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的灾荒到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荒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灾荒论文,历史论文,史研究论文,角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0)01-0065-06
灾荒史研究是一个令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由于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成为影响区域社会历史变迁、决定区域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重要因子。在一定程度上，灾荒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结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领域。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许多学者。
近年来，伴随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灾荒史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在灾荒史研究走向深化的过程中，适时地回顾和反思灾荒史研究的基本路径，拓宽灾荒史研究的领域，弥补灾荒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实现灾荒史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成为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笔者从事山西灾荒史研究多年，在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此不揣浅陋，欲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尚乞赐正。
一 历史中的灾荒——当前灾荒史研究的三种路径
随着灾荒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有关灾荒史以及相关专题的综述性文章多见于各类学术刊物。学术旨趣多集中在前人对某一时段或某一地理区域内的灾荒研究成果，以及与灾荒史密切相关的专题内容做出适时回顾与思考。笔者在借鉴综述性文章的基础上，欲从灾荒史的研究思路出发对当前学界在灾荒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做一简要探讨：
（一）“就灾言灾”：通过史料定性、量化统计恢复灾情，总结特征，探讨原因
这一路径是地理学、气象学、灾害学、农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研究灾荒史的一个传统路径，成就非凡。该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科学化的手段，对历史时期的灾荒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总结各种灾害发生的基本规律，为现实社会的防灾、减灾工作服务。其研究的基本内容多与灾害直接相关，主要包括灾害频次、灾害等级、灾害规律和灾害成因等四个方面。以下将择其代表性的著述来加以简要分析。
1.灾害频次
20世纪初，许多学者就已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灾害问题，鉴于中国古代灾害发生极为频繁，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逐一统计，计算灾害发生的频次。《二千年来之荒歉次数》、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等等论著得出各种统计结果，其中以邓云特的统计值最具影响力。直到现在，学者们仍经常引用邓云特的灾害频次统计数据。
2.灾害等级
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灾害史，首先涉及灾害内容的等级量化问题，灾害史研究者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多种量化方法，基本可归结为单项量化和综合量化两大类。此外，郑斯中《气候对社会冲击的评定——一个多学科的课题》，方修琦《建立历史灾情序列方法的探讨》，高建国《自然灾害基本参数研究》，邹立晔、于德源《灾害史研究中的年代换算及其软件》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参考文献。但是，系统的农业灾害史研究体系尚未见创设，量化研究也有待改进。
3.成灾规律
研究历史灾害发生规律是灾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灾害发生规律，主要是研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因此大量的数理统计方法得到应用，如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等。
华林甫考察了清代以来300年间长江三峡地区的水旱灾害。他指出三峡地区是中国水旱多发地区，但是水灾明显多于旱灾，水灾发生的频率亦较高。[1]龚胜生、叶护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而且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2]
4.灾害起因
除了对黄河、长江水灾原因的关注外，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王金香在探究山西“丁戊奇荒”后认为，广种罂粟、交通不便等因素是导致这次历史上特大灾荒的主要原因。王日根的《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贺建林的《洞庭湖区洪涝灾害的地学因素与人为因素》、高升荣的《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等文章从不同方面集中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南方地区水旱灾害频发的原因。
（二）“因灾而赈”：救灾措施、救灾组织、救灾思想的研究
灾荒救治历来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救灾措施、救灾组织和救灾思想三大块内容上。在该领域，史学领域的学者用力最多，成果也堪称丰富。
1.救灾措施
李文海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和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对清代荒政及民国时期政府、民间的救荒之举多有论述。此外，王龙章编著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等灾荒史著述对近代荒政措施也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商传、李向军分别就明清两代救灾措施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说明。
池子华的研究指出面对灾荒，民国时的各届政府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救灾，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同，防治成效存在很大差异。[3]
2.救灾组织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4]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5]夏明方认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6]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江南义赈组织在华北的义赈活动。
