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科技企业的融资、产权与治理结构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治理结构论文,融资论文,启示论文,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硅谷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
硅谷科技企业的成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融资方式是不同的。在企业初创阶段，企业所需资金在500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这时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动用创业者的积蓄或找亲戚朋友借款，二是成功的企业家为新企业提供的资金或商业银行的借款。苹果公司的创办人斯蒂夫·乔布斯和斯蒂夫·沃兹涅瓦在一个车库里开发出“苹果二型”计算机后，是英特尔公司的销售经理阿迈斯·迈库拉向他们提供了9.1万美元，并帮助他们从美国商业银行借到了25万美元，才使苹果公司走出车库，投入批量生产的[1](P30)。1938年，斯坦福大学校长特曼教授的学生惠利特和普卡德联手开发出了应用范围广、成本低廉的可变频率振荡器后，也是特曼教授给他们提供了538美元的“天使资本”，并帮助他们从帕洛阿尔托银行贷了1000美元才创立惠普公司的[1](P12-13)。在企业初创阶段，企业家和银行提供的天使资本，对这些新企业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加速成长的时期，风险资本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在美国，约有600家风险投资公司，其中有一半是以硅谷作为投资的重点目标的[1](P172)。硅谷地区的风险投资公司就有200余家，风险资本总量占全美的35%左右，1999年，美国风险资本投资达到482亿美元，其中硅谷约170亿美元。前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思说：“美国至少有50%的高科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过风险资本的帮助。”[1](P172)1959年，罗伯特·诺伊斯发明了集成电路，并申请了专利。1968年6月，在摩尔的游说下，诺伊斯等人从仙童公司辞职创办英特尔。诺伊斯筹建英特尔公司所需的几百万美元的风险资本，主要就是通过风险资本家阿瑟·洛克筹集的，洛克在英特尔公司没有书面经营计划的情况下投入了25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1](P21)”。思科公司在创立初期，其创办人勒纳和波萨克为了抗击其他高科技公司的挑战，从风险资本家唐·瓦伦丁那里获得了250万的风险资本[1](P38)。唐·瓦伦丁入主思科公司后，创业者的技术、风险资本加上唐·瓦伦丁独特的商业眼光终于使思科公司迅速成长起来。美籍华人杨致远在创建雅虎公司的过程中也曾获得过1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的支持[1](P403)。
在企业走向成熟的时期，上市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美国有一个供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的纳斯达克市场，这个市场成立于1971年。到目前，纳斯达克市场共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6万多亿美元。这些上市公司中，高科技公司约2000余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40%左右。
通过创业板市场，企业面向社会发行股票，风险资本可以得到增值数倍、甚至几百倍的资本回报。在美国约有30%的风险资本采取这种方式退出。创业板市场在给风险投资提供高回报的投资和退出途径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在纳斯达克市场上，高科技企业由小做大的例子比比皆是，微软创立于1975年，发行上市前的1985年，其总收入为1.62亿美元，1986年上市融资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微软的市值已突破5000亿美元[2](P114)。1990年，思科公司上市前，年收入大约只有7000万美元，但公司上市后，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1994年的销售额一跃为13亿美元，利润3.32亿美元，到1997年公司销售额进一步攀升到70亿美元，利润13亿美元。1999年公司的销售额继续上升到174亿美元。2000年3月的纳斯达克市场上，思科公司的股票价格每股80.06美元，其股票总价值达到5555.4亿美元，思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1](P39)。
二、硅谷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对企业产权与治理结构的影响
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产权结构为基础的，而企业产权结构又是建立在企业的融资方式基础上的。在硅谷，科技企业创业初期，企业的股权中，创业者即风险企业家一般占75%左右，天使资本占25%左右，天使资本所有者只拥有收益权，而没有企业的控制权。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创业者手中。创业者大多是科技人员，他们拥有技术知识、技术专利，具有从事技术开发的能力，同时他们又是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者，这是一种集创业者、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企业家式的企业治理结构。
在企业成长的第二个阶段，风险资本进入企业，这时创业者的技术专利以及专有技术的折股与风险投资人的投资形成的股份成为企业的主要股本，一般情况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的股份各占50%。风险资本不同于天使资本，投资者会介入公司的治理，并在公司治理中起核心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风险资本家出任董事长，作为创业者的风险企业家出任总经理，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治理体制。风险资本的进入，不仅给风险企业带来了创业资本，而且会带来管理理念和经营战略。由于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的股权较接近，因此，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对管理理念和经营战略的认同非常重要。认同感强的企业，创业者与风险资本家的合作就很成功。那些缺乏认同感的企业，股权的转让是解决创业者与风险投资者矛盾分歧的方式之一。风险资本家唐·瓦伦丁进入思科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后，曾督促两位创业者勒纳和波萨特对公司采取更加专业化的管理，以实现唐·瓦伦丁将公司做成网络市场领头羊的战略，但由于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唐·瓦伦丁越是采取进攻性的市场战略，他所承受的来自两位创业者的阻力也越大。1988年，唐·瓦伦丁向两位创业者建议，让他买断两位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安排一位新总裁负责公司的业务运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由红杉公司出价2亿美元给两位创业者，请他们离开了公司。这样，勒纳和波萨特带着各自的想法和创办思科公司获得的报酬离开思科，各自另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唐·瓦伦丁则聘请职业经理人约翰·钱伯斯担任思科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使思科公司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时期[1](P38)。
