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现代化过程中语言使用模式的分析和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过程中论文,语言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理论上说，科教兴藏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西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另一个则是西藏的教育发展水平，这两个方面缺少了哪一条对西藏的社会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作为科技文化的载体和特殊地理及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在藏族地区，与藏语文和汉语文密切相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在西藏，必须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汉语普通话和规范的汉字，同时又必须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即藏语文。
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科教兴藏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认为，在西藏的现代化或者说科教兴藏的进程中，西藏的语言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迁，这种变迁除了涉及藏语文本身的变化外，更多的还涉及了整个西藏的语言使用模式问题。认清这种变迁，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藏族的语言使用现状，制定适宜的语言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都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西藏语言的二元变迁及其对文化教育、语言使用的影响
从藏语史和藏族文化史的角度看，自7世纪初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语文作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和教育的主体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随着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传统的语言使用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一元发展为二元的模式。即，藏语文作为传统的文化载体模式和教育模式，在逐步适应了新的历史文化发展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外，汉语文也逐步成为另外一种与藏语文并行的新的文化载体和教育模式，可以说，1950年以来，这种二元模式的整合，逐步构成了西藏语言使用的全貌。
(一)西藏的语言使用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的形成和发展与主观和客观、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与小环境和大环境有紧密联系。同样我们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模式的拓展与多层级化，也与这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的大、小环境的变化有必然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往前追溯，在元代以前，西藏社会虽然与祖国内地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但是藏族的文化传统模式以及教育模式并没有受到汉语文文化模式的大规模影响。自元代开始，西藏归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藏族与祖国内地诸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交往和交流更加密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交往和交流模式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对西藏而言，在文化载体和教育模式上，应该说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7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定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从元代直到20世纪50年代，历代中央政府并没有在西藏大力推进教育，加之历史上在藏汉族人口极少，内地通行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模式在西藏并没有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决定了西藏的语言曾长期维持一元模式，这种模式与西藏当时的文化背景是完全相适应的。
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特别是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汉藏文化交流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传统的一元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应西藏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教育上的藏文汉文双语模式和文字上的藏文汉文双语文化模式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这种一元模式向二元模式的转变，正是西藏现代文化和教育的标志。
众所周知，在50年代以前，作为文化载体的藏文主要是用来记载和传播藏族的传统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文化，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历史、文学、传统医学等方面的文献。藏文作为传播现代文明的工具是从50年代后才形成规模的，这就是说传统藏语的功能是相当狭窄的；同样，藏族的传统教育体系是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体的，而在民间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则很少，根本没有形成规模，因此不可能对藏族的传统教育产生更大影响。这种教育由于是藏语单语教学，同时受藏语故有词汇体系本身和藏传佛教的约束，所以同样严重制约着现代文明在西藏社会的传播。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语言的二元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以藏语文为文化载体的文化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汉语文为载体的文化模式。上述两种语言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时候，这种模式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它们各自所要表现的东西却往往是交叉的，或者说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清楚，50年代后，藏语文除了保持其传统外，在使用上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它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藏语文由传统的文化传播工具向现代文明的传播工具的转变。
据我们的调查，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来，藏语文功能的扩展与发展变化可以反映在下面若干个领域：
1)现代新闻出版
2)现代传媒：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录像、光碟
3)计算机与藏文信息处理
4)党政公文和重要会议
5)经济生活：商业、工业、农牧业、手工业
