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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式政治思维的界定及其研究的现实意义
政治思维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思考政治问题所使用的典型的概念体系、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的核心观念结构体。中国式政治思维就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政治观念上的一致性的集中表现。
政治思维是随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和政治实践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发展逐步积淀和凝结起来，具有巨大自发性、稳定性和潜在性的政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和核心价值的有机整体。此种政治思维不属于某个时代的某个人，而属于孕育和创造特定文化传统和文明形式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代的人民。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变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往往不能满足人们发动激进社会运动时的主观愿望。其改变的最终结果总是表现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合力”，“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① 甚至还会以“反传统”的虚像进一步强化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伴随着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式政治思维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碰撞和曲折中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等文化传统，仍以其潜在、自发和稳定的形式，制约和影响着个人、群体和社会整体的政治思维，从而决定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变革模式。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思想连同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思想一起都是形成具有内在同一性、一贯性和稳定性的中国式政治思维的重要因素，也将以文化背景、文化传统的形式规定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风格和发展路径。因此，透过具体的政治现象和时代的特殊情况，剖析、概括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内在结构和一般特征，对于我们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自觉、全面、深刻地把握和运用“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概念体系的和谐统一结构
1.中西概念体系的根本不同及其政治影响
对特定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就要依据已经掌握的事实材料运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活动。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却具有巨大的差异。要借鉴或引进其他国家的制度和做法，必须注意它们对特定文化背景的依赖性。对表述特定制度所使用概念和话语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往往决定着人们对该制度的最初印象和基本态度。而由此造成的政制和法制建设的困境、障碍和缺陷又会反过来加剧固有政治秩序的混乱。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两种文化及其概念体系的总体特征作一比较，以确定其对人们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如下几方面表现出明显不同：(一)在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的联接上，中国是相互融洽的，西方是二元对立的；(二)在概念体系的多元化和一体化力量对比上，中国是一体化超过其多元性，西方是多元化超过其同一性；(三)在历史发展上，中国是大一统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持续传承，西方则是多个社会单元的横向竞争、冲突和更迭；(四)在社会进步上，中国是以统一战胜分裂而建立新的统一政权为标志，西方则以突破旧的社会控制获取更多的自由为尺度。
两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在于不同的文明开端及其历史积淀。从西方文化来看，主要是由如下六种传统的力量对比决定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以道德价值统摄知识的传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建立和谐统一秩序的传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以“中道”治国的传统，都与中国的传统十分相似，但在古希腊及其以后的西方世界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不断的历史演变，古希腊文化里另外三大传统在近代以后开始发达起来：追求客观知识的传统；追求意志自由的传统；建构民主政治体制的传统。后三种传统的发达和前三种传统的衰落，导致了知识与价值、自由与平等、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异化，而其内部的分化和移民的增加导致了多元化加剧。
相反，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远远小于其互补性和一致性，同宗分化、相互争鸣和重新认同是华夏文明的演化逻辑。这种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具有强大的自我组合和再造能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越大，就越能激发其克服自身的惰性和缺陷，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形成新的统一格局。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概念系统也表现出浑然一体的特点：(1)“一”、“两”形式的思辨概念与“一”、“多”形式的系统概念水乳交融、巧妙结合；(2)依事物自身的功用、价值和性质阐述其“道理”，而不依纯形式的逻辑概念演绎其理论体系；(3)学术概念、政治话语和生活语言互相渗透、难分彼此；(4)学术分科的基本依据是对象的社会功用，缺少相对独立的基础学科理论及其概念系统。
