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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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学在长期注重思辨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实证研究，使得学科现实基础过于薄弱，抽象理论的目标指向不够具体明晰。为此，在沿用思辨研究的同时，大力弘扬实证研究，这对我国图书馆学改变主导话语的基础，开阔研究视野，转换研究内容，推动学科的自我更新，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十分有益的。
1 实证研究及在图书馆学的应用
实证研究是一种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多种具体方法。实证研究原是自然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经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倡导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它“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1]，“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2]，并逐渐形成了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等手段的研究程序，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作为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法学、社会学还形成了实证法学、实证社会学等分支学科。
具体到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范围应更加宽泛，凡建立在现实的图书馆活动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研究均为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是狭义的、传统的，即由研究者亲自通过观察调查、个案分析、模拟实验等获取具体数据和原始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般结论。一是广义的，即以他人实证研究为素材开展的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反对和排斥基于文本的理论演绎，只是强调所有的研究都应该从实践出发，立足现实的素材开展，使研究具有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两个基本特点。所以，从这一意义上看，将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看作是图书馆学研究一种应该值得大力倡导的原则或许更加恰当。
从研究目的看，图书馆学研究大致解答“图书馆是什么”和“图书馆应该是什么”[3] 两类问题。前者是事实命题，一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即以现实图书馆为依据，通过对现实图书馆活动的客观描述来具体说明。这是最简便而且很有效的方法。后者为价值命题，以思辨研究为主，多借助理论的分析演绎。因为“应该”在本质上是研究者的主观认为。为了增强说服力，研究者必须借助某种理论、观念为指导，通过哲理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以证明自己认为的正确。这类研究虽也会剖析现实，但只是为理论的分析推理寻找佐证依据或反衬实例。与此相对，图书馆学也形成了着重对现实存在的图书馆活动作经验性表述与说明的描述性研究和试图勾画理想的图书馆为现实图书馆活动提供规范性研究两种基本模式。
图书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仅因为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指导现实社会的具体机构或事业的正常运作和科学发展，而且学科的主体也是图书馆实务研究，在图书馆学理论、应用和专门三个分支学科中，后两者研究的主要是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显然，对这样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应该以回答事实命题的实证研究为主，而不应是阐述价值命题的思辨研究。
由于非常切合图书馆学实践性强的学科特性，所以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人曾统计，在图书馆业最发达的美国，1950～1980年，图书馆学研究采用的调查与实验方法高居首位，占了总数的38.7％[4]。在我国，实证研究与现代图书馆学几乎同时传入，对推动现代图书馆观念的普及，促进中国图书馆业从藏书楼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转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17～1919年，留美回国的沈祖荣先生赴各省演讲图书馆的重要与方法，“是为西洋图书馆学流入中国之先河”[5]。沈先生演讲用的就是实证方法。他携带多种资料器具，具体讲解图书馆的组织办法，在南京讲演中还曾用《美、德、英、法、日五国图书馆总数比较表》、《各国图书馆之比较图表》等图表，令“观者无不称道”[6]。此后，沈先生又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图书馆调查活动，具体揭示当时较普遍残存的藏书楼陋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业的转型。上世纪20年代通俗图书馆的迅速发展，也是与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具体比较揭示其优点分不开的[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现实的图书馆变革，通过实证研究，撰写了不少真实反映基层图书馆现状的高质量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武大图书情报学院的王子舟教授等人对5省10县图书馆调查[8]，北京大学信息研究所与湖南图书馆、衡阳市图书馆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衡阳地区11个市县基层图书馆进行了详细调研；程焕文教授对广东省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全面总结等[9]。尤其是北大信息研究所的调研成果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引发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志愿者活动的举行[10]。专业刊物也出现了刊载基层图书馆写实性文章的专栏，如《图书馆杂志》的“一线调查”等。
2 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
