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基础分析_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基础分析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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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关于“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的回答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②但为什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呢?《决定》在第四部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首先就提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③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呢?这些问题都涉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政府干预?本文拟从学理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政府的干预?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既然市场是理性的、万能的,也就不需要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但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会存在市场失灵,如宏观性失灵、公共性失灵、分配性失灵、外部性失灵、信息性失灵、垄断性失灵,市场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这就为政府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在笔者看来,这些关于市场失灵、市场缺陷的论述,只是涉及市场经济的外在表现和枝节问题,并未触及市场经济的本质,但即令如此,也仍然遭到了新自由主义者的极力反对。比如有一本书叫《市场的逻辑》,就是只能说市场的好,不能说市场的坏,认为“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该书处处为市场经济的所谓“失灵”作辩护,比如,“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④在作者看来,“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⑤这一辩护显然是在强词夺理,但这也说明,用“市场失灵、市场缺陷”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不显得理直气壮。

      凯恩斯是西方公开批判古典经济学、论证政府干预必要性的经济学家。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从而开创了西方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在这之前,在古典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萨伊定律,按照这一定律,“供给能够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在政策上政府应实行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在《通论》中抛弃了这一传统古典理论,用于支撑其新说的是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用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这三大规律的作用导致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这种总需求的不足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而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干预,实行“需求管理”,才能有效地克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实现经济的稳定。这一理论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被后人称为“凯恩斯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所谓“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客观分析,不足以构成对政府干预的有力论证,因而是非科学的。更何况,在西方经济学界,从凯恩斯理论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评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其中不乏经济学界著名的大腕,如奥地利的冯·哈耶克、英国的庇古、美国的海尼曼·奈特等。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甚至认为凯恩斯主义对现实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们认为,正是凯恩斯让人们丧失了对很好的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信任,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大门,出现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日渐增多的侵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大合唱中,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甘落后。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风暴时,曾经备受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严厉的批判。前述《市场的逻辑》一书的作者,却把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他说:“有人把这次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都在慌乱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解决危机,不如说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着重点为引者所加)⑥作者对凯恩斯主义,进而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和政策是多么的厌恶和仇视!

      显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既不能从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缺陷的理论那里寻求答案,也不能靠凯恩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帮忙,只能通过对市场经济本质的科学分析获得理论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⑦这无疑是正确的。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利用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就是通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随着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涨落,自发的将作为资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于不同的部门。因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决定作用,这里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回事。但是,体现市场经济本质的不仅是价值规律这个一般规律,还有其他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包含了商品运动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还包含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资本论》,既研究了商品运动的规律,也研究了资本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研究了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后,从第三篇到第七篇,乃至《资本论》第二、三卷,都是研究资本运动规律的。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就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的生理解剖,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各种规律。这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这些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剔除其资本主义性质外,也可适用于其他的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运动一般规律主要有以下三个,它们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提供了“内在要求”的依据。

      一是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规律。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商品生产者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增殖。赚钱是其唯一的目的和决定性动机。马克思指出,一旦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⑨马克思把“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当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⑩这种“绝对规律”会使人变得十分贪婪和冷酷,以致不惜跨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西方经济学所列举的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其根源就在于资本疯狂追逐价值增殖最大化所产生的恶果。就以生态环境的恶化来说,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1)所以,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这一“绝对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客观上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对市场的弊端进行局部的一定程度改良的外部力量,就是国家权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12)马克思《资本论》中多次提到国家的作用(按照马克思原来的写作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中“国家”作为单独的一册),例如,在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就指出:“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只要是市场经济,只要有资本运动,追求“价值增殖”的绝对规律就必然起作用,既有正面效应,也会有负面效应。正面效应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和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负面效应则是市场上屡屡出现的不正当行为和丑恶现象,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欺行霸市、市场垄断、黄赌毒市场、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等。雾霾是中国生态恶化的一个典型现象,现在已经到了谈霾色变、人人自危的程度。上述各种负面现象的总根源,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4)要解决以上种种问题,则必须要有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发挥“降妖伏魔”的作用。《决定》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督、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15)这完全体现了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