还有专门对华洋义赈会的成立、赈灾活动进行详细研究的专著专论，如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论述》、薛毅《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民间组织中除华洋义赈会外，亦有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如周秋光《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述论》，对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3.救灾思想
对于救灾思想方面的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针对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和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总结出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到消极的救济，再到积极预防灾荒的救灾思想发展脉络。
近年来，学者们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古代丰富多样的救荒思想的大致轮廓。王晖从文化角度对此做了评判。有些学者从灾害管理角度看，将减灾救荒为目的的救荒思想分为灾害预防思想（储粮备荒等）、灾害抗救思想、荒政管理思想、救灾济民思想等方面。有些学者从救荒减灾活动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不同的社会活动团体和阶层对全社会的救荒减灾工作则有不同的认识。
（三）“由灾及人”：社会史视野中的灾荒史研究
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自然灾害在区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长时段的分析，由以往单单注重理论、技术层面的灾荒史研究转向对人的考察，达到丰富灾害史研究的目的。可限于理论的不完善、史料搜集上的障碍，研究成果略显单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面：
1.对灾后人口史的研究
历次灾害发生后，往往导致区域内大量人口死亡和大规模的人口流移。对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史研究者也极为重视。萧正洪从灾害改变局部地区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曹树英则从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根福的《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说明在抗战时期，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因素下，260多万安徽灾民的流动对迁入迁出地域的影响。[6]
2.对民间社会救济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慈善事业也具备一定的救荒功能，但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全面，多致力于近代南方地区的民间社会救济。例如，余新忠以苏州丰豫义庄为研究个案，探究了清朝中后期乡绅领导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认为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也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7]宫保利研究晚清时期苏州地区工商公所开办的各类善举活动，认为其受到苏州乐善好施的好传统和近代西方某些慈善事业做法的影响。[8]朱英探讨了19世纪末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诞生了许多新的民间公益团体，其内容更为广泛和多元化，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9]
3.综合性研究
对于灾荒史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夏明方着重论述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和环境、人口、粮食价格与剪刀差、租佃、雇佣、社会冲突、阶级压迫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展现出民国时期借鉴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型赈灾制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义赈和共产党领导的救灾形式，将三种模式、三条道路、三个方向的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10]苏新留针对民国时期河南区域水旱灾害的空间分布和地区变动和趋势，重点探讨了水旱灾害对河南社会经济、乡村社会的影响，对政府的作用、义赈的表现和革命根据地救灾活动也进行了考察。[11]汪汉忠则从苏北区域的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入手，总结苏北灾害的特点、规律，论述灾害与苏北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分析了灾害与苏北地区现代化进程延误的问题。[12]此外还有王文涛、陈业新关于秦汉灾害与社会的相关论著等。
总体来看，三条研究路径各有所长。相较而言，前两种研究都已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研究的问题已经很明确，富有针对性，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完善。而第三条路径，从社会史角度开展的灾荒史研究则略显薄弱。近年来，虽然灾荒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荒政全书》和各类灾荒史料陆续出版，但相关的研究与此并不相称，略显滞后。从学术增长点和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史角度继续深化灾荒史研究还大有可为。
二 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
首先，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正确把握灾荒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发现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寻找新的研究方向，通过相关的研究给予弥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灾荒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注重考察灾荒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成果，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就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也有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如曹树基、李玉尚对云南鼠疫流行造成的人口损失，[13]周琼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瘴气的研究都有很明显的社会史关怀，[14]都给读者呈现出自然灾害场景下的基层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但是，这样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2005年，李文海先生在总结近20年灾荒史研究的特点时，承认灾荒史研究获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指出了中国灾荒史研究的“软肋”：
