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史料论文,中国论文,实录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朝实录》(亦称《朝鲜王朝实录》)①是朝鲜王朝官方编纂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封存于朝鲜半岛内的各处史库中。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20世纪30年代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由是，《李朝实录》方为学界关注，日益受到重视。该书印成当年，北平图书馆便购入一部②，当即引起中国学人注意，以孟森(1869-1937)、吴晗(1909-1969)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吴晗摘抄《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③。本文试就《史料》的成书与价值，略加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李朝实录》之传入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成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李朝”)。建国伊始，即模仿中国建立起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纵观李氏王朝，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④，每位国王继位后，皆设专门机构，修前朝国王实录。修成之后，抄录数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史库之中。该书所记极为丰富，涵盖李氏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天文气象、社会现象等内容，成为研读朝鲜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李朝实录》，缩本影印工作于1930年7月开始，至1932年完成。此次影印的《李朝实录》包括太祖到哲宗25代国王、472年(1392-1863年)间史实，共计1893卷，848册，印行30部。全书为编年体，以汉文书写。1932年，该书影印完成不久，即经国立北平图书馆传入中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在北海西侧落成，蔡元培(1867-1940)为馆长，但他社会活动繁多，实际馆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1895-1965)负责。袁同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美，回国后在多家图书馆任职，对图书馆学颇有心得。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⑤。他在担任副馆长后，一方面妥善保护原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崇文阁、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的希世珍本和一般线装古书⑥；另一方面，努力采购私家及国外图书，尤其关注海外刊行的大型重要史籍，尽力购入。1932年只印行30部的《李朝实录》，北图当年就购入了一部，十分珍贵。随即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李朝实录》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当时学界重视史料的发掘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氛围相当活跃，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家皆极为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⑦。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遗书》撰写序言，概括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其一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换言之，不论是陈寅恪，抑或王国维，都提倡以“异族之故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民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视野、具有世界眼光的史料观，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李朝实录》传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散布殖民史观，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⑧。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东北地区的情况和满族先世的历史。然而，清朝统治者因讳言其先世隶属明朝而篡改史籍，造成了中国史籍对满族先世的记载模糊不清，这又恰被日本学者利用。中国学人像孟森、郑天挺等受现实刺激，特别注重对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李朝实录》的传入，正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因而受到重视。孟森等都以《李朝实录》为重要资料，刊行了重要论著⑨。这也正是吴晗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直接的原因。 1931年吴晗初入清华，对明史颇有兴趣。“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现实危机激发了他对建州女真史的关注。同时，他也认识到清修《明史》等有关史籍，对建州女真史的歪曲和隐讳。他曾说：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⑩。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3)。 当时，吴晗只是一名大学生，他能长期抄录《李朝实录》，得益于时任北海图书馆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赵万里(1905-1980)的鼎力相助。50年代，吴晗想继续借阅《李朝实录》，完成其未竟之业时，又再次跟赵万里联系。