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清英以明时义 类范文以刑后昆——从诸体散文的入选看《文选》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散文论文,价值论文,明时论文,集清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文选》价值的探讨,从已经问世的著述考察,大多集中在选录标准,文体分类等问题以及诗歌,辞赋的入收上,从本书所收各体散文进行探讨还比较少见,本文试就这个薄弱环节进行窥视。笔者认为,《文选》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周秦至南北朝文人文学发展的原因与内在规律,肯定了文学由朴质走向藻饰的趋势,为各体文章的阅读与写作提供了典范,凝成了沾溉“后进英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文人文学 朴质 藻饰 典范 《文选》理
《文选》一书,选录了周秦至梁代诗文六百六十八篇(以题计篇),按体制特点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七类。“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①诗骚为有韵之文,诏册以下三十三类,除颂、赞、辞、箴、铭、谏、哀和连珠、碑文、吊文、祭文外,其余为无韵的文艺性散文。赋与七半韵半散,在手法上都以“敷张连类”、“侈丽闳衍”为基本特点,本属一类,但因其结构体式独特而又以“七”标题,故分别另立。各类所收,均系情义与辞采内外兼茂“篇什”和可“与夫篇什”的“沉思”、“翰藻”之作。对“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的《诗》、《书》经典,“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学术著作,“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征实史籍以及“概见坟籍,旁出子史”的贤人忠臣美谈和谋夫辩士言论,或因其体系完整,不便“芟夷”,或因其“方之篇翰,亦巳不同”而一律不选。从上述关于选录对象的说明我们看到,《文选》选文,至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以主名文人单篇文学创作为主要入选对象;其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凡情义与辞采的统一堪称楷模者方予入选。除此之外,《文选》在各体的编次上也煞费苦心,力图通过体类的编次折射出文人文学创作和文体发展变化足迹以及历代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心理。
一
《文选》的编纂,多角度地展现了中国文人文学创作和文体发展的历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为这条文学长河源头的经传与诸子著述,虽然不乏文学作品和可“与夫篇什”的“清英”,但这些作品于“清英”,或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或是出于宴享、朝会、祭祀等等需要而集体制作的篇章,或是表明学术观点,宣传政治主张的言论。还只是文学的上源,而不是自觉“以能文为本”的文人文学创作。楚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把《诗经》所开创的诗歌传统推向新境界,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②“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以下,品物毕图。”③“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诧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④这些描述,既表明了作者对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视,说明了楚辞,汉赋和建安诗歌“随时变改”的原因与轨迹,也肯定了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按照自己的特点独立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不仅表现为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以能文为本”的创作思想的确立,而且还表现在文学样式的“随时变改”,不断创新上。
在萧统看来,文人文学创作,孕育于《诗经》,扣端于荀宋,崛起于汉赋。《诗序》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自兹以降,源流实繁。”⑤辞赋之所由作,或因娱乐的需要(如荀子《赋篇》);或因情趣之所钟(如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⑥“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逐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⑦辞赋如此,诗歌散文亦复如此。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个人遭遇的不同等等,作为抒发情性,表现人生的文学,除了讽谏和教化功能以外,越来越为作家所重视的是表现自我。所以,“自炎汉中叶,厥途浙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⑧,诸缺名作者有咏叹人生的《古诗十九首》,曹氏父子和邺下文人有“慷慨任气,磊落使才”之什等等。作家“磊落使才”,必然导致题材的广泛,文体的创新,藻饰的华美和表现手法的多样。这些“变改”足迹都在《文选》的选文与体次中得到反映。
