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小说精神形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国当代小说快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来看，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左右的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小说的精神形态显示了以往未有也难以获得的丰富多样。十年小说数量惊人，呈现的精神色彩亦格外斑斓。
所谓精神形态，我指的是经由作品而显示的具有主导性的创作观念和创作目的。这显然是一种综合显示并有其规范性特征。综合显示，即精神形态包括创作的社会观、历史意识、现实态度、美学追求和情感状态等多种精神因素；规范性特征，即这些精神因素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换言之，所谓精神形态就是有特定价值观的精神状态，从而有别于杂乱无章特色未成的精神状态。
对当代小说发展阶段稍作比较，便不难确认近十年小说精神形态胜于以往地丰富了。比如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固然也留下了不少已被教科书认可的“当代名作”，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时代主旋律一体化的强调，使它们不可能呈现怎样丰富的差异尤其在大的观念方面。如描写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红岩》等，虽也各具特色，但总体的精神形态还是较为一致的，很难出现像后来黎汝青《皖南事变》、《湘江之战》这样在精神形态上别开生面的探索。而像《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和《艳阳天》等写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变化的作品，与后来的《浮躁》、《古船》相较，前者精神形态的为时代制约的一致性或近似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像梁生宝、李日辉、邓秀梅、王金生、萧长春等“农村新人”形象，其人物的精神构成基本上为“合作化”式和“人民公社”式，精神骨架大多支撑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道路与个人发家、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的对立斗争中，人物精神的定势化非常明显。而在金狗、隋抢朴这类变革者身上，精神结构的多重性丰富性则相当突出。前者与后者在人物刻画上表现的精神状态的差异，显然显示了时代精神对作家创作的巨大影响。封闭与开放造成的结果是颇为不同的。相较长篇，中短篇小说在十七年时期要活脱一些，出现了《我们夫妇之间》、《在和平的日子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爬在旗杆上的人》、《洼地上的“战役”》、《悬崖上》和《田野落霞》等突破思想禁区而精神形态稍见特别的一批作品，可当时却不受青睐而成为“毒草”。如果说这正反衬了当时思想的僵化精神的归一，那么今天来看当时难得的它们，精神形态却也失之简单甚至幼稚。倘当时不闭关锁国而将它们放在世界现代小说的大范围看，这种简单与幼稚就更突出了。某些其实浅显的道理却还须鼓足勇气来“探索”，岂不令人惶惑？也难怪作家。闭关锁国造成的精神形态只能是井底观天难见汪洋大海。
“文革”时期就遑论。
如果说当代小说精神形态开始较勇敢地趋向丰富，该推新时期——打开国门的变革构成了小说创作精神开放的时代背景，那么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便还是一个恢复基本元气和开始在精神状态上有所觉醒的“起步阶段”。只要想想像《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最宝贵的》，等等，这样一类概念化痕迹明显、精神结构还粗糙的作品能连连爆响不胫而走，“起步阶段”的精神水平就很明显了。当时也有些在精神状态的广度、深度和复杂性上显示较佳的作品，如方之的《内奸》、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孙少山《八百米深处》和路遥的《人生》等，但从整体观，当时小说的精神形态未能自觉地展现出丰富而辽阔的多样化世界。而《人啊，人》、《东方女性》、《在同一地平线上》和《风筝飘带》等探索性很强的作品固显了精神独异，却也惜乎未成气候。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则不同了。