如果做更大范围的纵向考察可以发现，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形成、更新、变革的基础和动力。
人类对图书馆现象的探究大致可分四个阶段。在图书馆学形成前，是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对图书馆活动的价值命题的理论演绎。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古人不可能先于事实，思考“图书馆是什么”这样的事实命题，所以最初探讨的必定是人类为什么要进行图书馆活动，即图书馆活动的价值、意义之类的价值命题。古人是通过对文献价值的肯定和赞美回答了这一命题。翻阅中外图书馆学的最早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肯定和赞美图书的名言。这是早期图书馆思想的主要内容。古人的逻辑简洁明了，因为“智慧瑰宝主要蕴藏在书中”[11]，借助图书能使“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12]。所以设立专门的文献收藏利用机构对人类社会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
这种肯定和赞美虽非系统的理论，所反映的对图书馆的认识也很粗糙，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是图书馆领域内不言自明的公理，支撑图书馆探究的基础。然而，这一理论演绎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是在人们对现实的图书馆活动加以客观描述和总结以后，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真正形成的。随着图书馆实践的发展，现实的图书馆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开始成为早期的图书馆学著作的主要内容。“我国第一部概论性的图书馆学著作”《麟台故事》共12篇，其中2篇讲解机构沿革和建筑格局，4篇介绍人员情况，介绍具体的工作则有6篇之多。“图书馆学开山鼻祖”诺代的《关于创建图书馆的建议》是“最早的图书馆学概论的著作”[13]，也是一部实用性的著作。“该书阐明为何要搜集图书，还列举了应该搜集和不应该收藏的书，探讨了排列书的方案，并描述了合乎要求的图书馆建筑及其装饰。”[14] 早期的图书馆学，从最初的施莱廷格“图书馆学是有关图书馆整理方面的学问”[15]，到紧随其后的艾伯特的管理说，经爱德华兹到美国的杜威，就是“从图书馆的具体实践活动出发”，以“图书馆工作中的一切实际的技术、方法和操作过程”为研究内容的“实用图书馆学派”[16]。在这些著作与学说中，主要的研究范式显然已是经验描述，而非思辨演绎了。
20世纪30年代前后图书馆学开始进入理性主义高扬的更新期，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更新的基础和动力。理性主义是图书馆学“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变革”，以巴特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崛起，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的问世，谢拉图书馆社会认识论的提出，无疑是最能体现图书馆学理性光辉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研究始终基于图书馆现实。芝加哥学派可谓是最重视理论的，而且成员多无图书馆工作经历，但因“推行以调查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遂使“以一套社会科学的理念来研究图书馆学”的理论得以根扎于现实的基础。阮冈纳赞长期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最初着重于分类研究，著名的《冒号分类法》与《图书馆学五定律》齐名。其脍炙人口的五定律是“用归纳法将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概括为几条原则”[17] 而成的。社会认识论强调图书馆随社会发展而变，“作为社会部门，图书馆如果不是立即反映，也是最终反映着社会的变革。”[18] 就连这一理论本身也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在提出的30年间，谢拉“没有给出完全一致的解释。”[19] 但与此理论精髓相吻合的是，谢拉对最直接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图书馆技术方法的关注始终未变。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也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一员，但对该学派轻视图书馆技术的倾向曾直言批评。他也是主张发展图书馆技术研究的美国文献协会的发起人，所以说他重视图书馆学理论，毋宁说他更重视的是图书馆实践的技术方法。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图书馆学逐渐发生变革，对未来图书馆设计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一直延续至今。就研究范式而言，对未来图书馆的设计是以思辨研究为主要方法的规范性研究，回答的是“图书馆应该怎样”的价值命题。但它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持续、全面、并日益深入冲击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研究所解决的正是图书馆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就这一研究发展本身而言，它也建立在对图书馆现实深入研究的基础之后，并非完全的理论演绎。从兰开斯特以计算机在情报检索领域的应用推断出的图书馆消亡论；经伯克兰德《图书馆服务的再设计：宣言》依据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发展的制约而对图书馆服务的重新设计；到随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影响的逐渐明朗化，哈里斯和翰奈《走向未来：后工业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伯德萨尔《电子图书馆的神话—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和社会变化》、克劳福德和戈尔曼《未来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等人对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新的定位[20]；直至最近复合图书馆的提出，图书馆人对图书馆的未来的认识，从最初的迷茫悲观，到略带盲目的乐观，最终回归现实的定位，这越来越清晰准确的认识，与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逐步推行深化的现实同步，不能简单地说只是思辨研究的结果。
强调实证研究在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非说对图书馆学价值命题的思辨研究不重要。相反，社会为什么需要图书馆之类的价值命题是图书馆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域。有关图书馆的目的、意义、功能，一直是不同时代、不同图书馆学家探讨图书馆时必须做出的第一判断。时至今日，如果打开基础性的图书馆学教材或著作仍可发现，它依然是我们的学科努力阐述的基本问题。
