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论宗璞的小说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园地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宗璞论文,冯家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璞（原名冯钟璞），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水木清华，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自50年代以《红豆》蜚声文坛以来，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尤以反映文革时期人类命运的作品《三生石》、《蜗居》、《泥泞中的头颅》等闻名海内外。近年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此外，宗璞的散文作品情深意长，隽永如水，其童话创作亦同样格调独特，富有深意。因篇幅有限，本文仅试图从宗璞的创作渊源、作品的历史环境、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作品的艺术角度等方面对其小说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冯氏梅花次第香
评论宗璞作品的风格与审美特征，首先应从其家庭渊源和成长背景上进行深入的探索。宗璞的姑母冯沅君，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著有《卷施》、《春痕》等几部短篇集。他们那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虽然在许多方面对传统作了大胆的创造与改革，但首先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两点在他们身上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任何机械的模仿或引进舶来之物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宗璞是一个继承者。她继承的并不是简单的小技末道，而是这种双方面结合的创作精神与指导思路。她在继承这种精神的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弥补了上一代人的种种欠缺或幼稚之处，在总体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具体形式上来说，其文章中的语言，如“明月照积雪”，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简洁含蓄之美，又有外国语言的长处，并把这几点巧妙地融合在了一体，在情景创造和意境处理方面炼成了独特的功力。正如老作家孙犁所云：“宗璞的语言，较之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宗璞短篇小说《米家山水》中对一幅山水图有过这样的生动描写：“一层层青山，一丛丛绿树，都笼罩在迷茫的雾霭之中，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看不见了，朦胧的绿意泛在山水之间，就连那尚未着笔的空白之处，也透出十分的清幽。”散文化的语言极其流畅，细腻富有余韵，萦绕着一股柔婉之美，看来是深谙中国古典文论中“意境说”之要旨了，细究其成功之道，一是语言的基调选得好，淡雅冲和，虽然没有热情的渲泻，却通过能引起人充分联想的与山水有关的词语：一层层，一丛丛，迷茫，雾霭，绿意，让读者的主观意识积极参与其中，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象外之趣。二是语言的功底高，句式并不烦琐复杂，然而简洁中透着高远的内涵，如镂窗中的后院园林，并不一览无余，却给人以想象思索的天地，诚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近几年来，宗璞的文学语言及创作意境更加炉火纯青，在她唯一的长篇《南渡记》中更深刻地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继承与创新。随手拈一例为示：在为烽火时代年轻的抗日英雄写家书时，作家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不能自己，留下了这样多情，柔婉之音：“现在我眼前总不时出现倾听时的你，温柔的、专注的、带点伤感神色的你，让我感动。你现在做什么？独对孤灯，倚栏望月？……”低眉细品，恍然又能体悟到其姑母文风的余韵。特别是与长句相结合调配的短句子：“独对孤灯，倚栏望月”，不但起到了一种调节句式节奏的作用，而且还极具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这种直接引用甚至自创古典诗词的做法，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用尚不完全成熟的作家集中常有所见。严格说来，宗璞从前的文章中，虽然都有浓厚的古典文化的影响，但往往只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其语言文字仍以流畅的白描为主，常常将古诗词中描绘的情景用现代的话语进行表述。如前文举到的《米家山水》就是一例。但此句中的直接引用，恰到好处，富有余韵，不能不说是作家在继承姑母这一辈人创作优点基础上的一次有益的创新，这样的文字在此书中还有多处。应该看到，这是与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有关的。因为此书中所写的人物，即为30年代的知识分子，从语言运用和思绪流动方式上还没有脱离欧化以及诗词化的束缚，因此宗璞在这里选择的语言基调和句式、辞格都是非常准确细致的，同时又去除了某些附着其上的通病，令人既感真实可信，又不觉得生硬别扭。曾有人评宗璞是：“既传统又现代”，仅从其那“风弄林叶，态无一同”的语言运用方式上来说，也确有一定道理。
