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批判与语义转移——瞿秋白的“五四”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瞿秋白论文,资源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论及“五四”的文章不下20篇，超过10万字，贯通他的革命生涯与精神生命，并内在关联其文化思想和政治研究。国内彭维锋、胡明、胡传胜等学者，侧重于叙述与归纳瞿秋白关于“五四”的具体观点，已有广深兼具的不少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探讨瞿秋白“五四”观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总体评价还不够，尤其缺乏挖掘它与俄苏文化建设经验的关联效应。本文拟作再探讨。
一、瞿秋白视野中的“五四”面孔
“五四”是一个指涉丰富、意蕴复杂的概念，“‘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概念，即指五四时代或五四时期；这个时期以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命名。其次，‘五四’也指五四运动，以及与它相关联的文化活动或历史事件的集合”[1](p.1)，其含义至少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又纠结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2](p.157)。瞿秋白关于“五四”的论述，集中见于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作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等文章，也散见于20年代中期撰写的《荒漠里》、《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等评论，指涉复杂，内容丰富，主要呈现为如下三副面孔。
1.资产阶级革命的“五四”。“五四”的性质归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它是评价“五四”的前提。瞿秋白的“五四”观，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3](p.22)，肩负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任务，需要飞跃为无产阶级的新“五四”。第一，从革命结果看，“这个文化革命也和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样，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4](p.465)，即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并未实现五四运动的目标，虽然从“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文学革命必须继续和彻底完成。第二，从领导力量看，以绅商阶级为主体的所谓“五四”新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或者过度批判传统而“从狂人到疯狗”，或者过分西化而“从狂人到面首”，中国资产阶级投降了封建残余势力，成为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施行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也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3](p.22)。第三，从发展前途看，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完成民权革命任务，即反帝反封的文化革命任务，新的文化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进行革命与思想创造时，一批不想革命的人窃取了革命果实，对隐藏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进行继续革命，成为革命的新任务，同时，伴随革命阵营的分裂，一批产业工人和农民跃升为革命主力，“中国革命也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5](p.84)，基于此种背景，“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定是十分清晰的、毫不迟疑的”[6](p.172)。在他看来，必须从民权革命转向反帝反封，由资产阶级革命的“五四”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新“五四”，方能完成未竟的文化事业。
2.“欧化”视域下的“五四”。“欧化”追求为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秩序走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外源性动力，它亦是“五四”时代的主潮之一。瞿秋白的“五四”观，同样深蕴“欧化”视域审察的色彩。第一，在瞿秋白看来，“五四”前后的20年当中，新文学发生的两次大分裂都与“欧化”相关：第一次在1915—1925年间，标志为“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矛盾是古今之变，基于当时群众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知识阶层分化为“国故派和欧化派”；第二次为“五四”到“五卅”前后，新文化阵营分化为“工农民众”和“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些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3](p.106)，其实质是当时革命过程的思想反映，是“五四”式知识阶层的最终分化——所谓的“欧化”青年竞相替新的反动力量，装点摩登化的东西洋国故，革命青年则围绕革命营垒的建筑，更为确定、更加明显地走向劳动民众。第二，“五四”催生了欧化文艺的盛行，形成了欧化式的“文艺贵族主义”——它“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癖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智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4](p.492)。在这些欧化作品中，绅商知识分子玩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各种艺术技巧，体裁“是神奇古怪的，没有头没有脑的”，人物“没有说明‘小生姓甚名谁，表字某某，什么省什么县人氏’”，风景“并不是清清楚楚的说‘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对话“并不说明‘某某道’，‘某某大怒道’”，“句法是倒装的，章法是‘零乱的’”[4](p.470)，新异式的“搞怪”遍地蔓延。