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早期的“改造”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院论文,之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为负责组织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部门。10月，当时在中共高层负责筹建科学院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谈到中国科学院的内部组织时指出“目前只能依现有的基础逐渐改良”。这里，“现有基础”，是指民国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主要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逐渐改良”，虽然说起来是很平常是一般用语，而后来做起来却很沉重。1949—1955年间的中国科学院，是在继承民国时代科学遗产的基础上，不断用“延安传统”和“苏联经验”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一 民国时代的科学遗产
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中国的现代科学组织也不是由传统的社会组织演化而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兴学堂，废科举，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与教材，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初步基础，中国人全面地开始了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转变。这场教育革命以及由此兴起且持续不衰的留学大潮，为中国造就了完全区别于传统儒士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从其中派生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他们归国之后，首先致力于科学教育，不断提升大学水平，培养高级人才；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建立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以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本土化为先导，全面推进中国科学的体制化。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已在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学科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科学人才群体。
1949年之前中国科学组织的大致状况是：以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下设若干研究所承担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成为国家的综合科学研究中心，其研究经费由国家拨款；1935年从全国重要学术机关中选出最有学术成就和管理业绩的科学家组成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负责对全国科学研究的指导、联络和奖励，后于1948年选出第一批院士，召开院士会议，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科学体制。北平研究院、国立大学、资源委员会和各产业部门下设的研究机构等国立机构在全国科学体制中占有主导地位。
作为中国现代国家组织中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是中央研究院的继承者。第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除陈伯达之外的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都是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李、陶、竺3人分别是中央研究院地质、气象、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在遴选副院长时，中共领导人也是特别注意从原有中研院物色人选。第二，中央研究院下属的13个研究所，只有历史语言所迁往台湾，其他各所或全部或大部人员留在了大陆。这些研究所经过军管和科学院接收两个阶段，人员全部留用，仪器设备和房产等得以完整保存，成为中国科学院组建研究机构的最重要基础。院所两级构成、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和职称职级等基本制度也被承继下来。第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数理组25人中，除1人病故外，有21人留在大陆或是从海外归国；生物组28人中有20人留在大陆；人文组25人中有18人留在大陆。中国科学院酝酿学部委员名单时，首先是以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基础的，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领域的院士也大多入选为学部委员。第四，中国科学院的对外译名，在1982年以前，用的是拉丁文Academia Sinica，用以表示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继承性。
二 来自延安传统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也一度建立过“自然科学研究院”，从主观意向上表明是要抓科学研究的。但实际上因缺乏必要的条件，名不副实，不久即去掉“研究”二字，改称“自然科学院”，成为科技教育机构(后来并入延安大学，似可看作它的理工学院)。在整风运动中，在讨论本院的科学教育方针时，曾展开过一次大讨论，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全都一致批判自然科学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其中理论脱离实际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传统，后来也就成为新中国改造旧科学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1949年7月13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发表了演讲。关于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周恩来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担负起发展工业的实际责任，要善于把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与中国的生产任务、建设任务结合起来。”
1952年6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的恽子强强调：“毫无疑问，我们的思想改造应该和我们的科学工作的改革联系起来，而加强科学与生产的联系又是这种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恽子强于1943—1944年间出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虽然时在延安整风之后，但他深受延安传统的熏陶是毋庸置疑的。
1952年7月，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总结性发言中，以“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来论述科学院的工作方向：“作为我们的方针来说……我们是要求科学工作对国家的建设有贡献的，因此，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地应该是为人民所大量需要的东西，是在某一科学领域里面带重要性和群众性的问题，……不要只为研究而研究。”
把“科学”换算为“理论”，把“生产”换算为“实际”，于是从“理论联系实际”就推导出“科学为生产实际服务”，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发展新科学的指导方针，用以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的旧科学传统，这是影响至为深远的“改造”。
“为科学而科学”，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为求知而求知”，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科学精神的一种简单表述。科学活动的内在目标指向真理，其外在目标指向社会，即所谓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包括更新人的观念、完善人的知识结构、通过开发新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等。但科学的功利性，毕竟还是要以科学的真理性为基础。单纯强调科学与生产实际的结合，不仅限制了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全面发挥，而且因为完全否定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为科学而科学”，在本来就有重实用传统的中国，科学精神的贫弱也就势在必然了。
三 学习苏联经验的貌合神离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1953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了“学习苏联”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作出《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1953年3月派出了大型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苏访问考察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回国后将27份考察报告，郭沫若在为考察报告的《汇刊》撰写的序言中表达了学习苏联经验的目的和迫切心情：
中国科学本身虽然有长远的历史，但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学术的发展也因而停滞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袭而输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科学一开始便带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它是受着弊病式的影响，崇尚个人兴趣，追求枝节问题，脱离生产实际，缺乏组织能力的……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科学遗产，在文化建设各部门中是最薄弱的一环。这是富有爱国心的科学家们所共同认识到，而且深深感觉着惶恐的。……但是，在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是有伟大苏联的一切辉煌成就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学习苏联——这是坦陈在我们面前的大道，而且是最平直、最捷近、最宽阔的坦坦大道。
任何国家的科学体制都须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又要满足科学发展的要求。中苏两国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似而各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中国科学院要向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是与科学相关的组织制度的建设。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的最高科学机关，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制度。由全体院士组成的科学院大会是该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院士大会选举产生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院长。主席团下设学术秘书处，主席团对院内研究所进行学术行政管理的日常执行机构。全院分为8个学部，学部由相应学科的院士组成，按学科对各研究所实行学术领导。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确曾力图以苏联科学院为样板，勾画自己的未来。比如在1955年4月7日召开的院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的内容就有“a、建立学术称号与学位制度，在一年内科学院负责准备起草科学院章(武衡、汪志华等三人起草)和第一次院士名单；b、目前成立院务委员会；c、成立学部和学术委员会；d、成立综合调查工作委员会和科学干部培养部。”这些议题的提出，基本上都缘自苏联科学院的组织和制度。其中有关科学院院章的工作，从档案所存的《中国科学院章程草案初稿(第二次修订)》看，基本内容是仿照苏联科学院院章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中国科学院没有建立院士制度，也就没有建立院士为主体相应体制。1955年成立的学部，名义上是对院属各研究所实施对口学术领导，实际上后来蜕化为院部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1954—1955年间，曾仿苏联科学院的建制设置的学术秘书处(分学科遴选的学术秘书由科学家担任)，并曾为此销主要由行政干部任职的院办公厅，但为时不久即又撤销学术秘书处，恢复办公厅。同样是仿苏建制而设立的干部培养局和宣传部，也是时间不长即被撤销。
苏联科学院内不设立党组织，党员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中国科学院的权力核心是院党组，在建院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院党组成员中没有科学家。有非党员科学家副院长等参加的院务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议，一般是执行院党组的决定。
中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在体制上的仅有的某些相似，也并非都是中国学自苏联，更多是因为两者的前身(俄罗斯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都渊源于法国科学的组织模式。更深层的国情背景，则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关。
苏联的院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自主性。中国科学院没有建立这种制度，学部委员制与院士制貌合而神离。与苏联科学家相比，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自主性缺乏组织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