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实践与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误区论文,思想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4-0036-10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严格地说是五四前后随着经历了欧美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大批回国和西方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的。此后，自由主义成为中国的显学，并构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正因如此，学术界在研究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时，往往忽视晚清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晚清时期是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思想家将其损益改造后应用于政治实践，这长期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败得失，发人深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本文以严复、梁启超等早期自由主义者为典型，以晚清时代为断限，探讨自由主义思想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构想和实践，揭示其成败得失和理论误区。
一、自由主义的引进及其在晚清社会的共鸣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劈首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专集之一,1 确实，当中国惨败于一直被自己轻视的日本后，第一次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难以立足于世界的屈辱感。于是，社会变革的步伐骤然加快，学习西学迅速跃升至意识形态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被引进中国。
从思想理念上引入自由主义，当首推严复。
1895年2月初，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批评洋务派引进的“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什么是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呢？“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然而，表面看来，此二者与中国的文化政教并不背离，为什么中国学习的效果不明显呢？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2]2 严复高出同时代人物一筹之处在于明确指出了西方器物的先进、制度的发达完备，离不开人的自由。既然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其“自由”，那么，中国自然应该引进学习。严复进而指出：“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2]27 戊戌期间，严复还发表了《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本，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23 的精辟论断。此后，他依然致力于系统地译介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自由主义的三部重要经典著作：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原书名为On Liberty）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都是通过严复的翻译进入中国的。以此，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3]卷首编序,15。
19世纪末，西方的自由主义正处于传统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交替的关键时期。这两大流派在晚清中国均有反映：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新自由主义，均被引进，但总的来说，发挥支配作用的还是曾经作为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有力武器的传统自由主义。其基本理念为：1.以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为核心，认为政治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天赋权利，为此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利；2.强调政府的建立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国家应实行代议制民主，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3.为了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主张减少政府职能，国家奉行放任主义政策。另外，新自由主义尤其注重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这在晚清也有一定的影响。可见，西方的自由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平等精神和崇尚民主的价值核心，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多坚信任何制度和政治结构都具有趋于更加美好的内在倾向，自信人们有力量促使其趋于更加美好。为此，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往往持一种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折中立场，他们一般主张改革，反对激进革命。这些观念和信条，多为晚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继承。
当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晚清的特定国情决定了严复等自由主义先驱者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他们有所取舍和侧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表达更多是通过译作这一载体来进行的，其译作中通过话语的选择、思想的强调、词句的增减等翻译方式表达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独特理解，其中不乏对西方自由主义所作的改造、发挥和损益。下面揭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特色。