在企业走向成熟的阶段，风险资本通过逐步的退出获取巨额的资本。风险资本的退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逐步地出售股权，二是将股权协议转让给某个机构投资者。在企业由成长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企业一般要面向社会发行几次股票筹集资金。无论是公司发行股票，还是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出售股票，都是对企业股权的稀释，是公司产权的社会化。同时，在企业发行股权的过程中，一般要给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也要留出一定的额度给未来将加入公司的重要人员。当公司上市后，大多数创业者会转让其股权后离开公司再另起炉灶，有时风险投资者也会出售股权后离开公司，也有些风险投资者长期控股企业。这时的企业变成了一个股权社会化的、股权在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公众公司，公司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治理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各权利主体的职责明确，相互制衡。
三、硅谷科技企业融资、产权与治理模式成功的深层原因
硅谷科技企业的产权与治理结构的形成与硅谷风险资本的融资方式密切相关。但风险资本只是个经济生物，没有硅谷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的高收益的吸引，不可能有硅谷风险资本的繁荣。因此，研究硅谷科技企业以风险资本为主的融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产权与治理结构模式的成因，就需要分析硅谷科技企业高收益的来源及其根源。
硅谷高科技企业的高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的炒作，而是来自于其原创性技术成果所具有的潜在的超额利润以及成功的企业运作。硅谷高科技企业之所以能推出原创性技术成果，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硅谷的产学创新集群把各类科技人才、电子公司、专家顾问、基础设施供应商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业化协作体系，为原创性技术成果的研究及其产业化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平台。
硅谷产学创新集群的核心是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是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中心，它们投身于硅谷之中，创造了美国其他地区无法望其项背的技术创新环境，硅谷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创新就是由集结在其周围的高科技公司推动的。围绕研究型大学的高科技公司与研究型大学联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硅谷收入的一半来自于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所创办的公司。高科技公司靠近研究型大学创业，能利用大学的培训设施，降低公司内的员工培训成本，也便于公司的研究开发人员利用大学的科研设施。同时，由于二者在地域上的接近所形成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汇集还会产生强大的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这种效应累积起来会触发一种机制，促使多个相关行业的交流并导致思想与技术的融合与集成，这些正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高科技公司的周围是为硅谷提供有效服务的高效而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制造公司和服务公司。高科技公司实际上是将技术作为最核心的能力资源独立出来后创立的一种新的企业形态，它把技术作为专业化基础，而把传统企业的其他职能分离出去，并由不同的专业化公司完成。如专门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商、专门负责实验室消毒的清洁公司、每日输送液态石油气的煤气公司，以及销售耐力测量仪器的机械商店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服务公司，如专门运送电脑与其他精密仪器的运输公司、对技术有深入研究的广告公司、公共关系公司以及擅长创业合约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税务咨询公司等等。高效率的专业化服务带来时间与管理成本的节约，使新创高科技企业能专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而无须关心市场开拓、内部管理、财务运作、管理人员配备等问题。充分的信息流与快速而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硅谷新创企业的经营效率，使得企业的创业与成长更加容易。
第二，开放的企业组织管理系统为促进创新思想和科技信息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使各公司之间既开展竞争，又正式与非正式的开展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和相互启发，共同促进创新。
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采用的组织方式是松散联系的班组结构，这种结构十分类似于由工程师组成的合作组，能够有效地鼓励公司各部门与公司外的大学、制造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除了大学、高科技公司和关联企业等正式组织外，硅谷还存在许多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在创新思想的交流中发挥了正式组织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硅谷地区的计算机爱好者就经常在一家俱乐部聚会，年轻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爱好者定期见面，交流信息并讨论其发展，这些年轻人中包括现在的著名人物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伍兹尼克等。在这些非正式组织的交流中，人们不受职位、出身、学历和富裕程度的限制，不拘小节地自由交流创新思想，这种机制使人们能共享理念和智力信息，进而激发个体的创新意识。