中国传统概念体系的这种和谐一致的特点既是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表现，也是构建大一统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既有促进社会稳定、政治统一和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又使社会各局部领域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整体上陷入了某种长期的稳定、停滞和循环状态。然而，近代以来的历史再次证明，只要把追求和谐、统一和稳定的政治目标建立在开放、进步和创造的基础上，不仅不会造成循环、停滞和落后的趋势，还可以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一些弯路和弊端。
2.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概念体系的近代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有文言与白话两套话语系统，但其社会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又把不同阶层的人们紧密地联合在一个相互制约的政治体系之内，这就使得用文言文写作的文人士大夫必须把他们的学说牢固的建立在“道德践履”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基础之上，从而使高深晦涩的“道”、“理”、“气”、“器”、“心”、“欲”、“性”等抽象概念及“体用”、“本末”、“经权”、“礼法”、“政教”、“术势”、“文武”、“刑赏”等政治用语，都能逐步深入大众生活层面，使其承载的政治思想价值适时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而社会政治文化就不再是统治集团的私家“法器”，而是为人们广泛熟知和共享的一种政治文明成果，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积淀成为全民族的稳定心理状态。
如今的学者虽然不再使用文言文写作，但由于文化传承对语言文字、意识形态、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的长期持续影响，士大夫的心性道德、修身治世学说早已完成其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本来显得曲高和寡的“道”、“理”、“天”、“人心”、“良知”、“仁义”、“礼法”、“和谐”、“中庸”等概念在被近代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捐弃之后，反而成为广大民众判断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的“隐性标准”；同时，传统政治哲学概念在被新兴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的同时，也部分的渗入并影响了主流学说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后继者们的理论；另外，海内外的现代新儒家则倡导儒学的“第三期复兴”，直接对儒学的概念体系进行了继承、诠释和拓展，当代“国学”热中欲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些学者对传统政治哲学概念也作了一定提升和发挥。
汉语固有概念系统巨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内涵，极大地缓解了外来思想的冲击和挑战，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四大政治思潮，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貌离而神似，都或多或少成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新时代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人们逐步摆脱了历次思想论辩和社会斗争的偏激心态，无论是学者们使用的高度理论化的政治哲学概念，还是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话语，都广泛采撷了古今中外的各种语词，使诸多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对立面得到了充分展现和空前交汇。而作为政治思维工具的概念体系的多元杂糅风格，反过来又决定了当代中国式政治思维注重对立面统一、包容差异的博大气质。
(三)思维方式——非对抗主义的“中和”之道
儒家的长期主导地位一方面得力于国家统治集团的主动抉择，另一方面也是同儒家的“中和”思维方式及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政治途径的相对完备性分不开的。相较于其他各家学说片面的深刻、实用和锐利，儒家学说的立意则显得过于清高而迂阔。也许正因如此，在汉武帝以前，儒家只能屈居“在野”的地位。与儒家礼乐治国、仁义取天下的“王道”精神相对峙，法家更注重“刑名法术”，宣扬以实力取天下的“霸道”。道家则崇尚自然，主张抱朴守拙、使民自化，反对生硬的礼法和过度的进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同”的墨家，也是儒家主要的竞争对手和当时的显学之一。然而儒家的最后胜利，印证了“中和”之道的远见和深邃，其礼法并用、宽猛结合、进退有度、差等有序的治国之术则在一定意义上涵盖和包容了法、道、墨等家学说的精义。
由于儒学在近代的学术地位的下降，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中庸”之道，也被看作是统治、愚弄人民的政治手段；中庸甚至被当作无原则“折衷”的同义语。如果超出其具体的阶级内容，仅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现代人对“中庸”的批判并没有超出古人的诠释。
然而“中庸”、“中正”和“中和”，却具有更多的现代意义：(一)“中”与“庸”连用，既表明了“中庸”作为“定理”和“常理”的普遍性、必然性，又说明了“中庸”在其实际效用上的具体性、灵活性，包涵了“不中”之“中”的意思，标志着古人“中”观念的成熟。现代中国人很少提“中庸”之道，但“中”的效用却无处不在，这正是对“中庸”思想的超越和高水平发挥。(二)“中”与“正”连用，如“刚健中正”、“柔丽中正”、“中正和平”、“仁义中正”、“中正之道”、“中正之德”、“文明中正”都是非本位主义的道德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表现。而现代的“正气”、“正义”、“正道”、“正轨”、“正直”、“正常”也都蕴含了“中”，否则就难以保持在具体落实中的“度”而违背初衷。(三)“中”与“和”并列，不仅意味着“中”与“和”相互为用，也更全面的表现了中国式思维的特色。
“中和”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与西式辩证法有很大不同：(一)西式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来表现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中和”不仅包含对立面统一的核心思想，还突出了事物结构的多元统一性。(二)西式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典型形式是“正”→“反”→“合”三段论，遵循“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自我否定路径；“中和”的核心是“阴阳”(矛盾)，典型形式是“一”(道、理)、“二”(阴阳、矛盾)、“多”(具体事物或其要素)的有机统一，遵循“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②(《易·系辞下》)的“大化流行”路径。(三)西式辩证法的逻辑化概念、范畴体系，游离于具体事物的系统性、生机性和模糊性等思想之外，需要解决与系统论、发生论、生命学、“混沌”说等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中和”的概念体系是开放性、象征性和描述性的，科学理论概念的表达力难出其右。(四)辩证法是针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性的认知、诠释理论；“中和”则是融合智性、理性和德性为一体的境界提升之学。(五)辩证法论证了世界的统一规律性，需要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配合；而“中和”之道则把世界的统一秩序和道德价值看作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上述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同，应用于社会也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西方人的“国家”是“社会”异化出来的对立物，“社会”是抽象个人联合的“契约”；中国人的“国家”是家与国的天然统一，社会是人与我、家与家、国与国的统一，即“天下”。西方人寓公于私，国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中国人融私于公，国家战略和百姓的安康相互为用，以“天下大同”为终极目标。
