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未曾发生的文白论争——林纾一则晚年佚文的发现与释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发生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20-08 晚年佚文的发现与作者认定 近日受托整理、校注林纾家书，在合作者、负责联系林纾后人的包立民先生打包寄来的文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的文字。此文作者署名“张铭”，经阅读原文及末后所附林仲易致林圣明函，始知此乃一则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文白论争的林纾晚年佚文。 其实，早在2008年写作《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时，笔者已注意到有此一文，并因林纾在与林仲易末后一信中嘱其“摧烧之”，而遗憾此举“却使我们今日少了一份可贵的论争文本”①。如今见到这份原稿历经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实在大为欣喜。此稿连同林仲易四十年后所写信札，均盖有“圣明藏书”印，可知其为林纾侄孙林圣明的收藏。而其流传经过，在林仲易函中亦有交代： 得六月十六日来函，知近与孟銶兄同访伯森，并为诊察，由足下破费也。四十年前，藏有琴叔托登北京《晨报》一稿，未为发表。老人有两函寄我，前曾抄寄孟銶兄，备选入书牍，足下可借阅。原稿托名张铭，实老人自拟，文中更改及圈点皆老人亲笔。特以寄赠足下藏之。其中所言“伯森”，即福州文史老人萨伯森(1898-1985)，与林仲易有戚谊，称林为“表姊丈”；“孟銶”疑当为孟玺，即林纾弟子胡尔瑛别字，与萨氏为好友，胡尝辑抄《畏庐尺牍》一卷，现藏福建省图书馆。林圣明亦居福州，业医②。由信中所言可知，大抵是为了感谢林圣明为萨伯森治病，多有破费，林仲易故将珍藏四十年的此稿相赠。 这篇《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全文如下： 余从琴南师廿年，学画山水。师每日必译书三千六百言，成书一百五十三种。读者多，诟者亦有，其寔于师无毫末之损益也。近读《益世报》阑中有芸渠《偶谈》一则，谓林译《声影录》，写一俄国穷妇，作古文腔调祈祷，大为世诟，不期哑然失笑。师不会俄文，既以文言适译，自然是古文腔调；若径抄俄文，何必用译。譬如直隶人译广东话，若仍作广东腔调，何人能懂？自然以直隶之词，达广东之意，有何可诟？至云“拂袖而起”，“拂”字当是“挽”字之讹。即言“拂袖”，亦不过一时语病，何至将一百馀种之文，因兹一言，概行抹煞。吹毛求疵，弄些小聪明，此所谓“寸朽弃连抱”也。无聊不平，敬以《偶谈》一阑，褒贬间出，上之吾师。师笑曰：有趣极矣。他说余倒霉，吾本来是倒霉人，何用他说!且吾力谶[诫]名誉，即有百个胡适之，亦扶不起；即有千个某杂说[志]，亦踩不倒。今日到清闲无事，不妨与他说说。他说吾七十老翁，卖文为活，至此当自嗒然。然我不嗒然，我的奴子，周四，他到欣然。吾每译小说，与舌人对分，一月不过六百元。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周四随封加一，岂不欣然？他既欣然，我也不嗒了。《偶谈》中却说到洛阳纸贵，方今吴子玉用武力统一，那有功夫瞅字？即传抄吾书一万年亦说不到，况吾书悉用洋纸，不用洛阳之纸。且洛阳并不出纸，商务馆掌柜。岂肯白跑到洛阳，蹈空而回？此着又废话矣。若提起《茶花女》一书，是我四十年前游戏之作。今有了《新茶花》，上海人呼吾书为“老茶花”。“老茶花”不走运，《新茶花》却有坤角演唱。前此骂我之人，今乃寻觅此书不得。我意寻《老茶花》是死的，无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还有趣。未知觅书诸君，以为何如？至胡适之比我为司马迁，几乎嚇我老大一跳。司马迁是没有东西的人。我前年患癃闭，拉不出尿，比司马迁更糟。幸亏西医克利，中医陆仲安，合治而愈，至今视这个东西，为极大忌讳。而胡君忽提起司马迁栽我身上，我只好战战兢兢，写一个心领谢帖，挡驾完事。此外又蒙欧人温彩嗣先生，为我辩护，说林先生为当代作家，感极感极!唯律师辩护，例有酬劳。当择吉日，在六国饭店，购三数瓶香槟酒，恭候台光，即请胡君作陪，或能赏脸也。吾师说至此，仍大笑不止。予拾而记之，以供芸渠先生一粲。因此引发的问题是，此文何时所写？为何署名“张铭”？是否出自林纾之手？芸渠所作《偶谈》对林纾有怎样的批评？林纾抱着什么心态写作此文，以及文章最后因何未能刊出？最终所要探究的是其中透露的林纾晚年心事。 前述林仲易致林圣明书，已言及林纾为此稿曾“有两函寄我”。此二函已收入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的《林纾诗文选》，原未署写信时间，编者说明为林纾“1924年所作”。查其中所言“廿二日六小儿行娶，吉帖想已收到矣”及“余七十有三之年”③，“六小儿”指大排行为第六子、小排行为第四子的林琮。据《贞文先生年谱》民国十三年(1924)记，“春二月，为四子琮取马逸高之女淑端”④，且林纾是年正为七十三岁，则系年无误。 