方竟成发现了当时吴晗给赵万里的一封信，现转录于此： 斐云先生教右： 廿多年前承你帮助，借抄了《李朝实录》的一部分，最近又重新核校一下，交中华出版，并把《高丽史》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抄出，作为前编…… 我抄《李朝实录》只抄到四百九十八本，一六四九年止。以后便没有抄了。现在打算把四九九本以后都抄一下，作为中朝关系史料下编…… 因为我工作较忙，只能在休息时和深夜看一点书，写点东西，要到图书馆来看书是不可能。 回想廿多年前能承你支持，借出此书，现在因工作关系，你一定能够继续帮助我，将此书外借。借《李朝实录》办法，最好能一次借廿本，用完后再借……(14) 方竟成认为此信应写于1959年或稍前。他采访了1960年调北京图书馆任善本组组长的丁瑜、赵万里的秘书冀淑英等人。据他们回忆，因为吴晗在研究和工作中需要经常查阅史籍，为其方便，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甲库走廊的过道上，特设了两个书架，存放《李朝实录》等珍贵善本书。《史料》一书，按吴晗计划，是想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而出版(15)。在1959年以前，他已抄完《高丽史》中的相关史料，之后就请赵万里帮忙，以便抄录《李朝实录》1649年以后的部分。但因工作繁忙，1959年吴晗并未抄完，直到1961年，这一辑录工作才最终结束。1966年年初，该书初版排成，但因“文革”爆发，吴晗突然被打倒，此部书稿也被搁置多年，未能付印(16)。 可见，吴晗辑录《李朝实录》分两个时期：一是从1932年到1936年，受现实刺激，其目的乃是“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所以尤重《李朝实录》“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7)，只抄到1649年。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吴晗再次对《李朝实录》进行抄录，并最终定稿，准备出版，但因“文革”的耽搁，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凡78卷，共12册。 二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内容与特点 吴晗《史料》一书，载录从高丽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朝鲜李朝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朝贺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记载，分为“前编”“上编”“下编”三大部分。“前编”为新中国成立后补充的《高丽史》关于中国的史料，上起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下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含上、中、下3卷，分别为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史实。“上编”58卷，包括从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土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期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其中太祖1卷、太宗2卷、世宗3卷、世祖(合睿宗)2卷、成宗2卷、燕山君1卷、中宗10卷(含仁宗)、明宗2卷、宣祖22卷、光海君5卷、仁祖7卷。“上编”是吴晗1932-1936年间从北平图书馆抄录的。“下编”17卷，乃是1959年到1961年间所抄录的(18)，收录了从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共计：孝宗1卷、显宗1卷、肃宗4卷、景宗1卷、英宗2卷、正宗3卷、纯宗1卷、宪宗1卷、哲宗1卷、高宗2卷。 在体例上，《史料》“一仍原书”(19)，即采用编年体形式，以朝鲜历代国王为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吴晗辑录时略作改动，以方便读者阅读，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朝鲜国王的干支纪年之下，标出相应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帝年号和西历纪年，如《李朝实录》中《太宗实录》“辛巳元年”，《史料》一书标出“辛巳元年(明惠帝建文三年，一四○一)”。 第二，原书体例不分段、不另起行，未加标点，读来极为不便。《史料》一书每月另起一行，同月中不同日的记载之间皆有空格，且添加了标点，大大方便了阅读。而对于女真部族名、地名、人名等难以辨认的则不妄加句读，如第一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二月癸卯条，记载了吾郎哈水吾狄介等四人至朝鲜的情形(20)，《李朝实录》列举了那些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姓名、官名、籍贯等，吴晗对这段长达五行的汉字未加标点，原文抄录，一字不差，以保持原貌，备研究者使用。 第三，《史料》一书有很多小字，乃吴晗所加。其用意大致有二：(1)解释之用，如宣祖十八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朝鲜国王宣祖询问从明廷出使回国的使臣：“卿见许阁老乎？”使臣黄廷彧答：“于朝班望见，则容仪衰老，殊非昔日之风采也。”此后，吴晗在《史料》中解释“许国、魏时亮曾以华使来此，故问之，盖慕其贤也。”(21)此处，吴晗对许国其人及朝鲜国王何以询问许国，加以解释，乃交代相关历史背景。(2)标注之用，对原书记载疏略和失误之处的补正。如《史料》一书记载明惠帝和朝鲜易马事，有“按此前原落去三运马纪事”(22)这样的字眼。另外，李朝仁祖即位后，对《宣祖实录》进行修正，故有《宣祖修正实录》，记壬辰倭乱及和中国往来等较原本详细，《史料》一书特将二者融合，按时间顺序，用《宣祖修正实录》补充《宣祖实录》之缺漏。对于二者记载不同者，皆以小字标出，如宣祖甲申十七年，“宗系及恶名辩诬奏请使黄庭彧、书状官韩应寅等奉敕而还”。《宣祖实录》记为“十一月朔癸酉”条，吴晗在此条史料开头以小字标出“重修本作八月甲辰”(23)。 第四，对于《李朝实录》中一些特例，如《肃宗实录》和《景宗实录》，《史料》一书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肃宗实录》有补阙正误在每卷后面。若补阙正误中有关于中国的史料吴晗也会抄出，如清康熙五十三年(李朝肃宗四十年，1714年)“《补阙正误》五月癸卯，《仪象志》及图成……书凡十三册，图二册，亦依唐本模出焉”(24)。清康熙五十四年(李朝肃宗四十一年，1715年)“《补阙正误》二月乙亥，命户曹铸铜斗斛颁于八路。时斗斛无定制，官用大小各异，仿华制铸颁”(25)。