但是，作为支撑图书馆学基础的价值命题，往往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观念，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发挥指导性。而且一般从图书馆实践中概括提炼而来，形式上也十分简洁明了，很容易被图书馆人理解接受，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就通俗如白话。所以，在笔者看来，对已被公认的基本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复阐述，固然可使理论更加严谨缜密，但对普通图书馆员理解基本含义其实并无太大的助益。只有当社会发展使原有的观念难以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时，对图书馆学最基本问题域的探讨才应成为图书馆人关注的热点。相反，如何通过图书馆实际工作来实践这些观念，则是图书馆学时时必须探讨的主题。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图书馆学变革前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为弘扬和实践“藏是为了用”的观念。即便20世纪图书馆学理性持续高涨，但充实图书馆学身躯的仍是实际工作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很难想象，如果抽掉了图书分类、编目、文献共建共享，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日益广泛深入运用的内容，20世纪的图书馆学丰腴的身躯还能剩些什么？
正是由于图书馆学实践性很强，其发展不仅表现为基础观念的更新——为图书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前提，更多的体现为研究内容的更新——充实和形成图书馆学的主体，所以，实证研究始终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3 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呼唤实证研究
但现实的中国图书馆学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思辨研究和规范性范式占据绝对优势。如果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长期呈现的是丰富与单一共存的尴尬局面。丰富指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状况。文献调查显示，我国图书馆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开始重视方法论研究，二十多年来研究持续红火，不仅在宏观上形成了以“三层次说”（哲学方法、一般性方法、专门方法）为主的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且还归纳出了种类繁多的具体研究方法，多年前就有人作过统计分析，认为图书馆学使用价值较大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已有20多种[21]。单一是指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却相对单一，绝大多数都是依据文本的思辨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分析统计都表明，采用实证调查方法的论文在我国图书馆学论文总数中长期徘徊在10％左右[22～25]。近几年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善，但实证研究仍在边缘的处境徘徊，没能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
与此相对应，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也长期以来一直偏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前，世界图书馆界的研究重点“首先是信息存储和检索”，但“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原理的研究居第一位”[26]。最近的调查也表明，宏观层面的图书馆事业研究仍高居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前列[27]。即使是一引起本应实践性很强的研究内容，我国图书馆学也会扭曲为抽象的思辨研究，与国际图情界通行的研究南辕北辙，如历史上《中图法》研究长期纠缠所谓的“三性原则”，现如今引起非大陆图书馆学家迷惑的“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图书馆员研究[28]。同样，尽管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但仔细分析，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制度，还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乃至最新的图书馆2.0研究，其实都属规范性研究，即都是依据某种理论、观念或技术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
不可否认，这有客观因素。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图书馆学以理想图书馆塑造为重点，“从被动的诠释型向能动的创新型的转变”[29]，以期对现实的图书馆变革有所指导，是顺应时代要求的选择。但是，我国图书馆学规范性研究先天的不足，使这一顺应时代的选择对图书馆实践本应有的指导意义被大大地削弱。由于图书馆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是弱势学科，而图书馆嬗变的动力又主要来自外部，加之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世界图书馆业中的相对落后的地位，所以我国研究者在塑造心目中理想图书馆时，很难找到已有的专业理论和现实依据，主要依靠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技术方法和借鉴图书馆事业较先进国家已有的经验，从而必然的会与我国图书馆现实，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实际产生相当的差距和隔阂。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当这种研究模式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时，也就意味着支撑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的基础是非图书馆领域的理论和非我国图书馆的现实。这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与我国图书馆实践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图书馆学建立在独特的图书馆现实的基础之上。