更进一步，由春二月廿二日为林琮结婚日，可推知《益世报》芸渠文的大致刊载时段以及林纾的回应时间。因林纾与林仲易书开篇即提到，“昨读《益世报》，中有《偶谈》一节”⑤，可见其文乃是读报之后，即刻援笔写作。而锁定1924年阴历二月，即西历3月的时段查找，果然在《(北京)益世报》当年3月10日的“益世俱乐部”中见到了这则《偶谈》短文。因此可以确定，《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一文写于1924年3月10-11日，林纾此札也可精确到3月11日所作。 作者“张铭”为何许人，抑或是林纾的托名，在林纾3月11日所写信中也可找到答案。所谓“经敝徒性甫作论辩驳”，《林纾诗文选》亦注出：“性甫，即张汤铭，号烟樵，画家。福建闽侯人。”⑥《林氏弟子表》记林琮言，称其“为先公画弟子中佼佼者”；张氏挽林纾词亦有“侍笔砚有年”，“病榻弥留，遗属丁宁传画册”等语。后者乃指林纾病重时，书《遗训十事》，亦特意交代：“四王吴恽画，送性甫。”⑦显然，其人为林纾爱重的绘画弟子，形同子弟，故于专言家事安排的遗嘱中也不忘道及。 既然此文乃张汤铭“作论辩驳”，何以林仲易指为林纾“自拟”？这在林纾写与仲易的信中也有揭晓。不过，前后两函所言略有不同：3月11日称，因张氏的驳论“搔不着搔[痒]”，“余率性作白话一篇，将他奚落”，是明言其全为林纾自撰；后一信则言，“张生不平，以文抵御。下半余改为游戏之文”⑧，又仅承认后半篇才是越俎代庖之作。如查看原稿，可见全文字迹为别一人手笔，且显系誊清稿，或即为张汤铭抄写；至于“文巾更改及圈点”处，确如林仲易所言，乃林纾“亲笔”。据此可以断定，因张汤铭的原作不得要领，未能令林纾满意，于是林亲自出马，故而此文至少大半篇幅，即“师笑曰”以下均为林纾草拟。这从文章起初用文言，林纾自拟部分转为白话亦可见出。全文既经林纾改写、点定，自当认作是吐露了其心声。 由《偶谈》引出的五年前《新潮》公案 惹恼林纾及其弟子的《偶谈》，若仔细阅读，其实笔锋所向，主要是针对胡适。文章不长，却以花线分隔为三小节。第一小节主要批评世人大多凭借耳食，故“一社会之势力，常为一二天才家所独占”，因其总揽了引导舆论的话语权。对林纾以古文译小说的批评构成了第二小节，而其概述的林译小说几年间由冷落到热销的局面，最终被归结为由于胡适近来褒扬林纾古文所致。故第三小节的结论为：“社会上之文学评论空气，亦时为一二天才家所左右，此亦‘以耳代目’之类也。”仍然回到了开篇“诮鄙夫无识，嗤为‘耳食’或谓之为‘以耳代目’”⑨的感叹，意在指责引导文学风气的胡适言论失当，产生了不良后果，背离了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初衷。 林纾最关切的自然是第二小节的文字： 林译小说，五年前曾以古文腔调，大为世诟。某杂志称其译《社会声影录》，写一俄国穷妇，作“古文腔调”之祈祷，藉使俄之穷妇，人人皆能作古文腔调，则《社会声影录》可以无作矣。又译侦探小说，用“拂袖而起”一语，经人指摘，令人阅之，不觉失笑。是后林译书，销路大落，竟无过问者。七十老翁，卖文为活，至此当自嗒然。今则畏庐小说，市摊上又累累满架。游人常三五游谈，语及《茶花女》，叹赏累日，或攒目[眉]互语，叹林译小说，何竟走遍市廛无处购也。此中人多三五年前痛骂林纾译书挦扯不伦类者，今竟视为瓒[瑰]宝!五年前之林琴南，今又洛阳纸贵矣!林纾对此节文字的总体感受是“于余身上若嘲若讽”，让他颇感难受⑩。 这里先说“五年前”的公案。根据下文引述，“某杂志”可以落实为北大激进学生所办的《新潮》。在1919年1月的创刊号上，发表过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而下半篇“对中国译外国小说的人说”的“四条意见”中，有两条关涉到林纾，正与《偶谈》文字相应。意见第二条认为： 欧洲近来做好小说都是白话，他们的妙处尽在白话；因为人类相知，白话的用处最大。设如有位俄国人把Tolstoy的小说译成“周诰殷盘”的俄文，请问俄国还有人看吗？俄国人还肯拿“第一大文豪”的头衔送他吗？诸君要晓得Tolstoy也是个绝顶有学问的人，不是不会“咬文嚼字”呢!近来林先生也译了几种Tolstoy的小说，并且也把“大文豪”的头衔送他；但是他也不问——大文豪的头衔，是从何种文字里得来!他译了一本《社会声影录》，竟把俄国乡间穷得没有饭吃的农人夫妇，也架上“幸托上帝之灵，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调来。(11)《社会声影录》为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内含两篇作品。罗家伦所批评的部分出自第一篇《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英文译作名为A Morning of a Landed Proprietor)。此书列入“说部丛书第三集第廿二编”，商务印书馆1917年5月初版，封面大书“俄国大文豪托尔司泰著”，并印有托氏大幅图像。 罗家伦的第四条意见是： 译外国小说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可更改原来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国的意思。