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人口思想中的一个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试论论文,人口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思想体系十分庞杂。其中，他的人口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其博大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历来重视中国的人口问题，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曾多次专门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通过考察他关于人口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前后存在一个悖论，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早年，孙中山曾坚信中国“人满为患”说，深深忧虑人口过剩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到后来他转向猛烈批判“人满为患”说，认为中国的人口不是过剩了，而是需要增殖。
“人满为患”说
“人满为患”论在近代中国曾风行一时。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亩”政策，[1]将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加上“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导致人口迅猛增加。从乾隆六年(1741)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100年间，中国人口从1.4亿增长到4.1亿，增长了187.8%。[2]后历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人口有所下降，但是到1909年左右，中国人口仍有3.68亿左右。如此众多的人口，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人满为患”的忧患意识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就注意到了人口增长过快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他在《治平篇》里讲到：“田与屋之数长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长处其有余。”著名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认为，“中国渐有人满患”，“户口繁衍，实中国数千年所未有。然生计之艰，物力之竭，亦由于此”。[2]随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国内“人满为患”的忧虑越来越重。中国人口学界的先行者陈长衡在1918年的《中国人口论》一书中讲到，“人口之增加，必远速于物力之增加”[3]。
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也形成了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患意识。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并大声疾呼：“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4]此后，他多次谈到了“人满为患”的问题。1912年6月，他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讲到，“生齿之繁，至吾国而极矣”，对由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生存问题充满忧虑。他接着具体讲到，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不应人”和“食不应工”[5]。“工不应人”实际指的是劳动力过剩，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的问题，而“食不应工”指的就是农业生产无法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问题。后来，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他又提到了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工作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工作亦无工可做，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一半之；如是有工作可做者，不过一万万人耳。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做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此国之所以贫……。”[6]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孙中山在中国人口问题上依然坚持“人满为患”的观点。1923年12月9日他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分析华侨产生的原因时讲到：“吾党以华侨为多，试问何以有华侨？则因内地生活不足，乃谋生活于海外。就香港出口计之，前20年每年往南洋者，多则四五十万人。现在必有加无减。”[7]显然他认为中国内地人口众多，以致谋生困难，是导致大量华侨迁居海外、谋求生存的根本原因。
从上可见，孙中山早年的确对中国人口过剩的问题充满忧虑。在其人口思想中，“人满为患”的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
批判“人满为患”说
然而，先前在中国人口问题上一向坚持“人满为患”观点的孙中山，到1924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此时不但不认为中国“人满为患”，反而认为中国的人口是太少了，主张增殖人口。
1924年1月27日至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作了《三民主义·民主主义》的演讲，演讲集中体现了他在人口思想上的转变。他在演讲中讲到：“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了十倍，英国增加了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二点五倍，法国是四分之一倍……他们的人口有了这样增加的速度，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悚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一万万多，再过一百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十万万多……如果美国人来征服中国，那么百年之后，十个美国人中只掺杂四个中国人，中国人要被美国人所同化。”关于中国的人口数目，他讲到：“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乐克里耳，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了四分之一。就说现在还是四万万，以此类推，则百年之后恐怕仍是四万万”[8]。
接着，孙中山分析了我国的两次亡国历史。“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指出：“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权上，虽然亡国两次，但是民族还没有受过大损失。”他进一步指出：“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不同”的原因在于“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很多”，而中国的人口非但没有增加，相反还在减少。[8]
悖论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由此形成了他人口思想中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界的影响，亦有自身的主观因素。以笔者拙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孙中山“中国人口太少”的论点所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不精确，存在较大的误差，他对世界各国人口增长情况的观察是表面的、肤浅的，缺乏具体性。
孙中山在演讲自序中就讲：“惟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8]
由于中国缺乏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孙中山便轻信了外国人的统计，并依此认为中国的人口在减少，需要增殖。孙中山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到中国人数，向来都号称是四万万，但是真正的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作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9]。虽然，孙中山讲这番话的目的还是为了论证中国人口数目在减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孙中山的立论不是建立在精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上的，而是运用了某些外国人的调查材料，主观地做出判断。同时，孙中山对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状况和数据亦不甚了解。例如，他讲到的美国人口增加的问题就是明证。百年来，美国人口的确增加了10倍，从1820年的9,618,000人增长到1923年的119,500,000人。但是在这百年间，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年份是1915年，为11.8%，并不是很高。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美国人口剧增的原因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然的人口增殖，而主要是由于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而且，他对英国、日本、俄国等国人口增长的估计也有失实之处，通常是高估了人口的增长幅度。例如英国1821年的人口为20,894,000人，到1923年为44，582,000人，增长了仅1.1倍，不是如孙中山所言的3倍。[10]另外，由于人口增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孙中山用前一百年的人口增长率来估计今后百年的人口数，则更属主观臆断。
其次，孙中山转向批判“人满为患”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需要。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早年的孙中山也深受其影响，认为中国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在191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讲到：“英格物家马耳国（马尔萨斯）者，著有《人类物产统计表》一书，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有一定之限制，而人类之蕃息，为级数之增加。据25年一倍之说，推之将来，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众食寡，天降疫疬，国际战争，所以减少人口之众，防止孽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5]言语之间，孙中山对马尔萨斯的思想深表赞同。然而，随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理论武器，为帝国主义国家侵华制造口实。孙中山猛然醒悟，转向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他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在分析马氏的理论对法国的影响时他讲到：“法国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他进一步提醒中国：“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实施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与世界上的民族永远并存。”[8]
再次，孙中山人口思想悖论的产生与人口科学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人口数量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社会财富；但同时人作为消费者，又需要消费社会财富。人口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正如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讲到：“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成或延缓社会的发展。”[11]因此，只有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使得人口数量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由于当时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孙中山不可能对人口科学作深入的研究。他对人口数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把握是肤浅的，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正确和辩证的人口思想。因此，他在论述人口问题时存在一个从忧虑“人满为患”到批判“人满为患”的转变过程。
最后，从根本上讲，孙中山人口思想悖论的产生与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有密切关系。
通过考察孙中山关于人口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在考察人口问题时的出发点是出于对祖国命运、民族前途的忧虑，他始终重视人口增减对民族兴亡的影响。早年他坚持“人满为患”说，是因为他意识到人口众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后来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他转向批判“人满为患”。这种转变则更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他反对中国人口过剩的说法，主张增殖人口，是因为他认为一定数目的人口是民族延续与兴盛的最基本条件。“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便先要知道我们民族的危险是在什么地方。要知道这种危险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国人和列强的人民比较，那便更易清楚。”[8]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紧迫之感，跃然纸上。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的确弥足珍贵。然而，救亡图存的爱国之情通常也会暂时限制革命者的眼界，使其不能客观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就在此次三民主义演讲中，他分析美国人口激增的原因时讲到：“他们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欧洲移民而来，不是本国生育的。”[8]可见他对外国人口的增加还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在演讲中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却忽略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