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界会议到七七事变：党应对重大风险和危机的策略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危机论文,策略论文,风险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4-0133-08 从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召开俄界会议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不足两年的时间却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转移到西北地区后的全部历史。其间，党和红军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而党和红军依靠自身微弱力量完成战略大转移，实现了时局由内战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缘一举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回顾这段历史，党应对风险化解危机采取的策略、方法及其实施效果，是党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加以研究总结和传承。 一、俄界会议至“七七”事变期间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危机 以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为标志，党中央和红军的活动基本立足于西北地区。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党内斗争尖锐复杂，致使党和红军面临着巨大风险。其中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现实的，又有潜在的；既有人为的，又有自然环境的。特别是多种风险危机叠加共生、产生共振，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非常态性，放大了风险的危害，增加了应对的难度，让人猝不及防。 (一)张国焘挑战中央权威，图谋党和军队领导权引发内部分裂的政治危机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中央围绕北上还是南下，是靠近抗战的前方还是“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1]发生分歧。这如果是对红军发展战略的认识分歧实属正常，但是此时的张国焘却个人野心膨胀，自恃统帅军队兵多将强，公然挑战中央权威，用非组织手段图谋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导致党和军队的分裂，引发来自内部的政治危机。一是断送了两军会师后革命发展的良好机遇，将党中央和红军推到极其危险的境地，造成坚定北上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足8000人，却要面对甘陕青宁境内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而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也陷入敌军的重围孤军奋战。二是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悍然做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所谓的“组织决议”[2]。后来，张国焘又以所谓“中央”名义指令党中央改称“党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三是张国焘大肆散布攻击党中央，美化南下错误的言论。他无端指责“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故意延迟了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4]。直到1936年1月，南下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张国焘仍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诬告中央“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5]，企图嫁祸于人。上述行径导致事态步步恶化，严重损害了中央的威信，造成党和军队的思想混乱，极大地削弱了红军战斗力。 (二)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国追堵截，造成党和红军的生存困难 蒋介石长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1年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6]，把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必剿之而后快。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认为这是消除红军及其他异己力量的绝佳机会。“随围剿及追剿进展，使久经军阀割剧之省份……均确实归属于中央”[7]。在西北地区也早做绸缪，1933年，调胡宗南第一师进驻甘肃天水等地，用于防范红四方面军北上[8]。 红一方面军抵达西北后，蒋介石于1935年10月自任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指挥东北军的4个军14个师共13万人防堵红军①。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发动东征，蒋介石立即调集10万兵力开赴山西，配合阎锡山的部队进行防堵。5月，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蒋介石再调集16个师3个旅的重兵“进剿”陕甘苏区，迫使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苏区面积日益缩小[9]。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南下，蒋介石任命刘湘为总司令，统辖川军46个旅20余万人进行围堵[10]。1935年11月，又命令开赴黔湘边区围攻红二、六军团的薛岳部回师协助刘湘，总兵力又增添了6个师[11]。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携手北上甘肃，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兰州绥靖主任兼“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督率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大举进攻。同时胁迫东北军在空军配合下向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12]仅在陇中地区就集结了260个团[13]，结果，造成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红四方面军最终只有三个军西渡黄河。 西路军渡河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动用9个旅2.6万余人，还投入甘青地方民团约10万余人围堵西路军。古浪战役后，胡宗南又调杨德亮旅进驻武威增援马家军，使西路军陷入重围[14]。甚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马家军仍在蒋介石的纵容下疯狂追剿西路军，结果造成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国民党的上述军事行动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存发展构成了根本威胁，红军始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几乎在所有的军事对峙中都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 (三)党和红军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反共和加速肢解中国的危险 日本侵华惯用的伎俩就是拿共同防共反共做诱饵，企图诱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党如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团结国民党共同御侮就成为必须解答的一道难题。1927年蒋介石出访日本，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颇多分歧，唯独达成“双方同意清除共产党”的意愿[15]。此后，日本加紧反共，他们看到在伪满洲国所谓的治安稳定后，还有3万多“残敌”，包括“共产思想集团”，中朝边境上“尚有与反日的朝鲜人共同策划的共产党徒”[16]，公开或在地下从事抗日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刻意将侵华与反共捆绑在一起。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其中第二款就是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11月，在日本的支持下，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1月红军东征，日本立即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将“共同防共”“不论任何时候都把它作为对华要求的一项”[17]。4月，日本借口“华北形势因受标榜抗日之共产军威胁，和平津地方共产党抗日团体之策动而产生不稳”，内阁会议做出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约三倍的兵力[18]。8月，在日本四相(首相、外相、陆军相、海军相)会议上制定了对华措施：“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19] 日本侵华反共政策的确收到实效，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公开降日，但将主要的军事力量调配到剿共前线。8月11日，日本又出台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前者首款就是引诱国民政府与之“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后者则以华北五省分治为目标，“期望早日实现成为防共、亲日满的地区，防备苏联的侵略，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施，来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20]。