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张宗斌¹汤子玉²辛大楞¹

(1.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2.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商学院，英国 格拉斯哥 G37LD)

摘要 本文首先对城市化与城市规模通过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进一步地，通过选取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城市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城市化区位优势表现出显著负偏好，而美国则与中国相反，表现出显著的正偏好。中美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不足，更偏好向低城市化国家投资以加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而美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很充分，所以更偏向于获得东道国城市化带来的区位优势。②分时段的回归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对东道国城市化偏好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说明母国自身发展阶段显著地影响其对东道国城市化区位优势的偏好。③对城市规模进行的回归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型以上城市总是正偏好的，说明城市规模的增大有助于增强该城市的由规模化和专业化带来的区位优势，从而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向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政策措施，同时引导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区位优势的开发。并且，鼓励那些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其次，更加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导向型投资。再者，积极引导本国大中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培育更多的大中型城市，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增强它们对国际资本的吸引能力。最后，继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企业的软实力。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

城市是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集中的地方。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城市化的过程^[1]。城市并非单纯人口的聚集，而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区域环境、商务流、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等方面都有着和农村鲜明的不同。从对外投资要素禀赋的角度来看，城市和农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是极为不同的，大型城市和小型城市拥有的要素禀赋亦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特定的国家，如果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同，那么这个国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也是不同的。区位选择是对外投资中的重要决策，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可以包括自然、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2]。一般来说，特定东道国的城市化程度对于上述的每个方面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2014年数据来看，全球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54%，并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全球人口的城市化现象还在不断加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镇人口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到66%。城市化进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持续改变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同时也将极大地影响这些国家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并探究城市化与大型城市究竟能对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何种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写了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资本市场格局。对这种发展中国家南南投资、南北投资现象的研究也同样使学者认识到，对外投资是由多种投资诱发要素组合而产生的现象^[3]，并非由早期理论中单一的所有权优势或者垄断优势造就。各个国家因其不同的经济、资源、人口状况，其对外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对城市化与大型城市的偏好的异同，对于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是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1 文献综述

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经济中心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过程，这种吸引作用的成因和表现密集地见于城市经济学关于聚集经济的理论中。从Weber^[4]在《工业区位论》中系统的提出这一概念起，已经经过了超过一个世纪的讨论，相关理论的发展已十分成熟。聚集型的城市经济可以给该区域企业带来正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又可以分为产业内厂商的正外部性和当地产业总体的正外部性两类。第一类外部性包括了企业内规模经济；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共享熟练的劳动力市场^[5]以及范围经济和关联经济等。第二类外部性包括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共享效率提高^[6-7]；企业间规模效应^[8]；商业交易的规模经济^[9]；劳动力的聚集效应^[10]；知识和信息扩散速度提高和成本降低^[11]；以及由聚集带来的竞争压力^[12-13]等。这些聚集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给资本带来了额外的利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增长^[14]。

在农村地区开展生活污水处理活动时，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而选择最为合理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农村地区因经济水平、气候条件、人口、地质等因素的不同会存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技术选择上要因地制宜。例如，对于经济水平较好或是用地有限的地区，可以使用厌氧与好氧相组合的处理技术，而对于用地充足、气候环境较好的地区，就可以选择人工湿地、稳定塘等处理技术。

聚集经济带来的这种专业化生产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5]。城市化也对生产率有重要影响^[16]，因为城市中相对高密度的知识和信息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竞争优势。而企业作为一个逐利的主体则会为获取这些优势向聚集经济的中心靠拢，这种资本和劳动力的聚集作用也称作经济学中的“虹吸效应”。城市经济中心和城市经济中心之间相互吸引，以彼此的规模大小决定各自的经济吸引区大小，最终达到的平衡决定了资本的空间分布^[17]。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这种城市经济中心对于资本和劳务的吸引作用的研究大多都是局限于一国或一地区之内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资本的全球流动加剧^[18]，并且资本对于国际投资和贸易都具有重要的影响^[19]。企业投资行为的跨国化及全球生产的重组促进了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与之相应的是“城市化的国际化”^[20]。迅速的资本国际化一方面使得极少数大型城市对世界经济产生操控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使制造业开始国际层面的扩散^[21]，而这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又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动力^[22]。九十年代一些对非、亚、拉国家的研究也论证了FDI的城市偏好现象^[23-24]，吴莉娅和顾朝林^[25]对中国江苏省的外资分布研究同样发现，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各级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中。这些研究的主要视角虽然都是外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是也揭示出了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城市工业区的规律。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城市化和国际投资的研究集中于讨论国际投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城市化对国际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基本没有讨论。有关城市化与资本吸引力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一国之内，没有给予城市对国际资本的吸引以足够的重视。综合上文对城市化提供的要素禀赋的论述可以发现，城市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投资要素，并且它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一方面，东道国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化程度能够给予投资企业额外的区位优势。企业投资于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和大城市密集的国家可以获得由城市化和大型城市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劳动力聚集等额外的经济效应，因此这种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可以吸引对外投资。另一方面，母国的城市化程度和大城市密度也能够给予企业一种重要的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指企业拥有他国企业没有或无法得到的无形资产、规模经济与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因此在对外投资实践中，由东道国高城市化所带来的区位优势和母国高城市化带来的所有权优势，这两种对外投资的动因哪个更为主流，是一个有价值的讨论话题。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进：首先，本文对母国的城市化程度和城市规模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城市化程度和城市规模所带来的区位优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其次，选取了中国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程度和大型以及超大型城市的数量在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再者，通过考虑返程投资、投资避税天堂的影响以及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本文得到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最后，本文综合使用了OFDI流量、OFDI存量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并构建多个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进而得到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结论。