6)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中专、大学
7)宗教生活
8)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体育
9)科学技术
10)国内外交流
毫无疑问，藏语文功能的扩展与发展，使以藏语文为文化载体的文化模式的生命力极大地增强，五十多年来藏语文本身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就在藏语文文化模式取得这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同时，活跃于西藏的另一种文化模式，即以汉语文为载体的文化模式同样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发展，如果单从它本身的辐射面看，汉语文同样也像藏语文一样，触及到了上面提到的十多个领域，甚至更大的领域(这是因为这两种语言在知识信息等方面的传播和接受上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西藏，藏语文和汉语文这两种语言模式是相互并存、相互支持的。
(二)西藏教育的授课模式
下面我们接着讨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与西藏语言变迁紧密相关的教育模式问题。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西藏现代教育的授课模式可以分为藏语教学和汉语教学二元模式；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又可以分为三元模式，即藏语教学模式、汉语教学模式、藏汉语相结合的双语模式。从时间上看，藏语教学模式和双语教学模式起步较早，汉语教学模式稍后。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中第九条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从此拉开了西藏现代教育的序幕。
根据统计，在50年代，继拉萨小学、昌都小学、日喀则小学的创办，西藏一共创办了13所公办小学，其中部分属于藏语模式的教学体系，部分属于双语教学模式。1956年拉萨中学创办，教学体系属于双语模式。另外在50年代，西藏还举办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和学习班，教学模式基本上都属于双语教学。1957年和1958年，西藏团校和西藏公学先后在陕西咸阳成立，其教学模式为汉语模式。1959年，自拉萨市创办第一所民办小学后，到1961年，西藏已经有民办小学1496所，教学体系都是藏语模式。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中期，由于受“文革”的影响，虽然农牧区的民办小学仍然继续其藏语教学的模式，县以上各级学校仍然在进行双语模式的教学，但是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偏重于汉语模式的教学，忽视了藏语模式的教学和研究，致使藏语文模式的教学和双语教学的模式开展得不好。
到了80年代的中期，西藏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同年，自治区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藏语文教学的意见”。1988年，自治区又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以上三个文件明确提出“在西藏逐步建立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教学体系”，规定西藏各级各类学校的藏族学生，必须把藏语文课立为主课，其余课程原则上使用藏语文教学为主。在要求藏族学生全部使用藏语文教学，优先保障藏语文教学的前提下，从高年级开始增设汉语课。1989年全区四所中学开展初中用藏语文授课的试点工作。同时山南地区的5所县中学和日喀则等地县的中学举办藏语文授课班。全区小学基本上实现了用藏语文授课。
到了90年代末期，西藏教育的授课模式主要有四种，据我们在1998年的调查，这四种基本模式是：
1)藏语文授课加汉语文双语教学类型 实行这种类型的学校中各年级的各门课程全部使用藏文教材，使用藏语文讲授，汉语文仅仅作为一门课程从小学到中学毕业。该类型可进一步分为小学和中学两类。
这种类型从50年代一直到今天都贯穿于西藏的农牧区小学。在城镇，50年代创建的昌都、拉萨、日喀则等小学都是这种双语教学类型。1987年西藏自治区对全区的小学进行了藏、汉分班，城镇属于这种类型的小学进一步增多。1999年前后，随着小学藏语文授课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种类型的小学达到95%以上。1987年以前，西藏的双语教学体系中由于中学阶段缺少藏语文授课这个环节，到1988年才提出了要建立中学藏语文授课体系的政策。1998年中学藏语文授课加汉语文双语教学类型的初中班约占全区初中班总数的18%，高中班约占13%。2)汉语文授课加授藏语文型 实行这种类型的学校中，各年级的各门课程全部使用汉文教材，使用汉语文讲授，藏语文仅仅作为一门课程从小学到大学毕业。1960年以前小学还没有这种类型。60—70年代末西藏双语教学类型分化，城镇小学中的此类学校增多。80—90年代初期，这种类型的小学发展比较稳定，1999年大致维持在全区小学的5%左右。实际上此类学校只是对城镇小学的汉族班而言的。1987年以前西藏的中学大都属此类型，1988年贯彻落实《细则》规定以后，这种类型的学校和班级逐年减少。1998年此类学校共有430个初中班和63个高中班。另外，开办多年的内地西藏班也属此类型。西藏的中专和大学除一部分藏语专业外，也基本属于这种类型。1988年以前各学校和专业都要学习藏语文，区别在于有的学校列为必修课，有些学校列为选修课。1988年后藏语文成为必修课。
3)藏语文汉语文混用型 这种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学校的部分课程使用藏语文讲授，部分课程用汉语文讲授，藏语文和汉语文作为两门课程贯穿于中专或大学。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主要是西藏中专或大学中的一些专业。
4)汉语文授课藏语辅助型 这种类型的主要特点是，把藏语文和汉语文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其余课程都使用汉文版教材。授课用语以汉语为主，藏语作为辅助教学用语。全区部分城镇小学和约占农牧区中学班总数85%的中学班级采用这种双语教学类型。
(三)西藏二元语言使用模式中藏语文的功能扩展、地位及其汉语文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语言的二元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教育模式，在不同时期与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这就是西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或者说在科教兴藏的过程中，虽然藏汉双语的协调发展和融合是西藏文化发展的潮流，但在这种二元语言模式和多元教育模式的内部，二者之间从一开始又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如果不及时着手研究并进而解决这些问题，使西藏二元语言使用模式健康发展，那么西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有可能受其影响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西藏语言使用上由二元模式所带来的冲突问题。无需讳言，虽然五十年来藏语文发展变化很大，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使用的功能上也扩展到了人类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近几年，藏语文和汉语文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它集中表现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汉语文和藏语文两种语言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判断上。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对藏语文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现在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怎样面对这种二元语言模式的存在，怎样认识和判断藏语文的地位，怎样认识西藏实际存在的藏、汉双语模式化问题，怎样处理和协调好它们二者间的关系，以使西藏这种客观存在的二元语言模式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
