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83;“文革”#183;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估，可能导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毓生先生，他有一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80年代中期，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以后，在我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90年代初，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来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响应林毓生先生的著作，叫做《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发表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他们两位都是我尊敬的学者，也是朋友，但是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之间看法很不一样。大体上说，他们的观点比较激烈，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这种彻底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林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和持续的否定态度，而首肇其端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来先生的文章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所肯定，但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文化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认为陈独秀等一批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陈来先生从“五四”联想到“文革”，联系到80年代重新提倡启蒙的“文化热”，又联系到《河殇》，把这些都看成是同一种思潮的产物，总的就叫做激进主义。
我对于叫不叫做“激进主义”没有多少想法，我觉得，只要不叫做“过激主义”，叫“激进主义”并不是不可以。因为同学衡派那样比较保守的思想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当然是激进的。问题在于，“五四”这场文化运动能不能叫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我认为，说“五四”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符合事实的，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叫做全盘反传统，我个人不敢苟同。
林毓生先生立论的一个大前提恐怕就有些靠不住。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普遍君权，这就造成了一种传统文化道德秩序的崩溃。我觉得事情恰恰相反。辛亥革命是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认真破除君权观念。在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之前，特别是1912年至1916年、1917年这个时期，原来儒家的纲常名教、封建道德等观念还是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很多人还是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当做是人人应该遵守的东西。辛亥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反满，传统文化的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溃、解体。如果真的已经崩溃、解体了，如果君主专制真的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话，那么还会有1916年袁世凯的称帝吗？还会有1917年的张勋复辟吗？“五四”时的高一涵说：“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然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非君师主义》）这种说法我觉得是符合实际的。
弄清了这个大前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因袁世凯、张勋接连地搞复辟，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的维新运动的激进人物都主张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五四”先驱者们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思想还深深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明白：“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重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论理、文学等等旧思想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的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实际上是从思想战线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它缺少的一课。
当时很自然地批评了孔子及儒家的一些学说，但是当时的批评还是有分析的。陈独秀在《复辟和尊孔》、《宪法和孔教》等文章中说，他反对的不是孔子本身，而是定孔教为国教这件事情。因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这是理之自然，无足为怪者。在陈独秀看来，尊君是儒学的根本思想。他说：“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为其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所以，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尊孔与复辟有着必然的联系。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也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他们都讲，孔子在历史上是圣哲、圣人，是个伟人。李大钊甚至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或更创一新的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可见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而是认为孔子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三纲”不适合于今天。
《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批孔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他说了一些很平实的道理：“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容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亦容易演成为思想专制之弊。”“各家之学不宜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可作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成为中国一国之学，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这些就是“五四”评估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一些言论。其中当然有很激烈的措词，但是实在是很难叫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五四”运动当年并没有“打倒孔家店”那样的口号。这个说法是怎样出来的呢？这是1921年，新文化运动就要告一段落，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他用了一些文学性的说法，称赞吴虞像一个打扫孔学灰尘的清道夫，结尾又说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其中没有“倒”字。后人将这些说法误传又加了一个“倒”字，遂变成“五四”时的一个口号，岂不可笑。
概括起来说，我觉得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三个层面上说，它是不大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百家中的一家当做了传统文化的整体。第二，把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做了儒家学说的整体。第三，这种说法不承认，即使在儒家思想之中就本来有非主流的成分存在，比如明代的李卓吾、冯梦龙，清初的黄宗羲，还有稍后的戴震，他们都有很激烈的批判礼教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早在“五四”运动前二三百年，在儒家思想内部就产生了反主流的思想。辛亥革命时期，有人就把黄宗羲的思想称为真正的“国粹”，可见“五四”新文化并不是与传统文化割裂的，而是这种真正的国粹的继承与发展。
当然，“五四”时的新文化人也并不是没有偏激的地方，例如对于骈文，对于京戏，对方块汉字以及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看法，都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不过，这些偏激的地方，不久还是被人们所认识了。拿毛泽东来说，他在抗战时的著作，如《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中，一方面给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激的方面，认为“五四”时有些人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好的就是绝对地好，坏的就是绝对地坏，原因是因为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文章中讲到孔子，口气都很尊敬和肯定。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讲得非常明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他没有跟着“五四”的偏激方面走，这就说明，后来的“文革”发生不是导源于“五四”。总体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是理性，当时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以及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潮，主张人权、平等，这些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五四”运动是接受近代思想文化的洗礼而诞生的。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并且“五四”运动基本上解决了那场危机，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享受着“五四”运动的成果。
当然，“五四”的启蒙和反封建思想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特别是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以后，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这里就必须说到“文革”和“五四”及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文革”并不像林毓生、陈来教授说的那样，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两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文革”的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共产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下是个人迷信盛行，领袖越来越不正常地被神化。这两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五四”提倡民主，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文革”和“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
为了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我们的结论应该相反，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应该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理性的精神，继续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继续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继承一切对人民、对民族有益的好的东西，摒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五四”运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