2 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影响的机制分析

城市化程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由东道国城市化带来的区位优势和母国城市化水平带来的所有权优势综合起来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前已论及，东道国比母国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提供一种由城市聚集经济、劳动力和技术带来的区位优势，吸引外商投资。而母国比东道国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带来一种由母国高城市化带来的所有权优势，使得母国企业和商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想要从这种视角出发去探寻对外投资实践中大型城市规模城市化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探讨城市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本虹吸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以中美为例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否对这种区位优势有不同的偏好。

2.1 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异

城市化程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在这个方面的影响表现为母国和东道国城市化程度差的值。现代城市经济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而FDI偏向于投资高新技术等附加值高的产业和第二、三产业，而如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获利周期较长，投资风险较大，外商则很少投资^[26]。因此，城市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国际投资的全球区位分布。城市化的虹吸效应不应被局限于一国之内，资本受这种经济中心吸引力的影响，最终的分布应该由各国城市化程度的发展状况、投资母国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共同决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基本假设1a：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对东道国区位优势影响更明显，从而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产生正向影响。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的副范畴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可进一步提炼出5个主范畴，分别是创新型机会、模仿型机会、手段导向型拼凑模式、社会网络型拼凑模式以及初创企业绩效。各主范畴及对应的副范畴如表3所示。

基本假设1b：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对投资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影响更明显，从而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产生负向影响。

我也不清楚。有一年民师考试，她没考上。我去大队找人，反正学校缺老师，人家又接着用她。得亏她不当老师了，听说在老梁那学校开小卖部发财了。

2.2 投资母国的发展状况

投资来源国自身的发展状况能够显著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特征和表现形式，因为在不同发展阶段，母国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是极为不同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所有权优势，这些企业在知识专利、生产效率、管理和激励手段上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相比都更具竞争力，这些更具所有权优势的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即使发展水平相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也遵循着这种关系，更具有所有权优势的产业更容易向其他国家转移，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对美国的大幅投资就是极好的例证^[27]。城市化程度和大城市的聚集经济也是发达国家这种所有权优势的来源之一。

参考投资引力模型和其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38-39]，本文确定了下表所示的控制变量，其概述和来源简介如表2所示。

经检验可知，中国组和美国组数据的P值均小于0.01，因此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所以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2.3 城市规模

大城市相比小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资本，劳动力素质也更高。而城市规模能够对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29-32]、知识和信息成本^[33-34]等产生显著的影响。除了规模经济的因素之外，全球产业分工更使得很多大型城市成为全球某些行业的中心，例如硅谷或温州，在这些城市中的特定产业的企业，能够相对轻易地获得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人才、信息和技术以及中间产品，其商务流也更加快捷。所以，大中型城市对资本有相当的吸引力，进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基本假设3：东道国大中型城市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吸引力，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产生正向影响。

另外，中国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规模都是显著的正偏好，而且也对于东道国和母国的距离都是显著负偏好，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对能源资源的偏好和对东道国发展速度的偏好。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度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偏好。城市作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中心，美国对技术要素更强的偏好也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之前的结论，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更加重视东道国聚集经济所带来的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包括了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信息和技术的低成本扩散等等。

3 实证策略

3.1 建立回归模型

3.1.1 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在对数据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先对拟回归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回归方程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见表1)。

5）怕受冻。大樱桃不耐寒。幼树茎干枝条生长发育快，组织比较疏松，冬季寒冷气候容易使枝条失水抽干，温度低于-20℃时，会引起大枝纵裂和流胶，造成枝条冻伤或坏死，花芽冻害。花期温度降到-3℃以下时即受冻。

