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时间、收入的中介效应分析①
袁笛 陈滔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数据，充分考虑照料和心理健康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 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有直接负面影响；（2） 老年照料通过减少闲暇时间，降低相对收入，增加子女抑郁水平，且闲暇时间的中介作用更大；（3） 老年照料对不同性别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中介机制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拓展了家庭时间配置和收入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解释力，丰富了家庭照料者健康性别差异研究。结论对促进照料者支持政策的精准供给，维持家庭养老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老年照料；子女心理健康；家庭时间配置；相对收入；中介效应
1 引言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截至2018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1]。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照料需求不断上升。受传统孝文化以及养老观念的影响，家庭照料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最普遍的养老方式[2]。Gu和Vlosky[3]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数据，发现近90%失能老人的照料工作，由家庭（尤其是成年子女）承担，CLHLS最新一期2014年数据显示该比例仍高达81%。快速的人口老化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于照料者而言，最直接的是产生心理应激反应，沮丧、焦虑、易怒等症状显著增加[4]。相比于身体健康，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普遍[5]。照料者心理健康与照料质量密切相关[6][7]，是导致照料伤害行为的重要原因[8]。
其中，|Ui|、|Uj|分别表示参与项目i,j评分的用户数；δ(x)是一个指示函数，当x>0时δ(x)=1，否则δ(x)=0.λ和λt是正则化参数，λt用于控制用户的信任程度.
多数学者考察是否提供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9][10][11][12]，而忽略了照料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机制分析。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种时间密集型家务劳动，一方面挤占子女闲暇时间，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子女劳动时间，产生隐性经济成本，与显性经济成本一起，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照料认同、压力反应不同[13]，家庭照料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尽相同[14][15]。那么，在孝文化盛行的我国，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是否仍具有显著影响？闲暇的减少、相对收入的下降能否作为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作用途径？哪一种效应更强？对于男性和女性照料者又存在哪些差异？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明确老年照料负面影响的主要来源，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从而改善健康公平，促进家庭照料的可持续。
2 文献综述
家庭老年照料是非市场化的照料模式，一般由家庭成员充当照料提供者[16]。对家庭照料者健康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照料是否导致了照料者更差的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第二阶段，将焦点转向照料者的客观健康状况，第三阶段，在分析照料对健康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识别照料者免于健康风险的保护因素，制定合理的干预措施[17]。虽然个别研究表明，家庭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有正效应，能够增进照料者和老人的感情，提高照料者成就感、自信力[18]，但是，大量研究证实，照料失能老人是繁重而富有压力的，会显著增加抑郁、焦虑等精神病症的发病率[19][20]，众多学者对这方面进行过综述[4][21][22][23][24]，得到了负面影响较为一致的结论。早期这部分研究样本较小，主要针对特定病种，如痴呆、中风患者的照料者，研究参与者的选取具有一定的样本选择问题[23]。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对家庭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做严谨的因果推断。然而提供照料与照料者心理健康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照料者因为焦虑、沮丧程度的上升，可能停止照料，即“选出”（selection out）效应[10]，另一方面，由谁提供照料是家庭决策的结果[25]，对于照料者具有起码的健康要求，同时照料负担往往落在居住地离父母较近、教育水平较低、低收入或无业子女身上，即“选入（selection in）”效应 [10]，照料者和非照料者样本可能非随机，使得二者不具有可比性[26]。对此，在截面数据基础上，Brenna和Di Novi[26]使用倾向分匹配的方法，基于面板数据，Coe和 Van Houtven[10]、Heger[27]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Kumagai[28]使用控制函数模型（control function model），试图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家庭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探讨影响产生的机制至关重要。Pearlin等[29]的压力过程模型（stress process model）为解释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基于此多数研究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如社会支持、应对策略、压力评价的中介作用 [30][31]。有研究表明在压力过程模型中次要压力源也具有中介作用[32][33]，次要压力源包含家庭冲突、照料工作冲突、社会娱乐冲突、经济问题[29]，在时间禀赋一定的前提下，前三项实质为时间约束[22]，经济问题即经济约束。