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经济体制实验室--关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思考与建议_经济学论文

建立中国经济体制实验室--关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思考与建议_经济学论文

创建中国的经济制度实验室——关于转轨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思考和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制度创新论文,经济制度论文,实验室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一般被视为规则。根据其构成,制度又可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正式制度是指由国家颁布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它们同样是制约人们经济行为的一种规则。实际上,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正式、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正式制度则形同虚设。本文所言经济制度,是指由国家颁布并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节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则,即主要是涉及经济领域的正式制度,具体包括经济法律、政府规章或条例、准则和办法等。由于制度的背后是理论,所以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理论这一因素。

一、我国经济发展强烈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

是什么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呢?当人们在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时,一般都从技术、资本、劳动力等方面寻找原因。但是在当今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上述因素能在世界更自由地流动时,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呢?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差异是制度。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转移,但是制度却难以转移, 这是由其专用性质 (asset specificity)(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决定的, 即使发展中国家强制性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某一制度,这种制度的移植往往会变形或低效。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两种观点值得我们注意:(1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又具有反作用。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2)诺思(North,Douglass·C.)和托马斯(Thomas,Robert·P )反复强调了经济发展中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观点(注:[英]科斯等:《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版,第331页;),即: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设备,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再先进的机器设备,若被安置在低效的制度环境里,其效率可能低得不如手工操作,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低效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上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且,新制度经济学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 更深入地指出 (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 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刻制度效率最高。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我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非正式制度轻正式制度,虽然通过非正式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杂乱无序,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形成现代社会化生产与市场关系所需要的经济体制。可见,我国正式制度建设亟待加强。如今,我们走上了一条繁荣富强之路,但处在转轨关键时期的中国,错综复杂的课题需要我们提出真知灼见,层出不穷的新矛盾需要我们解决。这其中,花大力气进行经济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其意义极其深远。

二、制度的变迁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问题——路径依赖

诺思关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性质的论述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他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核心思想是:一旦一种“好”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迅速优化;一旦一种“坏”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的制度的变迁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进入恶性循环,甚至会被锁定在某一无效的状态之下,不能自拔。通俗地讲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或“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问题是怎样才能或有助于找到这个“良好的开端”。以下给出一种思路。

三、经济制度实验室——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注:关于实验经济学的部分资料由台湾政治大学余洪昭先生来厦门大学讲学(曾作题为“实验经济学”的报告等)时提供。)是当今西方(主要是美国)运用实验检测法(Experimental Test)进行研究的全新经济学流派。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在市场实验、个体决策实验和博弈实验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以下,从制度角度对其作简要评述。实验经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组建”经济学研究的实验室,通过构造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规则,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检验某一假设的真伪或经济制度的优劣。

1.实验检测法的成功运用是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传统观念上的经济学通常漠视实验方法,由此引发了诸多难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假设或理论无法验证。例如,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定同时也是其理论基础的个体理性假设一定成立吗?现实中种种“反常现象”如何解释?以此假定推广至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而构建的经济学是科学的吗?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于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分歧和对立愈演愈烈。诚然,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争论,但是,针对同一经济问题,不同学术流派各持己见甚至给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已司空见惯,这便颇值得我们深思。当今世界是“未来”倍受关注的时代。以往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只关注不可控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数据资料,所以理论预测实务乏力。当前,高深的数学模型、精巧的建模技术及严格的前提假设,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但花费高额成本得出的成果指导实践的可能性却不大。

实验通常是指:将可控制的变量或动因投入对事物的作用过程,并有目的地改变其间的组合,最终对其结果作出适当的观测与评价。实验检测法的优势表现为:可控制性、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可控制性是指对构造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规则的操纵。实际上,实验环境的构造是对难以控制、充满偶然因素和复杂的自然市场高屋建瓴的合理简化;实验规则的设计是对欲检验的假设或经济制度去粗存精的适度抽象。可控性使得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即: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根据相同的实验环境、实验规则重复实验,以验证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可以用来检验相关的假设和经济制度。虽然,这种较为简单的实验环境、实验规则是对某些问题作出评价的主要缺陷。但是,若一项经济理论连最简单的问题都无法解释和预测,从何谈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呢?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经济学方法论拓展了时空观,它面向未来,可以检验理论对实务的预测能力,也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制度创新实验—构造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规则,以检验经济制度的优劣。这为我国转轨中出台大量经济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步骤

(1)选择课题。一般为要检验的假设或经济制度等。(2)设计并实施实验。这是实验经济学技术要求较高的一个环节,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实验环境的构造要以自然市场为基础, 实验规则的设计要依赖欲检验的假设或经济制度(课题),其复杂程度应适中,以能说明问题为限。(b)实验目的的保密性。在实验过程中, 绝对不能让受实验者知道实验目的,其扮演的角色也要用一些中性词来代替。比如,在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研究中,宜使用诸如“监督者”等中性词来代替“注册会计师”。(c)受试者的资格及独立性。 受试者应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生存能力,但又较少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所以选择大学生或硕士研究生比较合适。受试者的来源应当分散,以免他们之间相互接触而产生对实验不利的影响。(d )要让受试者对其“工作”重复多期,以使之确实进入角色。(e)对受试者的激励。 为使他们严格按照实验规则执行,要使受试者明确:在实验结束后要按照受试者的表现优劣“按劳分配”(支付现金)。(f)为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 应对实验程序的全过程详尽记录或报告。(g)实验变量选取的科学性。 根据具体的课题,变量可以是一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并且,应当根据实验数据构造出合适的统计模型。(3)对实验结果统计处理, 得出以定量数据支持的结论。对实验结果的统计检验方法常用的是非参数检验法(Nonparametric Tests)。例如,二项式检验、Fisher 精确概率检验、Kolmogorov-smimov检验及随机化检验等。 在探究多种因素间相互影响时,则要用到参数检验法,如回归和方差分析。