基本假设2：母国自身发展阶段影响其对东道国城市化程度的偏好，母国越发达，其对东道国城市化的偏好越强，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越表现为对城市化指标正相关。

回顾性分析符合纳入标准的个案报道，提取有效信息：患者性别、年龄、肺部疾病史、原患疾病、放疗史、化疗史、ILD发生时间、治疗及转归等。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在样本区间内变化很大，因此可以较好地进行本文的实证分析。

lnOFDI _it =β ₀+β ₁DUR _it +β ₂lnGDP _it +λcontrols _it +γ _t +μ _it

3.1.2 实证模型

其中，OFDI 表示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额度，DUR 表示东道国和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DIS 表示东道国和母国的地理距离，GDP 表示东道国GDP水平。controls 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μ 是随机扰动项。

《2016年美国肝病学会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出血的风险分层、诊断和管理实践指导》解读······················································宋维平 杨长青 (3,336)

3.2 变量测量与来源

3.2.1 因变量

因变量是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采用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和存量数据来衡量。其中中国OFDI的数据来自商务部2003—2015年《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美国OFDI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5）B厂对冲燃烧锅炉，调整燃烧器拉杆使沿炉膛宽度方向上的进风量趋于一致，降低了炉宽方向上的屏底温度偏差。末级过热器和再热器沿炉宽方向中间位置的壁温下降10℃～15℃，主蒸汽温度和再热汽温度欠温现象得到缓解。

李太嶂众弟兄整日忧心忡忡，然而，自深秋至严冬，直到新年，皆无异象。除夕夜，德公公设宴款待六个义子，以及其他得力干将，宴罢，赏赐不少财物。

表 1 Hausman检验的结果

本文去除了极少数在双方历年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记录过少的国家，但保留了那些在中国或美国任一国家数据中有较多投资记录的国家。筛选过后留下了124个投资东道国，其中存在个别年份的缺失值。在实证过程中，由于美国和中国实际数据条数的不同，美国组和中国组的观测值数量不同，此外因变量缺值也导致了组内样本量的一些差别。本文之所以采用中国和美国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

此外，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数据存在普遍的零值问题^[35]，而传统的直接剔除零值的数据处理方法会导致回归结果有偏^[36]，所以本文采取替换零值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由于最小值可以为任意负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本文采用的方法进行处理，尽可能地避免删除零值和负值，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处理后，原X 为零值时Y 也为零值，X 为负值时Y 随X 是单调递增的。进一步地，由于最小值为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本文采用y =ln(x +1)的方法进行处理，尽可能避免删除零值带来的影响。处理后，原X 为零值时Y 也为零值。

3.2.2 自变量

(1)东道国和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根据城市化指标研究，最直接的城市化程度指标还是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本文采用WDI数据库中Urban population一项作为东道国城市化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采用东道国城市化程度减去母国城市化程度来衡量这一差值。

DUR =UR -MUR

总之，高中化学教师要遵循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根据教学内容开展不同形式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参与其中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指导，从而保证学生合作学习的有效性，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其中，DUR 为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UR 为东道国城市化程度，MUR 为母国城市化程度。

(2)大城市与超大型城市的数量。采用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2014)》的标准，将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城市记为中型以上城市，将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城市记为超大城市，并对其分别进行讨论。参考对国际城市分布方面的研究^[37]，该变量的数据来自Demographia数据库中的《World Urban Areas》统计报告。

3.2.3 控制变量

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所有权方面拥有的优势极为有限。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也仅仅是获取能源资源、为贸易开拓市场、获取技术和知识^[28]，还没有见到明显的产业转移现象。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对外投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利用东道国区位优势方面和发达国家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东道国城市化程度和大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偏好。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3.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说：“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肯定要和萍萍结婚了，我和萍萍结婚，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数的，萍萍是不是会同意？我不知道，我是说如果我是萍萍的丈夫。”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固定了时间效应以消除全球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参考以往研究，设定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表 2研究控制变量

表 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3 相关系数回归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讨论两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相关系数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通过两个相关系数矩阵本文可以看出，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最大的回归系数也仅有0.5，其他大多数不超过0.2。

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基准计量模型，本文对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在表6和表7中，模型1～3都是中国或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做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4、5是中国或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做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的自变量是东道国和母国城市化差距，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数和地理距离对数。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有可能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控制变量，包括东道国资源密集度(RF )，东道国技术密集度(RT )，东道国经济增速(UGDP )。模型1和模型2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取消了对时间固定效应的控制。模型4的自变量同模型1一样，模型5的自变量同模型2一样，都是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区别是因变量为存量数据。