十年小说有起有落，精神状态整体上却呈现了开放不羁，出现了自觉的多种探求并各成气候。昔日大一统的精神约规已完全破碎。与时代演进带来多元精神、改革深化促使多种选择、国门开放迎来多种思潮、市场经济导致多样价值观相联系，小说之舟也在精神的海洋上游弋起来。以观念论，现代小说、先锋小说、文化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理想主义小说以及所谓新状态小说先后登台此起彼伏；以题材论，武打、言情、留学生、金融等小说品种异色交织；以革新论，农村小说、市民小说、历史小说和军旅小说可谓老树新花变化极大。如此等等，实质是提供了多角度层次的新的精神躁动。
小说之舟游弋纵横，同时留下了不无规则的精神寻求。从能够抽象出来的精神形态看，十年小说最显赫的大约有这样四类：（1）入世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2）寻找“彼岸”的理想主义；（3）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4）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毋庸置疑，这样概括并不能穷尽十年小说的繁富精神，抽象总难免牺牲某些具体，只能是要而言之。又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四种姑且谓之的“主义”所标示的四类精神形态，落实到具体作品和作家创作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定位或归类。某些作家很可能兼融了多样精神寻求。我的分类是对整体的分解，即是对众多作品显示的繁杂精神予以相对的划归。下面试分而论之。
入世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
在近十年小说精神形态中，此种精神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或说是主流性精神构建。其精神表现是：立足此岸的现实世界，关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问题，批判意识强烈，社会使命感突出，理想寻求经由现实批判而间接显示，当代人的命运是其思索的重点。
此种精神形态涉及的作品，题材丰富而叙述方式不拘一格。在具体的表现上，又可以相对地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侧重现实社会矛盾的揭示
这类作品比较关注普遍民众的现实处境，惯于从日常生活的捕捉中揭示普遍的社会问题，叙述艺术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曾被人们称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是此类作品的中坚。比如写当代农民命运的有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刘恒《狗日的粮食》，阎连科《窑沟人的梦》，何士光的《远行》、《苦寒行》和《日子》，林和平的《乡长》、《腊月》等。长篇则有张炜的《古船》和贾平凹的《浮躁》等。写城市人的尴尬与无奈是此类作品的另一重头，如有刘震云的《单位》、《官场》、《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与《白梦》，池莉的《烦恼人生》和《不谈爱情》，李晓的《继续操练》，陈世旭的《马车》、汤吉夫的《本系无牢骚》和赵长天的《书生》，则切入校园描叙了知识分子的沉重苦恼；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咱俩谁是谁》、刘震云的《新兵连》、何青的《兵道》和阎连科的《夏日落》等军旅小说，则将笔触伸入了并不平静的和平年代的军营；李唯的《远方来的青海客》、季宇的《灰色迷惘》、殷慧芬的《厂医梅芳》和南台的《离婚》，从不同角度切入了格外沉重的时弊。如此等等作品，无论是否能冠以“新写实”，它们逼近现实的尴尬与无奈、批判社会的荒唐与不公，却是共同的心仪。这些立足此岸激浊扬清的小说，与新时期初始阶段流行的“问题小说”最明显的不同是：它们对现实悲剧的审视和对时弊的批判，彻底或基本抛弃了廉价的理想主义与肤浅浪漫。它们不再有历尽磨难却还“感谢生活”的阿Q主义，它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2、在反思历史中观照现实
入世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形态，还显示在一批开掘、反思、重构、再评历史的作品中。这类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题材的历史小说，如《曾国藩》、《暮鼓沉钟》、《武则天》、《庄妃》、《老子》等；一类是被有人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如《红高粱》、《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温故一九四二》、《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白鹿原》等。而像杨争光的《黑风景》、《棺材铺》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亦可归此列。