.52%；与2013年末相比，大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提高2.17和4.68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占比下降6.85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68.81%、2.36%和28.82%，与2013年末相比，国有企业占比提高16个百分点，集体和民营企业占比分别下降4.25和11.76个百分点。
从样本的基本情况可知(表1)：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分别为57.61%和42.39%，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方面，27岁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56.35%，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90后较多；婚姻状况方面，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39.09%，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60.9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未婚；户籍地方面，本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65.99%，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34.01%，表明相较于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本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业；行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服务业就业的占比最多(33.50%)，其次是制造业(23.61%)，建筑业的占比最低(12.69%)，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选择上主要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
(二)变量设置
就业可持续性注重对劳动者的尊重、劳动权益的保护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质是追求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是反映其就业状况的多维度概念，本研究借鉴李华红的相关研究[14]，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进行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测量指标体系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的绝对值较高，但相对值仍然较低，其实际的月均收入仅够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这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表 1样本的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ample
表 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测量指标体系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2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2.就业收入方面。就业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越稳定则其就业可持续性越强。本研究选取月均收入和月均支出作为就业收入的代理变量。其中，月均收入用上一年平均每月收入来衡量，其均值为4 380.71元，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较高；月均支出用上一年平均每月支出来衡量，其均值为2 026.00元，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公司在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时，很难做到全面真实披露相关信息，使得内部控制有效性受到质疑，同时使资本市场无法对内部控制体系制定适当的标准，某些上市公司也因此不愿积极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在判断公司信息真实性时，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就变得比较困难，既要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检测发现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可能存在的缺陷，也要受约束于市场监管机构，更加谨慎地去查找发现缺陷，使内部控制审计合法合规。因此，审计意见类型的披露，能对公司施以监管压力。同时，注册会计师进行外部审计能达到约束公司管理层行为的作用，保证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提高会计稳健性。根据分析提出第三个假设：
评价病情的轻、重，不是依据病名，不是依据患病部位，也不是单纯依据病原微生物种类……判断病情的轻重主要看临床表现。简单地说，严重的“喉炎”、严重的“支气管炎”、严重的“肺炎”，都会表现为呼吸困难，病情都很重；轻微的“喉炎”、轻微的“支气管炎”、轻微的“肺炎”，一般情况尚好，病情都较轻。
3.就业环境方面。健康和安全的就业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表现[5]，也是其就业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本研究选取日均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满意度作为就业环境的代理变量。其中，日均工作时长用上一周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来衡量，其均值为9.29 h，表明新生农民工超时劳动现象较为严重；工作环境满意度的选项分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1、2、3、4、5，其均值为3.3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一般。
4.就业稳定性方面。稳定的工作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固定的收入来源，则其就业的可持续性越强。本研究主要从工作更换频率的角度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工作更换频率用工作更换次数与外出务工年限的比值来衡量，其均值为0.68，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较差，平均每年更换工作0.68次。
5.就业权益保障方面。就业权益是新生代农民工最重要、最根本的权益，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提高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16]。本研究选取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作为就业权益保障的代理变量。其中，劳动合同的选项分为否和是，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赋值为0，有签订劳动合同赋值为1，其均值为0.58，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有待提升，仅58%的新生代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的选项分为否和是，将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中的任何一项视为未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0，反之则视为参加社会保险并赋值为1，其均值为0.76，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相对较高，76%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按性别和户籍地进行分组，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进行分析。
(一)就业能力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3)，群体性别特征对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培训和掌握非农技能均影响显著；群体户籍地特征仅对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对专业技能培训和掌握非农技能影响不显著。
表 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3 Chi-square test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注：*、**、***分别表示卡方检验结果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1.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占比为19.17%，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该占比为29.05%，这可能是缘于男性相较于女性更早放弃学业去外地务工赚钱。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本地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48.66%)远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25.74%)，这可能是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被限制在城市的公共教育福利之外，相较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所能享受的公共教育资源较少。
小生境Pareto BBO算法中比赛选取获胜栖息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保存优秀解的过程，同时它给所有Pareto栖息地提供了相同共享信息的概率，使算法在多目标优化问题中寻得一组平衡解。小生境Pareto BBO算法的前期探索能力和后期挖掘能力相对比较均衡，但子种群和比赛栖息地是随机选取的，故算法稳定性较差。
2.从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的情况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比(64.37%)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57.93%)，这可能是缘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女性的经济活动空间逐步扩大，但就业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加，导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提高专业技能的需求更为迫切。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中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比(60.58%)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60.82%)差不多，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从新生代农民工掌握非农技能的情况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掌握非农技能的占比(54.41%)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46.71%)，这可能是缘于男性多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而女性主要从事的服务业对从业者的技能水平要求相对较低。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中掌握非农技能的占比(52.88%)略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47.76%)，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并掌握非农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其就业可持续性。