应该承认，1987年以来，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忽视藏语文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与藏语本身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是首先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载体。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文化和教育都与藏语文有关，具体地说，藏语在西藏现代化过程中具备什么样的地位?它能不能承担其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任务?50年来藏语文本身发展的结果是不是担负起了这样的重任呢?回答是肯定的。
民族语言学家胡坦教授指出，“使用藏语文在藏族人民中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首先必须创制大批反映现代科教成果的新词术语。术语是指称专业概念的词或者词组，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丰富与否反映一个民族科技发展的水平。[1]”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藏语词汇中出现了大批的新词术语。仅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藏汉对照辞典》就收集了8万条新词术语。近几年，汉藏对照的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法律、生理卫生、历史、地理、医学、政治、经济等多种专业术语词汇陆续出版。此外西藏还录制和出版了农牧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录像带，配备了与之相结合的汉藏对照读物。青海也制定了自然科学术语词典系列工程5年计划，已经完成了计算机、化学、药物学、地理学、经济学、数学、物理、现代科技管理等8种专业术语词汇的编撰工作。与此同时，1995年10月，我国成立了“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开始制定确立藏语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并开始筹建藏语术语数据库。
50年来藏语中虽然出现了大批的新词术语，但是同我国乃至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实际上，从世界现代语言的发展历史看，像印尼、日本、以色列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现代科技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的需要，都有计划地进行了语言词汇的扩充，通过新词术语的创制，达到了传播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能力，进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有关民族语文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通过有关藏语文政策的宏观调整和部署，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的管理及科研部门的协作和监督，系统地分门别类地收集、整理、编撰和出版新词术语词典，并根据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有计划、有目的、有预见地扩充藏语新词术语，通过教育部门的配合和实施，就能够促使藏语文逐步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西藏语言使用发展过程中关于汉语使用模式的一些相关问题。
从双语发展的角度看，西藏的双语使用模式，涉及到藏民族的母语藏语的持续发展和汉语的学习、使用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民族平等前提下的藏语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外开放、民族交往与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的汉语吸收问题。其结果是：藏族人在继续学习、使用、发展其传统的语言同时，选择学习、使用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促使汉语在西藏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宽泛，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一些开放性的场所，比如，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文化教育场所，甚至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更趋于选择藏汉双语或者是汉语；在传媒语言的选择和信息的吸收过程中，更多的人依赖汉语。
按照社会学理论的观点，从语言变迁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是符合语言使用发展规律的。我们知道，在近代历史上，世界上至少出现了5次大型的语言变迁，在这些实例中，都是有一大批人，放弃了(或尚未放弃)自己原来的语言或语型，改用另一种语言或语型。这些实例是：(1)在欧洲，政府机关、工业界、教育界、文化界中用语的通俗化；(2)北美洲的英语化以及南美洲的西班牙语化；(3)全世界，尤其在非洲和亚洲，知识分子大量使用英语、法语沟通；(4)前苏联的俄语化；(5)80年代在亚洲和非洲，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一些外来语的逐渐消失，政治界、技术界和文化界语言的通俗化。[2]
关于语言使用的变迁问题，社会学理论和语言社会学家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是经过社会文化巨变的语言容易产生变化；另一个则是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容易被想获得同样地位的其他人群所采用或仿效。前者是对一个民族的母语而言的，它讲的是母语自身的持续发展或者说变迁，而后者则是对作为双语之一的另一种语言来说的，它讲的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努力学习、掌握和使用另一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流通的共通语，具体地说在我国就是汉语。有关藏语的持续发展等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关于汉语文的广泛学习和使用，在西藏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且掌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是西藏语言变迁的现实，不可否认。
但是，汉语文在今天的西藏双语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重呢?或者说掌握汉语文的人数在藏族总人口中究竟占了多大比例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双语在西藏地理上的分布处于何种状况呢?我们认为不首先回答这些问题，就很难说清西藏一些重大的语言问题或者说语言现象。
我们先从整体上看看今天西藏实际的语言构成情况。西藏语言近50年的变迁结果是形成了由单语和双语两个系统构成的语言体系，它们的内部又可以细分为7个小类。见图1。
单语比较简单，第一个层面是藏语文，第二个层面存在两种现象：1)只会藏话；2)掌握藏语文。双语第一个层面是藏汉语文，第二个层面比较复杂，从西藏的实际情况看有5种现象存在：1)只会藏话和汉话；2)典型的双语，既掌握藏语文，又掌握汉语文；3)掌握藏语文和汉语口语；4)掌握藏语文和汉文；5)掌握藏话和汉语文。
综合考察现在西藏语言变迁后的结构格局，情况的确非常复杂。但是如果先把这种语言结构格局分成两块，分别从整体上来考察单语和双语各自所占的人口比例以及它们的语区分布，也许更容易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西藏语言使用的二元模式及相对单语、双语人口分析
要准确地统计西藏现有人口中藏族单语人口和双语人口的数字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是：把西藏的人口切割成两大块，即市镇人口和农牧区人口，并且根据西藏的实际，整体上先把农牧区人口看作藏族单语人口，然后再假设市镇人口全部为相对双语人口，并扣除其中的市镇汉族人口，得到西藏相对的双语人口数。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藏族双语人口实际上是广义的，我们笼统地把西藏市镇人口中的藏族人都看成相对双语人口(即理论上可以程度不同地接触汉语文的人口)。