10月至12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并指示张群与其举行八次密谈。日本提出的合作内容，一是“沿整个长城线(山海关至玉门关)的军事合作”。实质上是隔绝中国与苏联、外蒙的联系。二是“其余地区中日政治上合作反共”。这种赤裸裸地以反共为幌子行灭亡中国之举，让张群也难以接受②。日本这种“一石数鸟”的险恶用心，就是把反共与侵占我国土、诱降国民政府、觊觎苏联通盘谋划，将压力集中在党和红军身上。 (四)红军与友军的抗日合作存在着被蒋介石识破和瓦解的危险 红军主力到达陕甘后，爱国抗日的共同愿望使他们与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政治军事上的合作。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调遣来“剿共”，如何维持这种明敌暗友的关系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困难。一是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有“蒋介石的爪牙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在那里是处于合法的监督者与宣传者的地位”。二是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不平衡。“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有的则转变的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其内部觉悟的程度也极不一致。三是“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核心”[21]。四是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处置与蒋介石的关系上存在方针和策略分歧。“中共官方的统一战线中还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共坚持为了统战必须反蒋，认为在推翻蒋的统治之前，不可能组成统一战线”③，直到1936年8月以后才转为“逼蒋抗日”方针。张学良则是既联共抗日又拥蒋。他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蒋的部下，提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能否实现？联合抗日能否达到？”[22]“认为拥蒋是抗日的必要前提”，要中共“相信蒋是抗日的，并正在为战争作准备”④。再看蒋介石死抱内战政策不放，不但下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东北军“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23]。还在1936年10月下旬，向东北军、西北军上中级军官训话：“抗日必先剿共，不剿共即不抗日，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汉奸。”⑤所以，党和红军必须要在内部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正确的对蒋政策，在外部与友军做好保密工作。因为东北军、西北军联共抗日的秘密一旦泄露，蒋介石就会断绝供给军饷[24]，甚至将他们消灭。 (五)党和红军处在发展空间狭小、物资供给困难、民族关系复杂的陌生环境中 党和红军在西北依托的陕甘边根据地土地贫瘠、人口稀疏、物产欠丰、工商业不发达。李德记载当地：“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木，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地说，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生存下去，那是极为荒唐的，那里没有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25]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当地的群众难以供养不期而至的数万主力红军，1936年6月，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和苏联，就遇到的问题做了充分的说明：“这一地区多山、贫瘠、人烟稀少，这个地区大约……50万人口。”坦言“当前对我们来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财政和经济问题”。此时已与红军结成友军的“东北军战士每月薪饷支出是200万元，全部靠南京拨款，若是军队发动起来，那么这些拨款就会完全停止。困难就相当大。陕西省……靠自我的供给。杨虎城的军队有3万多人，供给已经不够了。甘肃省有600万人口，税收收入也不够供给20万红军和东北军的，在他们加入抗日联军后，必须向七八万红军战士支付和东北军同样数目的薪饷，否则红军就很难扩充”[26]。 红军到达西北地区后还面临其他困难。红军的装备十分简陋，急需冬装，一些重要的设备和重武器在长征途中遗失殆尽。所以，中央致信共产国际：“除财政问题外，军事问题也同样很重要，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等。”[27]复杂的民族关系也对党和红军的发展产生了制约。在西北少不了要与藏、回、蒙古等民族接触。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宣传，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形态和宗教民俗等，都会影响到红军行军作战和生存发展。 二、党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党和红军面临的风险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避免性，党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采取各种策略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过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更加成熟并走向胜利的过程。 (一)对中国革命未来的中心地区做出准确预判，坚持北上寻找落脚点 将长征落脚点最终定在陕甘，在西北确立了未来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十分重要的一环。 自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选择落脚点发生过多次变化，最初中央决定去湘西北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面对国民党设下的“口袋”，毛泽东力主改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28]。其后，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提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的建议[29]。由于川滇两省军阀在长江南岸严密布防，迫使中央做出“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30]的决定。后来，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北上寻找落脚点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1935年6月16日，中央提出红军长征落脚点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31]。这标志着党中央寻找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由南方改为西北的战略性转变，体现了党顺应全国抗日救亡的民意，又立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力量的变化。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沙窝会议决议”，进一步说明“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要党和红军坚信“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32]。张国焘错误南下后，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强调“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33]，表明了党中央矢志不渝北上抗日的决心。此后，在甘肃陇南哈达铺党中央从《大公报》等报纸上，获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天大的喜讯”[34]，迅速做出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并于同年10月顺利到达目的地。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既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又来到了抗日救亡的前沿，在全国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是中国革命的边缘地区，也是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这种情况使得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坚持下来[35]。中共中央及陕甘红军，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齐集陕甘边，就使西北地区成为党集结抗日力量的大本营，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的边缘向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的中心的历史转变。 (二)采取坚决果断的军事斗争策略赢得战略主动，实现猛烈扩大苏区和红军 党和红军应对来自国民党的威胁，始终把军事斗争和自身的不断壮大放在最根本的位置，用战场上的胜利推动政治谈判，优化生存环境。 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首先取得了腊子口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入西北地区的大门。为了迅速到达陕北，毛泽东在哈达铺制订了佯攻天水，北上陇东陕北的计划。实施“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36]的战术，使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红军在西北遇到的劲敌曾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起初张学良不折不扣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中央红军进入陕甘之时，东北军正在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陕北的数千残留红军可于短期内消灭”。