4.1 中国组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差距的偏好是负的而且是非常显著的，符合本文的基本假设1b。一般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极为有限，尤其在知识、技术和管理方式方面，因此其更加重视由城市化聚集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优势。只有在对那些城市化程度更低的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并且，由于其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以产业转移为目的，所以其对于东道国城市化程度所带来的聚集经济优势的偏好也十分有限。中国对自身聚集经济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的偏好显著超过了对东道国聚集经济区位优势的偏好，因此便产生了这种现象。

表 4中国组相关系数矩阵

注：^*表示回归结果在10%水平上显著。

表 5美国组相关系数矩阵

注：^*表示回归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

4.2 美国组实证结果分析

美国组回归结果如下表7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城市化差距的偏好是正显著的，符合本文的基本假设1a。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所有权优势与其他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相比都十分明显，并且其所有权优势中知识、技术和管理模式所占的比例较大，相对的由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效率的优势就不那么重要。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着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功能，故而对于东道国城市化程度所带来的聚集经济优势偏好也更加强烈。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城市化程度极高，故与其他国家相比，企业都更具聚集经济的效率优势，这种所有权优势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重要性就下降了。因此，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其对聚集经济所带来的自身所有权优势的偏好弱于对东道国聚集经济区位优势的偏好，故而产生了这种现象。

表 6中国 OFDI回归结果

注：^***、^**以及^*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此外，对中美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该结果符合基本假设2，即母国自身发展阶段影响其对东道国城市化程度的偏好，母国越发达，其对东道国城市化的偏好越强。

那笑和温柔稍纵即逝，夏小凡又恢复了淡然的姿势，拿好相片和底片，连声谢都没有，坐在一边，任那几名同伴跟照相员鸹噪不止。

表 7美国 OFDI回归结果

注：^***、^**以及^*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5 城市规模与对外投资偏好

较大规模的城市理应对城市聚集经济所带来外部性的大小有所影响，本文整理了全球2005年和2015年中型以上城市(50万人口以上)和超大型城市(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分布截面数据，然后用每个东道国所拥有的中型以上和超大型城市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CITY 和BCITY 指标。由于是截面数据，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流量更具有代表性，因此用对外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由于一个国家拥有的中型以上和超大型城市数量既是人口的体现，也是其发展水平的体现，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相关性，因此，本文剔除了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

表8中，模型1是控制了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与东道国与母国地理距离的对数和东道国资源要素密集度等变量进行的回归，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技术密集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两个变量。模型3是控制了1 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与东道国与母国地理距离的对数和东道国资源要素密集度等变量之后进行的回归，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技术密集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两个变量。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2005年东道国中型以上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量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都是显著为正。

表9中各个模型的变量内容与表8相同，但使用2015年截面数据进行的回归。数据相隔十年之久是因为全球的城市分布变动较为缓慢，数据样本的频率也很低。由表9可以发现，中型以上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量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显著地正向吸引力。

对回归结果比对分析可以发现，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偏好都是正显著的。一般来说，中型以上城市和超大城市对资本的吸引力远超中小型城市，以至于对城市化总体偏好为负的中国在这些指标上也表现出了正的偏好。此外，控制变量组的回归显示中国没有明显的技术资源获取倾向，而美国对东道国技术要素密集度的偏好是非常显著地，这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也是一致的。

6 稳健性检验

6.1 返程投资与避税地

中国和美国都有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了国际避税天堂，本文在样本数据中剔除了流向列支敦士登、开曼群岛、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和中国香港等五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再做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表11所示。表中五个模型的变量选择与表6和表7中的模型相同。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去除避税地对中国组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基本没有影响。

表 8 2005年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注：^***、^**以及^*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 9 2015年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注：^***、^**以及^*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去除避税地对美国组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影响较小。总结以上两表的结果可知，去除避税地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力较小，得到的实证结果也与之前的结果是一致的。

“体育+旅游”的融合是体育特色小镇构建的主要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游玩模式。它符合社会学中所表示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且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集合体。随着旅游业在各国中的快速发展，将体育中的特色项目融入到旅游环境中，不仅可以符合社会发展的时尚趋势，也能够符合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6.2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由于解释变量代表了东道国在人力资本、规模经济和知识扩散等方面上的区位优势，其所对应的工具变量不好得到。因此，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重新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2、表13所示。