根据西藏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1998年《西藏统计手册》(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印)、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等资料的主要数据，西藏的人口情况大致如表1。
表1 1982—1998年西藏人口统计表
指标 单位 1982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总人口 万人 189.25 218.05 235.55 239.30 242.74 245.39
民族构成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藏族
%94.595.5
95.8
96.3
96.4
96.2
汉族
%4.8 3.73.32.92.9 3.0
其他民族 %0.7 0.80.9
0.78
0.75 0.8
城乡分布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市镇人口 % 9.516.4
16.7
16.9
17.217.87
农牧区人口
%90.583.6
88.3
83.1
82.882.13
从表1所显示的西藏市镇人口和农牧区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看，1982年，市镇人口仅占9.5%，农牧区人口占90.5%；1990年，市镇人口仅占16.4%，农牧区人口占83.6%；1995年市镇人口仅占16.7%，农牧区人口占88.3%；1996年市镇人口占16.9%，农牧区人口占83.1%；1997年，市镇人口占17.2%，农牧区人口占82.8%；1998年市镇人口占17.287%，农牧区人口占82.13%。从六个时期的情况看，1982年这一年市镇人口的比例最低，仅有9.5%；但是后面的五个时期，都在16—18%之间，而且从1995年到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4%。
总之，从1982年到1998年，西藏市镇人口总的趋势是呈上升的态势，但是除1990年上升的幅度较大外，后来的五个时期上升的幅度都很小，不到0.4%。如果我们姑且把市镇人口看作相对双语人口、把农牧区人口看作单语人口的话，则可以大体上估计出西藏六个时期单语人口以及相对双语人口的百分比概率。见表2。
表2 西藏相对单语人口与相对双语人口对照表
指标1982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百分比
单语人口 90.5 83.6
83.3
83.1
82.8
82.13%
双语人口
9.5 16.4
16.7
16.9
17.2
17.87%
资料来源：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3—7市镇人口。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从整体上看，1982年到1998年的17年间，西藏的单语人口呈下降趋势，而相对双语人口则呈上升趋势。但是将单语人口和相对双语人口的百分比进行对照后可以看到，虽然相对双语人口的比率在逐年上升，但是除1982年以外，其他年份的上扬幅度并不是很高。到1998年，相对双语人口在整个西藏的人口中才占17.87%，也就是说当年西藏的单语人口数是整个西藏人口数的82.13%。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在统计西藏相对双语人口的时候，是先把所有的市镇人口都看成是说双语的人口，因此在计算西藏的相对双语人口时，还必须扣除一部分说汉语的市镇人口(包括：汉族、蒙古族、壮族、土族等，详见《西藏统计年鉴》1999，3—4“各民族人口”中所列母语不是藏语的民族)，这样一来，西藏的双语人口(这里的双语人口包括：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僜人、夏尔巴人等，详见《西藏统计年鉴》1999，3—4“各民族人口”中所列的母语为藏语的民族)数量将会更低。见表3。
表3 市镇相对双语人口与汉语人口对照表
单位 1982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市镇人口 万
23.63 35.68 39.83 40.40 41.72 43.86
双语人口 万 27.73 32.06 33.08 34.4 36.07
汉语人口 万
7.95 7.24
7.32 7.32 7.79
资料来源：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
从表3可以看出西藏的相对双语人口数(实际上这里面还包括有一部分学龄前儿童、文盲和不会汉语的老人，因此这个数字实际上仍然是相对双语人口数)的大致变化情况。1990年西藏的市镇人口为35.68万，其中双语人口27.73万，占77.7%，单语人口7.95万，占22.3%。1995年为39.83万，其中双语人口为32.06万，占80.1%，单语人口7.24万，占19.9%。1996年为40.40万，其中双语人口为33.08万，占81.9%，单语人口7.32万，占18.1%。1997年为41.72万，其中双语人口为34.4万，占82.5%，单语人口7.32万，占17.5%。1998年为43.86万，其中双语人口为36.07万，占82.2%，单语人口7.79万，占17.8%。
如果只将1990、1995、1996、1997、1998五个时期的西藏市镇相对双语人口数与相同时期的藏族人口总数相比，就能够进一步发现，它们之间的百分比差是很大的。见表4。
表4 西藏市镇相对双语人口与藏族总人口数比较表
指标
单位
199019951996 19971998
藏族人口 万 209.556 226.875 230.517 233.979 236.132
双语人口 万27.73
32.06
33.0834.436.07
资料来源：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3—4各民族人口数、3—7市镇人口。
从表4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1990年西藏市镇相对双语人口数占藏族总人口数的13.2%，1995年占14.1%，1996年占14.4%，1997年占14.7%，1998年占15.3%。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990年到1998年，西藏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数从来没有超过16%，也就是说在整个西藏藏族人口中，藏族的单语人口始终没有低过84%。
另一方面，我们所说的西藏市镇相对双语人口数实际上还包括市镇人口中的学龄前儿童、文盲和不会汉语的老人，因此，客观地看，从1990年到1998年，西藏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数是达不到藏族总人口的15%的。
2)从1990年以来的西藏市镇相对双语人口的数字显示看，90年代初比较低，例如1990年才27.73万人，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西藏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上升得比较快，到1998年发展到36.07万人，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8.34万人，增长率为75.9%。
虽然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西藏的市镇人口中，相对双语人口增长较快，但是增长幅度仍然没有超过西藏藏族总人口数的16%，这就是说84%的藏语单语人口与不足16%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实际构成了西藏语言使用的人口分布实态。
3)西藏的这种语言使用人口分布实态说明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90年代中后期，西藏的双语或者说汉语文发展很快，但是从市镇相对双语人口的发展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另外一点就是，占藏族总人口84%的藏语单语人口说明，藏语文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4)从西藏相对双语人口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市镇，农牧区几乎是空白，这就是说相对藏族双语人口从市镇向农牧区的扩散还相当缓慢。
三、人口分布背景、城市化现状及语言政策