为了彻底打破张学良消灭红军的幻想，中央红军与先期到达的红25军不顾长途跋涉之后的疲劳，同陕甘红军严密部署迎击来犯之敌，取得了劳山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东北军则连吃败仗，导致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战死或被俘，数千人被歼，张学良极受触动。他回顾：“这两次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即杰出将领为内战而丧生是令人遗憾的，同时我不愿再轻视共军的战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燎起。”⑥战役胜利对党和红军也格外地重要，中央认为“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直罗镇战役“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巩固了苏区”。所以，中央高度评价该战役成为党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37]。 如果说以上战役是红军被迫应战，那么红军主动出击，发展壮大自身的重大措施就是东征和西征。东征的任务包括“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中央要求参战红军“首先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的地区，要“扩大红军36000人”[38]。东征中红军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31个团，毙伤俘敌达1.7万余人，一度逼近太原近郊。东征回师后红军又发动了西征，目的是“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39]。西征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东西一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40]。由此奠定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版图。 三军大会师以后，又于1936年11月16日至21日，果断地发动了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41]。展示了已完成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不可低估的战斗力，不但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还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继续分化。 (三)以抗日为己任，用务实的方针政策营造国共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派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关于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于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的指示”[42]。落实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先后通过一系列决议，进一步明确“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首先必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为此，中共建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出“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43]等深得人心的口号。国民党方面披露：受中共影响的抗日爱国进步团体“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与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与发展”。仅华北地区就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30个以上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产国际’指使之‘统一战线’及‘人民战线作宣传活动’”[44]。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 为了协商合作，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与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三次会谈。王明讲到：如果蒋介石“真的调转枪口对准日本，我们会给他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共同抗日”[45]。双方谈话涉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原则，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却互亮了底牌，了解到对方意图。 在国内，国共两党的接触也在秘密进行。1935年底，国民党CC系的曾养甫嘱托其部属谌小岑“打通共产党关系”[46]。1936年4月底，由吕振羽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提出的合作条件。而陈立夫、曾养甫也通过谌小岑转达了国民党的条件[47]。以上沟通有助于国共两党的立场在抗战共同目标下相互趋近。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宣布：“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48]这一表态宣布了国民党的外交底线，国共两党虽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在磋商合作抗战上的互动却不断深化。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为了对日本进行真正的武装抵抗，还必须有蒋介石军队或者其绝大部分的参加。”“出于以上这些考虑，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协商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方针。”[49]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党以最快的速度统一思想认识，通过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党的方针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的转变，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又实现了“联蒋抗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三次跨越。 (四)妥善处置与友军的关系，在西北率先将剿共防线转变为抗日统一战线 杨虎城的西北军原属冯玉祥领导，被蒋介石改编后饱受歧视。党中央来到西北后立即对其开展统战工作，在党的真诚感召下，于1936年2月与中共代表秘密会见，达成了双方停战、各守防区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秘密联系，共同准备联合抗日等协议[50]。 东北军因东三省沦陷而失去家园，与红军的交战又连遭败绩，党和红军理解他们丢掉家乡后的痛苦心情。在他们迷茫之际，1936年1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衔致信东北军全体将士，表明党和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51]。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建立抗日同盟”[52]。党和红军声明大义得到了东北军的回应，张学良、王以哲先后在洛川等地会见中共代表，4月9日，周恩来又在延安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协定。在西北内战前线，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率先实现了合作抗日。6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争取东北军的关键，就是“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53]。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制定正确方针，展开强有力的统战工作，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帮助他们认清蒋介石内战的危害。所以，张学良曾向陈诚痛陈：“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54]他和杨虎城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离不开党的工作的推动作用。 (五)贯彻“打通国际路线”方针，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政治帮助和物质支持 “打通国际路线”获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就实现了将党和红军摆脱风险与苏联利用党和红军牵制日本的现实利益巧妙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不断扩张激化了日苏矛盾。共产国际和苏联迫切希望给予中共一定的帮助，用红军的力量牵制日本的进犯。党和红军顺势而为，通过“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来自外部的有力支持。 “打通国际路线”方针早已提出，进入西北后显得尤其迫切。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目前是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目的是“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55]。