      二是资本生产过剩的规律。这一规律在简单的商品交换中就已初见端倪。马克思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6)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17)普遍生产过剩“不是对消费者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18)“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19)于是就爆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是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由于市场本身是“无法控制”的。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爆发了多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其实质就是美国长期累积的产品和产能过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光靠市场既不能有效防止危机的发生,也不能在危机发生后尽快走出危机的阴霾,因此,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应对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可以说是适应了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我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的作用,生产过剩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有些行业甚至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12年产能过剩已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4个扩展到电石、煤炭、纺织、化纤、风电、多晶硅、光伏等十几个行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工业企业累计亏损数同比增长26.9%,(20)关停并转企业大量增加。以新能源光伏产业为例,2008年至2011年,我国光伏行业产能加速发展,已有及在建的组件产能总量约30GW(1GW=1百万千瓦),占2011年全球光伏组件总产能的60%。2012年,全球晶硅组件产能共60.39GW,其中中国的产能就高达40GW,占比66.33%,而2012年全球光伏组件的需求为25GW,显示产能已严重过剩。再从一些省份的情况来看,浙江省单晶硅硅片生产企业96%停产,光伏电池、组件生产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开工率不足50%。浙江省30家光伏企业中有2家破产,5家停产清算,20家离开光伏产业,亏损面达到80%以上,总亏损额50亿元左右。江苏省硅片、电池和组件的产能利用率均未超过60%,规模以上光伏企业数量从418家减少为380家,2013年全省产能利用率虽然提高了10%-20%,但硅片、电池和组件的产能利用率仍然较低,分别是62.6%,65.7%和67%。(21)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相关负责人近日指出,2014年我国原材料工业通过严控新增、淘汰落后、扩大需求等措施,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但从产能总体水平来看,仍处于高位。其中钢铁行业2014年底粗钢产能达11.6亿吨,全年新开工项目2000多个;水泥行业2014年建成投产熟料生产线54条,总产能7000多万吨;化工行业2014年新开工项目一万多个。而从市场需求看,国内对大宗原材料消费已呈现缓中趋降态势,过剩问题能将长期存在。(22)

      生产过剩已引起了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2009年以来,已连续下发文件,要求坚决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政府的干预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波动。《决定》在谈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时,强调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3)这是十分正确的。《决定》还特别指出,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24)

      三是资本积累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两极分化的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的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5)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26)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规律,由于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受到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他们一方面认为,财富的增长是每个人都受惠的普遍增长,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制;另一方面则认为,只要财富和收入的获得满足程序公正的原则,那么由此带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不管差距有多大,嫉妒富人最终有损我们自己的利益。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和诡辩。该书通过分析300年来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演进,充分验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种使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程度日益加剧的长期趋势。在这本近700页、62万多字的论著中,皮凯蒂分析了资本/收入比长期演进的未来趋势和21世纪全球范围内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深入探讨了不平等的现状及其本质,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从长期来看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这是导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机制则是催生这一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尽管皮凯蒂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如向富人征重税以及实施全球累计资本税等)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尚可讨论,但是他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一百四十多年前马克思所揭示的由于资本积累必然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最终导致两极分化的规律是十分正确和有效的!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7)但是,我国现在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原则,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决定着收入的高低。而适应市场的能力,既决定于生产经营者的才能,也决定于他们的经济实力,在这里资本积累规律就必然要起作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了美化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竟然说:“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倒越小而不是越大。”(28)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创造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是,毋庸讳言,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二者的比例为3.1∶1,而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处于2.5倍以内。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3)》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间的比例分别约为2.34∶1和3.95∶1,而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2.03∶1,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均在3∶1以内,其中差距最小年份只有2.64∶1。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12年我国行业门类之间最高与最低平均工资差距为3.96∶1,而1993年至1998年,我国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为2.12至2.35∶1。(29)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1996年为0.3,1999年为0.39,而从2003年以后则一路攀升,2008年达到0.491后虽然逐年回落,但也都在0.47以上(2009年至2013年,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30)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方法,一般认为这一数据达到0.4以上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标志。按此标准,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31)只要政府干预得力,政策对头,我们就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避免两极分化。

      追求价值增值规律、生产过剩规律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两极分化规律是资本运动的三大一般规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只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三大规律就必然要起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程度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2)我们不能因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一词而无视这些规律的存在,而应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这些规律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尽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就需要政府的正确干预。所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33)

      ①②③(15)(23)(24)(27)(3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5、5-6、16、18、16、17、3、4页。

      ④⑤⑥(28)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282-283、273页。

      ⑦(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77、77页。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

      ⑨⑩(11)(12)(16)(25)(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679、552-553、267、124、708、8页。

      (13)(14)(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6、938、272-273页。

      (17)(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274页。

      (18)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20)周振华等:《新机遇·新风险·新选择:中国经济分析2012-2013》,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1)张军扩、赵昌文主编:《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22)《经济日报》2015年2月26日第10版报道。

      (29)《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2月19日。

      (30)《文汇报》2013年2月6日;《经济日报》2014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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