这些作品的时间背景离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已有些遥远（尤其古典题材的历史小说），其创作意向也较多样，并不都是“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或“借古识今”。但非常明显的是，有不少作品具有很强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意识，是有意识地追求在历史的观照中来审视现实。尤其姑且谓之的“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对历史的反思也同时就是对现实的思索，对历史悲剧的梳理分析明显能见出对现实问题的忧虑。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其对历史的故事的叙述与评说，对当时各种“社会相”的勾描以及对国民性的刻画，就很明显的具有经历史而现实的双重思考的特征。如果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总是“当代史”（当代人眼中的历史），凡历史小说或多或少都具有以史为今鉴的性质，那么近十年出现的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绝大多数作品的能够秉史写真和多有历史的批判意识以及联结现实的思考，我以为是极大充实了入世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精神形态的。
3、对文化的剖析与批判
前面说过，划分精神形态不是定位作品，因为某些作品的精神寻求兼融了多种精神形态，或偏重一种形态却有多种状态。如果说对文化的剖析和批判是入世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形态的又一重要构成，前面已提到的作品中就有不少也同时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长篇如《白鹿原》和《古船》，中短篇如《黑风景》、《风景》、《不谈爱情》、《灰色迷惘》、“厚土”系列和《窑沟人的梦》等，便尤是如此。周大新《向上的台阶》所描叙与批判的“官本位”，贾平凹《废都》展示的“世纪末情绪”，《黑风景》解剖的国民性的伪善卑庸，谌容《啼笑皆非》昭示的“众口铄金”，它们经由现实风景进入文化积淀中的深刻剖析，是相当令人深思的。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一批“留学生小说”。与查建英、李惠薪、孙玫、王周生等名字相连的一些作品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女博士旅美打工记》、《飘泊伦敦》和《陪读夫人》等，以作者切身的体验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作为“边缘人”的来自肺腑的诉说，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文化煎熬”的痛苦。美国学者克鲁柯亨曾以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当查建英们从东方中国的“生存式样系统”一下跨入西方文化系统时，生存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便将她们的灵魂进行了挤压、撕裂与重塑，于中的喜怒哀乐显然最能表现文化的冲击力，其良莠优劣亦能有最真切的感受。
在这种文化的剖析与批判中，虽然出现了价值评判的困惑和游移，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众多作品都保持了较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这就是对压抑、扭曲、伤害甚至戕伐人性的文化成份进行了严峻的批判。尤其对于那些长期桎梏人性破坏民主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文化毒素，许多小说都予以了深刻的剖析，经由具体的形而下的文化景观而指向了文化的内核。
寻找“彼岸”的理想主义
九四年北村有部中篇小说叫《最后一个艺术家》。作品描叙了一群不满现实厌恶红尘的青年逃避世俗世界的过程。当这群有些神经兮兮的青年人企图通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生存方式来开始他们以为是理想的生活时，构筑理想的同时就注定了必然破灭——想以倒退历史的选择来寻找所谓理想，只能是一种荒诞的现代神话。
不过世俗的现实的确有些令人烦躁。早在八五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就表现了这种情绪。陈建功的《鬈毛》也发出了厌倦世俗不满戒律反抗陈规的声音。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烦躁不安地想逃避现实而去寻找一块他们也并不清楚该是何样的“世外桃源”的天地。