第三，开掘民间文化资源，注重国际经验，创造普洛革命的大众文艺，才是真正的“欧化”。在瞿秋白看来，即使意识正确的欧化文艺作品，也需要努力大众化，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融入大众的文艺生活，创造普洛革命的大众文艺是其发展方向。一方面，必须以民俗主义、反精英主义的态度，改造欧化作品。普洛大众文艺应该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它应当运用连环图画的形式，“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所写题材是“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4](p.471)。另一方面，必须汲取苏俄文化经验，变“欧化”为“国际化”。真正运用国际经验，站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用以反映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国际劳动群众的生活斗争，从而实现真正的“欧化”。革命文艺的“大众化”，非但不和“欧化”冲突，而且只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欧化”。可见，自“欧化”视域的多维审视，参与生成了瞿秋白的“五四”观。
3.文艺宗派论争中的“五四”。瞿秋白关联当时的文化现实，从文艺宗派论争角度，对“五四”进行了如下解读。第一，从文化的现实态势视之，一方面，“五四”后中国人的文艺生活划分为不相混杂、“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的两个等级；“‘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和古文诗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4](p.462)，文化等级对立；另一方面，艺术成果被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少数几个专业文学组织掌控，文学生活深受狭小文学团体的限制，“作家的倾向使文学界形成了宗派性的社会团体”[7](p.46)，文艺宗派林立。第二，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程度视之，一方面，它之所以成绩不佳，最主要的原因是普洛文学运动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没有发展成为群众运动，大众文艺费力宣传的是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它是“‘安分守己’甘心做奴隶的主义，是非政治主义的情绪”[4](pp.471－472)，“五四”知识阶层与真正的大众文艺明显对立；另一方面，必须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不断提升群众的艺术水平，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并驾齐驱，“用坚决的刻苦的斗争去消灭‘非大众文艺’和‘大众文艺’之间的对立和隔离”[4](pp.496－497)。第三，从与胡秋原继承“五四”遗产的论争视之，在瞿秋白看来，胡秋原等人以自由主义为旗帜，自称延续五四精神，实则“不过是实行愚民政策的别动队”，是所谓的“新式诸葛亮”[3](p.23)。在选择“脱下五四的衣衫”还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面前，瞿秋白坚持前者而注重批判，胡秋原强调后者而倡导继承。通过援引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文艺党性原则的论述，瞿秋白指出，胡秋原自由人、知识阶级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皮，必须肃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完成“五四”民权革命任务。显然，瞿秋白的“五四”观，亦着眼、呼应、参与了当时的文艺宗派论争。
二、瞿秋白“五四”观的理论逻辑
扎根于特定的历史现实，脱胎自独特的主体视界，为具体的社会需要服务，瞿秋白的“五四”观关涉文化领导权、文化影响力、文化借鉴性等议题，它遵循自身的理论逻辑，具有思路清晰、个性鲜明、表征丰富等特点。
1.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常称“文化霸权”，是指一个阶级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建构风俗习惯，用以统一意见、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精神，以达到支配目的。据佩里·安德森考证，普列汉诺夫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视其为推翻沙皇制度的策略之一；之后列宁使用它意指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应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师、组织者的身份，领导社会各阶级争取革命胜利；再至葛兰西那里，它并不限于指称直接的政治控制或统治支配，而是更为普遍性的操纵，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通过亲身交往、著述译介、学习研究，瞿秋白选择性汲取了列宁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是“五四”的领导阶级，关涉“五四”的文化领导权，这很重要。虽然“五四”最初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但因为资产阶级不需要更彻底的文化革命，而且开始反对这一革命，所以“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3](p.14)，普通俗语运动也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该掌握“五四”的文化领导权。第一，就本质属性而言，“五四”文艺的发展，必须诉诸普洛大众文艺在思想、意识、情绪、一般文化问题等各个层面，进行力量积蓄，用以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以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任务。瞿秋白强调，得益于无产阶级的强力领导，以“反对一切封建残余的文化上的束缚，肃清封建残余对于群众的意识上的影响，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奴才思想”[3](p.30)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新“五四”，将使资产阶级旧“五四”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文艺运动，质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五四”的文化领导权。