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还将“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其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直罗镇战役后，中央进一步提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56] “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的物资援助，具有维持西北抗日局面的保障作用。毛泽东曾致电指挥西征的彭德怀：“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57]1936年8月，党中央甚至致电张学良：“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建议张学良“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占领甘肃河西的甘、凉、肃三地，使打通国际路线“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58]。 中共在“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在名义上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获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政治支持是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条件，党中央在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就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为取得政治帮助，要与之发生直接联系。”[59]李德总结这段历史也讲到：“政治局在电报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应的指示，要求克服党与军队中的分裂，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团结，以便为建立一个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抗日战争赢得有利的出发点。张国焘不得不服从这些意见。”[60]体现了共产国际在维护中共中央权威方面的特殊作用。 (六)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夯实了党和红军团结奋进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党和红军应对来自内部的风险，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张国焘错误发生后，中央坚决维护团结统一大局，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广大指战员分开，教育团结了大多数同志。俄界会议指出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判断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当有人要求严厉处置张国焘时，毛泽东、张闻天等主要领导人则做出了不激化矛盾的英明决断，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中央委员。同时，积极保持中央与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的联系，“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北上[61]。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幻想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表态：“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提议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62]。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林育英再次回电，表明共产国际支持中央，反对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态度：“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要他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63]。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64]朱德等人尽其所能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又千方百计维系着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的联系。张闻天也以个人的名义苦口婆心规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希望张国焘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65]。 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后的胜利发展与张国焘南下失利形成的鲜明对比，对四方面军的将士也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和教育。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内外交困中主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其后，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党和红军内部的这场政治危机终于得到化解。 三、党应对风险和危机摆脱困境的成效与经验启示 党领导红军运用上述策略方法在很短时间内化解了风险、摆脱了危机，优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 (一)中央的领导体制基本确立，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开始形成 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和到达陕北后，正式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和思想统一，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自1921年成立，在长达十余年的革命实践中，因为领导集体不够成熟，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党内缺乏高度的思想统一，屡遭挫折。长征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着力解决，遵义会议、俄界会议、瓦窑堡会议都涉及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的成败，决定着党和军队的前途命运，所以，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从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开始的。遵义会议是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起点，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则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扩大组织的命令”，任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七人组织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66]。标志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主席团的大部分成员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保证了党和军队在未来的革命实践中，能够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67]这一结论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诠释。 (二)党对军队实现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革命力量得到提升与壮大 土地革命战争中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道路，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交通通讯不便，造成红军力量分散，缺乏密切沟通和联系，中央对各根据地也难以形成直接有效的领导，往往是通过派代表和特派员等方式进行间接的领导。这种现象，在内部造成中央权威不足，弱化了中央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导致红军力量分散，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甚至为个别人私欲膨胀和机会主义泛滥提供了条件。在外部为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根据地，消灭各支红军力量提供了可能。正如遵义会议所言：“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响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第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68]所以，聚集分散的革命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这是应对风险的必然要求。 通过长征，全国红军主力在陕甘地区胜利集结，这是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全面协同作战的开始。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8月12日，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今后战略方针”之一就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69]。8月30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二、四方面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70]。红军三大主力的统一行动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立即部署兵力企图阻隔消灭红军。