时间利用的变化是评价个人福利的重要标准[34][35]，依照时间分配理论[36][34]，将时间划分为市场劳动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提供家庭老年照料会增加家务劳动时间，在有限的时间禀赋下，意味着工作时间或闲暇时间的减少[63]。由于工作时间相对缺乏弹性，一般而言，家庭照料者闲暇更少[34][22]。多数研究表明闲暇对于增进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作用[37][38]。闲暇能带来身心的放松，强化个体对生活的掌控感，通过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增加社会交往，提高社会支持[39]。因此，照料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通过减少闲暇起作用。此外，照料可能带来家庭经济负担，一方面，照料产生显性经济成本，如护理老人的药品、日用品支出，另一方面，照料存在隐性经济成本，即对照料者的劳动参与和收入状况产生影响[40][41]。然而，老年照料对照料者绝对收入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表明工资收入与是否提供照料不存在必然联系[42][43]，照料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反映在相对收入上，即在横向或纵向对比上，可供家庭自由支配的收入相对减少。基于社会比较理论[44]、欲望理论[45]，相对收入的降低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作用[46]。因此，家庭相对收入可能在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首先，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精神健康的影响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大多数研究为小样本且集中在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较少。孝道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家庭照料一直被视为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老年照料对照料者精神健康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其次，关于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多数研究探讨社会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社会心理因素在心理疾病临床干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较少有研究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基于家庭经济学理论，对家庭时间配置和收入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这对于老年长期照护政策的制定更具现实意义。最后，对于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缺少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从两方面推进了以往研究：第一，基于中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形成机制，在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着重考察闲暇时间和相对收入的中介作用，针对照料和心理健康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模型的内生性；第二，样本包含了男性照料者，对比了老年照料对男性和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中介机制，丰富了照料者健康性别差异研究。
作为国内目前最新的相关文献，刘亚飞和张敬云[48]从照料者福利损失的视角出发，基于CHARLS 2011和2013年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亲子共同居住对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共同居住在概念上并不等同于老年照料，无法准确识别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正）负效应。Chen等 [49]基于CHNS 2009和2011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定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此文使用最新微观调查数据做了较全面的分析，但该研究主要针对52岁以下女性，一方面年龄的限制，可能导致该研究的照料者样本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另一方面，缺少照料对男性和女性照料者心理健康影响及机制的比较分析。
老年照料对男性和女性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不同。Yee和Schluz[47]梳理了1985-1998年间30篇照料者精神健康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性照料者抑郁、焦虑显著高于男性照料者，主要原因是女性照料强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照料负担更重，且获得的正式照护资源较少，在压力过程模型的每一环节，女性的健康风险均高于男性，从而产生了更严重的健康后果。然而，对于以上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缺乏可靠的实证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是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代表性数据。CHALR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每两年追踪一次，目前调查已公布了2011、2013、2014年（“中国中老年生命历程调查”专项）和2015年数据，仅有2011年询问了全部受访者是否提供家庭老年照料的问题，为此本文使用2011年数据。2011年数据的有效样本为17587人，根据研究需要，删除变量缺失值，最终使用的样本为14392人（男性6923人，女性7469人）。
（1）通过不断的运行摸索，在保证锅炉经济运行的前提下，降低锅炉运行中的运行风量，尤其是一次风量，采用低风量、低氧量运行方式，提高床温，既减小了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磨损，延长了锅炉运行周期，又降低了风机耗电率。通过不断优化调整，锅炉风机耗电率较优化调整前降低约0.5%～0.7%。
3.2 变量说明
每次一到排练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成了“主角”，爸爸妈妈们便是我们的“后勤部队”。他们在闷热的厨房里忙东忙西，帮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我觉得我们就像一个“超级大家庭”。
