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合法性论文,事项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组织理论的核心议题[1]。Baron认为企业的经营环境中不仅包括市场要素，还包括非市场要素，因此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要同时考虑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2]。DiMaggio和Powell认为法律与管制、行为准则以及文化认知倾向等非市场要素对组织行为的决定作用比市场要素更显著[3]。当面对制度化环境时，组织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Oliver认为在强大的制度环境力量作用下的组织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正在主动影响着它们的环境[4]。非市场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事项的形式，如社会公益事项、政治事项和环境事项等[2]。企业应对这些战略事项的方式之一就是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正式的战略规划过程中，如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将环境事项融入到其常规的战略规划活动中[5，6]。因此，事项整合是组织主动处理与环境的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主要是识别各种环境、政治以及社会公益等非市场事项，并对它们做出适当的前摄性反应[7]。可以说，事项整合为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6，8，9]。
2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Andrews等认为组织之所以对制度环境做出反应，是为了挖掘与利用机会或规避可觉察到的威胁[1]。Chaffee和Smircich等认为，事项整合可以关注外部环境中机会或威胁的变化趋势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变化，并将与事项相关的关键信息在组织内传播[7,9]。因此，事项整合实际上类似于一个产生、管理和处理战略事项的过程，从而保证组织的经营合法性和社会形象[7]。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经营合法性机制，参照现行的社会构架系统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该机制识别环境中的强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压力，促使企业遵守社会公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8]。
西方学者对于环境事项的研究较多，他们探讨了战略管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关性[10，11]，并进行了实证研究[12，13]。Douglas和Judge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将环境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过程中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对于如何将政治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过程中的研究更多的是构建概念性模型[14]或者操作步骤[11，15]，很少关注事项整合提升组织绩效路径中的经营合法性问题。
Tornikoski和Newbert认为，制度环境的经营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行为，也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并得到社会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比如组织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如公益捐赠)在公众中树立起负责任的良好组织形象，从而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16]。根据2002年度Cone企业公民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与没有关注过公益、环保等事项的公司相比，频频涉足公益事项的公司其员工忠诚度大约高出25％；与此同时，80％的美国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关注过公益事项的企业的产品[17]。因此，企业仅仅有效率和绩效是不够的，其实现绩效的手段和方法还必须与社会习俗、价值观和期望保持一致[18，19]。
企业通过事项整合强化了组织的适应能力，实现了组织绩效，但这种绩效的实现是否牺牲了组织的经营合法性，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转型经济环境下，这一问题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在转型经济中，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体系(如政府控制和社会网络等)获取资源[20]。因此，在非市场力量起重要作用的转型经济环境下，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企业通过事项整合是直接实现组织绩效，还是通过提升经营合法性间接地实现组织绩效，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事项整合实现组织绩效的路径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3 理论分析与假设
3.1 战略规划与组织绩效
战略规划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没有定论。Steiner认为战略规划最大的优点是具有前瞻性，能事先模拟未来，并根据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形设计相应的对策[5]。Miller和Cardinal基于荟萃分析法发现战略规划与绩效间的正向相关性，他们认为正式的战略规划系统有助于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审查，并对其做出正确反应，从而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21]。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战略规划对组织绩效没有影响[22]。针对这一矛盾，Powell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当企业的战略规划能力还不能被竞争对手模仿时，公司可以通过战略规划创造价值，但是一旦战略规划被普遍传播和应用，战略规划对企业绩效将没有影响[23]。基于此，中国学者武亚军和吴剑峰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实施战略规划的企业在绩效上要优于没有实施战略规划的企业，这一结果最后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在战略规划的实施和规划能力的积累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提前学习并采纳战略规划的企业将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22]。
Arrington和Sawaya认为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都是企业战略规划的一个输入，即在战略环境分析环节中已经同时包含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24]。只不过传统战略管理将非市场要素视为静态的，并且是企业不可控的外生变量，而将政治、环境等非市场事项整合到企业的战略规划过程中，目的是动态、全面地理解和审查企业的经营环境，尤其是非市场环境。因此，事项整合实质上仍然属于战略规划的范畴，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源泉[11]。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事项整合与组织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2 非市场战略与经营合法性
在社会发展走向更加和谐、成熟的过程中，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效益指标上，还包括社会对企业的认同等方面。政府、社会公众等非市场因素如同竞争对手、顾客等市场因素一样，对企业的成败有着显著影响[2]，因为他们掌握企业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企业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相关资源的前提是企业具有经营合法性[25]，提升企业经营合法性的战略主要包括法律规制战略、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2,18]。