总体看来，中国式政治思维的目标在于维持全体社会成员的和谐统一，以“中和”之道为根本途径；西方式政治思维的宗旨在于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以竞争、斗争为工具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各有优劣，但近代以来中国式政治思维逐步克服了长期政治实践中对个人创造性的压抑和剥夺，使“中和”思想的精髓得以保留、延续和发挥，应用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都既是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现当代成果，正带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和哲学，已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活力的日益丧失，一步步由开放、进取、主流走向保守、颓废、琐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中国式的“中庸”、“和合”思维方式，不善于从对立和差异中提举出超越性概念。
(四)价值取向——非本位主义的“持正”之道
人们常说，西方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中国的是“整体至上主义”。此言看似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古希腊有不少“自由”、“正义”、“平等”、“民主”的思想，但也不乏专制和暴政的成分，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是“城邦主义”，既不同于以抽象“个人”为本位的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也不同于中世纪笼罩在神学里的道德价值观，而是既反对“专制”又反对“大众民主”的“中道”学说。在古今中外的诸多价值观中，个人主义和整体至上主义可以看作极端的价值取向，其余多数都是夹在二者之间偏“右”或偏“左”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在面对如何实现自由和权益的时候，就得承认他人的平等权利以及国家、集体和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合理限制。集体主义虽然强调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但只有能返回到个人利益的“集体意志”才能被人们认同。抽象对立面之间的思辨争执，要真正实现超越，就要寻求“中和”，而不能仅仅向另一极端作有限的过渡和调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 中的“王”只是政治统一的象征，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基因”。强大的地方势力、广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社会文化的“民本”和“人道”成分以及君主的德能、复杂的权力机制、人才任用和王位传承制度，都使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君主成为既非“尧舜”、也非“桀纣”的“庸主”，很难真正大权独揽。中国的政治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治世能臣。以国家名义对个人和群众的压制和束缚，只是旧时代大一统政治实践的具体产物，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中国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体系，比西方近代的“王权主义”、“国家主义”和“集权主义”等思想都要复杂得多。
与以上政治实践和文化背景相适应，中国的儒家作为大一统时代的主导学说，其宣扬的价值观也表现出了多维性、交互性和可变性等合理之处。所谓“本末”、“体用”都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价值“本位”。儒学要求统治者坚守以“仁义”为本的“大中至正”之道，也要求所有人修其“大中至正”之德。“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④(《大学》)是一种普遍化的道德诉求，不是针对某一种人的“神道设教”。修身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把个人的身心与家、国、天下连为一体，把小“我”提升为大“我”的境界提升之学。随着知识、心性、道德和才能的提高，使个人超越狭隘、自私的“小我”本位，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具有一定的超时代、跨文化的普遍意义。
在这种内外、上下、亲疏、近远“互制”的规范体系之下，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以此来实现“上下一心”、“天下一家”、“家国一人”的和谐统一局面。无论是君主还是庶民，失德、违礼于天下人面前，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罚、规诫和检讨，皇帝要下“罪己诏”，官员轻则罚俸，重则判刑，百姓更是不在话下，“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不偏向某一种人，而是以“中和”“持正”之道统筹兼顾所有人的利益。这同西方的“价值中立”和“公平正义”在学理上也是相通的。
总之，在中国式的政治思维里，没有固定的价值“本位”，只有以“天理”、“天道”、“人道”、“人心”、“仁义”为逻辑前提，融“个人之私”与“天下之公”为一体的“世道”“至治”观念。为天下谋福利者，必获天下人爱戴；以私害公者，必被人唾弃。无论身居何位，皆须守其“平和”、“正直”之道，明其“忠孝”、“仁义”之礼，遵其“廉洁”、“奉公”之法，行其“恤患”、“悯疾”之德，日用人伦、家国巨细都要以“止于至善”⑤(《大学》)为根本动机。人人各守其“正道”，集体与个人、国家与社会、整体与局部才能和谐统一。
二、中国式政治思维的重建历程