第二，就主体经验而言，一方面，在躬行实践上，十年的政治经济斗争锻炼出了一批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们是中国社会文化革命的新兴力量，“只有他们自己的斗争，才能够完成这种文化革命”[3](p.27)；另一方面，在文化自信上，无产阶级“有一个坚定的自信力”，坚信“他们口头上所讲的话，一定可以用来写文章，而且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可以日益进步而创造出‘可爱的中国话’，并用不着去学戏台上的明朝人的说白”。[4](p.469)无产阶级可望掌握“五四”的文化领导权。第三，就领导方式而言，既要真切理解群众的转变、行动、作用，以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克服个人主义倾向，正确显露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又要“有一个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反封建宗法的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苏维埃革命文艺运动”[4](p.476)，多维推进，全面落实，无产阶级方能掌握“五四”的文化领导权。总之，在瞿秋白看来，“五四”最初的性质固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着眼于之后高涨的国内外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必须夺取“五四”的文化领导权，以推动“五四”使命的彻底完成。
2.文艺大众化的具象法则。遵循文学革命到文腔革命、再至文字革命的演进逻辑，瞿秋白认为，必须来一场“第三次文学革命”，以完成第一次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第二次文学革命）未竟的文化事业，创造普洛大众的革命文艺，建立真正的新中国文，这具体表现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路。一方面，要改革语言形式，进行文腔、文字革命。在瞿秋白看来，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推翻白话式的新文言，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还要改进五四式的新文言这种哑巴语言，更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源于汉字制度“阻碍中国字的读音的简单化”、“使单音节制度僵尸化”、“保存着幼稚的原始的文法”，“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要适应由“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的转变过程，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罗马化，必须真正现代化，它“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3](p.169)。基于此，瞿秋白强调，“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3](p.138)，创设这种文字是第三次文学革命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发展普洛文艺，实现文艺的大众化。从“五四”式新体白话书的滞销出发，瞿秋白描绘了大众“连环图画，最低级的故事演义小说，时事小调唱本，以至于《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影戏，木头人戏，西洋镜，说书，滩簧，宣卷等等”[4](p.463)的文化消费现实，强调普洛大众文艺运动应该立刻转向群众、学习群众，同着群众一同奋斗，用更浅近的普通俗语，解决“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这个先决问题。可见，恰如“五四文学革命的语言观其本身，并不在于文字书写形式的通俗与否，而是在于文字使用权力的归属问题”[8](p.186)一样，瞿秋白唤起工农、用人民战争方法摧毁权力结构的语言思想，负荷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具象体现了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路的内在逻辑：花费巨大精力改进语言形式，以提升教育水平，使更多的工农大众能听得懂、看得明白，从而唤醒与发动他们进行暴力革命，以推动社会变革。
3.俄苏文化建设经验的资源平移。俄苏文化建设经验是瞿秋白审视“五四”的参照系和资源库，意义重大。第一，他常引俄苏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作为分析“五四”的佐证材料，增强说服力。比如，引“俄国在十七八世纪时候，欧化贵族只读斯拉夫文的典籍和法文的小说，而平民读俄文”[4](p.465)，倡导汉字拉丁化；说中国需要“象俄国洛孟洛莎夫到普希金时代的那种文字革命”，将文学革命进行到底；叹“如果能够象《静静的顿河》那样，运用平常的不怪癖的形式”，强调文艺大众化；举“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优美的可爱的言语’到现在还是‘有用’”[3](p.50)，强调文艺是群众学习文字的楷模；强调苏联十月革命前的普洛文学创作于一般贫民的文艺生活，具有揭露功能，倡导革命文艺；举“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有过相象的新文化运动”、列宁强调“这种宝贵的遗产我们是不放弃的”[3](p.24)，致力于发扬五四精神。第二，借鉴苏联文化建设的若干做法，以具体行动超越“五四”，对应性明显。苏联大规模开展扫盲工作，组织适龄儿童入学，建立文化教育机构网络，于是瞿秋白强调语言的大众化；苏联为许多人提供亲身参与民间创作的机会，丰富了专业的戏剧艺术，因此瞿秋白重视工农剧社运动，进行大众文艺实践；苏联主张“文化革命的实质就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根本变革，变革之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确立”[9](p.233)，所以瞿秋白坚信文化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社会的文化革命”的二维对接。第三，关联苏联文化建设的大好局面，缔造无产阶级新“五四”，目的性明确。瞿秋白认为，苏联“已经走到了经济兴盛的时期，而且是真正劳动民众的经济的繁荣，真正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真正能够打击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的企图”[3](p.29)，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普洛文艺应当捍卫苏联的建设成果，宣传苏维埃革命、社会主义和反帝的国际主义，应该发动群众运用国际无产阶级的经验，掌握理论武器，尽力发挥文艺功用。显然，“苏俄的政治外交和革命榜样是中国人无法拒绝的诱惑”，中国“思想文化界先驱和政治革命领袖也开始纷纷踏上了‘以俄为师’的探索道路”[10](p.104)，多次实地考察苏联的瞿秋白更是如此，加上他有时“对苏联实践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失去独立判断”[5](p.87)，俄苏文化建设经验的资源平移于瞿秋白的“五四”观，他者视角内化为主体视域。也就合乎逻辑。