不足的是，灾荒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几乎很少被纳入当时的研究。其实，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灾害，当然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对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只有从灾荒同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中，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自然灾害各个方面的本质。[15]
我们从前述三条路径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自然科学领域和传统史学领域有关灾荒研究的成果多数陷入“就灾言灾”的窠臼。从灾荒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整理传统史籍中的相关史料，摸清历次灾荒的基本情形、灾害原因、灾荒救治和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的基本状况，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工作，但是如果将灾荒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一味地停留在这一阶段循环往复，对于该研究领域学术整体水平的推进来说却并无大益。
笔者以为，在灾荒史基本面的研究大体成熟的条件下，研究者应当进一步深入开展灾荒史领域的专题研究。就对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研究来看，同中国其他类型、其他区域的灾荒史研究一样，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自1997年至今十余年间，以“丁戊奇荒”为主题的论文多达30余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近年来朱浒分别对晚清义赈、华北大灾荒与江南社会的反应、与传统赈灾不同的赈灾力量——外国传教士群体的介入作了颇具新意的研究，这些都可视为在单次灾荒全景基本清楚的情况下主动选择创新的努力尝试。此外，海外学者对“丁戊奇荒”的研究也不断有新作问世，其研究已同样不再拘泥于灾荒本身。如德国学者安特利雅·扬库(Andrea Janku)就通过解读光绪朝《襄陵县志·赈务卷》，探讨国家救灾本身的失职与地方文献编纂的有意虚饰的问题，这就将讨论的话题从灾荒本身转移到时人的心理研究层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目的在于以灾荒为媒介，透过灾荒观察社会，而非就灾言灾。与此相似，美国学者艾志端(Kate Edgerton)则选择从英国的《北华捷报》对“丁戊奇荒”的报道和晚清洋务派、顽固派观点的对立性阐述谈起，探究灾荒与晚清意识形态问题。应该说，上述学者的研究旨趣，皆可以归人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对于深化灾荒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应该说，对“丁戊奇荒”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充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探究的终止。近几年笔者对此次灾荒也有持续关注，做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在摸索中发现，学界对此次灾荒中很多问题的研究并不够深入，还有大量相关的灾荒资料未得到很好利用。比如灾荒发生时，山西巡抚曾国荃与地方官员在赈灾问题上发生的争议，在曾国荃的文牍中就有大量反映，但是未见到相应的学术成果；与此相应，曾国荃个人的赈灾思想，均可从时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再比如灾荒中的地方人士的自发救济、不同群体灾后的心理与行动，这些均是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的。此外，灾荒中的特殊人群，如商人、女性、士人的命运；灾荒中救灾粮食采购路线、运销方式、粮价问题等均是极富社会史关怀的问题。开展此类专题研究，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灾荒，更能够理解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就此意义而言，从社会史角度开展灾荒史研究，是以灾荒为媒介，以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社会变迁为根本追求的。
其次，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还需要将眼光放长，用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灾荒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拓宽灾荒史研究的视野。
灾害研究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主要灾害。就目前灾荒史研究的灾害对象来看，包括旱、涝、风、霜、地震、瘟疫、海啸、雪灾等等。但是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往往满足于对各类灾害的罗列，研究者的视野停留在了灾害的强度、频次和规律上，停留在灾荒发生时和发生后一段时间的情形，不再考虑灾荒中的社会百态和灾后的社会重建和社会发展变迁。其实，这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学术资源。
仍以山西为例进行说明。山西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以旱灾和地震灾害为甚。先看旱灾，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中，山西是华北五省中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山西人口从灾前的1640余万，锐减至1000万，人口亡失巨大。山西人口的这种颓势，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人口统计时，仍未恢复到灾前水平，实可谓“二百年未遇之奇灾”。人口是社会构成的主角，人口的重大损失不可能影响不到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丁戊奇荒”造成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均造成了重大冲击。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常常将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视作为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性事件，灾后人口恢复中的移民问题、族群关系的调整问题、荒地开垦的问题、村庄聚落的恢复、庙会集市的重建等等，均非在短时间内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研究的重心不仅要放在灾荒上，更要置放在灾后20年、30年、50年甚至近百年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对灾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一个更确切的把握和理解，才能深化和拓宽灾荒史研究的领域。