中国式政治思维的重建，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集中、从表层到深层、从注重实用到理论建构、从制度选择到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强化和明确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中体西用”为口号，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融合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思想的阶段；2、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号召，用中国化的民主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指导革命和建设的阶段；3、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超越僵化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旧思路，打破古今、中西的思想界限和成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设施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于具有新思想的一些文人、士大夫的“中体西用”论过于强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儒家思想的正统性，没有认识到近代科技和工业生产力的制度和思想环境，没能打破儒家伦理道德至上的旧理论框架，也没能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成果的精华，从而没有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开放、大度和包容的思维优势，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正所谓“不破不立”；在第二阶段，由于中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荡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污渍，人们放下包袱、敞开胸怀接受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和制度文化精华的同时，根据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和传统观念等基本国情的现实需要，确立了中国式的民主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阶段中国取得了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权利，但也经历了严重的冲突和挫折。
毛泽东思想具有很明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当他明确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⑥ 的时候，表明他很清醒的意识到了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之间关系问题的重大政治意义。其《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就是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典范。《实践论》阐明了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发展规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和提高，也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等认识论问题的历史性解决。而《矛盾论》建构辩证法统一理论体系的用意，也为毛泽东本人在60年代提出的“核心规律”(指对立统一规律)加上包括“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在内的十几种“范畴”的理论构想⑦ 所证实。毛泽东当之无愧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奠基人。
然而，偏重对立统一关系的思考，过于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容易忽视事物的总体性、系统性和多元性；片面强调矛盾斗争和转化的无条件性，则违背了毛泽东本人“一定条件下的斗争与一定条件下的统一”⑧ 的观点，也为“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埋下了伏笔。而直接把解决问题等同于解决矛盾，⑨ 同样包含了矛盾双方“势不两立”的潜台词，还在一定意义上混淆了规律、方法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客体的性质、规律同主体的需要、价值结合起来，消灭矛盾、利用矛盾、改造矛盾或促使矛盾转化，不一定哪种方式是保守或进步的。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中国式政治思维重建的第三阶段。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空前繁荣景象，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继承性、建设性、创新性研究日趋高涨，研究方法变得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系统化和具体化。人们开始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深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独特的概念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并能联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各种成功和曲折，较为全面，具体地揭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独到之处，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中国式政治思维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确立了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邓小平理论、全面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代表”思想和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并兼具时代品质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如今，中国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和社会各方面需要：对外推行和平发展战略，采取互利、共赢、合作和融入的外交政策，使得一个高度繁荣、空前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现代化、开放型的中国式政治思维的重建已经步入正轨，必将在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②《十三经》(标点本)上册，吴树平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③《十三经》(标点本)上册，吴树平等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
④⑤(宋)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7、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6页。
⑦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05—506、373页。
⑨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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