创作冲动的萌发,既有现实的需要,也有作家人生价值观念的驱使。“三不朽”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知识群体中早已产生。“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之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⑨古人之所以重视身后留名,是因为它可以显父母,是孝的最高准则。“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⑩惟其如此,所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1)也正因为君子忌恨死后声名不彰,所以,“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在“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环境中,“恐修名之不立”,虽身遭迫害,仍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12)而上下求索,蒙受不白之冤,被处腐刑的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隐忍荀活(13),当初“欲为一郡之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的曹操,希“望封侯作征西将军”,以便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14)字样。梁代武夫曹景宗本来已经有将军头衔也还要在诗坛上留个名。可见扬名传世在古人心目中地位的重要。
这个以显父母为目的的扬名价值观,是与忠君思想相联系,以为父母之邦作贡献为前提的。兴盛于宗法社会的史官文化,其基本特点是征实和实用,衡量文章的有用与否,主要标准是能否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5)“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16)因而,许多士人都把建功立业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贤圣与高官的获得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进入仕途的绊脚石很多,例如王位的更替、宦官外戚的猖獗、军阀割据混战等等。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社会里,不仅出身庶族的士人难以普遍获得驰骋良图的机会,即便是望族中人,要想通过“占据要路津”来成就功名,也决非易事。所以,立言扬名便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17)如何见意于篇籍才能使名声“至之常期”?这就需要在题材处理、主题提炼、形象塑造、以及艺术手法与语言运用诸方面,即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表现出作者的独特风格。非如此不为世人所重。有创新才能不断推动文学的发展。而如何创新,向无成法,全在于个人的努力。于是出现了“丽采首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8)的片面倾向。《文选》的编选,既标榜了历代文人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的创新提供了经验与范本。
二
《文选》的编选,寄寓着萧统文学集团的文学观与审美理想。这种文学观与审美理想,被后人称为“《文选》理”而加以崇奉。
唐代诗人杜甫在诗坛上辛勤耕耘,获得了“诗圣”的崇高声誉而扬名四海,但儿子却懒惰失学,“骥皆良马,骐骥带好儿,车轮徒巳斫,堂构惜仍亏”(19),感叹自己不能象曹操那样培养出文坛“好儿”,于是,在其子宗武生日时,特以赠诗教诲,其诗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精熟《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意思是说,以诗名世是杜家的光荣传统,身为杜家子孙,应当象曹丕、曹植那样发扬光大这个传统,要发扬光大这个传统,必须精通和熟习《文选》所展示的写诗作文道理,在传达世情上下工夫,不要浮光掠影,追求表面轻艳华美。从杜甫的诲儿诗我们看到,《文选》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及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杜甫的诲儿诗我们还可以看到,唐宋及其以降文人心目中的“《文选》理”,其内涵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学与非文学之理。
萧统在《文选序》中把文学界定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以能文为本”的“篇章”,大凡“以立意为宗”的子史之文以及“事异篇章”的贤人美辞、忠臣抗直之言、谋夫、辩士之说一类文字,一律拒之文学大门之外而不予收录。清阮元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20)。近人刘师培也说:“《昭明文选》惟以沈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之。然所收之文,虽不以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21)这个界定,尽管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对文学概念的确立,文学特质的把握以及文学功能的发挥,使文学从经学附庸地位和史官文化中解脱出来,沿着自身的发展道路发展,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杜甫“诗是吾家事”的自豪以及对其祖杜审言之诗与屈原、宋玉、鲍照、阴铿、何逊、庚子山的文学创作屡赞不迭,正是接受了萧统以及《文选》选文中所体现的文学观所致。
第二,继承与创新之理。