照料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男性，该结果与Oshio[11][12]、Wakabayashi和Kureishi[57]的结论一致。探究其中原因，Yee和Schulz[47]的研究表明，主要是因为女性照料者照料时间更长、角色紧张更重等，对比本文使用的照料者样本，发现在每周照料小时数方面男性和女性没有显著差异，我们推测女性照料者心理健康更差可能源于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面对压力时，女性的应对资源、应对策略较欠缺[58]，或女性对情绪变化的感知更多，更愿意表达负面情绪[59]等。
(1)系统参数初始化.确定系统的运行周期t>Tsimulation，初始化窗口内卫星个数N=0，时间t=0；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对于医院发展与成功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绩效考核属于人力资源管理一部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前提，同时绩效考核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基础信息。如果缺乏绩效考核就无法实现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属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之中重要部分，是整个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重要基础，不仅对于医院人员工作成绩进行简单统计，而且绩效管理工作对于医院人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激发员工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与此同时，绩效管理能够对于医院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优化，促使医疗队伍结构更为科学以及合理。
4.工具变量。由于老年照料与照料者心理健康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需要为“照料”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需要与照料密切相关，与照料者心理健康不相关。国外文献曾使用“父母仅一位健在”、“配偶母亲健康状况”、“兄弟姐妹数”等作为是否照料的工具变量，研究对照料者健康的影响[10][27][50]。本文尝试使用了“父母或配偶父母仅一人健在”、“父母是否需要照料”、“兄弟姐妹数”、“长子”、“长女”等作为工具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对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后确定使用“（配偶） 父母是否需要照料”以及“是否有兄弟姐妹”这两个变量。其中“父母是否需要照料”根据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自评健康确定，四位老人中，有一位自评健康为“一般”、“不好”或“很不好”，即认为需要照料，取1，反之取0。“是否有兄弟姐妹”为二值变量，根据受访者存活的兄弟姐妹数确定，1代表有其他兄弟姐妹，0代表没有。
5.中介变量。本文使用“社会交往活动频率”、“睡眠时间”和“相对收入”作为闲暇时间和收入的代理变量。Gronau[34]根据家庭时间的用途，将家庭时间正式划分为市场劳动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闲暇时间又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教育时间、享受型闲暇时间和必要型闲暇[51]。由于CHARLS问卷并未包含家庭时间利用模块，本文使用“社会交往活动频率”作为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的代理变量，CHARLS问卷询问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以及一个月的活动频率，在10项社交活动中，选取了6项③ 本文排除了 “炒股”、 “上网”这两项活动，同Liu等 [52]的研究，由于 “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提供帮助”和 “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这两项活动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家庭照料密切相关，故也没有包含。 （串门、去社区活动室打牌下棋、去公园健身、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上学或参加培训课程），根据参加频率“不参加”取0，“不经常”取1，“差不多每周”取2，“差不多每天”取3，加总6项活动的参与频率并进行标准化④ 标准化的步骤为：第一，计算第i个样本的社交频率总数Si；第二，计算出总体样本社交频率均值S`和标准差
；第三，计算第i个样本的标准化社交频率
，得到了“社交频率”变量。同时，选取“睡眠时间”作为必要型闲暇的代理变量，睡眠时间是夜间睡眠和午休时间之和。关于“相对收入”，在CHARLS问卷中，询问“总体来说，您怎么评价您自己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高、偏上、中等、偏下还是贫困？”对五个选项重新赋值，1代表贫困，2代表偏下，3代表中等，4代表偏上，5代表非常高，数值越大表示“相对收入”越高。
3.3 估计方法
本文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形成机制，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其中MHi 为观测对象i 的心理健康，Carei 为照料的哑变量，当观察对象i 提供照料时，其值为1，否则为0；Xi 为控制变量，εi 为误差项，α0 为常数项，α1 和α2 分别为待估参数。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社会人口因素、社会经济因素、身体健康状况及地区。其中性别是二值变量，“男性”取1，“女性”取0；年龄是连续变量，婚姻状况是二值变量，其中已婚、同居认为属于有配偶的情形，取1，分居（不再作为配偶共同生活）、离异、丧偶、未婚取0。家庭规模是连续变量，根据同住人数确定。家庭年收入的计算包含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年金收入、农业净收入、个体经营收入、政府转移支付收入之和，在回归中采用家庭收入的对数形式。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工作状态是二值变量，目前仍然在工作取1，无业、失业和退休取0。医疗保险是二值变量，有社会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取1，没有取0。身体健康状况是连续变量，根据问卷“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回答逆向编码，从1到5，数值越大代表身体健康越好。地区变量根据受访者居住地确定，1代表居住在“农村”，0代表居住在“城镇”。