三、瞿秋白“五四”观的总体评价
瓦尔特·本雅明在《文学史与文学》中说，“不是要把文学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的文学才是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唯有返回历史语境，还原社会、文化、主体的特性和征兆，阐发与研究才能存真祛魅。在瞿秋白“五四”研究的语境中，社会转型的焦虑切思，“中国走向何方”的丛云疑窦，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重组，意识形态的操控管制，构成了艾兹拉·庞德所谓的“明澈的细节”（Luminous Detail）。国共合作及其破产、共产国际的东方路线及其纷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新兴马克思主义文论阵营与主张的纷繁芜杂、中国新文学的分化与重组、文艺团体的合作与对峙、文艺追求与政治功利的心神冲突、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等，综合生成了瞿秋白的“五四”观及其总体评价语境。①
1.瞿秋白的“五四”观，体现了他分析问题的综合性与策略性，反映了他认真的研究态度和高超的理论水平。一方面，瞿秋白坚持“继承”·“批判”·“超越”三位一体的态度，这表现了他的诚恳态度与史家眼光。首先，在瞿秋白看来，即使继承“五四”远不如批判、超越重要，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尊重历史，强调“五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一条新路，主张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遗产。其次，瞿秋白全面批判了“五四”，倡导以无产阶级的新“五四”代替资产阶级的旧“五四”，这是他“五四”观的核心，虽有偏激、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但论述颇具深度与震撼性，且亦能自圆其说。再次，瞿秋白评价“五四”主要不是从学理、历史主义角度，而是用发展眼光，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出发界定“五四”性质的，他将革命的新内涵赋予“五四”，挖掘其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新属性，以语义转移的方式，强调对“五四”的超越，这“与其说是文化斗争，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其实质是要与国民党争夺中国革命的合法领导权，以便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7](p.47)另一方面，瞿秋白面对社会现实，审时度势地分析“五四”问题，这体现了他的知识素养与革命追求。首先，瞿秋白批判“五四”新文学，服务于推进“文艺大众化”，是一种功利性的“话语策略”。据茅盾回忆，“有一天，在某地遇到他，我就问他，难道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11](p.4)其次，瞿秋白强调继承“五四”遗产，主要是自1927年起，国民党政治上日益反动，思想文化上日趋保守，不断背弃“五四”传统，共产党宣布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再次，瞿秋白将“反封建”作为“五四”观的切入点，在于“五四”概念的复杂性，它“既有科学、民主、反封建的内容，也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前者仍然是民族救亡的精神资源，而后者则被视作民族主义的消解力量，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难以相容”[7](p.47)，尤其不利于反帝革命事业，因此他才声称，不能停留于“五四”，必须超越它。
2.瞿秋白的“五四”观，生动诠释了20世纪30年代思路与“五四”思路理论范式的对立性，服务于当时的革命语境与现实追求，具有鲜明的列宁主义色彩，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一方面，如学者彭维锋指出的，以“人性觉醒”为中心的“五四”思路“对探讨思想问题有独特的深刻之处，而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也不免有时捉襟见肘”，以“阶级意识觉醒”为内核的30年代思路“对解释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问题固然显得力不从心，但它对社会现实的变革具有直接有效性”[12](p.92)，深谙30年代思路的瞿秋白，注重从政治、阶级、革命等角度审视问题，他的“五四”论述“与其说是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作评价，毋宁说是替现实中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鸣锣开道”[7](p.45)，故而特别重视解决现实问题，加上从“五四”后期开始，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运动与政治取向上，已经清楚认识到“五四”文化与普洛革命互不相容的本质、迥然不同的追求，而“三十年代初期，人们（包括瞿秋白和我）却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运动时，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3](pp.73－74)，如此种种，必然导致对“五四”传统的更多否定。另一方面，瞿秋白广泛借鉴俄苏文化建设经验，“以俄为师”，试图将列宁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援用于中国革命，他的“五四”观相比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具列宁主义色彩，输入的理论资源使他更喜欢凸显其反帝色彩和世界革命背景。