首先，严复自由主义的一大特色是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他不是简单地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力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融入其自由主义思想之中，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他指出：“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日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大学》挈矩之道，君子所以恃以平天下者矣。”[2]132 可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期望一定程度地克服西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色彩，建立一个和谐、自由的社会。这也预示着严复的思想中的某些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因素，当然，严复对自由的这一理解是真知灼见，还是偏颇的误解呢？笔者将在后面论述。其次，强调个人自由，也不忽视国家的自由，这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又一特色。他说：“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2]3 可见，他把国家、民族的自由看得同等重要。严复在此明显是受到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最后，综合严复在晚清时代的各种著作，可见其自由思想也包含着激发国人奋发图强挽危图存的现实用意。他在《天演论》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来激励国人竞争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晚清时代风靡一时。总之，严复并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侧重和发挥，这既体现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挚爱，同时也是一种不迷信、不盲从的思想自由精神。这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修正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的结果是复杂的。
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引进贡献也很大。他宣传法国，特别是卢梭的平等、自由以及契约论思想，另外也介绍霍布士、斯宾诺莎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并对它们大加发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时局，倡导自由，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他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进而提出了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生计自由四大主张[1]专集之四,40，以期达于国民平等、参政议政、信仰自由、民族独立、自食其力等目的。与严复相同，他也考虑到了自由的有限性，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1]专集之四,44，认为自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4]文集之五，46 当然，也应指出，梁启超涉猎甚广，很难说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为晚清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经启蒙思想家的宣传、鼓吹，自由主义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自由主义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三种形态，这在晚清均有所表现，但主要还是前两种形态，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在民主诉求处处可闻，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20世纪初年，投身于改良或革命运动中的人们尽管不全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民主”也成为其战斗的口号，这造成了自由主义运动声势的壮大，自由之说不胫而走，风靡一时。在此过程中，开始形成一个相对松散的自由主义政治群体，其代表人物有严复、梁启超、邹容、陈天华等，实际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与实践也与自由主义关系紧密。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呼应，在晚清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晚清自由主义者的救国设想与实践
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围绕着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大目标，开展对自由主义的译介、传播，并付诸实践，用以挽救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改造国民性的设想与实践。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认识到：要现代化必须改造国民性。他们将目光转到中西国民性的对比上，并将国民素养的高低视为国家强弱的关键。为此，在甲午战后，严复最早揭起了改造国民性思潮与运动的旗帜，继而梁启超也成了这一活动的重要人物。
首先，他们对中国国民性作了评估。严复指出，当时的中国国民性存在三大问题：“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2]26 在民力方面，士大夫多为“柔良畏谨之民”，兵士则“半皆无赖小人”，一般的百姓吸食鸦片，缠足早婚，体力孱弱；在民智方面，一般国民鲜有受教育的机会，少数读书人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精神、学术价值等方面也不能与西方同日而语；在民德方面，缺乏公德，不知爱国，以奴隶自居。1900年，梁启超发表了《呵旁观者文》，认定“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他进而将这巨大的“旁观者”群体划分为六大派：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义和团运动之后，又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论著，尤其是《新民说》论述更深入，影响更大。总之，他们认为中国在与西方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表面看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不如人，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落后，民族素养不高的结果。其次，关于改造国民性的目标。严复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等主张。梁启超对此也大加阐述，他认为新国民的塑造应注意以下几点：1.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顽强毅力，他说：“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1]专集之四,97；2.克服惰性，积极进取，为此大力提倡冒险进取精神；3.否定传统价值取向，弘扬尚武精神，并将其与增强国民体质联系起来，以应付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强权政治”、“铁血主义”；4.高扬自由主义旗帜，根除国民的奴隶之根性。第三，关于达于新民的途径。应该指出，晚清改造国民性的倡导者对此的论述尚嫌薄弱，综合各家之说主要有三：1.专制政体是中国国民性扭曲的病因所在，故主张欲提高国民素养，必先清算专制政体。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1]专集之四,58-65 可见，梁启超认为政治解放是改造国民性的首要前提，只有改变君主专制政体，才可重塑中国国民性。严复也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2]31-32 当时，持这种观点者不乏其人，如邹容提出：“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5] 2.发扬本民族固有之优良传统，学习西方各国之长。严复将吸纳西方文化视为开民智的重要途径，为此身体力行，痛批八股而倡西学，并大力译介西书，启迪新知。梁启超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1]专集之四,5 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虽缺乏公德方面的要求，但“正本”、“慎独”、“谨小”等私德方面的要求还是有价值的。3.注重宣传、教育的功用，为此办报刊，掀起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梁启超在此做了较多的工作，他一生创办和主持的报刊达11种之多，在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身体力行，发表很多作品，向国民灌输新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启蒙作用。