(二)就业收入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4)，群体性别特征仅对月均收入影响显著，对月均支出影响不显著；群体户籍地特征仅对月均支出影响显著，对月均收入影响不显著。
表 4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4 Chi-square test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incom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注：**、***分别表示卡方检验结果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
1.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明显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月均收入在4 001元及以上的占比为51.10%，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该占比相对较低(26.05%)，这可能是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收入相对较高，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则以服务业为主，收入相对较低。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53.46%)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55.22%)都主要集中在2 001～4 000元，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条将刻石山向县署方向移动了四十九里，与上一条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它其实摘录于《越绝书》卷八，但并不完全忠实原文，对传本的误文也未能校勘厘清。“刻石于东山上”，传本《越绝书》作“刻丈六于越东山上”，清代钱培名在《越绝书札记》中认为应当作“刻文立于越栋山上”；“去越二十一里”《越绝书》作“去县二十一里”，“去越”应该是离开大越到外面去，那真要放到枫桥了。光看这一条，读者马上觉得“秦始皇刻石”碑立在山阴县的东山上，东山就是刻石山。但如果将(2)(3)两条放在一起看，就会大吃一惊：难道绍兴历史上曾有过一座来回跑路的刻石山？总不至于是秦始皇在山阴立了两块会稽刻石碑吧？
2.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支出来看，存在显著的户籍地差异。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支出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支出在各区间的占比差异不大。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支出明显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其中，本地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支出在2 501元及以上的占比为27.50%，超过外地新生代农民工(22.76%)，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支出多集中在1 500元及以下，占比为45.90%，这可能是缘于相较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本地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的亲戚朋友较多，其人情往来的相关消费支出随之增加。
1.就业能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其就业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多数学者采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来衡量就业能力。本研究选取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培训、掌握非农技能作为就业能力的代理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的选项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2、3、4、5，其均值为3.33，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专业技能培训的选项分为否和是，将未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赋值为0，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赋值为1，其均值为0.61，表明61%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掌握非农技能的选项分为否和是，将未掌握非农技能赋值为0，掌握非农技能赋值为1，其均值为0.51，表明51%的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了非农技能。
(三)就业环境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5)，群体性别特征对日均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均影响显著；群体户籍地特征仅对日均工作时长影响显著，对工作环境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1.从新生代农民的日均工作时长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性别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均工作时长明显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日均工作时长在8 h以上的占比为63.22%，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该占比相对较低(43.71%)，这可能是缘于男性相较于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户籍地方面，外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均工作时长明显高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其中，外地新生代农民工中日均工作时长在8 h以上的占比(61.94%)超过本地新生代农民工(51.35%)；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外地新生代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长高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但外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4 242.91元)却低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4 451.73元)，这可能是缘于受教育程度和地域限制等因素影响。
总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社会保险参保率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显然不利于其就业权益保障和就业可持续性，进而会延缓其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只有学校了解企业的生产需求，企业提供学校培育人才的方向，才能有效解决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与实践相互脱节的困境，提高英语教学的时效性及学生的满意度，使学校与企业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建设以商务英语、科技英语第为主体的语言文化服务专业群，努力打造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专业特色。
“都来了，就别走了”，这话给我了胆子。这些天，我不知幻想过多少次跟别呦呦见面的情形，我搂住她的腰，抚摸她的头发，亲吻她的嘴唇……真的见面了，却什么也不敢做。
表 5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5 Chi-square test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注：**、***分别表示卡方检验结果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
2.从新生代农民的工作环境满意度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满意度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比为37.01%，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该占比(47.30%)则相对较高，表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改善的诉求更为强烈。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评价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差异不大，多数人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满意或比较满意。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一般，且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的人数占比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男性超时劳动更为普遍，这显然不利于他们的就业可持续性。
(四)就业稳定性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6)，群体性别特征对工作更换频率影响显著，群体户籍地特征对工作更换频率影响不显著。
表 6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6 Chi-square test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注：**表示卡方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率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率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工作更换频率在0.51及以上的占比(39.21%)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38.62%)差异不大，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工作更换频率为0.31～0.50的占比(28.44%)超过男性新生代农民工(20.71%)，这可能是缘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女性就业歧视。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率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差异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率为0.31～1.00。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更换频率较高，这可能是缘于流动性就业模式的影响，不稳定的就业状况显然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五)就业权益保障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表7)，群体性别特征对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均影响显著；群体户籍地特征仅对社会保险影响显著，对劳动合同影响不显著。