从另一种继承方式上来看，作家的艺术技巧比其先辈也有很大的进步。她突破了30年代女作家以“说理”为主、重心理叙述少人物描写的窠穴，结合中国古典优秀白话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的长处，大胆运用心理描写、对比描写以及人物对话动作描写等多种方法，常是寥寥几笔，便使人物性格顿时跃然纸上，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令读者久久难忘。
事物的局部和表象，总是与事物的整体和内涵联系着的，在诸种联系中，常有一种最本质的联系是非常曲折隐蔽，需用心灵去发掘的。上述两点继承，其可指性与可感知程度还是能够具体把握的。而那种更难以用明确的概念来进行描述的继承及变革则是广义上的，具有更强烈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是一种深埋在这些方式下，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意蕴及人生存方式的符号体现。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读读冯沅君等人的作品，并对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活动主体的心理结构进行感性了解的话，便不难得出结论：冯沅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妇女，有一定的自由意志，疾呼“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做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然而由于生活的顺利和眼界的狭窄，又有一种“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一面”。这就使得她们虽冰清玉洁，却大多是软弱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一有风吹草动便易动摇，常为了所谓的生死之恋而忘记自身的价值，甚至以命相托。这种女性人物并没有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消失绝迹，在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台港澳许多女作家的笔下，这样的女性还存在着，并且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推崇的典范。宗璞曾经说过，自己与台湾女作家有着较多相通之处，但这似乎仅指其文章中所富有的古典文化意韵而言，时代的变化，出身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总体观念的差异使得宗璞笔下的女性人物既不同于其姑母笔下的
华（见《隔绝》），更不同于琼瑶等人创造的那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只在恋爱中求生命的纤纤弱质。她们往往带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冰清玉洁，外柔中刚，虽然执着地追求真正的爱情，但更加关心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和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她们的眼界、气质、修养，比30年代的女性要宽广、崇高得多，与台港小说中的女性更不能同日而语。无论是《红豆》中的江玫，还是《三生石》中的梅菩提，都是性情中人，有丰富的情感，有热烈的向往。然而，当爱情与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时，江玫毅然放弃了与男友厮守一生的幸福；当外界的狂风骤雨无情地打落了梅菩提对爱情的幻想时，她更加担忧的，却是在这场灾难中整个中华民族的何去何从。这种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正是宗璞她们这一代中国女性最可贵的地方，也正是全书的精神所在。因此，宗璞的作品，虽然也是情感小说，却拓宽了自“五四”以来，至台港女性文学甚至当代某些青年女作家所沉醉不能自拔的爱情小说模式，赋予了它们更深厚的内涵，更清远的精神。她的作品中，没有性描写，也没有晦涩艰深的比喻，与年轻女作家相比，少了原生态的东西，更多的则是由于作家本人出身修养所决定的一种对国家命运及人类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其题材与语言风格一样，有一种外在的，明朗化的东西，这大概是因为宗璞亦从属于“50年代女作家群”的缘故吧。因此，宗璞塑造的女性，具有兰的气息，但绝不娇弱；赋有玉的精神，却从不孤高。与冯沅君等人塑造的女性主人公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有一颗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高洁的心灵，但比后者又多了一分内涵，即新的时代培养出的一种向传统士大夫阶层靠扰的独特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爱情是重要的，但已不是可为之生亦可为之死的首要目标，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个人事业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这当然还是一种继承，但已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这其中，有时代的变化作为推动力，但女性精神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也同时起了一种深层次上的呼应与促成。从这个方面来讲，如同宗璞是冯氏家族中又一枝绽放的梅花一样，宗璞的女性主人公也是在冯沅君等人笔下少女的心理发展基础上所必然诞生下的历史与时代的产儿。这，大概才是宗璞对姑母及姑母那一辈人在最深层次上的一种可贵的继承吧。