客观地说，这种学术研究可能会囿于资料的局限而无法顺利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终究要落实到史料层面。以往学者们专注于灾荒本身和灾害前后若干年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便利的资料。资料问题解决了，研究才能顺利展开。我们提倡关注灾后社会恢复和重建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拓宽灾荒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灾荒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提供可能。因此，对于可能存在的困难，必须要在平时的研究中注意积累相关的资料。长此以往，解决了资料搜集的困难，该领域的研究便有望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
再次，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灾荒史研究，还要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
从近年国内灾荒史的研究来看，一批新资料的发现、利用和整理为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文海、夏明方教授带领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团队，将分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各类救荒文献整理点校后，以《中国荒政全书》命名结集出版，辑录了自先秦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著作，大大推动了当前我国灾荒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关于这批文献的资料价值，诚如编著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为人们了解历史时期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珍贵资料，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事件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深入了解历史时期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4]与此类似，《康熙朝雨雪粮价史料》也是近年刚刚整理出版的一部重要灾荒史资料集。该丛书编者从已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康熙朝朱批奏折”档案中，辑录了有关各地区雨雪、农耕、收成分数、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档案史料，集中反映清康熙时期全国各地农业发展及生态环境状况。所辑这些档案，多为清官书所不载。有理由相信，这批资料必然有利于解决前提出的问题，从而开创灾荒史研究的新局面。
另外，对资料的利用和收集上，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当时各类官方文书上。对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也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灾荒关系民生，我国民间社会历来就流传和保存着大量反映灾荒的史料。笔者在进行光绪初年灾荒史研究中，经常接触到这方面的史料。如清末民国时期晋中祁县谷恋村商人高顺理的手抄本，就反映了光绪三年、四年山西灾荒及祁县救灾的实况。对于这次罕见的灾荒，该抄本记载曰：“以山西地言之，惟光绪三年阖省全旱，荒及汾、平、蒲、绛、辽、沁、潞、霍等处甚重，黎民残伤，困苦无比，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饮。”[15]这是对此次灾情全景的概括，不仅如此，抄本中还辑录了当时祁县的粮价、银价、地方社会的实际救济情况。尤为珍贵的是，该抄本描绘了当时谷恋村因商人数量众多，商人自发救灾的情形。这一史料的发现，无疑可以丰富灾荒史研究的内容。同样，在对晋南地区的考察中，幸运地发现真实反映晚清山、陕两地粮价变动与细致描绘地方灾荒图景的刻本《丰歉年略》。该书作者王欢乐，世居汾阴王显庄，幼家贫，务农，后到陕西去经商。同治年间的“回民大起义”、“太平军”与清王朝之间的战争，使他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在战乱后又重操旧业，书中提及到的粮食价格均来自于他在日常经商中的记录。作者在此书中除记录了近代山陕交界一带的丰、歉年景概况外，还记录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和经商之道，如《四箴歌》、《孝弟箴》、《男语四则》、《生意人》和《灵验》等。该书主体部分是以清朝皇帝年号为顺序的编年体形式论述，内容上由耳闻到亲身经历、由远及近、由简略到翔实。该书采用民间口头歌谣的形式编著，先是从传闻明崇祯年间的灾害入手，然后叙述了嘉庆八年(1803)到光绪二十五年(1900)间粮价变化的原因、状况，还详实地展现了粮价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生活变化。诸如此类的民间文书，不仅直接提供了灾荒状况的各类文字、数字资料，而且反映了记录者在大灾荒中的日常生活、人生际遇和所思所想。令研究者可以透过文字进入历史情境当中，有助于再现大灾荒对社会、对民众个体的多方面影响，还灾荒史以血肉。这类资料散见于民间各级旧书集散市场、地方档案馆和个人之手。假以时日和耐心，收集更多的相关史料，对灾荒社会史的研究也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反映灾荒及其影响的民间歌谣、竹枝词和碑刻资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也有益于填补灾荒史研究的资料空白。民间歌谣、竹枝词和碑刻资料是灾荒留给民众和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是最能反映灾荒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仍以“丁戊奇荒”为例，笔者搜集到的《丁丑大祲清官谱》是由山西平阳府人梁培才所撰，内容上不仅提及当时临汾知县蒋濂、襄陵知县钱墉、洪洞知县艾绍濂、汾西知县于钟德、赵城知县刘祥瀚、绛州知州陈世纶六个州县官员，还包括一些县份的门丁、教谕人员在内，与地方志所录情况大体相符。在这篇约2500字的竹枝词中，它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地方官员为挽救灾黎而不辞劳苦、殚精竭虑、以身殉职、感天动地的历史场景，更显示了灾后民众对父母官的无比景仰和感激之情。由于作者身处平阳府洪洞县，他所完成的这首竹枝词仅能描述灾荒时期平阳府及周边地区的情形，无法涵盖其他府州的情况。但是，这已从一个侧面证实：地方志所载州县官员行为举措是真实可信的。单就这一点而言，以往研究者将灾荒损失过重的原因归咎于地方官员的赈灾不力，多少有武断之嫌。与此类似的还有《光绪三年凶年饿岁记》、《光绪三年荒年歌》、《晋灾泪尽图》等，均有助于后人清楚地认识灾时各地方社会的民生图景。
以上有关灾荒史各类资料搜集与整理情况的介绍，使我们意识到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和艰难性。对于灾荒史研究中的资料建设问题，行龙先生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充实与发展，系统地整理和发掘资料都是必需的基础工作。对于极为分散的社会史资料，不仅需要花大力气搜集整理，而且需要从社会史角度加以利用。”[16]社会史研究如此，灾荒史研究亦然。
收稿日期：2009-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