说来，厌恶灵肉红尘卑庸世俗而渴望寻找“精神纯洁”、“灵魂净化”的理想天国，张承志是表现得最为执著甚至达到了偏执的境地。《寻找金牧场》和《心灵史》两部长篇，以及《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等言论，确凿地成为其理想主义的形象化和概念性的宣言。与张承志一起高张理想主义大旗的张炜，早在一九八四年的获奖小说《一潭清水》中就表露了其追寻理想道德的特点。拒绝金钱污染而渴望人间相濡以沫的温馨，使这篇小说赢得了被市场经济弄得手足无措心灵破碎的读者的喝彩。其实，曾以《秋天的愤怒》、《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显示了凝重的批判现实主义意识的张炜，其理想主义（主要表现在道德的寻求上）和张承志乌托邦色彩较浓郁的理想主义是一直有所不同的。只是到了《柏慧》的面世，张炜的理想主义才接近了张承志或同似了后者的理想性质。这就是对现代世俗采取了断然的拒绝而一味遁入想象中的主观构筑的个人化理想中。
从这些粗略的勾描中，已不难发现在这十年小说中，对理想的寻求实质已表现了远非一致的色彩。但更可以肯定的则是：这十年小说显示的理想主义，在特质上即主要的精神形态上，已与新时期初始阶段有了相当清晰的分野。像《弦上的梦》、《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爱每一片绿叶》、《卖蟹》、《哦，香雪》、《第九个售货亭》、《明姑娘》、《心香》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等抒情成分很重理想色彩很浓的新时期早期小说，其理想表现均充溢着温馨平和的世俗生活气息，带有很形而下的平民化普通化色彩与知足常乐的特点。张炜的《一潭清水》更是这样。而另一类重在揭示社会矛盾、展示冲突较为尖锐的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绿化树》、《高山下的花环》等，其理想显示与上类抒情小说不同的是它们带有悲壮崇高的特点，英雄主义色彩浓郁。然而这种悲壮崇高的理想和英雄色彩，又明显具有“此岸”的现实化性质，是与批判极左政治、极左社会思潮及其导致的社会荒唐等密切地联系着，理想主要在相当具体的也是非常本土化的社会政治层面中立足，呼唤健康美好的理想人性亦是由此出发，即批判的所在也是理想的出发地。因此显而易见，这种理想的寻求不仅完全立足在现实的此岸中，而且也完全受制于此岸的本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生存式样的规范和影响，视野与境界都非常有限。事实是，一旦极左政治、极左社会思潮得以纠正，这些作品理想触角也就到此为止，抑或说得到了实现。
但近十年小说寻找“彼岸”的理想主义则不同了。经由刘索拉、徐星、陈建功尤其是张承志和张炜的作品显示的这种精神形态，立足点已移至“彼岸”。这一非现实的“彼岸”，不是具象化的未来，而主要表现为对人类命运的一种终极性和永恒性的价值寻求和哲学定位。人的根本价值在哪里？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最有意义？什么样的人世生活最为完美？什么样的精神最是崇高？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是这些理想主义者思索的重点。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一文中，以为“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并崇尚箕山许由、聂政义举、荆轲不返，这看起来是回归历史的寻找，其实为设定终极的呼唤。无可怀疑，这种寻找终极和企望永恒的精神选择，自然也是如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首先是不满此岸的现实状况，但它的不同在于它不想立足此岸来解决问题——因为它认为现实已无法给出理想的答案。太世俗化了的物质化了的现实，已满是堕落而无法自拔，已处处沉沦而无法解脱，困惑之门没有钥匙解开。
我已说过，刘索拉感叹的“别无选择”，徐星悲伤的“无主题变奏”，陈建功让“鬈毛”变成“多余的人”，张承志的“寻找金牧场”，张炜的坚守道德主义的精神家园，这些理想寻求是有所不同的。刘索拉们只是要挣脱，张炜在严肃紧张地思索，张承志似乎找到了“金牧场”或说至少确立了“金牧场”。但他们最大的共性便是：不再以为此岸能给出什么完美的答案。
寻找“彼岸”的理想主义，在十年小说精神形态中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种。作品虽不很多，作家阵营也不很大，但因为这种乌托邦色彩很浓、哲学意识较强、终极意味较重的精神寻求和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反差，格外引人注目也就顺理成章。不过曲高和寡，加之“彼岸”实在风景模糊，这种精神形态的张扬者恐怕只能廖廖。又由于对现代化进程的拒绝与隔膜，受到的批评也相当多了。
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