须知中国人固有中国的风俗习惯思想；外国人也有外国的风格习惯思想。中国人既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外国人也不是愚下不移的庸夫。译小说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现在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呢？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他所译的侦探小说中，叙一个侦探在谈话的时间，“拂袖而起”。所以吴稚晖先生笑他说：“不知道这位侦探先生所穿的，是以前中国官僚所穿的马蹄袖呢？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大礼服呢？”其余这类的例子，也举不胜举了!林先生!我们说什么总要说得像什么才是。设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传说：“林先生竖着仁丹式的胡子，戴着卡拉Collar，约着吕朋Ribbon，坐在苏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说。”先生以为然不以为然呢？若先生“己所不欲”。则请“勿施于人”(12)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这里还是抱着与人为善的“建设”态度。不过，关于吴稚晖的批评，恐怕是罗氏误记，此一出典还应着落在其师胡适身上。 此前一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也拟了三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第二条谈的是坚持白话文的立场：“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举例中即包括了林纾的翻译：“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实则，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侦探小说”《圆室案》，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与林纾无干。罗家伦以及包括芸渠先生在内的读者之所以发生误会，实在是因为胡适在此例前后，评说的对象均为林纾。但如果细味接下来的几句：“又知[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Shakespear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13)则胡适在林纾与《圆室案》的译者之间还是作了区分。 不过，张汤铭，甚至林纾在辩解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批评的张冠李戴，反而甘愿代人受过，只辩称“拂袖”当为“挽袖”之笔误。由此侦知，林纾其实并不清楚其说原始出处，故不惜大包大揽。更重要的是，胡适与罗家伦对于林译小说的不满，根本在于其不用“活”的白话，专取“死”的文言，走失了原作的口吻与精神。张、林却搁置此白话更宜于翻译小说的前提绝口不论，实在也是因为对外文的语体毫无感受能力。辩词的出发点于是落在认定以古文译小说为既成且当然的事实，论题也转弯成为译文语言风格的统一，与对手并未接上榫。 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纠葛 还须考述的是何以五年间，林译小说出现了从“无过问者”到“洛阳纸贵”的巨变。芸渠认为，那根由端在胡适不负责任的表彰： 胡适之《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推崇林纾备至，谓林纾为有文学天才的人，甚至谓“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后，都没有林纾这样的成绩。”可谓将林抬到天上了。 温彩嗣Wenchester谓文学须有永久的价值，一时毁誉，无伤毫末。林先生要为当代作家，却是自胡适这几句话一把他抬起来，他才不倒霉了，又要走运了。其实这里所说抬高林纾的只是胡适。至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温彩嗣，又译温彻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此前一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他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中译本(14)。芸渠撮述其意，在此乃偏重“誉”之无用，即谓胡适虽“将林抬到天上”，林译照样不具“永久的价值”。实则温氏本人连同其书，与林纾毫不相干。不过，林纾明显发生了误会，他没有注意或不了解新式标点中句号的功能，以为已经去世四年的温氏曾称道他，为之辩护，故言“感极感极”，甚至说要在六国饭店设宴酬谢。