非市场战略是指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中所采取的一致性行为和策略，旨在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2]。非市场战略的制定过程包括事项的感知和筛选以及事项的分析、选择和执行[26]。正如前文所述，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应该同时考虑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2]，因此Bronn P和Bronn C认为，事项整合实质上是非市场战略的制定过程与市场战略的制定过程之间的整合，企业对非市场环境主要采用事项管理的思路，事项的性质不同所影响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层次也不同[6]。
基于上面的论述提出假设。
事项整合与经营合法性呈正相关关系。
3.3 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
Meznar和Nigh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合约，显性合约从法律上定义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隐性合约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关系合约，没有其他法律的要求[27]。Ruef等认为企业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约关系是理解企业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28]。企业遵守这些合约的潜在收益是建立一种有助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交易的声誉，如提高生产率、获得政府支持、提高员工忠诚度、维系顾客以及吸引投资者等[29]。根据2002年Cone企业公民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与没有关注过公益、环保等事项的公司相比，频频涉足公益事项的公司的员工忠诚度大约高出25％；而超过75％的员工之所以选择为目前的公司工作，部分原因在于看重该公司对各种公益事项的承诺；与此同时，80％的美国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关注过公益事项的企业的产品[17]。
基于上面的论述提出假设。
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4 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行业差异性
以上所归纳的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不同的行业环境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Epstein认为企业的非市场活动是对经济竞争程度的反应，因此引发企业利用非市场策略对市场竞争做出反应[30]。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如制药与电信等)，政府通过管制等政策控制企业发展，企业绩效依赖于政府的干预程度[2]。因此，一些学者在考察环境等非市场事项时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组织或部门[31]。Meznar和Nigh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事项战略与事项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事项战略的有效性随着行业类型的不同而不同[27]。Ruef和Scott基于143家医院的研究数据考察组织的经营合法性问题，发现不同形式的经营合法性虽然都为组织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但都依赖于制度环境的本质[28]。Banerjee等在考察公司环境事项战略时将行业类型作为一个调节变量构建了概念模型，并对其进行了验证[32]。
本研究基于Baron的观点[33]，根据市场机会被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管制的程度来预测非市场行为的重要程度将中国的行业进行了分类(如图2)。本研究将所调查的行业划分为3大类，分析外部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行业内企业的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间的关联性。第一类(图2中的行业1)代表市场机会绝大多数被非市场环境(政府)控制的行业，如电信、电力等行业；第三类(图2中的行业3)代表市场机会绝大多数被市场环境所影响和控制的行业，例如家电、商贸等行业；处于中间区域的第二类(图2中的行业2)代表受非市场环境影响和控制、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行业之间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等行业。
图2 基于非市场行为的行业划分图
Figure 2 Industrial Taxonomy Based on Non-market Action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3类不同的行业环境中存在显著性差异。
4 研究设计
4.1 初始研究
由于本研究部分变量的测量量表主要来自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因此首要工作是根据中国国情对这些量表的条目进行一定的修正，并验证各概念的效度。①量表的双向翻译，首先请2位战略管理方向的研究生将相关英文量表译成中文，从而确定一个最合适的中文译句；然后再请另外2位战略管理方向的研究生并行地将中文译成英文，对那些与英文存在明显差异的译句进行详细讨论，修改中文译句。②小组讨论，请4位企业高层经理(来自深圳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南宁国有企业的副总经理兼分公司董事长、武汉民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兼分公司董事长和武汉国有企业副总经理兼分公司董事长)对问卷条目进行小组访谈，主要针对具体条目的清晰性、现实意义、评价刻度以及问卷中指导性语言的明确性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修正。
4.2 样本与数据收集
考虑到问卷调查的对象应该是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等中高层管理人员，本研究选择湖北、河南、广东和福州等地重点院校的EMBA和MBA学员，通过在课堂上讨论、填写并当堂回收问卷的形式，获得调查结果。此外，还通过电子邮件和实地调研向一些熟悉的企业高层经理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94份，回收219份，回收率为74.49％。采用5点Likert量表法，要求被调查者表明他们对每个变量认可的程度(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由于大企业对外部环境具有更大的影响，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及经营合法性的挑战[26]，而且有关经营合法性的问题涉及到公司内部的一些敏感信息，所以选择的样本企业必须要有一定规模，企业运营要有一定时间，因此按下列3个标准筛选样本。①去掉直接指挥下属为50人以下的样本；②去掉员工总数低于300人的样本；③去掉企业成立时间少于2年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问卷1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6.46％。
在被调查的样本企业中，从企业所有制看，国有独资企业为51.3％，国有控股企业为12.4％，股份制企业为16.4％，外商投资企业为6.5％，民营企业为13.4％；从企业区位分布情况看，湖北的企业占32.3％，河南的企业占26.4％，福建的企业占24.4％，广东的企业占16.9％，其他省市较少；从企业所属行业分布看，IT电信业占19.9％，家电业占18.9％，钢铁业占12.9％，信息咨询业占11.4％，金融业占11.4％，矿业占7.5％，能源业占5.5％，机械制造业占5.5％，食品业占3.5％，交通运输业占3.5％；从企业的规模看，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下的占7.4％，员工人数在300人～500人之间占28.9％，501人～800人之间占10.9％，801人～2 000人之间24.9％，2 000人以上占27.9％。回答者及其所在企业的基本特征反映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也符合本研究的要求。