不懈的探索与创新
以上谈到的作品，大多是作家采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式手法进行创作的，不但非常重视人物性格描写，同时也十分注重事件发展的必然规律及历史脉络。然而，在创作这类作品的同时，宗璞于80年代还以另一种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了“敢为天下先”的艺术探索。她在接受施叔青的采访时曾说：“由于工作，我在60年代就接触到西洋文学，卡夫卡，乔依斯的作品都读过……只有经过‘文革’的惨痛经验才懂得，‘文革’的惨痛经验用这种极度夸张扭曲的办法表现最好。这些作品对我有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具有长期培养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讲神韵，有对神韵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艺术观念作基础，才能使这些影响不导致模仿。”由此我们可以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为宗璞的这类小说创作作一个总结，即结合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派手法，采取艺术形变的写作方法，从而达到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
所谓艺术形变，指的是一种颖出于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中的美学现象，虽然古已有之，但却以现代文艺思潮所及的小说创作领域最为显著。形变，也可以写作“变形”，源出拉丁文defeormatio，意即“歪曲”。艺术形变，即是把形变的原理移置到创作中来加以应用，用以概括或表达一种特意夸饰的文艺现象。从广义上来说，把生活原型变为艺术原型，即为艺术形变。从狭义上说，即是在创作中将正常的事物（主要是人）合乎生活逻辑和美学规律地加以蓄意歪曲。如《聊斋》中的鬼狐，《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
宗璞的许多作品，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说，都符合形变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说，她非常善于把生活中的原型，尤其是知识分子原型变为艺术原型。有时是以一个人为基础，加以艺术上的裁剪加工。如《三生石》中的梅菩提，《红豆》中的江玫等知识女性，无不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时则“杂取种种人”，像《南渡记》中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孟弗之，则是作者融汇了那个时代父执亲友等人的种种特点加以塑造而成的。从狭义上来讲，继承了西方现代派创作思维的宗璞，更是结合中国传统诗词对于象征隐喻的独特运用，在中国“开风气之先”，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宗璞式的艺术形变之路。她在80年代初推出的一系列“超现实作品”，如《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采用梦幻、虚构、荒诞的手法，“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并非脱离现实，也非与现实对立，而是追求一种神似，一种余味（见宗璞《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可谓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列宁曾说：“人的意识不只是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它。”进行艺术形变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生活和艺术的可然律和必然律；最直接的效果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变形者变得更典型，更美奂和更深刻。要“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黑格尔）。宗璞同卡夫卡一样，在这些探索性的作品中用荒诞的艺术形变来陈诉深刻的生活哲理，从而对变态的畸形的社会现实，作出变态的畸形的艺术表现，达到寓深沉于荒诞，寄辛辣于怪异的艺术目的。
《我是谁》的背景是颠倒是非，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的动乱时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的思维被扭曲，被搅乱，人的精神完全被摧残殆尽。作品中没有细致的描写，一切都染上了主人公韦弥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幻觉中，主人公长久以来被自我与超我压制的潜意识在已经丧失了一切自我与超我附着的现实的希望、荣誉、自尊时强烈地迸发出来。“我是谁”这个尖锐的，似乎极其荒诞，却又长久潜伏于韦弥潜意识中的可怕问题终于浮到了韦弥的嘴边。在经过大量的思索与回忆后，她拼命地追逐一群飞雁，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飞雁，其实是在追逐由真正的“人”组成的集体。然而，她好象“猛然从空中掉了下来……觉得自己在溶化，在碎作微尘，变成空气，渐渐地，愈来愈稀薄了。”在丧失了自我的那个年代，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本质是一个“人”，然而这个形单影只的人，最终抵抗不过恶势力的侵袭，在绝望的叫喊中投入了祖国的湖水中。