表 7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群体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
Table 7 Chi-square test of th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注：*、**、***分别表示卡方检验结果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1.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65.87%)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52.64%)，这可能是缘于本研究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促使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相对更强。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59.23%)和外地新生代农民工(56.34%)差异不大，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来看，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性别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80.54%)明显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73.35%)；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率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但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更换次数(平均2.45次)却明显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平均2.14次)，这将严重影响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延续性。户籍地方面，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78.27%)明显高于外地新生代农民工(72.76%)，这可能是缘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就业地域限制，导致外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相对较低。
目前，荆门市已经形成了“农户或合作社+收储点+加工企业”“合作社（收储点）+加工企业”“农户+收储点”等收储模式。每个县（市、区）计划建设5万吨以上秸秆利用示范企业不少于2个，每个乡镇建设5000吨以上秸秆收储中心不少于1个。现阶段，全市78个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在镇村建立收购点397个，基本实现了收储全覆盖。
实践中，政府的运转同样需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收益比，特别是诸如涉及网约车这类资源调配类的许可或者管制，关系到行政管理体系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成本与效益对比。“作为基本行政职能的调配不仅仅是对静态成分的简单组合，每一个被调配的要素都有其自身的动态，在其特有的速率上运作，并且受制于组织外的影响因素。”[4]网约车经营除了需要遵循网约车自身的纵向经济守则、规律，也要适应整个道路运输体系应有的经济规律，许可抑或管制作为组织外的影响因素能够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发展趋势。
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的评价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群体差异卡方检验结果的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其潜伏期长、起病缓慢且临床表现轻重不一，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由于肺炎支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能够独立生存的微小生物，并且小儿的各个器官发育没有成熟，免疫系统差，一旦感染很容易引起并发症，所以在药物治疗的过程中，首先应选择细胞外药物浓度高的类型，如克拉霉素和红霉素以及罗红霉素等，然后再选择阿奇霉素进行治疗，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一)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2.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先对相关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61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24.107，自由度为45，达到显著水平，表明该量表数据适合作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5个公因子，并进行正交旋转，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517%(表8)。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若因子分析所提取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60%以上，就表示所提取的公因子是可靠的[17]。因此，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在掌握非农技能、专业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上有较大的载荷，称为就业能力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在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上有较大的载荷，称为就业权益保障因子；第三个公因子在月均收入和月均支出上有较大的载荷，称为就业收入因子；第四个公因子在日均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满意度上有较大的载荷，称为就业环境因子；第五个公因子在工作更换频率上有较大的载荷，称为就业稳定性因子。
记录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查明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吸烟史、是否伴有血脂异常等相关高危因素信息、以及用于防治冠心病的基本药物情况（如ACEI/ARB类、CCB类、他汀类药物等）。
表 8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8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从方差解释程度来看，就业能力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大(19.484%)，表明就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就业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从各公因子来看，掌握非农技能是就业能力因子中的最强因子(0.827)，表明掌握非农技能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社会保险是就业权益保障因子中的最强因子(0.802)，表明社会保险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基本的就业权益；月均收入是就业收入因子中的最强因子(0.825)，表明劳动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经济来源；日均工作时长是就业环境因子中的最强因子(-0.820)，表明劳动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越恶劣；工作更换频率是就业稳定性因子中的最强因子(0.960)，表明工作更换频率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
(二)结果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课题组在福建省农民工人数较多的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4个地级市的问卷调查，通过偶遇抽样和面对面访谈的调查方式采集。调查对象为1980年及以后出生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籍农民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不符合身份要求、回答内容前后矛盾、漏答较多的问卷，共获得有效样本788份，有效率为98.5%。
转换后的因子得分=(因子值+B )×A
其中,A =99/(因子值的最大值-因子值的最小值),B =[(因子值的最大值-因子值的最小值)/99]-因子值的最小值。经转换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公因子都采用百分制。同时，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各公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系数，加权计算其就业可持续性的总得分。计算公式为：
就业可持续性总得分=(就业能力公因子得分×19.484%+就业权益保障公因子得分×13.852%+就业收入公因子得分×11.792%+就业环境公因子得分×10.145%+就业稳定性公因子得分×9.244%)/64.517%
为了方便研究，本研究将20分及以下定义为很低水平，21～40分定义为较低水平，41～60分定义为一般水平，61～80分定义为较高水平，81分及以上定义为很高水平。
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标准得分情况来看(表9)，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其中，就业能力水平最高，61分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40.56%；其次是就业环境水平，61分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36.84%；就业权益保障水平最低，61分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仅为4.06%。具体来说，就业能力方面，处于较高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最多(28.33%)，但仍有31.12%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很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就业收入方面，处于一般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最多(35.51%)，处于较低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次之(29.37%)，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水平较低，还需进一步提高；就业环境方面，处于一般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最多(52.11%)，仅11.05%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很低水平和较低水平，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好转，但仍需进一步改善；就业稳定性方面，处于很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44.64%，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较差，流动性较大；就业权益保障方面，处于很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76.45%，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受损现象较为严重，亟须进一步完善；就业可持续性方面，处于较高水平和很高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仅5.17%，处于很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多数(57.69%)，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表 9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标准得分情况