我国图书馆业是十分复杂的体系，首先指我国图书馆业极其不平衡的状况：在不少地区图书馆尚是空白和简陋甚至原始的大量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耸立着不少可以与最先进国家图书馆相媲美的图书馆；其次指表层的直接受制于信息技术发展的资源、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文本与数字共存、传统与虚拟齐飞的局面；第三指深层的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领域，在以往依靠行政隶属维系的体制基本不变的同时，正出现越来越多的通过各种业务合作形成的新的组织模式。最后指抽象的观念层面，与物质层面的不平衡相适应，我国图书馆理论有引进的数字时代的最新理念，但也广泛存在的基于文本的传统观念，甚至还夹杂着一些藏书楼的思想。上述状况有些是世界图书馆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也有不少是我国独有的状况。它们相互交叉组合，使我国图书馆业呈现多样化的复合构成：由不同观念指导、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具有多种形态的图书馆组成。这种状况的形成具有现实的基础，一方面是我国独特国情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与我国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对图书馆事业双重冲击的结果，同时也是伴随社会进步长期被忽略压抑的图书馆主体意识复苏的一种表现，是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或根本逆转的。这意味着目前在我国不可能推行一种图书馆形态的强势覆盖，即便这种形态是理想的、与世界接轨的、符合发展潮流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统一与多样的结合，即在共同的指导理念、基本共识和根本目的的基础上，各馆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确定性质任务、创新组织形态、实施运作模式，是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应遵循的原则。由此也决定了近阶段中国图书馆学两方面的研究重点：在理论研究方面，努力探讨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征的指导理念、基本共识和发展目标，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夯实理论基础；在实践研究方面，努力探寻适合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最合理有效的发展之路。我国图书馆学长期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使理论研究轻车熟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信息时代图书馆的根本宗旨、指导理念和基本共识已基本形成，但在实践研究方面则任重道远。只有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广泛的、大量的实证研究，才可能归纳出适合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达地区、不同性质任务的图书馆的组织形态和动作模式，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中国图书馆学正日益融入世界，实证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学对世界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必然选择。台湾图书馆学家赖鼎铭先生在分析我国图书馆使用者研究时指出，“中国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各阶层的人展现出来的信息行为必有差异，若能应用质性研究方法，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之靠量，必能在该领域有不同于国外目前累积之研究发现，也可以增加该领域的研究可见度。”[30]
4 弘扬实证研究的几点建议
毫无疑问，在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都有待进一步发展提高的今天，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方法论。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相比之下，图书馆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即事实层面的图书馆研究，对于构建现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且这方面也确实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所以，笔者认为图书馆人应该在坚持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吸收先进图书馆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弘扬实证研究，以现实的、中国的、尤其是基层的图书馆现状为出发点，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探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这不仅可能减少图书馆技术方法移植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弯路，亦能开创一种新的学风，为此谨建议如下。
首先，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创作方法，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为特征。借用这一术语，是强调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以解决中国图书馆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图书馆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图书馆的一般性原理、技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特性相衔接、相适应，促进本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福于社会，同时也丰富和促进图书馆学科的进步发展，所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既适用于分析本国图书馆状况，也是评价其他地区图书馆业的基点。