我曾写过一篇题目为《逼视灰色世态的调侃》的文章，不过好些年前的这篇论文是专论中年作家如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谌容等的调侃性小说的。这些曾以很凝重的作品而享誉文坛的中年作家走向调侃的戏谑的嬉笑怒骂并构成一种创作景观，正好是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事。如王蒙从《最宝贵的》、《布礼》、《悠悠寸草心》转向《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李国文从《月食》、《冬天里的春天》走向《危楼纪事》再至《没意思的故事》，谌容从《人到中年》走向《减去十岁》、《啼笑皆非》，张洁从纯洁的抒情《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到《沉重的翅膀》而转向调侃辛辣的《谋杀》和《脚的骚动》，如此等等，这些中年作家由庄严的思考或诗化的情怀比较齐整地转向嬉笑怒骂的调侃与嘲弄，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中年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这种后来又有所延展的变化，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情态与文学自身的演进有关。当时的社会所呈现的灰不溜秋平庸日甚的状况，以及文学界关于文学失去了神圣、理想、轰动效应的激烈争论，便很能说明和反映中年作家走向调侃小说的原因。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调侃似乎还是在青年作家的把握中。首席调侃作家的位置无疑该属王朔。王朔几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调侃小说家。从他初入文坛到声名显赫的如今，他始终以调侃为器来构置和经营他的小说世界及电视创作。《顽主》、《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空中小姐》和《动物凶猛》等一批标题就充满调侃意味的作品，奠定了王朔在当代中国文坛首席调侃小说家的地位，同时也使“王朔现象”成了一个批评家多有争论的话题，又使近十年小说很增添了些热闹。
青年作家中除却王朔义无反顾地在弄调侃小说，其他作家其实也常常来客串一下并且也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刘索拉、残雪、莫言、余华、方方、苏童等便在此道上也很显功夫。《你别无选择》事实上就颇具有调侃意味；而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白棉花》，方方的《风景》、《白雾》、《白梦》，苏童的《离婚指南》，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和《偶然事件》均在调侃上显出了不同寻常的机智和才气。调侃作为一种意识化了的表现方式，事实上在很多作品都有所运用。只是有些作品为局部运用，有些作品自始至终全以此法。对于后者，便可以称为调侃化的小说。局部的调侃和调侃小说作为近十年小说的一种精神形态的构成，其精神特点有哪些呢？
从众多作品的显示来看，调侃和批判现实主义有精神的同源之处，这就是调侃也充满对现实的批判色彩，对现实人生的荒诞与无奈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鄙视。不同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荒唐采取了严肃的审视态度，其批判显示出严峻与庄重，且多为悲剧和正剧形态。从这种批判中可以感受到作品的理想追求，即以反示正，在批判现世荒唐中表现非荒唐的理想和价值。而调侃的批判是采以喜剧、闹剧或荒诞剧的形态，以嘲弄、戏谑、讽刺、反讽、玩笑等叙述手段来表现对象。最根本的差异还在于，调侃的精神本质是不言构建只管撕碎。它以撕碎一个个荒唐来实行对现实秩序、现存规范和社会戒律的解构，即以调侃来瓦解、崩溃作者以为是不合理不光彩的社会构成和人生状态。调侃的意图就是解构而不管重构。解构的完成亦就是调侃的中止。解构固然也表现了调侃者的好恶喜厌，但立足点在显示撕碎方面，而撕碎之后的重构意识则非常隐含，多数情形是搁置一边不管。比如王朔的调侃化小说，它们嘲笑伪善戏弄庸俗反抗权威非礼戒律，但你很难感觉到它们解构之后有什么重构意识，即它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体系抑或肯定哪种生存方式。所以这样，就在于它们只意在解构。换言之，调侃的使命就是解构。