3.我国创建经济制度实验室的必要性

(1)经济制度实验室旨在解决的问题:(a)检验不同经济理论针对同一实务的相对预测能力,例如当代财务管理中关于企业总价值问题的资本结构理论,就有净利法、营业净利法、传统法、权衡理论等不同观点,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检验它们预测实务能力的方法。(b )对于政府拟出台的经济制度,在实验中检验其优劣,获得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相关信息。国家制定的经济制度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预期效果到底怎样?在实验室中先做模拟出台的实验则可以用较少的成本发现一些负面影响的萌芽,及时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c)比较不同规章制度的影响差异。 一个单位对某一事物总是通过一些规章制度来控制,这些规章制度在开始设计时便往往不止一种,那么如何在这几种方案中选优呢?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出台,即在对不同规章制度适度抽象的实验规则下分别进行实验,以获得有助于取舍决策的信息。

(2)“先试点后推广”辨析。为了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 我国不少制度变迁采用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成本也是相当大的:首先,即使是在一个企业或一部分企业进行试点,从制度的变革、学习、实施、监督,其成本可想而知,更不用说一个地区或省市了。其次,一项制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博弈,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过程成本高得惊人。更何况,试点的制度大多不成熟,必然存在许多“欠妥”之处,这既难实施,又不利于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结果可能是“不执行不行,硬执行也不行”,处于两难境地,并引发思想、情绪等的混乱。再次,一种制度的试点可能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无论该制度是否合适,既得利益集团将竭力维持它或提供歪曲的试点反馈信息,这严重背离了试点的初衷,将严重影响是否推广该制度的决策。最后,一套试点的制度得出的不利结果可能是其中一项或几项规则的影响所致,再让其中一项或几项规则单独出台以发现他们各自对结果的影响程度是不现实的。经济制度实验室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相对于一个企业或地区的试点明显减少交易成本。其次,经济制度实验室有助于找到“良好的开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人未走过的路,针对前进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问题、新事物,可以用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制度出台前,先在实验室中模拟“出台”,通过多期的实验(实际上是多次博弈过程),使尽可能多的“欠妥”之处被发现,被消灭于萌芽状态,从而纠正错误,减少盲目性,增加前瞻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再次,不会出现强势利益集团,反馈信息较客观。最后,它既有利于对经济制度的总体进行评价(综合),又有利于对经济制度的个别规定进行评价(分析),因为经济制度实验室完全可以作到让某一经济制度的个别规则分别出台,通过过滤各种“噪音”和“解剖麻雀”而执果索因或执因索果。

(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在经济转轨中, 借鉴国际惯例是一个常见话题,此处姑且视国际惯例为一种颇为有效的正式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既有效又具有点“普遍适用”味道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如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就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有关市场的制度。由于制度的转让不像技术的转让涉及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费之类问题,这些移植的制度给输入国带来好处的同时所费成本却极小。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那么怎样才能检验国外的正式经济制度是否与本国的非正式经济制度相容呢?换句话说,怎样检验要借鉴的经济制度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呢?经济制度实验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试验田”。

4.我国创建经济制度实验室的可能性

(1)实验者。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众多理论素养较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可以高质量地构造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规则,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从实验者的组成来讲,针对不同的课题,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员(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所占比例要合理。

(2)受试者。大学生、硕士研究生易于组织且奉献精神较强, 故受试者的选择可以得到保证。

(3)课题。 改革开放和“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色彩斑斓”的课题层出不穷,这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

可见,中国的经济学家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问题要中国的同志来解决。可以在高校或其他研究机构有选择地设立一批以“经济制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头的研究基地。这有利于政府、高校(或研究机构)和企业三者的联合,科研与实践相结合可以增强科研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国家和企业的政策制定以科研为先导可以增强政策的科学性,生产实践以正确的政策为指针可以减少盲目性,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流派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它突破性地运用了实验检测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思维。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既充满挑战,又极富魅力。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它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三大传统柱石为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也有一些局限性,突出表现为:(1)制度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容易量化。(2)制度变迁通常经历时间较长,经济统计资料一般不完备(实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我国转轨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制度变迁采取“三部曲”战略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首先,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引入经济制度实验室进行研究,使设计的制度既合理又具有前瞻性,减少盲目性。然后,再在一定范围内试点,进一步发现问题,修订相应的制度或政策。最后,全面推广。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新问题又出现,再重复上述过程,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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