前面两节我们集中讨论了西藏语言的二元变迁及其对文化教育、语言使用的影响，并对西藏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和单语人口进行了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西藏的语言使用模式已经从一元发展成为二元，西藏教育的授课模式也同样发展成为藏语教学和汉语教学的二元模式。在西藏语言的二元模式中，藏语文的功能不断扩展，地位不断提高，同时汉语文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语言的二元模式在相互协调发展和融合，不断与西藏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西藏的市镇相对双语人口将近增长了75.9%，这说明西藏的双语化在90年代末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数字同时也说明汉语文在西藏的使用范围(人口数)较90年代初扩大了75.9%。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把这个数字与西藏的藏族单语人口相比较，它实际所占的人口比例却非常少。
对西藏语言变迁中的这种格局，第一应该从理论上去认识它，第二如果承认这种格局的实际存在，西藏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就应该符合这种语言格局，然后才谈得上在此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涉及藏语和双语二者具体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构架方面的指令性措施符合实际。我们在西藏制定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前，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西藏的现代化是由一个整体两个板块构成，一块是藏族相对双语人口约占16%的西藏市镇的现代化，另一块是单语人口约占84%的西藏农牧区的现代化。
西藏要现代化，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借助语言中介，再通过教育手段，将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传授给16%的市镇双语人口和84%的农牧区藏族单语人口。我们认为，现代化和语言政策、藏语和双语、市镇人口和农牧区人口、市镇语言和农牧区语言背景、单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等一系列问题在西藏构成了一个复杂交叉的网络，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复杂关系，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就会给西部大开发和科教兴藏战略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就会影响西藏现代化的进程。
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借助什么样的语言中介、依靠什么样的教育手段把科技文化知识传授给两个板块不同的语言背景的群体才比较合理呢?我们认为应该主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镇人口语言变迁较快，农牧区人口语言变迁缓慢，应根据不同的人口分布和语言背景，在语言政策上有所区别，在单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上有所侧重。
语言的持续变迁研究证明，城市人口的语言变迁多，变迁速度快，相反，乡下人口的语言变迁少，变迁速度慢。社会语言学认为，乡村多半保存着自足的传统互动形态和社会结构，而城市由于其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网互相作用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以较自觉、有条理而新奇的方式来保存、复兴或者是改变传统的语言。都市的环境能够促成流动、促成民族间的语言接触。而在乡村，由于操母语的人群集中一处，而且很少与外界接触，所以容易保持他们的语言传统。一般来说，在同样语言背景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把传统的生活方式及语言传给下一代比较容易。[3]西藏从民主改革以来，在西藏的市镇中，藏族和汉族长期聚居在一起，藏语和汉语的接触和影响越来越大。如表4所示，1990、1995、1996、1997、1998年五个时期，在西藏市镇人口中汉族和藏族的比例分别为1∶3.5、1∶4.4、1∶4.5、1∶4.7、1∶5.3。这种情况说明，90年代以后，西藏市镇人口中，双语人口的数量增加得很快，拿1990年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8.34万人，增长率为75.9%。
这说明90年代末，藏族和汉族、藏语和汉语的接触机会较90年代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机会接触到汉语的藏族(包括母语为藏语的其他市镇民族人口)正在逐年增多，在市镇，一定规模的藏族双语相对人口已经形成。而84%以上的农牧民与汉语文接触的机会非常有限。尚未形成规模性双语人口。
在西藏的市镇，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党政机构、文化设施、大众传播媒介(电视、电影、新闻报刊、出版)迅速发展，对于汉语文的传播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扩大了市镇人口与汉语文的接触机会；而在西藏的农牧区则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传统的语言形态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两个板块不同的人口分布和语言背景情况，在语言政策上有所区别，在单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上有所侧重。具体地说，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在具体语言政策上搞一刀切，把西藏的市镇与农牧区相提并论。
对市镇而言，应该大力提倡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进一步强化汉语文的教学和外语的教学，使市镇的双语化继续稳固、健康地发展。
对农牧区而言，除了要大力提倡单语政策，扎扎实实地搞好藏语文教学外，要创造条件或者是在已经具备了条件的学校，把汉语文的教学与藏语文的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农牧区的双语教学水平尽快上台阶，逐步接近和赶上市镇中小学双语教学水平。过去那种从小学三、四年级才开始学习汉语文、且不作为与藏语文同等重要的主课的做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西藏农牧区现代化对藏、汉双语的要求。西藏农牧区的汉语文教育必须从小学一年级抓起，从娃娃抓起。
只有这样，当西藏逐步实现了“六年制义务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一批又一批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毕业后，藏、汉双语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既可以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成为西藏市镇双语人口的后备军，又可以回到农牧区，利用已经掌握的藏、汉双语，可以更好地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可以使西藏的农牧区逐步出现新型的双语人口，可以促使农牧区藏、汉双语的接触，可以使藏、汉文化在农牧区共同扎根、开花、结果，可以进一步促进藏、汉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最终使西藏的农牧区由单一的语言使用模式逐步向双语使用模式过渡。
(二)西藏的城市化规模较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除了拉萨、日喀则、泽当、昌都、八一等市镇外，绝大多数的县镇双语人口尚未真正形成规模，从长远的角度看，西藏的城市化任重而道远，大多数县镇人口的规模化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不能过早地认为西藏全区已经开始出现良好的双语化条件。在一定时期内，藏语和汉语的关系必须摆正。
从现在西藏实际的城市化规模和藏族人口的城乡分布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征：
1)城镇数量少、规模小，非农业人口少