在十年小说的整个精神格局中，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精神形态有着其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以独特的审美形态展示了其机智幽默尖刻辛辣及淋漓尽致的程度，从而在反卑庸、伪善、假道德和伪权威上大施锐利。它无情地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尖刻嘲笑了道貌岸然的装饰，肆意讽刺了假模假样的堂皇，使读者于嬉笑怒骂中见到了生活中曾被遮盖严实或误以为是合理的那种种荒唐事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在类似作品的具体表现上比较复杂。中年作家的调侃一般带有较突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荒唐存在的解构，或许不如青年作家来得肆意纵情，但批判意识的价值显示稳定，既少有矫枉过正在偏执，更无戏弄人生的轻率，而大多是对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与矛盾进行剖析。如李国文的《危楼纪事》系列和《没意思的故事》系列，这两组调侃化小说就非常能代表中年作家的调侃选择。它们都重在对卑庸可笑的国民劣根性心理的揭橥和批判，但这种批判能显见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抑或说解构带有较强烈的忧患色彩。相较中年作家，青年作家的调侃现代意识更为突出而调侃起来也更见肆意不拘，其价值观带有更多的激进意识和颠覆色彩。比如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陈建功的《鬈毛》，内中那些青年人对现存秩序的左右不惯横竖不满，在中年作家眼里看来就有点“吃饱了撑的”的味道。很明显，青年作家的调侃在价值观念上与中年作家是有差异的。前者极度反感的现象，后者可能觉得未必如此。不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至少也是有点浮躁偏激了。反之，青年作家也可能觉得中年作家的调侃虽有老道一面，却未免失之四平八稳。总之，因年龄、阅历、素养、观念的不同，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调侃是明显有所差异的。“年龄段”自然也非绝对标尺。如青年作家中，莫言《白棉花》式的调侃，与《你别无选择》或《我是你爸爸》的调侃就不同。而中年作家如李国文、王蒙和谌容等的调侃，细分起来亦有差异。这种不同和差异，体现在语言风格、艺术感觉、价值评判、现象捕捉、作品氛围、意境营构等诸多方面。总而言之，当我们谈论调侃人生的解构主义精神形态时，既要注意到这种精神形态的共性和本质的存在，又需顾及到作家作品具体表现的差别。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调侃性小说和小说的调侃在精神寻求上要切忌误入歧途。误入歧途就是“玩世”。以玩世的意识来调侃人生，在批判的同时也就玩掉了自己，因为精神起点就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倘若“玩”字当头，即或你的调侃也刺中了或这或那的荒唐卑庸，可你的嬉笑怒骂也未必显得堂正高尚。满不在乎戏弄人生的“玩世”态度，首先就会降低了调侃的精神档次，确实像有评家说的会“连同自己一起玩掉”。这种批评已见于王朔身上。无论是否确切，这种批评应该引起所有调侃者的注意。王彬彬九四年有篇颇引人注目的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面对王蒙赏识王朔很不以为然，认为“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的王朔，其实“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即王朔的调侃专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对象。对王朔小说的调侃当然要具体分析，王彬彬的批 评未免绝对。但王彬彬的批评又值得我们注意。很显然，意在批判卑庸解构荒 唐的调侃连直面人生的勇气都不具备，它还能有什么精神意义？
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
近十年是个多事之秋的十年。然而尽管是多事之秋，有一种大趋势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商品化趋势。市场经济如巨石激水，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社会商品化、经济市场化原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并不可怕亦非反常更不是洪水猛兽。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健全商品社会与市场经济的科学规范，使它们能在规律中前行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倘若不依规律行事，政治运作又与经济变革脱节，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心理状态又满是破绽与虚弱，各种社会保障又跟不上经济市场化的步伐，如此等等，难免就会产生种种弊病，如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泛滥，寻求感官刺激，毫无责任感，及时行乐，精神颓废，道德沉沦，等等。遗憾的是这些都已是事实。立足此岸的批判现实义小说之所以有那么多话可说，张承志、张炜们之所以激愤地要捍卫“纯洁的精神”并将理想寄托于彼岸，调侃小说之所以嬉笑怒骂，确实是事出有因。