此话当然是戏言，但还是反映出林纾对外国“知己”的感恩心情。 而让芸渠大为不满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本是胡适1922年3月为《申报》创办五十周年专门撰写的一篇长文，收在申报馆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纪念专刊中，次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对于林纾最高的评价，乃是与严复对举，许为：“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说到林译小说，胡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他(指林纾)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的多……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这是胡适站在文学史家的立场，对林译小说所作的历史评定，自有合理性。芸渠却只顾坚守白话本位，因而对历史人物与文本缺乏必要的同情。何况，胡适在上述赞语之后，立刻表示：“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班]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因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15)，从而透显出以白话为“活文学”仍是胡适论述的归宿与一贯主张。芸渠有意无意忽略了此点，对胡适的本意不免有所歪曲。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死”、“活”，倒使林纾念念不忘，并假托茶花女之老书新戏，调笑一番。林纾自嘲其初涉译坛的成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老茶花”，乃是因有时事新戏《新茶花》自晚清以来一直以京剧、话剧等形式在上海舞台热演。于是，针对芸渠所述时人“语及《茶花女》，叹赏累日，或攒目[眉]互语，叹林译小说，何竟走遍市廛无处购也”，林纾故意调侃：“我意寻《老茶花》是死的，无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还有趣。”只是，这样的嘲笑在林纾固然颇为自得，然而已有些无聊。 更有甚者，胡适称赞林译小说对于古文的应用，取得了司马迁以来所没有的大成绩，本是诚心言好；林纾反而就此发难，用司马迁的受宫刑与自己1922年8月间的大小便不通(16)类比，称为“极大忌讳”，“只好战战兢兢，写一个心领谢帖，挡驾完事”，表示拒绝。尽管林纾自白，“有时称许不伦，颇为难受”(17)，应是其回应胡适诸言率性而出的原因，但迹近恶俗仍不免是笔者读后的印象。而如果稍微留心胡适所说，不难发现，其并未犯下林纾嘲讽的“比我为司马迁”一类的错误。只是，林纾对司马迁实在是高山仰止，研读有年，故翻译小说时，也会发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18)的感叹，以致错会了胡适文意，引司马迁自比。实则，林氏对自家古文已有定位，所谓“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19)。正因有着这样的高度自信，林纾才放出“即有百个胡适之，亦扶不起；即有千个某杂说[志]，亦踩不倒”的豪言。根本说来，林纾始终最看重的是其古文，而非翻译小说，按照老友陈衍的说法，那情形竟至为“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20)。无怪乎胡适的好心，因赞的不是地方，林纾并不领情，反会生气。 而真正让林纾最动怒的，应该还是芸渠所挖苦的“七十老翁，卖文为活”，故“师笑曰”最先承接“不倒霉”的话头，就此展开。林纾先后诞育七子五女，家累甚重，又常接济族人及故交，日用开支很大。翻译小说以获取稿酬，确为其重要的养家之道。甚至1913年准备搬家时，地点的选择也兼顾到距口译合作者较近，“便于译书也”(21)。在写给三子林璐的信中，因其游惰成性，林纾每常叹苦，故要求其“当念尔父百般劳瘁，所为何来？切须学好，用功做人”；语气中甚至不乏恳求：“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从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由于长期劳累，林纾的身体早已出现病状。在训子书中亦不妨说得明白：“吾年已六十有四，在理喘嗽之病日相侵寻，亦是老年常事。而吾蒙天之佑，常能耐劳，试问吾身尚有何望？”所望者即在儿子们的自立(22)。为子女笔耕不息的林纾老人，也正有值得人尊敬处。郑振铎于林纾身后，誉之为“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实可算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23)，相当中肯。