其次，切忌只有自上而下的单一研究视角。因为信息技术是带给图书馆挑战和机遇的主要动因、图书馆学弱势学科的地位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相对落后的现状三方面的缘故，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移植借鉴信息技术的原理技术和图书馆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完全必要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移植借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话语权、主导权主要掌握在一些学术精英手中，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工作者基本上是被动接受，主动参与程度极低。学术精英对专业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对国际图书馆业的认识较多，但毋庸讳言，与这些长处相对的是，对中国图书馆实际的了解远不如实际工作者深切。因此，为避免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助长移植的轻率，或将借鉴蜕变为照搬，应该特别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基于中国图书馆的现实资料和客观事实展开研究和论证。要破除移植借鉴的简单思维定势，不仅仅依据国外的情况坐而论道，以确实减少不切合中国图书馆实际的理论技术对我们的误导。
第三，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和社会责任。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前提是必须把图书馆理解为现实社会的一种机构。作为社会机构，图书馆的地位作用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不是图书馆人自己决定的，所以要坚决纠正目前我国图情界较普遍存在的片面扩大图书馆作用的图书馆作用泛化论观点，其具体表现有二：一是技术派，以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作用发挥的唯一依据，将图书馆等同于一般的信息传递机构。一是理念派，从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或概念出发，对图书馆地位、作用作社会学、政治学的抽象演绎。图书馆作用泛化论貌似在提升图书馆的地位、作用，但脱离了图书馆的特质，超越了图书馆的能力，实质是在从根本上挤压图书馆的生存空间。图书馆是公益性文化服务事业。这一基于中国图书馆现实的权威定性，是我们定位当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地位作用和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的基本依据。以此为依据，我们应该将图书馆与一般信息知识传递机构相区别，也不要对一个实际的文化服务机构作过多的理论拔高。切不可因急于改变图书馆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和目睹现代信息技术与知识整序原理方法结合后的巨大威力，而在理论上对信息时代图书馆的作用做出不切合图书馆特质和能力的误判，进而影响和干扰现实的图书馆活动。
最后，避免陷入伪实证研究的泥淖。伪实证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非科学方法，其表现之一是用主观的理论观念来剪裁客观的经验事实。实例调查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关键和基础，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无论是证实或“证伪”某个现有理论，或者产生一个新的理论，都必须基于客观事实之上。但伪实证研究的调查不是去发现事实，然后从中归纳出理论，而是希望寻找到一些事实材料来证实自己已经在头脑中形成的理论观念。这样的调查获取的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主观的事实——经过“裁剪”或“过滤”的事实。在这基础上产生的结论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表现之二是研究仅仅停留在确认事实的层面，研究的成果只是材料的堆砌。实证方法的研究目的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个案的理解上，应该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得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所以用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必要的学术整理和表述是实证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但如果研究者缺少必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在研究前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合理的理论假设，在研究中不能对描述的对象有整体的视野和超越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在成果表述时也就无法全面把握以往的研究资料，难以和同类研究进行交流互动，从而导致研究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观察上，难以作出更有价值的分析。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构建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特别是当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突破的临界期时，研究方法正确能扩展和深化人们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有助于把零散的科学知识构建成宏伟的知识大厦。当前的图书馆学就处在这样的“临界期”，迫切需要实证研究这一助产士帮助已躁动着的新突破能早日来临。
（来稿时间：2007—07—25）
注释：
* 我国图书馆学应大力弘扬实证研究。这对我国图书馆学改变主导话语基础、开阔研究视野、转换研究内容、提升研究水平十分有益。实证研究是一种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归纳出事物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由于非常切合图书馆学实践性的学科特性，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图书馆学形成、更新、变革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呼唤实证研究。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应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取向，切忌自上而下的单一研究视角。还要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地位和社会责任，避免陷入伪实证研究的泥淖。参考文献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