西藏共有1个省(区)直辖市，1个地辖市，34个镇。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尚未形成相对集中的城镇群。据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首府拉萨市，城市人口只有13.9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2.16万人。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市，市镇非农业人口仅为2.76万人。34个镇的非农业人口总共是3.13万人，平均不足920人，可见西藏的城镇化规模目前还比较小，真正具有一定城市化规模的城市仅有拉萨一个。
2)城乡人口分布不平衡
根据1999年《西藏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年西藏城乡人口的比重是17.9∶82.1。西藏的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两市以及34个县镇。各地区的市镇非农业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
拉萨地区： 32.5%
林芝地区： 10.1%
阿里地区：
8.1%
日喀则地区： 6.1%
那曲地区：
5.3%
昌都地区：
3.7%
山南地区：
4.%。
可见，藏族人口乡村比重大，城镇比重小，这是西藏藏族人口分布的又一特征。
城镇数量少，城市化规模小，藏族人口乡村比重大、城镇比重低等特点，在西藏究竟会给人们的交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学习和使用好汉语文，对促进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价值。自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西藏为汉语文的学习和使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今天的西藏社会，除了藏语文外，汉语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都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随着西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随着藏汉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汉语文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西藏实际形成了两个广义上的语言区，即以母语藏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单语区和以藏、汉双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双语区。农牧区主要把藏语文作为单一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而在城镇，尤其是在拉萨、日喀则、泽当、昌都、八一等市镇，则把藏语文和汉语文作为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模式。
一般来说，在拉萨市、日喀则市、泽当镇等市镇和地、县、镇机关，从小在双语区中长大者、机关干部、职工、职业技术人员等，他们在同样的场合可以随意换用藏语和汉语进行交际，他们与汉族交际时几乎完全是可以讲汉语，与本族人交际时，在多数场合也广泛使用汉语。可以说随着西藏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市镇人口的增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扩展，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各民族的接触更加频繁，汉语的使用领域将日益扩展。
换一句话说，像拉萨市、日喀则市、泽当镇、昌都镇、林芝镇等已经或初步成为了西藏典型的双语区，已经基本具备了双语化的条件。
从1998和1999年两次在西藏农牧区的调查结果看，西藏的农牧区基本上还不具备双语化的条件。
第一，西藏的农牧区是单一民族的聚居区，人们的生活相对处在一个固定、狭小的地理范围内，藏族与汉族的交往与互动、藏语与汉语的接触与互动并不普遍。
第二，从教育上看，西藏约95%的县以下小学，一般把汉语文作为一门单独课程，其余课程全部使用藏文教材，用藏语授课。从我们在拉萨市林周县春堆乡和春堆村、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城和贡嘎镇伦布岗村、日喀则南木林县城和南木林镇的调查看，汉文课只是在3、4年级开设，口语普遍不能说，一些汉语单词可以用藏语说出来，写很困难。再看中学的情况。西藏的农牧区一般没有中学，县里一般只有一所，教学方法基本上与小学相同。据我们的调查，全区中学共有藏语授课班102个，其中初中藏语授课班在校生人数近4000人。
我们知道，母语之外的某种语言的习得、掌握和使用，只有通过教育和语言接触。目前西藏农牧区既缺少与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频繁接触，汉语文教学又相对薄弱，因此农牧区在短期内形成一定规模的双语人口是不现实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西藏习得汉语文人口的多少，除了与农牧区的教育制度和汉语文教学有一定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化的大小有重要的联系。西藏双语人口比例，实际上是受城市化规模影响的。但是从目前西藏经济的发展以及西藏世居的藏族人口很少迁入城市的现状看，西藏的城市化规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因此，不能过早地认为西藏全区已经开始出现良好的双语化的条件。
在西藏的城乡首先必须加强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但同时为了适应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了使大量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及时传播到广大的农牧区，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和利用现代农牧业科技，又必须把汉语文的学习和使用放到与藏语文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西藏市镇要大力提倡双语的学习和使用，在农牧区更要强调双语的学习和使用。
(三)认识到藏文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达到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接轨的能力，就必须加强藏语新词术语的创制，使藏语文真正为农牧业现代化服务。
如前所述，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有预见地扩充符合西藏实际的藏文新词术语，并通过教育部门和传媒的配合和实施，藏语文可以逐步达到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接轨的能力，而且必须首先使藏语单语区即农牧区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我们就必须加强藏语科技新词术语包括农牧业科技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学习和使用工作；在现阶段，还要加强藏语文教育、藏语文传媒、藏文书刊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使西藏农牧业科技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习得、使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使藏语文真正为西藏的农牧业现代化服务，为整个西藏的现代化服务。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一种语言的发展实际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本身的发展，其二则表现在语言使用的拓展上。
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藏语文的发展从宏观上看基本适应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步伐。进入90年代后，随着知识爆炸和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随着现代科技文化的飞速发展，随着各种信息的剧增，藏语文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要完全适应这种文化背景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西藏城市和农牧区科技、文化、信息等发展的实际要求、进程和水平，部分或者是选择性地适应。