晚清时期以严复、梁启超为中坚的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标志着中国人对国情认识的深化和学习西方的深入。其次，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它曾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强烈而持久的震撼，给人们以启示和思索，人们开始改变对政治的冷漠、畏惧态度，热切地投身于救国的洪流中去。而且，其努力也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国家的现代化，其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使在今天，这一点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教育救国的主张与实践。自由主义者大多对人性的美好抱以乐观的期待，为此相信教育的作用，所以，他们在晚清时期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思潮与运动。
教育救国的思潮与运动是随着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在甲午战后逐渐兴起的，在其中，自由主义者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强烈呼吁发展近代的新教育，认为这是提高国民素养，拯救民族危机，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严复在《原强》中提出国家强弱基于国民是否具有三大要素：“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2]18。总而言之，要使国民在体育、智育、德育三方面获得健全的发展，离开了教育是寸步难行的。为此就必须全面改革传统教育体制、内容、学风和教学方法。梁启超依据春秋三世之义立论，指出：“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所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认为当时中国强弱盛衰的关键在于教育，自由主义的民权学说能否贯彻也取决于教育。总之，“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文集之一,10、19。
他们首先对传统教育大加批判，将矛头指向科举制。梁启超认为，要通过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来振兴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因为科举制使士大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选拔之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6]。严复也深刻地揭示了八股取士误国害民的性质，认为其存在三大弊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2]40 总之，八股教育违反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与社会实际相脱离，助长了士人投机取巧的心理，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官僚后备军，成为一支衣食仰给于社会的游民。其次，提出了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构建近代新教育的设想。梁启超看到了中西教育的差异，撰写《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文章来向世人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希望能够“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4]文集之一,19。他参考日本教育的次第，按照青少年身心发育的规律，著《教育期区分表》，将学校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之前的学前教育，13岁之前的小学初等教育，21岁之前的中等教育，25岁之前的高等教育。根据当时中国基础教育薄弱，经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管理、经费筹措等建议。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也提出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教育计划，其中颇多教学内容的规划，从中可见他坚持在中、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基本方向。
在戊戌维新和20世纪初期的新政运动中，教育救国曾有两次实践的高潮。在戊戌前后，全国兴起了创办学堂的热潮。兴办了湖南时务学堂、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中国女学堂、北京通艺学堂、绍兴中西学堂、浏阳算学馆等。这些学堂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旧式教育，也不尽同于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学堂，不再以升官入仕为目的，而是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以造就适合时局需要的新型人才为教育目标。当时，光绪帝在新政上谕中给予肯定和提倡，各地方当局也不同程度地有所行动，一时间教育救国成了很多人的共识。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兴学救国热潮并未停止。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深入展开，兴办新式教育和出洋留学成为潮流和时尚，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不断涌现，很多传统书院也改为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龙头，大学教育体系开始确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依然初衷不改，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宣传鼓动。严复则投身于教育实践中，1905年后，他参与了复旦公学的创建，并出任校长，还受聘为安徽高等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一度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成为著名教育家。
教育救国的思潮与运动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成长。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于三年后停罢科举，就此而言，教育救国思潮和运动可谓功不可没。
（三）温和改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实行代议制民主是晚清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政治取向，而以相对温和的改良之路达到目的更是其所推崇的。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立宪法议》，主张在民智稍开之后实行君主立宪，规划了实行立宪的步骤，以英国的虚君立宪制为蓝本设计了中国君主立宪的方案。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政权由议会和内阁掌握，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君主专制政体，在政治学界，也有学者将其划入共和制范畴之内。