表12和表13中，模型1使用的是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的滞后1期做为主要解释变量与当期OFDI流量进行的回归。模型2则是使用了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的滞后1期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与当期OFDI存量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OFDI流量还是OFDI存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的滞后1期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因此，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截至目前，山水集团在境内发行的71亿元债券中尚有45亿元未进行兑付。此外，多数债权银行对山水集团信贷业务到期的处理也大多采取展期或借新换旧方式，若山水集团贷款形成不良，将对债权银行到期贷款续作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同时对其他债权银行履行债权银行公约造成一定障碍。

7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讨论了东道国大中型城市数量和东道国与母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对中国和美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所造成的影响。综合之前的研究结果，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表 10中国无避税地对外直接投资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 11美国无避税地对外直接投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首先，中国企业更偏好于投资低城市化程度的国家，而美国企业更偏好于投资高城市化程度的国家。根据假设1a和1b，一方面，东道国城市化程度能够给企业带来对外投资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又会降低母国城市化程度给其企业带来的竞争上的所有权优势。由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其企业投资表现出对于城市化程度的负偏好，验证了假设1b。即中国的投资更偏好于那些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低的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美国来说，其企业投资表现出对城市化程度显著的正偏好，验证了假设1a。即美国企业更偏向于投资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

其次，中型以上城市的数量对中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显著的吸引力。无论投资母国是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其对中型以上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偏好都是总体正显著地，验证了假设3。这是因为中型以上城市和超大城市因为其规模经济和更高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带来了更强的区位优势，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区位优势的强度都超过企业对所有权优势的偏好强度。

最后，母国发展阶段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城市化偏好有所影响。即中美对外投资企业对东道国城市化程度有显著的不同偏好，验证了假设2。我国当前主要流向低城市化程度国家的对外投资可能只是一段时期的特征，是由于我国企业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弱的所有权优势引起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增大，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东道国区位优势的重视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的偏好应当会越来越强，最终，对于高城市化国家的投资会占据主导地位。

综合本文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随着我国自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进一步表现出对高城市化国家的偏好。因此，对政府来说，还应该积极顺应这一趋势，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向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政策措施，同时引导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区位优势的开发。并且，鼓励那些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②我国要更加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导向型投资。我国有不少企业国际并购的动机都是获取技术和其他战略资产。但相比于美国，这种技术导向的对外投资在我国对外投资总体中依旧是不占优势的。随着我国的发展，这种技术导向的投资会成为未来国际投资的重点。因此，要加大引导企业的技术导向型投资。③大中型城市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在大中型城市数量上我国相比其他国家有巨大的优势。所以，应当积极引导本国大中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培育更多的大中型城市，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增强它们对国际资本的吸引能力，以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④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时企业的规模优势可能减弱，而技术和管理能力等所有权优势会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政府继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企业的软实力。

表 12中国组内生性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13美国组内生性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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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city size on location selec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ZHANG Zong -bin ¹TANG Zi -yu ²XIN Da -leng ¹

(1.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2.Adam Smith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G37LD, the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nd city size on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through ownership advantage and location advantage.Furthermore, by us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ata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structing a fixed effect model of panel data, 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difference in urbanization degree and the city size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study shows that: ①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ference for the host country’s urbanization location advantage,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contrary to China,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ference.The reason for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Chinese companies have insufficient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prefer to invest in low-urbanized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their ownership advantages.However,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ufficient ownership advantages, so they prefer to obtain location advantage brought by host cities’urbanization.② The regression of time-division revealed tha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ina’s preference for urbaniz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first and then rising.This showed that the host country’s own development stag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its preference for the host country’s urbanization location advantage.③ The regression of urban scale revealed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ways preferred to invest in medium-sized and above cities, indicating that the increase in urban scale will help to strengthen the location advantage, brought by the scale and specialization of the city.The, this will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o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guide Chinese companies to develop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Also, encourage those companies that are more mature in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have stro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actively go out.Second, more actively guide companies to conduct technology-oriented investment.Furthermore, we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china, and cultivate more and more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And al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actor endowment advantages of these cities,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apital.Finally,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companies enterprises and increase their soft power.

Keywords OFDI; urbanization and city size; location advantage; ownership advantage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2-0158-10

DOI: 10.12062/cpre.20190815

收稿日期： 2019-03-18

修回日期： 2019-09-13

作者简介： 张宗斌，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对外投资。E-mail: zhangzongbin429@163.com。

通信作者： 汤子玉，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国际投资。E-mail: 1021151352@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市场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家金融安全研究”(批准号：18CJL037)。

张宗斌，汤子玉，辛大楞.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58-167.[ZHANG Zongbin,TANG Ziyu,XIN Daleng.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city size on location selection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29(12):158-167.]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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