4.3 变量的测量与样本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将以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变量的信度。在效度方面，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检验。根据马庆国的观点，在因子分析过程中，同一层面的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表示收敛效度越高；每一个题项只能在其所属的层面中出现一个大于0.5以上的因子负荷值，符合这个条件的题项越多表示区别效度越高[34]。同时，通过KMO检验与Bartlett球度检验测量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最后根据Kaiser准则，保留Eigenvalues＞1的因子，并结合Cattell的陡阶检验准则进行因子分析。
(1)事项整合
事项整合量表来源于Bronn和Douglas等的研究[6，12]，Bronn等对事项整合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根据战略的制定过程界定事项整合[6]。因此本研究的事项整合量表中同样包括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目标制定、战略方案选择和战略执行阶段的问题项。将8个衡量事项整合的问题项依据因子分析结果分为过程整合和结果整合，信度分析结果表明，结果整合和过程整合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06和0.814(见表1)。
(2)组织绩效
组织绩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并且会受到分析的级别以及战略差异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相对绩效测量法，尽管采用绝对绩效指标更能增加研究的信度，但在大部分亚洲国家要获得一个公司准确的绝对绩效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因而目前中国内地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采用相对绩效。而且Wa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的绝对绩效与相对绩效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35]。根据Steers的建议，本研究采用多重而非单一因素的自评方式来测量组织绩效[36]。组织绩效量表来源于谢洪明等的研究[35]，再结合前期进行的深度访谈，最后将6个衡量组织绩效的问题项依据其性质分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个因素，这与本研究因子分析的结果刚好一致(如表2)。信度分析结果表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1和0.924。
(3)经营合法性
经营合法性意味着与组织的活动相联系的或者组织活动所隐含的社会价值与更大的社会体制中可接受的行为标准相一致[6，8,16]。Suchman将经营合法性界定在3个层面，①实用合法性，产生于组织多数利益相关者自利的打算；②道德合法性，反映了对组织及其活动肯定的规范性评价；③认知合法性，反映了文化的认知[8]。本研究主要借鉴了Meznar、Epstein、Deephouse和Hooghiemstra等学者对于经营合法性的定义与测度[27，30,37，38]，结合前期进行的深度访谈，采用12个测项度量经营合法性变量，借鉴Suchman的观点[8]将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如表3)。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3、0.724和0.749。
5 研究结果
由表1、表2和表3的数据表明，各变量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可以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采用单一衡量指标取代多重衡量指标的做法[34，35]。因此本研究在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和组织绩效的衡量模式上，以第一级各因素的衡量题项得分的均值作为该因素的值，再由第一级因素作为第二级变量的多重衡量指标，如事项整合为潜在变量时，其观测变量为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两个因素，这样可以有效地缩减衡量指标的数目。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潜在变量以椭圆形表示，观测变量以矩形表示。其中，
分别代表相应的路径系数；
分别代表相应观测变量的误差项；
分别代表相应潜在变量的误差项。
图3 理论模型与参数结构
Figure 3 Theoretical Model and Parameter Structure
研究结果表明(见图4)，事项整合对组织绩效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Estimate=0.471，P＜0.050)，表示事项整合对组织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假设1获得支持。事项整合对经营合法性有正的路径系数(Estimate=0.567，P＜0.010)，假设2得到支持。另外，由经营合法性对组织绩效的路径系数表明，经营合法性对组织绩效存在正向的显著性影响(Estimate=0.281，P＜0.010)，假设3得到支持。
图4 整体理论模式及变量间关系
Figure 4 Model and 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为进一步分析具体观测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对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和组织绩效三者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虽然整体上事项整合与经营合法性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其中过程整合主要与实用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显著相关，与认知合法性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结果整合只与认知合法性显著相关，与另外2个层面的合法性不相关；过程整合实际上只对短期绩效产生显著性影响，结果整合只与长期绩效具有显著性关系；虽然整体上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其中实用合法性只对短期绩效产生显著性影响，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对长期绩效产生显著性影响。
假设4表明在不同的行业环境中，事项整合实现组织绩效的路径存在显著性差异。为验证这一假设，分别探讨了3类行业中的整体理论模式及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见图5、图6和图7)。在行业1中，事项整合只对经营合法性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Estimate=0.714，P＜0.010)，而对组织绩效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另外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相关性(Estimate=0.396，P＜0.010)；在行业2中，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事项整合→组织绩效，Estimate=0.382，P＜0.050；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Estimate=0.411，P＜0.010；经营合法性→组织绩效，Estimate=0.219，P＜0.010)；在行业3中，事项整合只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影响(Estimate=0.679，P＜0.050)，而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见，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3类不同的行业环境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假设4得到验证。
图5 行业1整体理论模式及变量间关系
Figure5 Model and 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in Industry 1
图6 行业2整体理论模式及变量间关系
Figure 6 Model and 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in Industry 2
图7 行业3整体理论模式及变量间关系
Figure 7 Model and 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in Industry 3
6 讨论与分析