非正式组织不仅是创新思想的交流中心，也是非正式的人员招聘中心和情报收集中心。许多工作职位的信息和技术信息同时在这里流传。硅谷因此以跳槽而著称。硅谷电子公司的雇员平均每年变动35%，在小公司更是高达59%，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平均年限只有2年[1](P126)。人员的流动性是硅谷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不仅不反对这种流动，而且认为这种流动理所当然。人员的频繁流动进一步提升了个人关系与非正式组织的价值，增强了科技人员相互间的信任感，使科技人员对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忠诚甚于他们服务的公司。人员的频繁流动和科技人员对事业的忠诚打破了竞争者间信息封锁的围墙，改善了竞争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播，使相互竞争的企业携起手来，攻克共同的技术难关。
第三，鼓励创新的文化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硅谷人的创业提供了宽松的人文环境。硅谷人容许失败。在硅谷失败了不丢脸，一家公司没干成，再去另一家公司。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想开创新事业，这也对不创新的人造成了压力。
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创业是一种风气。其他地方的人们多热衷于买卖股票，但在硅谷，人们想的是如何自己创业，乃至于发行原始股。硅谷人喜欢标新立异，敢冒风险，不喜欢四平八稳，当他们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这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支撑着硅谷不断地推陈出新。
四、硅谷科技企业的融资、产权与治理模式对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启示
硅谷科技企业的融资、产权与治理模式，对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有以下启示：
1.具有市场前景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是民营科技企业吸引风险资本的关键因素。风险资本不同于天使资本，它是以投资收益为投资趋向的。一个高科技企业要吸引风险资本加盟，必须以自己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发展前景和预期可以实现的超额利润。要促进原创性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除了建立科技成果折股分红的机制外，一个鼓励探索和创新的文化氛围非常重要。硅谷的产学创新平台、开放的组织管理系统、孜孜以求的企业家精神和容许失败的人文环境是硅谷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学习硅谷，首先要学习硅谷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是培育原创性科技成果的土壤，是风险资本聚集的引力场。
2.风险资本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二板股票市场。原创性研究成果和风险资本都需要有一个套现的机会，这就离不开股票市场。在美国，风险资本和创业者的原创性成果的套现是通过纳斯达克市场实现的。股票市场的套现机制能激励创业者推出原创程度高、预期超额利润率大的科技成果，也能激励风险投资者进入企业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我国已在深圳股票交易市场开设了中小企业板块，但其运作与主板市场相似，需要进一步创新，以满足高风险、高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促进资本与智慧的融合，为科技企业做大做强创造条件。
3.产权明晰是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迅速成长的必要条件。硅谷科技企业的成长表明，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可能存在产权的交易和产权的重组，这些都要以产权的明晰为前提。硅谷的科技企业一开始产权关系就是明确的，创业者占多大股权，天使资本占多大份额一清二楚。二者在企业中的责任和权利也是非常明确的。风险资本进入后，企业的产权主体更加多元化了，但各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也是十分清晰的。当产权主体发生意见分歧时，产权交易是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我国的民营科技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产权模糊不清的问题，兄弟反目、朋友成仇的现象时有发生，已严重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健康的发展[2](P113)。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一个产权不清的企业，不可能成为IBM，一堆产权不清的企业，不可能建成中国的硅谷。”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明确界定产权，同时也要吸取历史教训，在创建科技企业的初期就要明确企业的产权关系，以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4.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民营科技企业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民营科技企业都是由掌握技术的科技人员创立的，在创业初期，这些掌握技术的科技人员最重要，企业的控制权由他们掌握有利于创业。一般而言，科技人员缺乏市场开发的经验，随着技术的成熟，企业需要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地位时，作为创业者的科技人员的知识和特长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他们在企业里的重要性会下降。这时，那些懂市场运作、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重要性充分显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必然趋势。
两权分离意味着企业的控制者与风险的承担者发生了分离，因此有必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防止经理人员的欺诈和懈怠，同时还要采取激励措施，促使经理人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与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相结合，但这些都是有成本的。调查表明，我国民营科技企业使用职业经理人的成本是很高的，有时甚至会给企业财务带来压力，但从发展趋势看，这些成本会随企业的发展变得微不足道。两权分离的过程是痛苦的，是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的，但企业的发展会证明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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