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学科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资源(笔谈)——漫谈大学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文论文,学科论文,笔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2-0082-10
自从1919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并废门(中国文学门)改系，成立国文系以来，现代大学与 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大学中的 中文学科，更以其密切的相关性与现代文学形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血脉关系。在 这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不仅在新创办的北大、清华中文系的授课内容上安排“高级 作文”或“新文学习作”这样属于文艺创作训练的课程，以贯彻实施“创造我们这个时 代的中国新文学”(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语)的办学宗旨；而且还以科学、民主为 本位，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全新的“校园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将其迅速转化为“社 会文化”，从而为新文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所以难怪那时的北大、清华中文系在 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其所培养的学生，既有顾颉刚、范文澜、王力、傅斯年 等一批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学者，又有洪深、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吴组缃、钱钟书 、曹禺、穆旦、李键吾等一批创作成果杰出的一流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的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中文系，也继承了上述这样一种传统。作为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 和丰厚积累的学科，中文系与其他学科一样，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日益显示出意识 形态的倾向。它一方面要承担将传统文化和民族经典积淀下来、传承下去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肩负创造和推广新文化、新传统，包括鉴定、删存并将当代优秀的流 行作品铭写进文学史的时代责任，以期为现当代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 提供重要依据。这是当代中文学科不同与现代中文学科的独特之处。于是我们看到，不 仅古代文学经典名著成为中文系的重头课程，而且现当代文学等新文学也更为系统地进 入了大学课堂。1950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 “中国新文学史”为各大学中文系的主要基础课程，强调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 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这是继1938年朱自清为当时教育部撰拟 的“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之后，中国现当代教育史、文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带有根 本性的改革。延续至今的中文系所设置的八门主干基础课程，文学类的有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原理五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确 定下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主流权力话语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对当代文学的高度重视 ，其中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对中文学科与横向的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微妙认识。 需要指出，中文学科的体制化有一个过程。在50年代初，大学还有较大的自主性，所以 体制内的中文系及其教授、学者上有一定的精神活动空间；其对文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 和发言权，特别是在理论批评方面；“文联”、“作协”等权力机构也还借重他们的作 用，如北大的王瑶、吴组缃、朱光潜，北师大的黄药眠、穆木天、李长之等。此外，这 些教授或学者原来有不少就是深谙艺术之道的作家，如吴组缃、施蛰存、林庚等，他们 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也不可能不对学生的创作产生直接的熏陶和影响。如此这般， 这就使得置身体制的中文学科在一段时间内能继续保持那么一点学院派的品格，以自己 特有的方式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作出贡献。
当然不必讳言，问题是存在，而且在我看来还相当突出。首先就是改变二、三十年代 中文系奉行的“直接参与文学创造”的办学宗旨：取消“高级作文”一类课程，将原来 “精神创造”意义上的创作实践置换成现在的“具体实用”层面上的应用写作。一个是 “创作”，一个是“写作”，别小看这一改变，它不仅导致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 写作隔离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因此而窒扼他们的原创性的想象性、创造力的开发，久 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并降低削弱中文学科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为什么在50年来培养的中文系学生中，作家不多，优秀或较优秀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 恐与此不无有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将中文简单定位为“培养学者的摇篮”， 似乎不那么妥当与全面；至于将创作和研究等级化、隔离化，以至迄今还被许多人所“ 共识”的所谓的“中文系不是也不能培养作家”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是的，作家 当然不是靠大学培养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个人才情天赋自然氤氲的产物。但是 另一方面，创作是才、气、学、习的一种精神活动，它的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作家理性 认知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的观察体验的深度、表达的强度和创造力，的确又 是和他的学识素养(即“学”)的状况相关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钱 钟书、闻一多等学养深厚的学者兼作家的成功创作，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可惜这样的作家以后愈来愈少。
如果说办学宗旨的改变直接招致中文学科文学影响力的下降，那么日趋严重的狭隘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更是把它这种有限的文学影响力进一步消弭，对它造成极大的压 抑。由于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学失去了原有的独 立性，“教什么、怎么教”与“写什么、怎样写”一样，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学 校的教育者——那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学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 养普通劳动者”，也即从根本上取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差别。大学被看作是“脱 离实际”的地方，经院式的知识传播场所。先是跟大学关系密切的京派作家逐渐失势， 紧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将一批文科教授送上祭坛。于是 创作成为“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名词，中文学科所提供的文学资源也被当作封、 资、修黑货而拒绝接受。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紧张，当代的创作理念和题材选择也 日益明显的出现由体验向经验、由日常向重大的转移，培养工农兵作家和描写工农兵题 材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已不可能有什么校园文化 ——走出校园、开门办学早已成为教育的目的与手段；取而代之，是弥漫一切的被高度 一体化了社会政治文化。而没有校园文化的依托，中文学科又怎么能开发自身的文学功 能，继续保持它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血肉联系呢?