Table 9 Standardss cores of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水平最高，这将有助于其在城镇实现就业的可持续性，进而有利于提升其在城镇安家落户的能力。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水平和就业权益保障水平等方面较为不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谋生、赚钱仍是其进城务工的第一目标，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损耗与精神需求的增长，其对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在城镇实现就业的可持续性，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显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培训、掌握非农技能、月均收入、日均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更换频率、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同时，在受教育程度、月均支出、日均工作时长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户籍地差异。
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最高，其次是就业环境水平，就业权益保障水平最低；同时，就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就业权益保障。
(二)对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从而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1.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仅直接影响其就业能力的提高，也进一步影响其职业竞争力和工资收入。进一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可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1)加强统筹管理，发挥主导作用。相关部门应根据地区发展需要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技能培训计划，将职业技能培训贯穿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全过程，持续增强其就业的竞争能力。(2)强化专业培训，提高培训实效。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等形式，与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合作，充分利用其专业的师资、设备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专业、系统的技能培训，从而切实有效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同时，鼓励技能培训组织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需求创新培训内容，开展多元化的培训活动，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效果。(3)督促企业自觉，发挥主体作用。企业是用工主体，政府应鼓励并支持企业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职工教育培训计划，并充分运用资金补贴或奖励的方式引导和督促企业自觉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2.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企业是新生代农民工活动的重要场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条件，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增强其就业可持续性。具体可从以下2个方面着手：(1)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劳动安全设施。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不定期的劳动场所安全检查来强化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督促安全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整改，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技术等支持，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劳动安全设施。(2)鼓励企业推进企业人文文化建设。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企业文明新风建设评选活动，对获奖企业加以表彰和奖励，并在相关事务上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等，调动企业参与活动和推进企业人文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3.加强权益保障工作，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是增强其就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可从以下2个方面着手：(1)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相关部门要贯彻落实好对企业的日常监察、专项监察、年度审查等工作，及时督促违规违法企业整改，并给予相应的处罚，从而切实有效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畅通农民工的维权渠道。相关部门除了应积极向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以帮助其树立维权意识外，还要进一步畅通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以利于其降低维权成本，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9-02-28) [2019-04-02].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2]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4(1):3-23.
[3]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初探:一个分析的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2010(3):50-54.
[4]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34(2):34-39,55-56.
[5]罗冬林.新生代农民工可持续就业能力系统的反馈动态复杂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4(15):106-109.
[6]石丹淅,赖德胜,李宏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经纬,2014,31(3):31-36.
[7]林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3(1):85-89.
[8]谢勇.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5(9):54-62.
[9]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94-101.
[10]秦建国.论就业的可持续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6(29):346-347.
[11]陈浩.可持续就业的理论诠释[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6):10-14.
[12]肖云,郭峰.农民工就业及其可持续发展——对重庆市1083位样本农民工的调查[J].统计与决策,2005(14):79-81.
[13]彭惠青,邹松,周振.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持续就业研究——基于湖北省Z市返乡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1):82-85.
[14]李华红.西部地区农民工可持续就业的困与变——基于贵州样本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3(1):64-68.
[15]卢志刚,宋顺锋.农民工收入微观影响因素统计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26(10):77-81.
[16]夏静雷,张娟.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探析[J].求实,2014(7):60-66.
[17]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05-208.
[18]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C]//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18.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Fujian
ZHAO Qing-jun1, ZHOU Bi-fen1*, QUE Chun-ping2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2.College of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Fujian in 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employment ability, employment incom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evaluates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gender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is poor and the employment abilit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it.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hre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ffectively, such as strengthen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sustainability; group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22( 2019) 03-0001-10
[DOI] 10.13322/j.cnki.fjsk.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3017)；福建省软科学项目(2017R0013)；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FJ2016B084)；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闽教科〔2016〕23号)；福建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项目(JF2018MGCA042)。
[作者简介] 赵清军(199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为通信作者 。
(责任编辑: 林安红)
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就业可持续性论文; 群体差异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