与此相比，芸渠的讥讽不免失之尖刻。但其说仍不过是沿袭了傅斯年五年前在《新潮》对林纾反对白话文学心理的揣测：“苟不至于如林纾一样，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24)这也是浅之乎视林纾了。 而由芸渠“洛阳纸贵”一语带出的“方今吴子玉用武力统一，那有功夫瞅字”，实为《书后》文中惟一关系时事之言。吴佩孚(字子玉)为直系军阀首领，当时在北洋各系中军事实力最强，驻守洛阳，操控政局。1923年4月，吴在洛阳大做五十寿庆，有人出多金请林纾作画，林“却之弗为”，《贞文先生年谱》谓为“久不直其骄横佳兵也”(25)。但其间亦不排除林纾亲近的徐树铮为皖系军阀的缘故。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皖系落败，徐亦被通缉。林纾或不无衔恨，故在此顺便偶刺之。 不过，在林纾的反唇相讥中，倒也透露出其当年真实的谋生情况：“吾每译小说，与舌人对分，一月不过六百元。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可知，起码到1924年，卖画已成为林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按照1913年所收女弟子王芝青的回忆：“晚年求画者甚多，先生自定润笔，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索画先付润笔，茶几书架上常常堆满了纸绢，直到病榻上难以握管还在纸上摸索，他死后还欠了许多画债。”(26)老友陈衍的记述更为传神：“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故陈衍“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27)。如此辛劳，仍是为了儿辈。以至在去世前，林纾已病势沉重，“犹日作画数事，自谓以分诸子也”(28)。 至于林纾的翻译情况，此文也作了总结：“师每日必译书三千六百言，成书一百五十三种。”前者可视为林纾与合作者通常约定的译书字数，后者则为其自家认定的译书数目，尽管我们现在知道的林译小说成书已超过此数。而谓为“总结”，实在是因为此时距林纾病逝之日——1924年10月9日已经不远。 游戏文中的正经事业 《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完成，林纾将其寄给林仲易，附信曰： 方今盛行白话，余率性作白话一篇，将他奚落。不便付与他报，祈吾侄登在附张，与白话文及白话诗一堆混去，略略开心。余近来身子极健，故有此闲情。(29)在此先要说明的是林仲易的身份。林氏本名秉奇(1893-1981)，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父亲林作舟与林纾为友，林纾曾因仲易之请，为其父撰《清奉直大夫阳山县知县长乐林君墓志铭》。1917年冬，林纾在北京开设古文讲习会，林仲易亦来听讲。故1918年林赴日留学时，林纾为作《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30)。1920年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林仲易即加盟北京《晨报》，并专任次年创办的《晨报副刊》编辑，编发了大量卓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31)。而撰写《偶谈》一文的芸渠应为北京《益世报》编辑王芸渠，该报“益世俱乐部”即由其主编(32)。可想而知，有此一层关碍，林纾的反击文章自不便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于是，交给以刊发白话文学为主的《晨报副刊》编辑、弟子林仲易，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此文的出之以白话体，在林纾也有戏谑意，算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林纾并非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尽弃古文行以白话”(33)。因此，早在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上，林纾即发表过白话道情多篇(34)。1922年8月9日至9月15日，《晨报副刊》刊出署名“淑兰女士”撰写的《晋鄂苏越旅行记》，林纾也致函林仲易，大赞其文“用语体，字里行间，成有卷轴之气，闲闲以白描之笔，写南中山容水态，均栩栩欲活”，以为“必如是始成语体文字”。既极称其为“不易才”，故特意探问：“未知为何处人，吾贤曾否认识此人，可否介绍与老人相见。”(35)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而林氏也果然有眼光，此“淑兰女士”即为日后的著名学者冯沅君。于此亦可见出，林纾实将书卷气视为白话文必须具备的质素与底蕴。 