宗璞的这篇作品写于1979年，春风才放花千树的过渡时期，思想及艺术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亦或说，作者本人也还没有完全确定作品的风格，还抱着一种尝试的态度。而1980年发表的《蜗居》及《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象征意味则更加浓厚，作者对于西方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也更加大胆、纯熟，取精去粗，舒放自如，在看似荒诞的描写中蕴藏着更严肃的思索与探求。《蜗居》颇得鲁迅《野草》笔意，无论从意境上还是手法上。作品把人引入三重天界，目睹古今中外各种变形的人物和现象，他们是具有某种共性的现实生活中种种人物与现象的抽象写照。他们的出现，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神”，即社会规范、政治、心理结构、历史积淀对人造成的异化。在梦幻与象征编织的世界中，读者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一番再创造，从而真正从内在的层面上对社会乃至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番反思。这正是具中西两种文化修养的宗璞所追求的目标：含蓄隐约，言有尽而意无穷。让读者不再作个机械的受话者，而是也参与到文艺创作活动中来，在审美快感中进行自己的再创造，从而完成作品应有的社会效应。
谈到宗璞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还应该看到作家新时期作品在结构上的独特贡献。在如诗如画的叙述过程中，一幅幅深藏在文字背后的支撑框架闪烁着若明若暗的柔和光芒。《心祭》的潺潺溪水里，回忆如丝，现实如梦，水乳交融，孰分清淳？《蜗居》的意识之流中，忽尔天界，倏然人间，放射四方，收系一丝；《熊掌》的九曲连环下，长线穿珠，层次如梯，渐入佳境，恍然洞开。如果没有这些巧妙的佳构，作品恐怕也不会如此峰峦跌宕，引人入胜了。在这种淡淡地融入情节深处的巧妙安排中，同样可以深刻地体察到作家不懈的探索与良苦的用心。
白莲花的世界
弗罗依德在其影响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研究的著作《作家的白日梦》中，曾谈到过作家童年经历在其心理潜意识上造成的影响。后来这种对作家心理的创作论研究发展成为一种心理批评话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评界都占据重要的位置。
那么，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冰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级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就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荫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淡而韵的风味，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
青年评论家蔡翔在《噪动与喧哗》中曾说：“我到现在仍然忘怀不了宗璞的《三生石》，梅菩提他们在烛光摇曳下的结合给我一种难言的悲哀，然而这种悲哀又在一种宁静的氛围中把人导向人格的纯净境界。这种‘人格自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心态，它常常促使知识分子在浊世中自愿选择清贫、苦难乃至献身……那种傲骨嶙峋的品格使知识分子常以此为励，不与浊世合流。”从江玫到梅菩提，一条人格自砺的，贯穿中国几千年文化人命运史的主线在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中闪着耀眼的光芒。许多象江玫那样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肯定也曾苦苦思索过这种行动的价值。是的，他们必然要牺牲一些东西，一些曾伴随了他们多年，无法割舍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们传承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又迫使他们最终放弃个人的情感，而完成自己的社会意义。如果说在江玫所处的时期，个人还有为社会尽义务的权利，那么到了人的精神尊严被完全剥夺殆尽，甚至连尽这种义务的权利也被剥夺的“文革”时期，梅菩提们的传统生活标准就被迫地转向了一种自我的反省，在对个人心灵的内观中达到一种“大隐隐于市”的超然程度。严格探究起来，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一种完成方式。然而，这种转变也是相当痛苦的。梅菩提作为江玫形象的继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完成了与过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真正分裂。在50年代热火朝天的生活中，正如作者感叹的那样，“曾怎样重新裁剪自己淡泊的性格，炼铸自己柔弱的灵魂，使之发出斗争的火花，那真是艰苦的历程呵。”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可谓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灵魂转变规模最大，最自觉的一个时期。无数像梅菩提乃至其父梅理庵这样的人，都放弃了那种不愿关心政治，只求自身清白，学业有成的知识分子道路，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自身思想的改造中。然而当风暴狂袭而来时，这一代曾被关心政治热情武装的知识分子，又重拾旧器，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梅菩提与陶慧韵所生活的勺院，实际就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与修炼炉。