任何物质的创造,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任何新品种的流传,都不是巳有物品的改头换面,而是按照创造者的审美理想进行“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精心研制的结果。“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析。”(22)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23)杜甫在这里所指出的“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继承与革新关系,与萧统所说的“大辂”与“椎轮”的继承与革新关系,其精神是一致的。这种对文学内在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看法,也是六朝作家的共识。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也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话。
当然,杜甫及其以降作家所领略到的“《文选》理”,其依据决不限于《文选序》,更重要的是《文选》选文实际与特点。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性,既表现在思想内容上,也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文选》选文,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传统主题的。对这些诗文的编次,虽然多以时序为据,但在选此略彼的抉择上,大抵都有定则可循。在同一体类的诗文中,内容大体各成系统,不成系统者则宁可割爱。例如“论”类。收入贾谊《过秦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王子渊《四子讲德论》、班叔皮《王命运》、曹丕《典论·论文》、曹冏《六代论》、韦昭《博弈论》、嵇康《养生论》、李康《运命论》、陆机《辩亡论》、《五等论》、刘孝标《辩命运》和《广绝交论》等十一家十三篇,是散文中收文较多的一类。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传统主题,即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士人命运的关系问题。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责。但匹夫之责是否能够尽到,决定因素在于君主的圣暴。君圣臣贤,士人各得其所,百姓和乐富安,国家自然蒸蒸日上,反之,就必然灭亡。国家蒸蒸日上则“庶民子来”,国家频戚动乱,士人则寄意翰墨,全身远祸,人情淡薄,甚至人性扭曲,这个主题,自先秦诸子以至整个封建时代都在谈论。可见,这是一个传统主题。《文选》选文,以题归类的例子颇多。自汉至六朝,以“论”字入题并且被公认为优秀之作的文章不在少数。刘勰说:“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允《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并师心独见,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辩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24)刘勰在这里所提到的作品,除先秦子史、博士儒生讲论《五经》的“以立意为宗”的文章不予入选以及已经入选的几篇外,还有《三将论》、《才性论》、《去伐论》、《声无哀乐论》和《本无论》等等。这些“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体之英,《文选》未予选录,原因可能很多,但与入选文章的主题无涉不无关系。
《文选》入选的论体文章,贾谊《过秦论》,“言秦过也”;东方朔《非有先生论》,言忠言直谏之难也;王褒《四子讲德论》,言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臣子助君之责不可旁贷也;班彪《王命论》,言“穷达有命,吉凶由人”,“苛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之年寿”也;曹丕《典论·论文》,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欲想声名不朽,与其在官场上竞争,不如寄身翰墨,见意篇籍也;曹冏《六代论》,言夏商周秦汉魏兴亡有以,冀曹爽“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造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扶之者众”之局面也;韦昭《博弈论》,言君子须努力为国建功立业,不要把大好时光荒废在博弈上,以免为年齿流迈而名不称悔恨;嵇康《养生论》,言道家“知名位之伤德”而出世修仙之术。李康《运命论》及其以降的陆机《辨亡》、《五等》、刘峻《辨命》、《广绝交》四论,亦述国家兴亡之事和世风易变情况,与贾谊《过秦论》肇端的主题范畴相承,曹冏《六代论》云:“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故此组诸论文收录,皆由贾谊《过秦》所引发,甚至有直接仿效者。刘勰说:“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25)有学者以为,《文选》收《辨命论》与《广绝交论》,是出于刘孝绰个人的恩怨。“刘孝绰因到洽弹劾而被罢官,为报复刘氏一家,他着眼于《广绝交论》谴责他们”。而“《辨命论》表现的是刘孝标(峻)因其‘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的狷介性格而不得任用的心情,这也正好是为五次遭罢官依然狷介与世不合的刘孝绰本人‘辨命’”。以此作为推断《文选》的实际编者是刘孝绰而非萧统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个推断虽然不无道理,但就各体诗文的内在联系考察,则亦非无可商榷之处。作文与选文,各有目的,不应混为一谈。事实上,《文选》所收各体诗文,许多都有以时序兼义理联系的迹象可寻。如“铭”类所收四篇。班固《封燕然山铭》,旌征伐之功”(27);崔瑗《座右铭》,集前人处世哀言自戒;张载《剑阁铭》,“戒殊俗之僭叛;”(28)陆倕《石阙铭》;悬法“以表旧章;”(29)《新刻漏铭》,述新漏刻功效灵妙,“配皇等极,为世作程”。这就构成了过勿惮改,谦虚谨慎,靖供尔位,严明法纪、上下勤政的思想系统,并在文体演变历史上反映出由未定型的楚辞体到五言韵语,最后定型为四言韵语的发展历程。