80年代以后，上述这种情况有了显著改变，中文系在重塑自我的同时，才逐渐浮出水 面，恢复它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并在某些方面有新的发展。当然在走向恢复的过程中却出 现了差异。大体说来，80年代通行的观念是“回到五四”，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学，都崇 尚个性解放和启蒙主义；大学仍然起着提供新思想、新思维、新的资源、新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作用。中文系更是成为思想观念最活跃的学科，这里既是学术活动频繁的地方 ，也是文学创作跃动的场所。80年代新开设的“比较文学”课程，有力地拓宽了封闭已 久的中国文学的思维视野，为该学科的重建及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打开了通道；同时也使 它承当改革开放的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富有魅力地吸引并聚集一大批社会最优秀的 文化精英，一时人才济济，名声大振。于是，中文系的创造精神及对文学的精神影响也 很快得到恢复，出现了一批从校园走向全国的作家、诗人。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入学的这 几届学生，他们参与了新时期文学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至寻根文学、新写实 的全过程，如陈建功(北大)、韩少功(湖南师大)李杭育(杭大)等；有的还领时代之风于 先，对整体文坛的创作起到某种导引作用，如卢新华的《伤痕》。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 (大多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现实充满激情的关注，以及较为扎实的文学功底，使 之不仅成为校园文化而且成为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生力军。当然，他 们在用大学校园文化改造提升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也表现了某种观念的虚妄与偏颇。这 是继五四以后大学与文坛联系最密切、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它带给当代文学的影 响是深刻的，包括一大批灿若星辰的作家作品，也包括他们与大学中文教育相适的精英 式的创作理念。
90年代，当代中国教育与文学都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特别是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中文学科作为大 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环境和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 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俗化的过程，它往往导致社会和人们重物质而精神，重科技而 轻人文。所以，反倒使中文学科在“水涨船高”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 面办学规模得到了空前扩大，硕士点、博士点遍地开花(中文学科所属的博士点全国有3 3个，为各个学科之冠)；另一方面学科先前固有的地位下滑，并日益被边缘化了。这与 同时期文学的遭遇基本处于同构状态。这样的状况，自然要影响中文学科的精神内质。 它客观了促使(恐怕也是迫使)圈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将自我从“广场”撤到“岗位”上来 ，从事对学科建设很具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而很难像80年代那样自信而又饱含激情地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校园外的广大民众进行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教育。于是这就 导致了整个中文学科内部的学术上升而创作下滑的现象，师生中从事创作的明显减少， 整体质量也大不如前。惟有值得一提的是季羡林等一批教授写的学者散文，他们用充满 知性和理趣的学术随笔，为90年代沉寂的校园带了些许葱茏。这反映了教育在转型过程 中产生的新精神困惑，也愈来愈明晰地显示了大学在多元化时代地“自足性”特点。
自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中文学科的精神思想对当代文学发展已经无能为力，沟通二者 的血脉并未中断。如谢冕先生在北大主持举办的“批评家周末”讨论会，就中文学科与 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定期进行专题探讨。又如1993年至1995年的人文精神 讨论。尤其是后者，它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提出，这本身就极具意味，从另一个 方面向我们昭示了在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中文学科的精神魅力所在；这里酝酿和产生 的思想虽然往往被不适当地“边缘化”了，但它却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整个社会 和文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只是在程度和方式方法上显示出与以前不同的新的特点 罢了。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当代一些作家如金庸、王蒙、贾平凹、莫言等都颇 乐于到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或文学院院长，对置身“边缘”状态的大学中文学科表示了难 得谦慕和尊重；王安忆等作家还经常到大学讲授系统课程，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包括 文化名人的身份，支持校园文化和中文学科建设。现代大学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借用 文化名人效应来扩大学校和学科在大众中的影响当属正常，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在这 一点上，现代的大学应该有雅量。那种对自身学科体制外的文学及其异己的对象的观点 是不可取的，它只能说是大学校园文化的另一种保守性品格的一个具体表现。
以上算是对半个多世纪中国大学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所作的一个简 要的历史回顾。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大学中的中文系事实上承担着继承传统和 创造传统的双重使命。也就是说，它具有“建立规范”与“超越规范”的两种内在的动 力；中文学科及其对当代文学的能动影响正是在这二者的相互矛盾冲突与互补转换中得 到发展，找到自己的精神空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当代的中文学科与文学创作是同步 发展的，从1949年至20世纪下半叶以迄于今，它们清晰地呈现出一个马鞍形演进的轨迹 。正因此，它们彼此才有更多的同一性、对话性、甚至成就与不足也有某种惊人的相似 或一致。当然，学科不同于文学，大学也有异于文坛。它们彼此都具有自己的属性特点 和规范要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讲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精神影响时，没有 简单地将审视的目光停留在文学创作论层面，而是着重从精神本体论的维度契入。这一 点读者不能不察。
收稿日期：200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