《景宗实录》修过两次，分别是成书于英宗朝的甲本和正宗朝的乙本，其中甲本较详细。所以，吴书以甲本为主，以乙本补之。如第4364～4365页，吴书以乙本景宗元年六月甲戌日、七月戊午、戊寅日事补甲本所缺，并把相应内容辑录在后，以方便使用。对于所抄录高宗实录中的空缺，吴晗在《史料》中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由于《高宗实录》“缺卷二○、二一、二五、二九、三四、三六、三七、四三、四五各卷，本史料的辑录，其中因此缺少二十年(清光绪九年)、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年)、二十五(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九(清光绪十八年)的材料”(26)。 吴晗《史料》虽是抄辑《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内容，但在史料的选择上亦有所侧重，主要体现为：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二、朝鲜对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第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的史料。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与明清关系的史料；二是日本和明清关系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 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征爪哇失败为教训，列出十五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1392年高丽将军李成桂通过政变上台，成为李朝开国国王。自此，李朝对明朝秉持事大原则。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和明清关系密切，吴晗《史料》一书，对朝鲜与明清往来资料极为重视，该书全面反映了朝鲜与中国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联系。 如《史料》中记载，太祖李成桂夺取政权后，立即禀告明朝并求封国号：“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京申礼部曰‘窃谓小邦至恭愍王薨……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咸愿推戴……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以安一国之民。’”(27)1392年(李朝太祖元年)十一月丙午：“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28) 此后朝鲜每有大事，如大王薨后求谥、世子册立，都向中国遣使求封。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始终对明朝保持朝贡关系。如《史料》载：李朝定宗二年八月、太宗元年八月、太宗二年八月(29)，朝鲜都遣使臣到中原贺建文帝生辰。1402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推翻建文帝的统治，登上皇位，明朝政权发生变动，《史料》载：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十月甲寅，“以左政丞贺伦为贺登极使”(30)，恭贺燕王朱棣即位。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俘，景泰帝因此而登大宝，《史料》载：李朝世宗三十一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庚申：“遣知中枢院事李明晨如京师，进慰表。癸亥，遣右议政南智、中枢院副使赵遂良如京师，贺登极；同知中枢院事权孟庆、庆昌府尹马胜贺正朝，兼贺册封皇太子。”(31)可见，不论明朝政局如何变动，朝鲜都按部就班地履行其藩国的责任，吴晗《史料》特别注重抄录明、朝鲜间的往来关系史料，为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清王朝也常向朝鲜派遣使臣。如明成祖时，宦官黄俨、海焘等多次出使朝鲜，索要贡品，《史料》对此记载极详。据笔者统计，仅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史料》一书辑录成祖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达41次。 随着政治上的往来，双方也建立起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即使朝鲜一直视清朝为“夷”“虏”，对其心存疑忌(32)，但朝鲜与清朝始终往来不断。如《史料》载：清顺治七年五月甲子，清廷派使臣前往朝鲜“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33)。 在文化交流上，中朝关系亦极为密切。在和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以明朝为中华正统，诚心事大，大讲慕华(34)。《史料》对于中朝之间的文化往来颇为重视，如书中记载了朝鲜使臣多向明朝请求赐书，“七月庚申，传教集贤殿曰：‘欲令赴京使臣买书籍之切于观览者，磨勘以启。’乃以洞眼周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书以闻。命付今之使臣，贸易以来”(35)。明朝方面，对于朝鲜长期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也很是赞同。如明成祖永乐十七年，成祖赐给朝鲜使臣“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36)。 除了直接的书籍往来外，在语言文字、史籍编纂、法律条文、衣食住行等方面，朝鲜都以明朝为参照，竭力向其学习。明清时期，中、朝两国来往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影响，一方面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料》对于双方往来资料辑录颇详，可见吴晗的关注所在。 以上都体现朝鲜与中国往来之密切。总的来说，朝鲜作为藩属国，对明、清“事大以诚”，但是另一方面，朝鲜始终有领土北拓的野心，尤其是朝鲜前期，辽东女真是明代中朝关系的焦点问题。因此，明朝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太宗国王扩张领土的野心产生矛盾、冲突，引发两国对女真居地及其归属问题的争端。《史料》对此类资料辑录颇详。 如1403年6月，明永乐皇帝发布敕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等招抚之，使献贡。”