《文选》的选文,如果不是在“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30)的选录标准下,于各体诗文的入选与编次方面还考虑到思想内容的系统性,许多被六朝人公认的定评好诗文(例如铭类中的蔡邕《黄钱》、鲍照《石矾》)等未予选入是难以理解的。
文学上的继承与革新,除了在传统主题上代代相继并有所发展外,在文学形式和艺术手法上的承继与革新更为普遍。汉代文赋与诗骚诸子,辞赋与魏晋六朝诗文,魏晋六朝诗文与唐代诗歌等等之间的关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关系,在《文选》中都有或明或隐的反映,此亦为“《文选》理”的重要内容之所在。
三
人类的物质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由质朴到变本加厉,踵事增华,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建安作家“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31)强调文质的完美统一,降及六朝,“天下向风,人自藻饰。”(32)藻饰的方向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典故的摄取;二是骈句丽辞的使用。二者总名之为“翰藻”。
使典用事,就是修辞学上的引用手法。这种手法,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见诸文人创作甚早。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立《事类》之篇,篇中有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古人用典,“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成辞,即现成语,通常称为语典;人事,即往古人物的故事,通常称为事典。古人认为,多接触贤圣的成言、往事,可以潜移默化,造就大贤大德,所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3)正因为这样,所以,使典用事的修辞手法便成了“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34)先秦诸子之文,秦汉作家著述,无一不使用此法,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发端于先秦经籍,振绪于秦汉子史之书,盛行于魏晋六朝骈文的、重视历史文化传播,强化诗文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一直作为一种传统被历代诗人和论说作家所接受和发扬。唐代许多类书的编纂,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的。使典用事,必须心中有典有事,“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就是这个道理。在汉魏六朝文人看来,一个人文学才华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经籍的烂熟程度。因而,辞藻之富赡与否,就成了这个时期的评论界评价作家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文选》选文,以“沈思”、“翰藻”为文学与非文学划界,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为选录法码,正是出于时人的基本共识。《文选》入选的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是诗文兼长的。在这些作家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依次为陆机(44篇)、颜延之(27篇)、曹植(25篇)、潘岳(23篇)、任昉(17篇)。这些被重点入收的作家,就其承传关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图所示的派系网络:
钟荣《诗品》以为,曹植的诗风源于《诗经·国风》,下递陆机而颜延,潘岳的诗风远源于《楚辞》,中经李陵而递王粲,王粲递潘岳而二张,二张递鲍照而沈约。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35)陈延杰《诗品注》引何焯《读书记》说:“曹子建诗‘缱绻有风人之旨’。”又引刘熙载《艺概》说:“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意足推《风》、《雅》正宗。至气骨情采,则钟仲伟论之备矣。‘曹子建诗出于《骚》’。盖子建诗学《国风》,而又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一家。”同书在李陵条下引宋濂之言说:“苏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观二子之所著,纡曲凑婉,实宗《国风》与楚人辞。”依上述所论,曹植与王粲门出虽异而实属一家,所不同者,只是曹植一派辞藻富赡而主中和之美,王粲一派文辞秀美而沈郁顿挫(何焯语)。两派之诗若是,其文亦复如此。任昉之诗“直抒胸臆”,“盖以苦吟得之,”(36)有乖于时人审美趣味,并且“动辄用事”,所以“世称沈诗任笔”,钟嵘亦未指出其源于何。魏晋以后,随着小赋和骈文的勃兴,诗歌散文化,散文诗歌化的倾向相当普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创作技巧和辞藻的讲究上。《文选》对上述几家散文作品的选录,以任昉最多(15篇),陆机次之(8篇),曹植(6篇)、颜延(5篇)、潘岳(4篇)又次之。其中任昉“动辄用事”、颜延“喜用古事”。至于曹植、陆机、潘岳、沈约之文,其藻绘之美,可谓众所周知。《文选》重视对他们的作品的入收,实在是良有以的。