表2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在照料变量外生的假设下，提供照料会显著的增加抑郁水平。在照料变量内生的假设下，模型2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一阶段Cragg-Donald Wald F统计值为385.818，大于对应临界值19.93，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Hansen J统计量为0.1（p=0.752），无法拒绝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父母需要照料”与“是否有兄弟姐妹”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使用Durbin-Wu-Hausman检验，统计值为14.658（p=0.000），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使用2SLS才能得到一致的估计。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与非照料者相比，为父母提供照料的子女CESD抑郁指数高2.6分。 模型3加入了时间和收入变量，可以发现，社交频率、睡眠时间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抑郁水平，相对收入的增加对抑郁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加入时间和收入变量后，照料变量仍然显著，但是系数有大幅度下降，社交频率、睡眠时间和相对收入可能为中介变量。
由于“选入”和“选出”效应的存在，提供照料与心理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需要为照料变量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本文使用“父母是否需要照料”以及“是否有兄弟姐妹”作为carei 的工具变量Zi ，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进行估计，第一阶段方程（2） 如下，第二阶段同方程（1），其中Zi 为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逐步法[54]检验时间和收入的中介效应，第一组模型以“照料”作为自变量，时间和收入的三个代理变量作为因变量，用来检验提供家庭照料是否对照料者闲暇和相对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第二组模型是在式（1） 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和收入的三个代理变量，考察闲暇和相对收入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观察“照料”变量系数变动情况。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中介变量则是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影响的关键机制：（1）受家庭照料的影响；（2）对照料者健康产生直接影响；（3） 该变量的控制会使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或系数减小。
表1 样本的描述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表1给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有1929人为父母或配偶父母提供家庭照料，占样本总数的13.4%。在未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就均值来看，照料者的心理健康好于非照料者。样本中女性略多于男性，平均年龄为59岁，且照料者更为年轻。婚姻状况方面88.1%的受访者有配偶，且照料者的已婚比例更高。家庭规模方面，照料者同住人数多于非照料者。就家庭年收入而言，样本均值为26759元，其中照料者为34187元，非照料者为25610元。受教育程度方面，样本均值为5年，照料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70%的受访者仍旧从事劳动，照料者工作的比例更高。90%以上的受访者拥有医疗保险，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略好于非照料者。样本中77%的个体居住在农村，且非照料者居住在农村的比例更高。相比于非照料者，照料者父母需要照料的比例更高，达66%，且96%以上有兄弟姐妹。在闲暇时间利用方面，照料者的社交频率更高，睡眠时间更长，照料者与非照料者的相对收入无显著差异。对比照料者和非照料者随着年龄的变化，心理健康变动情况（图1），可以发现在70岁以前，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但在70岁之后，照料者心理健康急速恶化，抑郁程度高于非照料者。对比随着收入的变化，照料者和非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图2），在全部收入水平上，照料者的心理健康均优于非照料者。对比不同性别照料者和非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图3），总体而言，男性心理健康要好于女性，且照料者抑郁水平更低。
图1 不同年龄照料者和非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
图2 不同收入照料者和非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
4.2 回归分析
1.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中介效应分析。首先，使用OLS建立照料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基础模型；其次，检验并克服模型的内生性，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IV估计；再次，在2SLS估计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和收入的代理变量，观察代理变量的系数，以及照料变量的系数；最后，使用2SLS考察照料对时间和收入变量的影响，如果照料对时间、收入变量影响不显著，或时间、收入变量对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需要使用Sobel检验[55]，考察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图3 不同性别照料者和非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
The basic form of a transformer based matching network (TMN) is shown in Fig. 1, which consists of two parallel RLC tank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ides respectively, and a coupling coefficient k between them.
