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高考：语文教育的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语文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窘迫的语文教育
近几年，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批评越来越多。全国人代会上，几乎每年都有代表批评学生写字水平下降。1997年年底，《北京文学》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组关于中学语文课的《世纪观察》，名为“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报刊都作了转载。之后，《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浙江教育报》等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由此引发的笑话也够多的。一位作家的文章被收进了与中学语文课本配套的练习册，根据这篇文章编出的“标准化”练习题不只难倒了学生家长，竟也难倒了作家本人。诗人邹静之发现他辅导不了上小学的女儿的作业。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语，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答“齐心协力”，老师判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注：见1998年3月《南方周末》。 ）上海一所小学二年级有一考题：天空是（A.青青的，B.蓝蓝的，C.灰灰的，D.白白的）。标准答案只能是“蓝蓝的”。语文教育家于漪气愤地说：“鲁迅活到现在也考不及格小学考卷了，他的作品很多词也都用错了！”（注：《语文教学质量辨》，1997年4月在扬州全国语文研讨会议上的讲话。）
1998年高考结束后，作文题引发的问题又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小作文题目是“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要求根据所提供的开头和结尾，补写中间的内容。考的是学生的想象力，可大多数考生都缺乏良好的想象力，没有新意，于是报纸上马上出现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一位教授阅完高考‘小作文’后发问：想象力哪去了？”文章列举了考卷中出现的种种想象力贫乏的表现，又援引了一篇美国小学生的想象作文作对比：“有几个小男孩，到郊外去玩，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只蛋，有的说是蛇蛋，有的说是鸟蛋，争论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蛋拿回去放到烘箱中去孵……蛋壳快破了，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哈，蛋里孵出的是里根总统！”据说这篇作文被推荐到美国全国性的报上登载，受到广泛的推崇。（注：见1998年8月4日《扬子晚报》。）
大作文则要求写一篇表现自己心理承受力的文章，题目是“战胜脆弱（或‘坚韧——我追求的品格’）”。考试后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瞎编故事情节，二是在“战胜脆弱”面前未能战胜脆弱。仅1998年8月9日这一天，笔者就收看到两家电视台对瞎编故事情节的报道。浙江电视台《早间新闻》说：今年安徽省考生中有20%的人瞎编自己的生活经历。一位书法水平挺高的考生说自己早就失去双手，后来靠顽强的意志学会了用脚写字。而省招办负责人说，今年安徽全省考场上没有发现考生用脚写字的。一位阅卷老师说：“刚开始看到这类作文很感动，但改多了就很反感。”同一天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高三生活》节目里，一位女教师又谈起了阅卷感受：很多考生都编造了差不多的故事——星期天父亲陪自己去新华书店买复习用书，不料被迎面急驶来的车撞死了……考生们为了获得高分，不惜以牺牲父母生命为代价。再是“战胜脆弱”面前未能战胜脆弱。且不说高考前夕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自杀的江西丰城二中卢某某等同学，单说在考场上，江苏南通市某考点就有一考生，在完成了基础题和小作文题后，仅仅因为手中的圆珠笔无法书写，大作文一字未写就痛哭流涕，匆匆地离开了考场，在“战胜脆弱”这一考卷（恐怕也是人生考卷）面前得了0分， 用行动编出了一个世纪性的笑话。（注：见1998年7月25日《浙江教育报》。）
二、症结何在
人们都会问：语文教育怎么了？
人们也都会想：语文教育症结何在？
我的看法是：症结主要在高考，在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语文高考出现了诸多弊端，并引发了语文教育的四大问题：
一是标准化考试导致了学生和教师思维的单一乃至僵化。标准化考试的特点是讲求答案的唯一性、“标准性”，所以才出现了前面的天空色彩唯有“蓝蓝的”一种答案的笑话。上海有位著名的语文教师出考题，出完后自己答题，结果与标准答案也有出入。这不是教师没水平，而是挖空心思出考题，把自己也搞得晕晕乎乎了。这也是标准化制度下特有的怪事。人们都很怀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那段语文教育的春天，那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地教改气氛活跃，各种创新的教育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语文教坛上。可自从标准化考试引入语文高考后，语文教改百花齐放的局面马上下去了，语文教育从此变得寂静一片。这多么令人惋惜，也多么值得深思啊！
二是文学常识的简单考法导致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贫乏。以1998年高考为例，总分150分的语文试卷，文学常识只占了4分！而这可怜的4 分，也只需要背一背哪部作品是谁写的，是什么体裁的就可以得分了。所以，考生不需要知道于连这个人，却同样能判断《红与黑》作者是谁；考生未必知道黛玉的葬花诗，可也知道她是《红楼梦》里的主人公。在这种高考导向下，学生自然就不会去课外阅读了。更何况，语文成绩的提高非一日之功，数理化成绩的提高则见效明显，学生自然把课外阅读时间拱手让给数理化天地了。为了上大学，有哪个学生会不明智地坚持课外阅读而轻视数理化呢？不要说学生，连语文教师本人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为了学生的前途，他们也很会“顾全大局”。笔者曾要求高二的学生背《三国演义》，进入高三后，不要说学生不愿背，连我自己也觉得该让步了。我校曾与南京金陵中学、武汉六中等五所重点中学联合研究过一个“高中生学业负担调查及对策研究”课题，调查发现，学生认为各学科中负担最轻的是语文。假如现在来个全国性的调查，了解哪科负担最轻，很可能也是语文。