与此同时，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的创作也便应运而生了。这种创作的精神实质是将艺术视为牟利的商品，创作基本上是从非审美化的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出发。持有这种目的的写作，非常注意“读者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口味与变化，非常关切世俗文化消费的行情及起落，读者与市场确实是这类写作者眼中的“上帝”。他们的写作，不是以独特的艺术创造或张扬艺术的真谛为目的，恰恰相反，是以消解个性和不顾艺术真谛来达到利益的获取。他们的崇奉读者大众和世俗文化市场为“上帝”，考虑的不是给“上帝”尽量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不是追求高品位的艺术之娱乐、陶冶、认知、教育和启迪等功能的实现，而是随行就市跟着世俗文化与大众读者的消费口味走，并且以迎合与满足这种消费口味为圭臬。这类媚俗趋众化的写作，永远不能成为或很难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文艺应该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因为它们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见解。
如果说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写作，其关键在于“利益”的计较和考虑，那么这种“利益”的驱动主要表现在这样三方面：
一是金钱的趋动。写作作为一种脑力劳动，以此获得经济收入无可非议。从作品必须进入文化市场（出版就意味投入销售）来看，精神产品自然也具商品性质。所谓“著书都为福粱谋”，单从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应关系来看，也实属正常。但媚俗趋众的金钱观，却是以金钱的获取为唯一或主要目的，由此又不惜忽视或干脆抛弃艺术的基本精神准则。如四川几位青年作家以“雪米莉”的笔名泡制言情武打类的系列小说，很明显就是受金钱驱使而媚俗趋众的写作行为。这起曾为文坛注目、新闻传媒热衷的写作事件，固然也有人为之辩护（如说作者靠写作赚钱无可非议，如言读者需要也无伤大雅等），但毕竟是受金钱驱使的媚俗化写作，即或无伤大雅也决非崇高伟大。像这样“向钱看”的小说创作，在近十年的小说界可谓现象普遍。只要看看书摊上一段时间比比皆是的言情、武打、刑侦、案例、风流韵事、宫闱秘闻等小说的出现，就能确认金钱的威力。出版商亦是鼎力相助这种写作，实质是和小说写家一道媚俗趋众。另一种为钱而动的小说写作便是“触电”。这便是某影视中心或某某导演，出资让小说家写可以改成本子的小说。从影视方面来说也许无可非议，它需要本子才能开拍；但从小说家方面看则未免是好事。这与作家先写出了好小说而后为人家选中（如《红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被改编成电影且很有影响，便是如此）不同，奉命而作为钱而写总是一种被动的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受金钱驱使而媚俗趋众的小说写作，既为比较普遍又是写家各等（既有名家亦有不入流的写者）齐上阵的一种现象。
第二是“名”的引诱。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写作是一种内涵复杂的现象，远非只是为钱而写的获利行为。所谓“名”的诱惑，可以分为不同的档次。已是小说名家者，似乎不用靠媚俗趋众来获取名声，其实不然。比如当已有名气的小说家想通过“触电”或读者的青睐而使名气更上层楼更为显赫，这是不是为名所诱？至于还不太有名或还只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想经各种媚俗趋众的方式来获取名声者，恐怕还不在少数。问题还在于，所谓媚俗的“俗”，它是一种含义多样而复杂的现实存在，其世俗化表现在方方面面。如可以是大众读者的文化消费心理，也可以指“时代主旋律”的规范；既能是最时兴的新潮，亦能是最保守的延续；既能是最堂皇的口号和指令，也能指最不可登大雅之堂的隐秘心理。总而言之，世俗的东西总是具有约定俗成而能够普及开来（不管是自然的流传还是强制的推广）的性质。如此说来，因媚俗而能给小说创作获取名声的途径及性质也就多种多样。能为大众读者家喻户晓是一种“名”，能为报刊鼓吹也是一种“名”；能得到要人认可是一种“名”，能获得各种奖励又是有“名”。总之，为了“名”、为出名而进行迎合性甚至投机性的写作，都可以归为媚俗化的写作。而在小说创作中，这种为“名”而迎合各种世俗口味的现象，我想是不算罕见的。十年小说中，常常出现此起彼伏的一阵风一股浪的创作现象，这些新潮旧浪中，有部分作品或多或少就带有媚俗趋众的色彩。或许，想出人头地并非不好，正像人常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写小说不想成为小说家（成家自然有名了）也未免没志气。但以媚俗趋众来博取名声，抑或说为出名而媚俗趋众，这种本末倒置因果位移的实用主义态度，无疑不可取且是亵渎艺术。