在外界的沙暴中，他们在这块心灵的净土完成自身的修炼。然而这与古代无数隐居林泉或避难于市的文人不同，他们的心中，并没有丧失对国家对人类的关照。只不过由于条件的不允许，而暂且进行自身的超越。然而，对于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对于民族的悲剧，他们又时时记挂于心，不能或忘。这仍是那条贯穿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史的“苦恋”精神的反映。对于祖国对于社会，无论是江玫还是梅菩提，心中都有着无限的依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知识分子本质的不同。尽管这会造成一种身心的分离，然而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充满荆棘的此路。也许，这种白莲花般香远益清的精神在梅菩提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集大成，也最终到达了自己的顶峰。
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中曾说：“在小说创作中，人物是本位，而故事不过是具体地描写出人物的思想意识。”在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中，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孟弗之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生于乱世，虽满腹经纶却于世无济，因此只求独善其身，钻研学问。他的家取名“方壶”，是有深刻意义的。明代中央集权加强时，大批士人隐居于自家的小天地，作“瓶隐”之士，他们的宅院别业往往取名“方壶”或“瀛洲”等名，以求芥子纳须弥之用。孟弗之是作家在对父执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塑造的一个隐居于方壶乱世的大学教授形象。平日里，他虽关心国事，然而清高耿直的个性又使之对政治敬而远之。抗战之前，他只是埋头于书斋，做一个好教师，好丈夫，好父亲，好女婿。这样的人，在3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是形成一个阶层的。闻一多、朱自清乃至宗璞自己的父亲冯友兰都是孟弗之这个人物形象的源泉所在。然而，抗战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燃起时，他们心中那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爱国情怀立刻极强烈地被调动了起来。在民族生死的关头，他们不再作出世的隐士，而成为入世的鼓手。孟弗之及大多数同仁不但日日忧心战况，而且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支持抗战。当华北沦陷之时，他们又毅然丢下家小，离开心爱的书斋，与自己的学生一起辗转千万里奔赴云南继续延续祖国的教育事业。在设备简陋的边陲校园中，孟弗之不忘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职能，在教书育人，主持校务的同时，仍致力于《中国史探》的写作。在那样艰难困苦环境中仍不悔地传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大概非中国知识分子莫属了。但是他又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曾感叹：“我们有第一流的头脑，也有第一流的精神。”然而，要有所作为，还得先求生存。他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的。文中有这样一段非常感人的描写。星期一，孟弗之参加升旗仪式时，与随便乱扔国旗的兵油子发生了争执。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然而面对自己军队中的败类，孟弗之毫不畏惧，而是慷慨陈词：“这次抗战，是我们民族的转折点，我们的生机！……大家历尽艰辛，万里跋涉来学，我们教师拼着老命来教，无论环境怎样艰苦，我们会把学校办好。”甚至说：“我们读书不忘前线。必要时，我们也要奔赴前线杀敌！”一番掷地有声的锒锒之言，令人更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精神与新时代的觉醒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孟弗之的形象已有了一定的厚度，相信在今后几部的写作中他身上仍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
与孟弗之相比，年轻一代中的某些人提前走上了一条彻底转变的人生之路。作品中的卫葑，和《红豆》中的齐虹有着许多相同之处。都是学物理的高材生，出身世家，也曾有过“用花团锦簇形容还嫌不够”的辉煌道路：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回来当教授……这条路，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道路，也是孟弗之、齐虹等人走过或盼望经过的道路。但他与齐虹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民族矛盾深重的时刻，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用白嫩的手拿起了沉重的枪，从赴美留学的邮轮走向了奔赴延安的山路。作家对这个典型人物的描写是比较真实的。不仅写出了他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也刻划了他与旧生活旧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身上，革命者的自觉勇敢与小布尔乔亚的多愁善感融为一体，使人倍感他们道路的艰难与曲折。