对此，党中央又以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巩固和扩展西北革命根据地为目的，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尽管红四方面军在行动中受到了张国焘犹豫动摇的影响，但是红军三大主力最终还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指挥，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特别是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党中央指挥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胜利，标志着党实现了对军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三)中共、红军和苏区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基本摆脱了生存发展的外部困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但是国民政府和中国公认的“领袖”蒋介石，却在这一问题上迟迟不见行动。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委员长早有抗日决心，只以国力尚未充沛，战备尚未完成，不愿冒民族存亡之危险，贸然诉之一战，以迎合民心，为了换取准备全面抗战所需时间，不得不拒绝一切激烈分子与不负责人士迫促对日作战的要求。”[71]红军三大主力转移到西北，直接促成了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的爆发，揭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阻挡。西安事变后中共与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了一系列正式谈判，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72]。国民党承认了中共、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停止“剿共”并承诺给红军一定的经费，这使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普遍得到改善。所以，国民党叹息1936年冬天，“国军已对陕北‘共匪’残部完成包围态势，若无西安事变即可肃清”[73]。在抗日的旗帜下，党和红军超越了阶级与意识形态推动维护国共合作发展，并开始与欧美等西方国家进行沟通和联系，广泛地赢得了国内的声誉。 (四)革命中心完成了空间转换，内容做出了根本调整，战略转移取得伟大成功 长征以前，革命的中心地区以江淮流域为重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河南等省交界的地带。其意义在于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便于打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也给革命带来制约。一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远离抗日前方，缺乏对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利于实践党的抗日主张。二是蒋介石视其为背芒必除之而后快。1935年12月，蒋介石曾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说：他绝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74]。通过长征，党和红军完成由南向北的空间转移，对于抢占舆论制高点、夺取政治主动权十分重要。红军在西北地区，依托陕甘宁根据地蓄积发展革命力量，远离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而靠近了抗日的前方，这就把革命的任务由推翻国民党政权转向全民族的抗战；革命的地域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转向边缘地带，解除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直接威胁。党和红军处于中国抗战最前沿，不但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还符合苏联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战略需要，存在着中共与苏联双方利益在时空上的高度契合，极大地提高了党和红军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连李德都说红军长征来到瓦窑堡，“这个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75]。 (五)消弭国内各政治力量间的内战，使人财物等宝贵资源用于民族解放战争 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大的危害就是将国家宝贵生命、财富、资源消耗于内战，造成外敌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 蒋介石在掌握国家军政权力后一直忙于内战。1929年至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自认其部下死3万人，伤6万人”，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方“死伤在15万人左右”。耗费的资源按蒋介石的说法，“当战事最剧烈之际，冯军每日发射炮弹2万余发，此项纪录即日后抗战时亦所未闻”。为了内战，蒋介石穷兵黩武，部队由“原有之140万人扩充到230万人，军饷已超过国家之全部收入”[76]。可见，内战让多少生命消失，财富化为乌有，国力消耗殆尽。当中原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继之蒋介石又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按国民党的说法，“围剿”和“追剿”红军“历时六载，先后动员军队数十万，祸乱蔓衍……十数省地区，生命财产，损失无算”[77]。期间，还有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日本利用我们的同室操戈，不但扶持“满洲国”傀儡，又将魔掌伸向华北地区，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党成功化解危机，不仅停止了国共内战，也包括蒋介石集团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内战，将各种资源和力量整合在抗日的旗帜下，最终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西北局部的突破到全国建立的伟大历史演进。党领导军队抗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依靠国共合作的强大同盟。就连国民党也承认西安事变之后“鉴于国难日益严重，故接受‘中共’所提出四项保证，接纳‘中共’之投诚。并集中力量以攘外”[78]。不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更为战胜日本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 党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成功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一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防范风险的基本策略。党领导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难免出现失误或遭受挫折。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的风险，化解由此产生的危机。二是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是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当面临风险和危机时，必须正确认识其产生的根源、特征与危害，从而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好根本问题，防止脱离实际、误判时局、错失时机。三是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始终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这是应对风险的有效方法。党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解国共两党十年的恩怨，源于党始终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国民党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在国破家亡的关头，如果不能一致对外，不但自己的政权和利益不保，还会成为千古罪人。两党终于超越意识形态、化解历史恩怨而携手合作。四是领袖人物高超的智慧、深远的谋略和灵活的策略，是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重要条件。党和红军到达西北后，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占据了舆论与是非评判高点，巧妙地利用各种机遇，为党和红军战胜风险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胜算。五是提升壮大自身实力、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应对风险的可靠保证。党领导红军正是运用这一规律，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为战胜风险、摆脱危机提供不可替代的物质力量。 ①②③④⑤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教研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8年，第445-446、449、443、443、451、440页。标签：张国焘论文; 张学良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东北军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1935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七七事变论文; 蒋介石论文; 军事论文; 国民党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