从上述论证我们看到,《文选》选文,颇重藻采,故偏爱骈文,范文澜说:“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丽的”,“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门径。”(37)所以,《文选》对这两派的散文选录特多,其间又以任昉一人为最。这种选录倾向,固然与编者的爱好有关,但未尝不是出于当时的文学发展趋势和一般士人的崇尚与模范之需。因为骈文一体的出现,是散文辞赋化,辞赋诗歌化的产物,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作为一种“句法整而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的新文体,在六朝时期,不仅“大自论说,小至柬札”,而且在史书中,“凡论赞都用骈文。”(38)作为一部反映文人文学创作发展趋势,并供士人阅读,鉴赏与模范的历代文学选集,是不能不考虑这种趋势并从多角度提供典范的。例如《序》类,《文选》选了卜子夏《毛诗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皇甫谧《三都赋序》、石崇《思归引序》、陆机《豪士赋序》、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和任昉《王文宪集序》等九篇。开头三篇为书序,次三篇为文序,又次二篇为燕集之序,最后一篇为文集序。由于性质不同,要求和写法也不尽相同。“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39)
纵观这个体类所选诸文,就其所序对象而论,有经书,有文人文籍,先经书而后文籍。这就表达了正本清源的意蕴。因为,“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40)为序体中议论类的正体。《尚书序》,首序本有古籍种类;次述孔子整治古籍情况与后人藏书屋壁原因;再言《尚书》得名与发现、整理古文经过;最后交代为《古文尚书》作序目的。条理井然,次第有序,为序体中叙事类的范式。《春秋左氏传序》,先释《春秋》书名;次述孔子之所由作及左氏为传合经传于一体的用意与体例;末了以回答几个有关体例问题的质疑作结。这种序文籍的议论体制,虽为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鉴镜,但亦不失为序类论体的又一章法。以上三篇,是整理古籍的明经述作之序,不管在内容还是文章作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萧统本人的《文选序》,就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三都赋序》和《王文宪集序》,是述他人文籍的“作者之意”的序,在章法上自当是突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作品的特色与成就。但前者因为“世人未重”,因而用很大篇幅述说辞赋的性质、特点、功能以及发展历史与世人崇奉作品的得失,从侧面证明《三都赋》之不同凡响,然后从谋篇布局特点和叙事写物的真实性两个方面说明它成就的高超。惟其如此,所以使此赋声誉剧增,“洛阳为之纸贵”。后者则以绝大部分的篇幅去叙写王俭的生平、为人与著述态度,藉以显示为其编集的意义。《思归引序》和《豪土赋序》,皆自序为文的目的,是单篇诗文序的常体。两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是为三月三上巳节文人集会饮酒赋诗而作的“序”,属记叙性质的文字,与前面几篇文籍序全然不同。两篇内容相仿,而且都是典型的骈体文,只是王元长的序比颜延之的序规模更大,用典更多,更强调与民共乐。
上述诸序,从使典用事的情况看,《毛诗》、《尚书》、《左氏传》三序,用典之风尚未形成气候,虽然骈文体制已由司马相如《封禅文》、扬子云《剧秦美新》奠定了基础。到了皇甫谧《三都赋序》及其以降数篇,用典渐多,递王融上已节《曲水诗序》而至极。《曲水诗序》,据《艺文类聚》刊载,著名者除颜延,王融之作外,尚有几篇,特别是王羲之《兰亭诗序》尤为著名,《文选》却未选入,其原因当是此文“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41)。由此可见,《文选》选文是很注重使典用事方面的藻饰的,即使是很优秀的骈体文,如果藻采不足,编者都以为不够典范,未能代表某种文体在各个发展阶段的方向而略诸。这个推断如果成立,那么,许多诗文,如陶渊明《闲情赋》之属选录与否的缘由,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
总而言之,《文选》的巨大价值在于:通过大量选文揭示了周秦至南北朝文人文学发展的原因与内在规律,肯定了文学由质朴走向藻饰的趋势,为各体文章的阅读与写作提供了典范,凝成了沾溉“后进英髦”的理论体系,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份文化遗产可宝者甚多,非常值得深入挖掘与批判继承。
注释:
①⑤⑦⑧(22)萧统《文选序》
②(12)(35)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
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④钟嵘《诗品序》
⑥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⑨《左传·襄二十五年》
⑩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语
(11)《论语·卫灵公》
(13)司马迁《报任安书》
(14)《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15)《论语·子路》
(16)王充《论衡·对作篇》
(17)曹丕《典论论文》
(18)《文心雕龙·明诗》
(19)(23)杜甫《偶题》
(20)阮元《书文选序后》
(2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24)(25)《文心雕龙·论说》
(26)清水凯夫《〈文选〉编辑的周围》,见《六朝文学论文集》41页
(27)(28)(39)(40)吴纳《文章辨体序说》
(29)李善注引刘璠《梁典》
(30)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
(31)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32)裴子野《雕虫论》
(33)《易·大畜》
(34)《文心雕龙·事类》
(36)陈廷杰注《诗品》语
(37)(38)(4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