三是写作没有创新，没有个性。主要原因是学生想求得卷面分数的保险。试想，中国考生如果将孵蛋的结果想象为孵出一个里根总统，在我们中国阅卷老师笔下，能保证得高分吗？再进一步，如果将孵蛋的想象结果换上一个中国的国家领袖，那会是怎样一个结局呢？——不但得不到高分，还很可能有政治问题了！即使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宽松，不会乱扣帽子、妄下结论了，可分数肯定是最低（甚至0分）的， 这位考生肯定与大学无缘了。为求得“保险分”，考生不仅会放弃创新，还会抛弃个性，练熟同一种套式的千人一面的八股文，甚至照背照抄别人的范文。1995年上海市中考，两篇考场优秀作文在报上登出来后，马上有人揭发说是抄来的，是台湾作文选上的。1996年上海高考作文，报上登出的满分作文也马上有人指责说是抄来的。没有创新、没有个性的另一原因是学生的生活单调，阅历单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在题海中”，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现代中学生生活的生动概括。加上家庭的小型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温室里长大，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一定要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找挫折，至多不过是某次考试没考好，或是与同学闹僵了、与父母闹翻了，或是一个人出门迷了路……而这些挫折，实在算不上挫折——考生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在考卷上写一个大一点的挫折，多得几分，只好瞎编，只好牺牲父母性命。
四是语文教师队伍质量下降。文革之后的那段语文教育春天中，曾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等；可现在有全国性影响的语文新秀寥若晨星。学生们在题海中沉浮，语文教师当然也只好奉陪，且还要当好“游泳教练”，让他们顺利游到彼岸，跨进大学校门。这样一来，语文教师就忙得不得了，没时间看书，没空闲反思、整理。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语文）老师每年不读五六本书不行，几年之后，他就不好当老师了。”语文教学活泼泼的生命力在于教师源源不断的知识，知识断源了，教师水平必然下降。现在的语文教师是机械的操作工，将语文教育这一拉小提琴式的艺术工作做成了拉大锯的机械工作。不少语文教师刚踏上工作岗位时，曾立志要当一个语文教育艺术家，当一个“小提琴家”，可几年下来，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教书匠，一个拉大锯的操作工。
三、出路在哪
出路在哪？在改革语文高考，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以下几方面都应考虑改革。
1.关于标准化考法。语文考试采用标准化，初衷是扩大考核面，可结果事与愿违，许多教师与学生唯标准答案是从，思维僵化单一。以后应少设置客观性的标准化试题，多设置主观表达题，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1998年上海市高考卷已这样做了，社会反应良好。以后即使是设计标准化试题，也要设法打破答案的标准性、唯一性。上海市1997年高考历史卷中有一个标准化试题答案就不是唯一的。
2.关于课外阅读。语文教育除了工具性的一面外，还有文学性的一面。文学教育离不开课外阅读。现在的学生在课外阅读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课外阅读，没有梦，没有幻想，只有实实在在的数理化；二是虽有课外阅读，却大多是自发的地下式的，他们阅读面窄，不是武侠小说就是言情小说。这些小说，只会让他们多一些意气用事的莽撞，多一些睚眦必报的狭隘，多一些想入非非的卿卿我我。北大教授钱理群说：“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我们的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注：《重新确立教育终极目标》，1998年8 月29日《浙江教育报》转载。）80年代中国文联曾出过命题散文《我最值得回忆的》，结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王蒙、从维熙、韩少华这三位毕业于北京四中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北京四中图书馆的张老师，认为他是最值得回忆的。三位作家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张老师对自己的关心：图书馆要关门了，张老师看到自己还没走，就等在那里；没看完也破例允许自己带回家看……钱理群教授谈起文学作品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时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偏僻地区，在那儿呆了18年。我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可为什么像一些朋友说我的，还能保存着一颗完整的心，就是一颗赤子之心？我解释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个‘精神的底子’。”（注：《重新确立教育终极目标》，1998年8月29日《浙江教育报》转载。）美国要求中学生阅读38部课外名著，其中有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读中外名著，学生的人文素养是提不高的，文化的匮乏必然导致道德的衰退。巴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美）好。”我们的《考纲》（还有《教学大纲》）应该列一个课外阅读的基本篇目，并在高考题中真正地考进去，否则中学生课外阅读荒废的现象不可能得到纠正。