与卫葑相比，他的妻子凌雪妍则更具有典型性，也更有魅力。作家对她的描写是很见功力的。在细腻柔婉的笔法中曲折透出人物心态的变化。刚出场时的雪妍，是个性情脆弱，如依人小鸟般的娇贵小姐。家庭生活的平淡与无聊，使她对卫葑充满感情，用女性特有的柔韧牢牢抓住这股从窗外吹来的清新空气。在卫葑出走这件事上，她的性格开始有了展示。这个一向温柔的姑娘，抗住了母亲的压力，坚决支持丈夫离开沦陷的北平，去为国效力。一个通情达理，柔中带刚的形象渐渐为我们所接受。随着世态的发展，雪妍的性格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在又恨又爱的心情中离开已当了汉奸的父母，甚至登报脱离父女关系，这都显示了她的坚强与高洁的情操。可以说，雪妍是旧式妇女与新女性的结合体，在时代的风云中，这样的人可能埋没于闺房，也有可能在外力的推动下登上历史的舞台。看得出，作者对这样的人物是既深刻了解又深深同情的。当然，作家也没有忘记雪妍身上的致命弱点，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从小生长于深闺中的她，太过轻信，因此往往会陷入悲剧命运中不能自拔。这种命运在《南渡记》中已有所暗示，估计在后几部中亦会有比较深切的显现。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曾说：“用精神分析学，可对并非明确表现于作品本文中的‘潜意识’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作者的潜意识如何转移（或升华）为作品的虚构世界。如宗璞的《红豆》、《弦上的梦》、《核桃树的悲剧》中多次写到一种已失落的，无法完成的爱情。如果联系起来分析也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潜本文’。”乐黛云提到的这种失落的，无法完成的爱情，其产生、发展乃至最终结束的时期，正是20世纪前50年一个几乎扭转了全中国所有人命运轨道的巨大的变革时代。40年代末的中国，在巨大的革命风云面前，确实有许多对这样的恋人被历史的鸿沟分割于大洋的两岸。尤其那些风格高举的少女，倾慕于学业有成、家境相当的青年男性（有趣的是，作家文章中的这些男性全都是学理工科的，这里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和潜在的互补心理在起支配作用），这在当时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往往劳燕分飞，几十年不能再相见，造成在正常环境下不大可能激发出来的人生悲剧。《南渡记》中也已经有了这种悲剧的雏形。10岁的嵋，与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少年，父亲好友之子庄无因之间，已经有了那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洁感情。聪明深沉的无因，对她常怀朦胧的挂念之情，她与无因之间，也常常有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天生默契。这是一种极其理想化的所谓“缘定三生”。然而，这种感情很可能又象江玫、清漪的感情悲剧一样，最终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作家在文章开头的序曲中已含痛暗示了主人公的爱情结局：“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这种啼血的呼声是那样震憾着读者的心灵。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从中觉察到和平生活与自由选择的可贵；而已经走过了风雨的中老年读者，也许更能读出一种潜藏在文本之中的沧海桑田的感触，由此产生更深层次上的共鸣，对于那如梦如幻如电的人生图画，当亦会有更加达观的透悟。
岁月如流。自《南渡记》发表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年。在这6年中，因作家身体状况及俗务缠身，第二部至今尚未问世与读者见面。这不能不说是“宗璞迷”们的一大遗憾。我们衷心地希望作家能在一个比从前更加宽松宁静的环境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同时，我也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由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场面背景及宏伟的篇幅（作家有意要写四部），宗璞势必会遇到许多新的挑战。她必须从已经运用得非常得心应手的短篇创作转到需要高瞻远瞩进行总体构思的长篇中来，难免有一点小小的疏漏与生硬。好在作家有丰富的经历与深厚的学养，创作态度又极其认真，相信“第二部会更加出色”的想法不会是一个奢求。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与主要人物性格的逐渐丰满复杂（在第二部中，几个孩子应当步入成年），作家应该努力摆脱那种种情结的藩蓠，把视野放得更加宽广些，从8年抗战及战后风云这个历史转型期的整体上来把握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并且喜爱的幽雅淡然的风格中加入一点史诗的宏伟，在对人物细节进行娓娓刻画的同时，增添全方位的鸟瞰与探索。力争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在知识分子命运史这方特殊的园地中开辟一块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冯家山水。相信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期待。也是许多热爱宗璞，信任宗璞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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