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规划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本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中国的国情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过程中对组织绩效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5,21]，同时也验证了武亚军和吴剑峰研究结论的正确性[22]。过程整合实际上只对短期绩效产生显著性影响，结果整合对长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因为结果整合实质上是要求企业将对非市场事项的关注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中，如在企业的愿景和使命陈述中要体现出企业关注环境、政治和公益等事项的社会公民形象。Tian和Hafsi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实际上充当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39]。
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过程中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合法性。企业与政治、环境、公益等事项有着紧密的联系，企业关注并积极参与环保、公益等事项是提升经营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合法性。过程整合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实用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结果整合可以提升企业的认知合法性。企业积极倡导并参与政治、公益等事项，可以使企业获得各种荣誉称号或头衔，媒体也会经常给予企业正面报道，从而提升企业经营的道德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反映了文化的认知，即企业的形式和做法与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一致的[18]。因此，企业必须从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层面强调战略规划活动与非市场事项的整合，才能提高企业经营的认知合法性。
企业的经营合法性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这与Creyer和Ross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发现76％的消费者表示在价格和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愿意转向与他们所关心的公益事项有关的品牌和企业[40]。实用合法性只对短期绩效产生影响，而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主要影响的是长期绩效。因为事项整合虽然提升了企业的实用合法性，但由于实用合法性更偏重于短期的利益导向，虽然满足了一些利益相关者某些方面的利益需求，但仅仅基于利益纽带所带来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感是难以持久的。因此，企业的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如企业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头衔和媒体的正面报道等)才会真正有助于提升企业长远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
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不同的行业环境中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7，31]。在电信、电力等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行业1)，企业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活动中对组织绩效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提升经营合法性间接地影响其组织绩效水平。在家电、商贸等竞争程度很高的行业中(行业3)，事项整合将直接作用于组织绩效，而对经营合法性没有影响。因为家电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现存的企业都是经历过残酷的优胜劣汰竞争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均已获得了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已具有相当的经营合法性，因此企业的事项整合将直接作用于组织绩效，而对经营合法性没有显著影响。在钢铁、汽车等行业中(行业2)，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企业通过事项整合不仅会对组织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还会提升企业的经营合法性并进一步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
7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根据中国国情对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结果发现，①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过程中对组织绩效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过程整合实际上只对短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结果整合与长期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②事项整合与经营合法性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过程整合只与实用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显著相关，结果整合只与认知合法性显著相关；③经营合法性对组织绩效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实用合法性只对短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对长期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④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在不同的行业环境中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对组织-环境动态关系领域的研究发现，事项整合与组织绩效之间具有正向相关性，为组织主动影响环境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中国多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影响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也会逐渐多元化，从而进一步凸显企业经营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研究表明，组织在主动影响制度环境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单一的组织绩效指标，还应包括企业的经营合法性问题。不仅要关注可以为企业带来短期绩效的实用合法性，同时也要重视企业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提升，因为它们与企业的长期绩效是密切相关的。将非市场事项整合到战略规划活动中可以有效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提高企业事项整合的能力，企业应强调在经营理念或企业文化层面对非市场事项与战略规划活动进行整合(即结果整合)；还应该强调过程整合，关注不同层次的非市场事项对市场战略制定过程的影响[6]。当然，也不能忽视组织结构在事项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使样本的区域结构更合理，今后将注重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沿海与内陆省份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比例和结构，关注样本企业的规模、经营年限等方面的比例合理性；后续研究可分别考察政治、环境和公益等事项与经营合法性以及组织绩效的关联性，探讨事项整合具体的前因变量，这些前因变量可能会对事项整合、经营合法性与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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