而这篇师生合作的戏仿白话文终究没有刊出。据林纾事后写给林仲易的信中“伏卢先生识高于顶”一语可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反对发表此文；而“吾侄见事，良有卓识”，说明林仲易也赞同孙氏的意见。虽然孙伏园令林纾“拜服无地”的“持平论”现在不得其详，林仲易的劝解信亦未现身，但二人不愿挑起文坛新事端的息争之意还是可以明白体会出的。林纾回应林仲易“卓识”的“余那顾与此辈争雄头[斗]角”，以及针对孙伏园“持平论”所说“余七十有三之年，何必与人争无为之气”，都在剖白此点。尤其是《书后》文中对胡适的讥讽，在林纾说来，是既有些得意亦有些不平的“且胡适之经余指斥，而尚以谀词加我，本不必呶呶与辩”(36)；若在旁人如孙伏园与林仲易看来，可能生出的倒是不识好歹，甚至好心当作驴肝肺的感觉。 自我解释作文的目的与心态，林纾初时的“颇为难受”与“将他奚落”显然更本真；后来辩解为“如方朔之《解嘲》，以博阅者一笑，并无诋谰之词”，起码孙伏园并不相信。不过，寻“开心”、“游戏”为文，确也是林纾前后二书一致的表白，只是后信于此更多强调，且言及与性情相关：“然好游戏之作，效颦作白话一篇。”(37)采用调侃语气作文，自然可降低或缓和论争中的敌意，使其处在若有若无之间。但分寸其实很难把握，戏谑也很容易从善意的调笑滑向恶意的讽刺。但无论如何，林纾的性喜“游戏”并非遁词。熟悉其人者，多对林纾自认的“好谐谑”印象深刻。《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登载过两篇回忆文章，对此竟有相同的记述。世交子吴家琼(其父吴畲芬与林纾同任教于北京五城学堂)称：“林琴南平日风趣洒脱，快言快语，不存芥蒂。”晚年亲近的弟子胡孟玺亦说：“先生性极诙谐，居常以隽永洒脱之辞，作深入浅出之语，其脍炙人口者不可胜纪。”(38)只是，这样的隐情细节不可能为人人道，并期待人人知。为避免引发新一轮的文白之争，想来也有为林纾老人不致惹火烧身、安度晚年计，《晨报副刊》因此决意“不登”这篇“游戏之作”。林纾此时或许也觉得孟浪，不愿此文再现于世，故信末嘱林仲易“摧烧之可也”(39)。 虽说是笔墨游戏，在林纾其实也相当郑重。此稿篇首本有林纾所写“登出此文时，祈将贵报送我一分”的嘱咐，分明有留存意。如果放在林纾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来看，更可见其为延续古文命脉而拼死努力的悲壮心态。这场最终夺去林纾性命的大病起于1924年6月10日。其间，林纾曾扶病去孔教大学讲授《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一篇，随即辞讲席，并作《留别听讲诸子》诗：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40)留给学生的遗言，仍与1919年致蔡元培信中对“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41)的忧惧相同。临终前一日，林纾已无力说话，“然犹以指书子琮掌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42)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其中凸显的是林纾对古文至死不渝的关切。 一篇游戏文，关联的仍然是林纾一生倾力的古文事业。 *收稿日期：2014-10-16 注释： ①夏晓虹：《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现代中国》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②均参见萨伯森著，萨本珪编校：《识适室剩墨》，福州：自印本，2003年，第369、356、482页。 ③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整理：《林纾诗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4、335页。 ④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62页。 ⑤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第334页。标点有调整，下不再注。 ⑥⑩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⑦朱羲胄述编：《林氏弟子表》，第13页；《贞文先生年谱》，第65页。 ⑧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⑨芸渠：《偶谈》，《益世报》(北京)1920年3月10日，第2张第8版。感谢博士生宋雪代为查找此文。 (11)(12)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第113-114，115-116页。 (1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第305-306页。 (14)温彻斯特著，景昌极、钱堃新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第18、23-24页。 (16)参见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54页。 (17)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18)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朱羲胄述编：《春觉斋著述记》，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26页。 (19)(20)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4，91页。 (21)林纾：《训林璐书》(1913年4月7日)。 (22)林纾：《训林璐书》(1913年4月20日、约1916年、1915年秋)。 (23)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5卷11号，1924年11月，郑文第3页。 (24)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第914页。 (25)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1页。 (26)王芝青口述，范文通整理：《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人物》1982年第2期，第177页。 (27)陈衍：《福建通志·林纾传》，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学行记》，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4-5页。 (28)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4页。 (29)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30)林纾所撰二文分别收入《畏庐续集》与《畏庐三集》中。 (31)参见闽客、张正宇：《林仲易与二十年代的北京〈晨报〉——访旧京〈晨报〉总编辑林仲易之女林薇女士》，《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2期，第318-321页。 (32)蹇先艾《向艰苦的路途走去》提及：“在我投稿的初期中，我不得不提到几位认识或不认识的编辑先生的奖掖，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忱。在北平《益世报》的《益世俱乐部》中刊登我的处女作《人力车夫》的编者是王芸渠先生……不久就到山东教书去了。”(《蹇先艾文集(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此条材料由宋雪提供，特此致谢。 (33)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原载《文艺丛报》第1期，1919年4月；录自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34)参见郭道平：《〈杭州白话报〉上林纾的白话道情》；胡全章：《林纾“白话道情”考论》，《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5)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一)》，《林纾诗文选》，第333页。 (36)林纾：《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第335页。 (37)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38)吴家琼：《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胡孟玺：《林琴南轶事》，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106页。“好谐谑”出自林纾文言小说《庚辛剑腥录》，述“吾乡有凌蔚庐(按：谐音林纾之号畏庐)者……其人好谐谑”；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亦有引例(《旧文四篇》，第69、92页)。 (39)林纾：《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40)(42)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2，65-66页。 (41)林纾：《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畏庐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