这种适应不是盲目的，它符合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素质现状、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城市和农牧区对科技的需求、单语人口和双语人口的教育水平等，一句话，符合西藏的实情；更重要的是这种适应是通过努力可以逐步实现的。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仅仅因为藏语不能完全达到汉语传播和表达现代科技的能力(实际上汉语在这方面也需要不断创新)，就采取消极的态度来看待藏语文的发展前景。
胡坦教授指出：藏语文在历史上曾支撑了藏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和传承，功不可没。它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普及传播现代科技方面却远远落在了后面。究其原因，除科技人才缺乏外，就语言本身而论，藏语词汇中缺少反映和表达现代科技成果的专门术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胡坦《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标准化问题》)[4]
胡坦教授进一步指出，“藏语藏文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语言，语汇丰富，表达能力强，在现代科技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工作方面虽然起步较晚，比起国内外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科技工作者和藏语文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创制和审定了大批的新词术语，各藏区也正在努力推行和应用。”[5]
继1995年9月“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从199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向有关翻译部门发出了通知，重申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并决定：藏语新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工作由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和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负责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逐步开展。统一规范的新词术语由自治区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活页的形式统一印发，各有关单位参照使用，并在使用中逐步改进。这是藏语文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举措。
与西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是一项伟大而艰苦的工程，同样，推广、习得和使用这些新词术语，使其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则是另一项伟大而艰苦的工程。由于西藏实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单语和双语两个不同语区，并且两个语区由于在人口素质、文化教育水平、传媒手段、经济建设的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所以，双语区新词术语的推广、习得和使用应该与单语区即农牧区有区别，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适应问题。
拉萨、日喀则城市等代表了西藏的都市文化，它们是西藏和各地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传媒、通讯、交通、金融的中心，因此，对新词术语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推广、习得和使用上必须与此适应；而作为单语区的西藏广大农牧区，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农业和牧业文化。西藏农牧区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农牧业的现代化，西藏农牧业的现代化表现在语言的需求上，就是首先要有配套的与西藏农牧业发展相适应的农牧业科技术语，否则，会影响到西藏农牧区的现代化进程。
1999年在西藏实地调查时，我们惊喜地发现，改革开放20年来，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用藏文写成的农牧业科普图书，这里面涉及到了许多的农牧业科技方面的新词术语。《西藏日报》藏文科技版和西藏自治区科委的《西藏科技报》藏文版，除了担负报道和宣传农牧业科技的重任外，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和传播农牧业新词术语的作用。《西藏日报》藏文编辑部资料室根据报社自成立以来编译农牧业方面的稿件所获得的资料，编辑刊印了一部涉及农牧业方方面面的藏语科技词典(上、下两卷)。西藏科委和西藏电教馆等部门在有关的专业部门的协助下，采用新的传媒手段，拍摄了一套完整的与农牧业科技相关的录像带(共四盘)，并配套出版了内容相同的藏汉对照科普本。这些录像带和科普本对于藏文科技新词术语的收集、规范、传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藏自治区翻译协会除了协调全区的藏汉文翻译工作外，他们在农牧业科技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使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在农牧业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与西藏农牧业的发展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因此，丝毫不能松懈。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也是重要的一环，就是在西藏农牧区，农牧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还存在问题，这对于西藏广大农牧民掌握农牧业新词术语，提高科学种田和科技放养技能是有很大影响的。农牧业科普的推广以及农牧业新词术语的习得和使用，必须借助于教育、传媒、新闻、图书等手段，但是在1999年的调查中我们看到，这四个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拉萨林周县的春堆乡和春堆村、墨竹工卡的伦布岗村、日喀则的南木林县和南木林镇等调查时，我们专门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在西藏农牧区的乡村一级，通过学校教育或扫盲手段传授农牧业科学知识的例子是很少的；在传媒方面，我们去的三个村(其中一个是半农半牧村)都没有电，所以根本没有电视，即或乡政府有一个电视差转台，但是藏语节目很少(多是译制的故事片)，而涉及农牧业科技方面的内容就更少了，并且又有多少农牧民可以经常去乡政府看呢?新闻方面，能够发行到农牧区的主要是《西藏日报》藏文版。据1997年日喀则地区一份关于藏文报发行情况调查所提供的资料看，1997年日喀则地区收订《西藏日报》藏文版3617份(不含自治区给每个乡赠送的2份)。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乡、村和各乡办小学一周才能送到一次报纸，偏远村则很难一周送到一次。因此，我们在当地调查时，参观了一些村的文化室，几乎没有看到报纸和图书。春堆乡很重视文化建设，专门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文化中心，我向乡长和乡教育秘书打听图书的情况时，他们说多是一些文艺作品，科技类图书很少。
广播在西藏农牧区很普及，它的特点就是快捷、经济、方便、简单，只要有电池，有收音机就可以了。我们在调查时，农牧民都说他们了解时事以及获得的新知识几乎都是从广播上得到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西藏农牧区首先需要在藏文教育、藏语传媒、藏文报纸、藏文图书等方面加强投入力度，此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广播传播信息快、传播新知识快、经济快捷、不受时间地点环境限制、适合西藏地理环境的特点，办好藏语广播，办好藏语农牧业科技知识普及讲座，办好藏语农牧业新词术语普及于使用广播讲座，等等。只有这样，西藏农牧业科技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习得、使用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结束语