(37)招安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对此，朝鲜政府却宣称“女真等本属于我”(38)，公开与明朝争夺女真诸部的归属权，且在明朝宣称女真为明所有后，朝鲜仍然和女真各部联系密切，交往不断(39)。李朝太宗还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归还女真所属权，对此，《史料》明确记载了李朝太宗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朝鲜君臣面对明朝“招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的敕令，认为“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一处人员，虽系女真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所以，“乞令本国管辖如旧”(40)。明永乐帝自不同意，下令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归顺，吴晗《史料》抄录了这时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落的反应(事朝鲜无二心)，以及朝鲜太宗既想继续占据女真的归属权，又担心明朝的复杂心理。即李朝太宗所言：“猛哥帖木儿服我未久，何可强使入朝。然欲留之请，帝若不允，入送亦可。”(41)这说明鉴于明朝的国力与威势，朝鲜最终还是坚持对明“事大”的态度。由上看出，在朝鲜前期，朝鲜始终对建州有强烈的野心，对明朝女真的政策极为关注，并随时调整对建州女真的政策。 吴晗关注的重点虽是朝鲜、建州与明的史料，但对《李朝实录》中有关日本、琉球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亦加以辑录。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略加说明。明中叶之“南倭北虏”问题，困扰明朝多年。“倭患”平息不久，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派兵前往援朝。这场战争时战时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击败日寇，赢得了胜利。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三国间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42)。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43)。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 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44)。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45)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46)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47)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48)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 三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价值与影响 对吴晗《史料》一书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此书“采录甚多疏漏，又辄私自窜乱史文，混淆记载，必须以原本校核”(49)；另一种认为，该书“是一部研究中、朝关系包括女真诸问题在内的资料极其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50)。通过对《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的对比，笔者认为，应对吴晗《史料》一书的价值与影响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第一，《史料》一书本身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文已经提到，此书分两个阶段编成，即20世纪30年代和50～60年代。吴晗之所以在这两个时期抄录《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前者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吴晗抄录《李朝实录》，是期望从历史上寻找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谬论的证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继续对《史料》抄录、整理，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50年代末，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同盟合作时期，中朝关系也处于亲密状态。吴晗从1956年开始把新中国成立前的札记、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未尝没有为中朝关系史研究铺路的意味。 第二，《史料》一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其学术价值。 首先，《史料》辑录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方面史料的记载，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明史》最大问题是缺乏对后金兴起、发展情况的系统记载，而满洲为李朝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和女真诸部有频繁的往来，故《李朝实录》详细描述了女真地区的相关情况。吴晗以填补建州史的空白为学术抱负，对建州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视，《史料》一书尤究心于《李朝实录》中女真地区的相关资料。如对于明朝、朝鲜与女真诸部的往来、李氏朝鲜前期对女真的领土野心等，书中都进行了大量抄录。在抄录史料的基础上，吴晗还对建州历史开展研究，先后写成《后金之兴起》《〈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高丽女”考》等论文，系统地梳理了满族先世的历史，揭示出清入关前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另外，对明建文帝一朝史实、永乐朝宦官出使情况、贡女问题、壬辰战争等，这些在中国史籍中难以见到的史实，吴晗也颇为关注，大量辑录相关史料，补充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不足。 