在瞿秋白看来，中华民国七八年以来的思想革命运动，历经五四运动，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仅认定“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它的政治意义，五四运动是一场不断前行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14](p.156)。但他又指出，发生具有连续，同样具重大政治、文化意义的“五四”与“五卅”，其意义却是不同的，“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论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相研究阶级斗争，前者侧重思想启蒙与方案描绘，后者强调政治革命与现实斗争，在这两相对比中，瞿秋白不太注意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五四”事件的影响，更关注后“五四”时期中国政治运动的发展，显见其深受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关涉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传统、文艺与大众等重大命题，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
3.瞿秋白的“五四”观，偏激主张废除汉字而倡导拉丁化，轻视“五四”的思想文化革新意义，表征“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意味着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遗产在中国的“中断”。一方面，瞿秋白花费巨大精力，致力于创造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他的初衷和出发点是很好的，其文艺大众化的思路也值得肯定，但他试图通过挖掘语言与阶级的关系，在欧化视域与文艺论争的时代语境中，借助废除汉字、倡导拉丁化而实现文艺大众化，这种语言目标和达成途径却是错误的，它是一种以“现代化”为外衣、以“西方化”为内核的简单思维形式，将无可避免地损害民族性，尤其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流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亦将严重影响以方言为传播载体的民间交流与大众生活，从而在普洛大众阶层中催生出更多的新文盲，是不科学的偏激看法，确实需要严加批判。② 另一方面，在“五四”意义的多元阐释体系中，“思想启蒙”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的诠释，“文艺复兴”说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理解，“反传统”说则反映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视角，瞿秋白在世界革命的宏阔视野中评判五四运动，初步确立了“五四”阐释范式中的激进革命话语，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五四”观分庭抗礼，并逐步将其“思想文化革新意义”挤到意蕴群的边缘，他这种“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分析视角主要承继政治意义上的“五四运动”遗产，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五四’启蒙主义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成了历史的主体，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却是以‘大众’为主体的，工农兵是历史的主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遗产在中国的‘中断’”[15](p.17)。后来，毛泽东将五四运动界定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点、中国共产党的起步点，并赋予其鲜明的革命内涵，强调它“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6](p.699)，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五四”涵盖、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旧“五四”，这种看法承继了瞿秋白“五四”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释“五四”的话语权力，表征着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它过于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替代性、先进性，“提升了‘五四’的革命性的同时，也挤压和抽取了‘五四’内涵中的思想文化含量”[17](p.112)，贬低了“五四”的思想启蒙价值。此种观点与做法，伴随“救亡压倒启蒙”、“救亡促进启蒙”、“救亡无涉启蒙”等学术论题的争鸣与交锋，在理论与现实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③
总之，一方面，瞿秋白的“五四”论述，是为了应对现实、面向未来，其探究态度是诚恳的，它借鉴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俄苏文化建设经验，这种路径选择也是有效而可取的，这些都值得历史地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瞿秋白的“五四”审视，带有明显的阶级立场与强烈的价值预设，资源批判服膺于语义转移，其政治考量远多于文化审视，现实抉择远重于原初探寻，社会科学范式取代了人文科学思路，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作为复调场域的“五四”之多元意蕴，因而很难做到研究的客观性、结论的公允性。瞿秋白“五四”观的研究与反思，必须考量语境与资源、政治与学术的丰富张力。
注释：
① 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历史语境的详细考察，可参见：彭维锋，“瞿秋白左翼时期的文艺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拙文“历史语境与思想旨趣——毛泽东与瞿秋白文艺理论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
③ 近年来，有学者从考辨“文化的革命”与“文化革命”词义区别出发，“反思入口”式地分析了瞿秋白的文化革命思想，有助于认识其“五四观”本质。参见：杨慧，《多重缠绕的词语政治——瞿秋白“文化革命”概念考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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