1.心理健康。本文使用CES-D（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来衡量心理健康。问卷包含10个问题② 包含八个负面问题 “因一些小事而烦恼”、 “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 “感到情绪低落”、 “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感到害怕”、 “睡眠质量不好”、 “感到孤独”、 “感觉无法继续生活”，及两个正面问题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我很愉快”。 询问受访者上周的感觉及行为，回答有四个选项，分别是1“很少或根本没有”、2“不太多”、3“有时或一般的时间”和4“大多数时间”，将两个正面问题的回答选项重新编码，加总10个问题的回答数值，最终得到0-40之间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控制变量方面，根据表2模型3，男性的抑郁水平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水平以递减的速率增加，已婚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有工作、有医疗保险受访者抑郁水平更低。身体健康越好，抑郁程度越低，此外，与居住在城市的中老年人相比，居住在农村的个体抑郁水平更高。
表3考察照料对社交频率、睡眠时间、相对收入的影响，进一步检验时间、收入的中介作用。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照料会降低社交频率，但是该效应并不显著，即“社交频率”的中介效应需要进行Sobel检验进一步确定。模型2表明，照料会降低一天睡眠时间平均0.74小时，模型3表明，照料使相对收入降低0.169，照料对睡眠时间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十分显著，至此，通过表2模型3和表3模型 2、模型 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睡眠时间和相对收入对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表4对时间和收入变量进行了Sobel检验，社交频率检验结果不显著，不具有中介作用。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老年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如图4所示。老年照料对抑郁的总效应为 2.623，睡眠时间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6.56%，相对收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8.99%，睡眠时间的中介作用更大。对此相应的解释是，“睡眠时间”属于必要型闲暇，对于保持人的生理机能具有基础性作用，已有研究证实，照料带来的渐进式“睡眠剥夺”是导致子女情绪抑郁的关键原因 [56]。而研究使用的样本在45岁以上，部分照料者已经不再参与有酬劳动，照料带来的隐性经济成本变小，这可能是时间的中介作用大于收入的原因。
表2 老年照料和中介变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表3 老年照料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2.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及机制的性别差异。表5分性别考察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采用2SLS进行估计。模型1表明，与非照料者相比，男性照料者抑郁指数高1.508，模型3表明，女性照料者抑郁指数比非照料者高3.73，照料对女性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模型2和模型4分别在男性和女性回归方程中加入时间和收入的代理变量，社交频率、睡眠时间和相对收入在男、女样本中对心理健康影响均十分显著，且改变了照料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表6用照料对时间、收入的代理变量做回归，在男性样本中，照料会显著降低睡眠时间，平均为1小时；在女性样本中，照料会降低相对收入0.221。表7 Sobel检验再次印证，对于男性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睡眠时间具有中介作用，对于女性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相对收入具有中介作用。
图4 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路径图
表4 时间和收入中介效应检验
2.家庭老年照料。“照料”是一个二值变量，主要是指子女为父母或配偶父母提供家庭照料。CHARLS问卷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您或您配偶有没有在日常活动方面给您父母或您配偶的父母提供帮助？”，回答“是”的受访者，继续询问“过去一年，您自己大约花几周，每周花多少时间来照看（配偶）父母？”，如果受访者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第二个问题中，对父亲、母亲或者配偶的父亲、母亲过去一年提供了一周以上的照料，则被认为是家庭照料者，照料变量取“1”，否则取“0”。
在影响机制方面，对于男性，家庭照料主要通过减少闲暇时间，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对于女性而言，家庭照料通过降低相对收入，增加女性抑郁水平。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时间的经济价值越高，理性的经济人就越愿意付出金钱而不是时间[60]。一般而言，男性工资率较高，男性相比于女性更愿意付出金钱而不是时间。考虑到目前中国老人具有家庭照料的偏好，且正式照料市场并不发达，承担照料责任的男性，被迫牺牲闲暇，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因而在男性照料者身上，表现出更强的时间中介效应。对于女性照料者，受社会性别角色影响，女性更多的认为家庭照料是分内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当面对家庭照料责任时，只有女性会减少工作时间[61]，在控制了工作时间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远大于男性[62]，由此推测，女性对承担照料导致的时间损失并不敏感，她们更介意的是照料导致的家庭经济水平的下降，因而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更强的收入中介效应。
3.稳健性检验。本部分从模型选择、变量测量和限定样本三个方面验证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及机制的稳健性。第一，鉴于是否提供家庭照料可能是样本自选择的结果，使得照料者和非照料者不具有可比性，引入倾向值匹配的分析方法，可纠正样本选择偏误。通过Logit模型估计成年子女或子女配偶提供家庭照料的倾向值⑤ 估计方程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变量以及家庭变量。具体包含性别、年龄、婚姻、城乡、省份、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工作情况、医疗保险、家庭规模、兄弟姐妹数、是否是长子、长女、与子女见面频率。方程未在正文报告，可向作者索取。 ，该模型总体上能较好的预测提供照料的行为，匹配后的样本满足平衡要求⑥ 结果未在正文报告，可向作者索取。 ，基于此，通过卡尺内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就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平均干预效应（ATT） 进行了估计，如表8所示，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考虑了样本选择性偏误的情况下，提供家庭照料会增加照料者抑郁水平。第二，重新定义解释变量。CHARLS问卷的调查对象是45岁以上成年人，受访者父母如果健在的话，一般年岁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照料。由于CHARLS问卷并未询问照料类型，根据照料者自报每周照料小时数，将每周照料时间大于5小时的认定为提供家庭照料 [31]，照料强度在5小时以下的以及不提供照料的归为“非照料者”，重新考察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机制。第三，限定样本。将样本年龄限定在60岁以下，60岁以下人群是照料者中的主力，占照料者总数的87%，这部分照料者时间资源更稀缺，时间和收入的中介效应对这部分人应该更强。表9和表10结果表明，更换了解释变量和限定了样本后，强化了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改变时间、收入在全样本和男女分样本中具有中介作用的主要结论。