且重要的是，《史料》一书不仅辑录了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还将朝鲜使臣听到的民间传闻，道听途说的各种消息都辑录下来。显然，在吴晗看来，这些假说、猜测、臆想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的历史毕竟不能重现，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史家笔下的历史、当事者亲历的历史、后人回忆的历史，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增加了史学工作者了解历史真相的困难。吴晗《史料》一书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中国史籍记载的另一个视角，有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此外，《史料》中记载了大量朝鲜君臣，明、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对话，是中国史籍中不多见的，为研究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订正中国方面史料之讹误。中国史学受政治影响甚深，尤其是官方修撰的诸部正史，受统治者主观因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对记载历史的真实情况极为不利。如中国传统史书中对明朝仁宗、宣宗的统治自来评价甚高，有“仁宣之治”的美誉，而《史料》中的大量资料反映了仁宗、宣宗的荒淫；再如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嘉靖帝以来中国的国力开始走向衰落，而《史料》中对发生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援朝抗倭战争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国势之强。这些都可以对中国单方面的记载进行反斥，有利于探明历史的真相。 再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所谓“从周边看中国”(51)。葛兆光提出以“异域之眼”看“中国”，要“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重视朝、越等国文献中涉及中国的史料，重视对“华外汉籍”的研究(52)。吴晗《史料》一书，正是以“异域”之眼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好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域外史料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载籍史料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朝关系史、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还没有数字化，纸质版书籍部头大，流传不广，研究者使用极为不便。故此，《史料》的出版，为学者们解决了这一困难，成为当时研究者们的重要资料。 最后，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也对《李朝实录》进行了抄录，前后两次。第一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池内宏(1878-1952)，为了“满蒙史”研究的需要，组织人力对该校图书馆收藏五台山本《李朝实录》进行摘抄。因1923年东京大地震，实录被焚毁，摘抄工作中断。第二次，1932年太白山本《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后，日本兴起了明代“满蒙史”研究热潮，遂决定将太白山本《李朝实录》中有关“满蒙资料”辑录成书。由池内宏负责监修，旗田巍(1908-？)为编辑。这项工作完成后，因战乱的关系，一直未能印刷出版。直到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1958年出齐，定名《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以下简称“《实录抄》”)，全书共15册，外加索引1册，约230余万字。包括从李朝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约300年间事。另在卷首附高丽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记事中有关资料。全书不分卷，按年代辑录，为编年体史书。与吴晗关注“中国、朝鲜和朝鲜和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不同，《实录抄》侧重于明代的“满洲资料”。该书凡例说：“凡明代之满洲对外活动事迹，社会习俗等记事悉予搜集，如朝鲜李朝和明朝对于女真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上之政策、辽东和朝鲜的交涉事项亦均包括在内。”(53)实际上，此书的重点是明初女真人的活动以及朝鲜与女真人的关系。其他如明朝与朝鲜的往来，明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后金与朝鲜的往来，后金与女真人的关系等，都放在次要地位，有的甚至一字未录(54)。相较于《史料》，不论内容、篇幅、时间跨度上，《实录抄》都稍逊一筹。故此更突显吴晗以一人之力，抄录五百多万字的《史料》之难得与价值。 吴晗《史料》一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被使用情况上。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经出版，即颇受青睐。该书诚然存在漏抄、错抄的瑕疵，但当时《李朝实录》流传不广，获取很不方便，难以被一般学者看到，《史料》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以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李朝实录》的数字化服务，现在网上也能自由检索，但吴晗《史料》仍被很多学者使用。为说明这一情况，特以中国知网为据，1981至2014年相关学术论文引用为例，把二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列表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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