3.关于写作。仔细回顾一下1977—1997这20年的高考作文题，笔者发现一个内容上的共同点：注重社会意义，轻视“我”的个体情感。不管是命题作文《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材料作文《鸟的评说》，都很注重作文的社会意义，似乎人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小符号，个人情感可以忽略不计。而中学生整天生活在题海中，对社会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逻辑思维也没发育到缜密严谨的程度，要他写这些大内容，就只能说空话、说套话、说流行话，根本没有多少自己的话，更谈不上有个性的新发现、新表达。由于高考作文长期丢弃了“我”、扼杀了“我”，学生已习惯说套话、说流行话，很少有真实感情的流露，以至于1998年高考题目来了，要考生写“我”的经历，“我”的情感，而考生仍然以虚情假意相待，瞎编情节，戏弄作文，生命的崇高和亮丽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为什么平时的随笔学生特别喜欢写？因为那里有真实的“我”、真正的“我”，“我”可以自由翱翔，可以获得精神的快慰和心理的满足。所以，高考作文要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定要先找回学生作文的灵魂——“我”。1998年高考作文题已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只题目出得好，评分标准也定得好，在一等分中列入了“感情真挚”的标准。但要找回长期失落的“我”，让学生写出自己的心灵和才智，释放出自己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高考作文命题者的任务还很艰巨。假如以后高考作文又回到只重视社会意义而轻视个人情感的老路上去了，那高考作文可能又没有生命力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广大语文教师都有切身体会。笔者最近让自己班里的学生也写了一回高考大作文《战胜脆弱》，结果吃惊地发现他们都已习惯于谈社会意义，说大话空话。这里不妨照录一段给各位感受感受：
生活的道路岂能永远平坦？走过荆棘才可采摘前面美丽的花朵。“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有位名人这么讲过。面对急流陡坡，是落泪哀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还是抖擞精神想出策略知难而上？选择前者，就只能停滞不前，无所事事；选择后者，虽不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决不会成为失败的囚徒。我们现在在校园，还未步入社会，若心理承受力像鸡蛋壳那般脆弱，岂能适应二十一世纪那极其激烈的竞争！国家需要的是栋梁之材，能够扛起四化建设的重担，而非柔弱花朵。
本来要求写自己的真实经历，谈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这段话连个“我”字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社会”，只有空话、套话、流行话，只是文字的抄袭拼凑、剪辑组合，没有感情灵魂。改完全班作文，我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平时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写起随笔都很感人，怎么一写起应试作文就换了一副面孔呢？可能他们早已学会用两种笔调写文章，早已有意无意地将随笔和应试作文分为泾水和渭水了。
4.关于听、说。叶圣陶说：“听、说、读、写同样重要。”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提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在现代生活中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英语早已将听说读写全部纳入了高考，可语文高考却没有听、说两项。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听明显优于读，说也明显优于写，工作、学习、生活都离不开听与说。语文应该将听、说纳入高考，并且有相应的比重。
四、最后几句
70年代有一个问卷调查，学生认为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语文老师。而90年代（且是最近），上海近万名中小学生“语文学习问卷调查”的结果却表明，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年龄成反比；有77%的学生表示对语文课“不喜欢”。（注：见1998年4月17日《解放日报》。）
这其中肯定也有教师的责任。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挖空心思考学生的教师，无意中成了“挖陷阱高手”。比如不少语文教师在上作品鉴赏课时，当起了“解剖专家”，抽掉了人文精神，只在语言文字上兜圈子，将文质兼美的作品肢解成若干习题，抠字眼、抠层次，只抓住了工具性的一面，忽略了文学性、人文性的一面，使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文学性的语文变成了支离破碎、枯燥乏味的技艺文学，应试训练。”（注：杨东平《改革语文课》，《南方周末》1998年3月。 ）再比如写作教学，教师命题专断，指导机械，成了“八股先生”。
不过，仔细想想，语文教师之所以变成挖陷阱高手，变成解剖专家，变成八股先生，都是因为“应试”，都是被逼无奈，环境使然。他们只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被动角色。
所以，首先要改革的是高考。
中学生的写字水平曾经很差，古诗文名句的积累曾经很贫乏。但这几年，中学生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已大有好转——因为高考要考。可见高考这根指挥棒起的作用有多大。
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12年的国文科，1949年改名为语文科，近百年里已获得了发展，并经历了两次转变，从文字转向文字—语言型，又从文字—语言型转向语言—思维型。现在，我们急需的是第三次转变，转向语言—人的发展。（注：陈钟梁《期待：语文教育的第三次转变》，《语文学习》1996年第9期。）人的发展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 高考只有充分关注到了这一目标，语文教育才有希望迎来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