表5 老年照料、中介变量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性别）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家庭老年照料者健康的研究不断涌现。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基于具有家庭养老传统的中国代表性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依照家庭经济学理论，检验闲暇时间和相对收入对照料-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作用，关注照料者的性别差异，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表6 老年照料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分性别）
表7 时间和收入中介效应检验（分性别）
第一，老年照料与照料者心理健康间存内生关系，在控制了模型内生性后，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与非照料者相比，为父母或配偶父母提供照料的子女CESD抑郁指数高 2.6。第二，家庭老年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有间接负面影响，其中闲暇时间和相对收入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闲暇时间的中介作用更大。第三，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心理健康影响大于男性照料者，且影响机制方面具有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家庭照料通过降低相对收入，增加女性抑郁水平；对于男性，家庭照料主要通过减少闲暇时间，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1例万古霉素致急性肾损伤老年患者行血浆置换术的用药分析和药学监护 ……………………………… 李 薇等（19）：2704
表8 老年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的倾向值分析
表9 老年照料、中介变量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表10 时间和收入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基于以上结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在提供照料者支持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目前，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处在试点阶段，截至2018年底，已有15个试点城市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以购买家庭非正式照护的方式，直接向家庭照料者支付照料津贴。然而根据本文的分析，相比于收入，时间的中介作用更大。单一的经济补偿无法缓解照料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加快正式照护服务的供给，提高喘息照护服务的可及性。目前在“居家为基础”的养老理念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正式照护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对于已经建成的利用率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无法对接家庭老年照料者的实际需求。这需要一方面在社区养老服务建设时“扩面”和“提质”两举并重；另一方面，促进照护服务市场发展，推动照护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破解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效益不高、供给结构失衡等难题，以需求为导向，整合正式照护资源，缓解照料挤占子女闲暇时间带来的负面健康影响。
本文还存在一些缺陷。其一，在时间变量选择方面，由于CHARLS问卷并未包含时间利用模块，“社交频率”变量仅能作为教育及享受型闲暇的一个侧面，更可能反映的是受访者的生活习惯，而非实际的闲暇时间利用情况，得出的提供照料对社交频率影响不显著的结论，在使用时需要格外谨慎。其二，照料和心理健康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内生关系，虽然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通过了各项检验，然而还需要创造性的寻找完全外生的变量来得到一致的估计，如村的老龄化率、人口抚养比等，或者使用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和内生性。其三，本文仅对时间和收入变量进行了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而忽略了其他影响机制，如照料者社会支持、应对策略以及照料者的个人特质等，这些特征可能在“照料-时间和收入-心理健康”的传导机制中起到调节或中介作用，这需要我们寻找恰当的数据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定义1[1-2] 设表示一个实数集R上的直觉梯形模糊数，其参数a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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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mily Elder Care on Adul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ime and Income
YUAN Di,CHEN Tao
（School of Insuranc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lder cares on the care-giv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its mediating effects by employ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IV)method to control the possible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vement in family care-giving and adult children’s mental health.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formal cares for elderly parents or parents-in-law exerted a direct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mental health of caregiver.Family elder car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are-giving children’s depressed emotion by decreasing their spare time and income,and spare time have even of elder cares on the care givers and its mediating roles.The findings enhanc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ime allocation and income in family elder care and the care-giv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and enriched the researches of caregivers’ mental health by gender differences.The implications are the relevant social policies need to take consideration of the matching policy support to the family elder care-givers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mily elder care in China.
Key words： Elder cares,Mental health,Time allocation,Relative income,Mediation effect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 06-0050-15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健康保险的精算统计模型与风险监管研究”（17ZDA091）。
［收稿日期］ 2019-07-20
［作者简介］ 袁笛，女，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健康经济学、老年长期照护研究；陈滔，男，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保险精算、健康保险与卫生经济研究。
标签：老年照料论文; 子女心理健康论文; 家庭时间配置论文; 相对收入论文; 中介效应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