第三种媚俗趋众的实用主义表现，可以称之为“愚昧的创作”。这种创作，既不为钱亦不为名或主要不是出于名利之虑。其媚俗趋众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愚昧的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特点是：媚俗而不知，趋众而不觉，视实用主义为应该。由此在创作上，便表现为于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追求世俗的认可和大众的青睐，而不去冷静分析这种认可与青睐是否合理，是否能真正显示艺术的审美特性。
必须说明的是，这类不自觉的媚俗趋众的创作情形的出现，常常明显地受制于时代精神整体趋向的影响与规范，而这种时代精神又常常是以堂皇的名义主宰着作家和读者的思想选择。这种“愚昧的创作”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中曾颇为突出。王蒙有篇创作谈《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第10期），内中就很有代表性地谈到了上述现象。王蒙说他曾“认真努力地去领会‘冲霄汉’、‘冲云天’、‘能胜天’之类的样板壮语”，甚至“努力地去领会‘三突出’、‘高大完美’的创作公式”，这种不无虔诚地去迎合实质是荒唐可笑时代规范的“创作精神”，显然就是陷于媚俗趋众而还以为是正确选择的愚昧中了。巴金在《随想录》中，更是真诚地检讨了自己在十七年时期的“真诚的愚昧”，对历史的荒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说来，巴老和王蒙还是个性突出的作家，至于那些个性意识较薄弱的文人，则更是完全以世俗化了的“革命创作观”和大人化了的“革命审美观”而马首是瞻。比如上面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多作家便虔诚地按此模式来创作。当时所谓“书记先进，厂长（或队长）保守，先进帮保守，揪出个大特务（或大地主）”的创作模式风行一时，便再清楚不过证明了“愚昧的创作”的普遍。又如《青春之歌》的“修改本现象”，杨沫之所以一改再改而力求改出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形象”来，固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帮助”，却也因为作者自己陷入了愚昧的虔诚。虔诚的媚俗趋众的结果是一稿不如一稿。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所以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突出，所以落俗入套的现象普遍，就在于当时不少作家的创作状态严重地陷入了名义堂皇的世俗观念中无法自拔。
在这近十年小说中，世俗化大众化了的极左文艺思潮显然远逊于十七年时期，但也并未完全消失，或多或少还在有些作家的创作中出现。这些作家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发扬“正统”不弃“传统”。与此同时，新的世俗化创作模式又在产生，而有的作家又不无虔诚地在追随它们。比如写改革题材，塑造改革家形象为防止“高大全”的完美化弊病，便调料似的来点缺憾，简单的“优点+缺点”的模式便多见不鲜，作者们还以为这就是生活的本来而读者也不会见怪。至于“无爱不成戏”的情节模式，更是为众多小说崇奉，写什么都要来点爱情添加剂，又以为这也是普遍的人生现象而读者也爱看。又如写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过去的太纯净太理想化了，现在又矫枉过正似的非要来点“匪气”或“儿女情”，以为这才“活生生”才不会让读者拒绝，结果其实是落了新的俗套。刘震云写了个《一地鸡毛》并大受欢迎，接着便有不少作品跟着“一地鸡毛”式，全写人世琐碎与尴尬。记得八四年阿城的《棋王》以别开生面的文化形态面世后，很有些因袭性的“文化小说”便接踵而来。诸如此类受制于新式样小说影响而仿效的创作，它们的落俗入套，常常是带了不自觉的性质，即并不认为这是落俗入套。若知是此，便很难趋之若鹜了。
媚俗趋众的“俗”与“众”，自然是复杂的现象而不能一概否定。世俗化的精神和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内中也有值得肯定亦必须顾及的成分。但从创作这种理应充满创造精神而个性化的主体活动来看，是不能以消解个性和主体意识为代价而来迎合世俗大众的。至于为名缰利索或陷入愚昧的媚俗趋众，当然必须抛却。
以上试从四种精神形态来审视了十年小说精神状态的特征，既难免有所遗漏又难免不够精确，权作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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