总之，在西藏的现代化或者说科教兴藏的进程中，西藏的语言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迁，这种变迁除了涉及藏语文本身的变化外，更多的还涉及了整个西藏的语言模式问题。从藏语史和藏族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从7世纪初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语文作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和教育的主体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的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随着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传统的语言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一元的模式逐步发展为二元的模式。即，藏语文作为传统的文化载体模式和教育模式，在逐步适应了新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外，汉语文也逐步成为与藏语文并行的新的文化载体和教育模式。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这种二元模式的整合，逐步构成了西藏语言使用的整体框架。
毫无疑问，西藏解放近50年来，语言的二元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上的多元模式在特定的时期，与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这种语言上的二元模式和教育上的多元模式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它集中表现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汉语文和藏语文两种语言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判断上，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对藏语文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两种语言模式的冲突?怎样认识和判断藏语文的地位?怎样认识西藏城镇的双语化问题和农牧区的单语以及双语过渡问题?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文化和教育都与藏语文和汉语文有关，而在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首先必须有一种或两种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载体，具体地说除了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文以外，还要看藏语在西藏现代化过程中，能不能承担其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任务?如果它不能承担这种重任，那么它在西藏现代化过程中就会自然失去其地位，就不可能扮演传播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载体角色，就会被淘汰。近50年来藏语文本身发展的结果是不是担负起了这样的重任呢?回答是肯定的。
西藏城镇现在实际存在的双语化问题，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涉及到语言的持续发展和变迁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是藏语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变迁所带来的双语的急剧发展，其结果是藏族人中选择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这是西藏语言变迁的现实，不可否认。但是，汉语文在今天的西藏双语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虽然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西藏的市镇人口中相对双语人口增长较大，但是其总数仍然占不到西藏藏族总人口数的16%，这就是说84%的藏语单语人口与不足16%的相对藏汉双语人口实际构成了西藏的语言使用实态。
这种状况说明，在90年代中后期，西藏的双语或者说汉语文发展很快，但是从市镇的相对双语人口看，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占总人口84%的藏语单语人口说明，藏语仍然在今天的西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从西藏双语人口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市镇，农牧区几乎是空白，这说明双语人口从市镇向农牧区的扩散还相当缓慢，也就是说在西藏的农牧区，必须尽快把双语教育搞上去，使汉语文和藏语文一起共同为西藏农牧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面对西藏语言变迁中的这种格局，我们第一应该从理论上去认识它，与此同时，如果说我们承认这种格局的实际存在，我们在西藏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就首先应该符合这种语言格局，然后才谈得上在此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才谈得上涉及藏语和双语二者具体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构架方面的一系列指令性措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市镇人口语言变迁较快，农牧区人口语言变迁缓慢，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两个板块不同的人口分布和语言背景情况，在语言政策上有所区别，在单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上有所侧重。
2)西藏的城市化规模较90年代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市镇人口尚未真正形成规模，从长远的角度看，西藏的城市化任重而道远，市镇人口的规模化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不能过早地认为西藏全区已经开始出现良好的双语化条件。在一定时期内，藏语和汉语的关系必须摆正。在市镇要继续、稳定的发展双语教育，在农牧区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是重中之重，但汉语文的学习、使用也必须迎头赶上。农牧区的双语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小学一年级抓起，必须花大力气，必须在民族语言政策和教育方针上给予支持，在15年或者说30年的时间内，尽快缩小市镇与农村双语差距，使农牧区的现代化受益于双语的发展。
3)如果承认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藏文新词术语的扩充以及西藏教育部门、社会和传媒的配合和实施，藏语文可以逐步达到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能力，如果承认西藏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包括农牧区的现代化，那么，就必须加强藏语科技新词术语包括农牧业科技新词术语的创制、规范、推广、学习和使用工作，并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这样藏语文才能真正为农牧业现代化服务，为整个西藏的现代化服务。
注释：
[1]胡坦《藏语科技术语的创造与西藏现代化建设》，《中国藏学》1998—1。
[2]Joshua A.Fishman著，黄希敏译《语言社会学》，巨流图书公司印行，台湾，1980年。
[3]同上，第126页。
[4]《术语标准化信息技术》1998年第3期。北京。
[5]《术语标准化信息技术》1998年第3期。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