1905年，慈禧迫于形势又惑于立宪可能使皇位永固的利益，派员出洋考察宪政，于次年宣布“仿行宪政”。消息传来，梁启超表现出了突出的热情。1907年，他在日本组织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政闻社，以推动宪政运动的进行，从而改造政府，挽救危亡。同时与国内立宪派相呼应，策动请愿运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在立宪运动期间，严复可谓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曾被清政府聘为宪政编查馆咨议官、资政院议员等，他发表讲演，著书立说，为立宪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但应该指出，严复对立宪运动的热情不如梁启超高，也未过多地参与如请愿、组党等立宪活动，这是因为他对当时中国国情和西方宪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1906年末，他在安庆高等学堂为安徽各界演说《宪法大义》，鼓励大家为中国的立宪而努力，但在最后，他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7]245-246 可见，他看到立宪政体对君主和国民均有很高的要求，而反观现实，不免悲观，又欲重提教育救国主张。从另一件事也可见此。1905年，他到伦敦处理开平矿案，时逢孙中山在英，两人会晤探讨中国前途，严复明确表示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教育和改良，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8]1550
随着立宪运动的不断深入，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国内外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虚君立宪（也可称为虚君共和），并希望越快越好；而清政府则仅同意实行类似德国、日本的君权高于议会的“二元制君主立宪”，而且在时限上一拖再拖。当时外患的日甚一日使立宪派很难冷静，而立宪派的步步紧逼又使得清皇室加紧集权，结果双方在辛亥年间走向决裂，立宪运动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主张温和改良，反对革命共和，原来并未对革命派多有抨击。然而，在辛亥革命即将成功，立宪派纷纷转向赞助革命之际，他出于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忧惧，断然指出：“今日首事诸公大都黄土，取快一时之意，而贻祸彼之子孙，此虽桀纣豺虺之不仁不至此耳。悲夫！悲夫！且为今日之中国人，又为中国人中之汉族，而敢曰吾人之程度不合于民主，而敢曰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9]556 严复此言正确与否是另一问题，由此体现出的思想家忠于信仰的品格是值得尊敬的。
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自由主义者的宪政主张与实践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国人心目中树立了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其次，自由主义者立宪实践的失败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也应指出，在革命和改良的大论战中，梁启超等人针对革命派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施加了较大的压力，孙中山不得不对此有所纠偏，承诺不搞种族报复，就此而论，也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认识误区
笔者在高度肯定晚清时期自由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理论价值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并不成功。无论是其理念、制度的落实，还是其富强国家、实行民主的外在功效，均长期不见明显的效果。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其学说体系自身是否存在某些问题。
（一）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偏差。本来，中国固有文化注重等级、秩序和奉献，为此而压抑个人的权利和欲望，不存在保护崇尚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信条。尽管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包容性和解释性都较强，但唯独对“自由”观念缺乏支撑。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隔阂较深。受此影响，加之或许是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接受程度，严复、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做了较大的修正。这种修正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中注重个人主义的倾向，强调自由的有限性。1923年，蔡元培先生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10] 蔡元培对严复思想轨迹的把握未必合理，但其注意到严复将“自由”译作“群己权界”，可见眼光的卓越。
“群己权界论”在现代语境中说的是“论群体与个人权利的界限”。这不应该是翻译上的误解，而应视作严复借翻译表达自己的观点。严复始终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解释和定义自由主义，他在《群己权界论》“译者序”中说：“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2]132 于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悄然附着上了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义的思想内涵。应该承认，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西方自由主义的先驱边沁强调个人的绝对利益，认为公共利益应服从于个人利益。穆勒对此有所修正，即主张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以适当的限制，使之不损害社会的安全和他人的幸福，但这种限制只有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才能行使，在一般意义上说，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仍是第一位的。而严复在译介穆勒自由主义思想时，却明显排斥了个人至上的原则，张扬了个人自由受到限制这一西方自由主义的附则。
台湾学者黄克武曾将穆勒《论自由》的原文与严复的译文作过比较，认为穆勒自由主义和严复所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然，不能认为严复等人没有认识到西方个人主义与西方政治、经济上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译作与原作的偏差固然不乏观念的误解和英语水平限制的原因，但文化背景和国情不同所造成理解上的分歧也很重要。为了使国人能够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共鸣，为了纠正他理解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偏差”，他必然，也只能站在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上来传译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
其次，晚清自由主义的提倡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在其看来，自由主义是实现国家、民族富强和独立的工具或手段。所以，有时甚至否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严复说：“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7]337 在此，严复某种程度上又表现出了民族或国家主义。严复过于担心个人主义维护私利，存在与国家、民族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担心个人自由太多将妨碍集体自由。严复甚至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981
当时，持这种观点者不乏其人，孙中山就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2] 我们惊讶地发现，严复的这一表达与孙中山的认识如出一辙。他们只看到了个人自由寓于民族国家的自由之中，很少看到民族国家的自由是由个人自由构成的，完全忽视个人的自由，只能虚构出一个民族的所谓整体自由。后来的历史也已证明，人民不改变自身的奴隶境遇，民主、富强的国家由何而建立？那种以为一旦国家实现了富强、独立，人民将自然而然地享有自由的生活和民主的政治的观点是何其幼稚！我们不能不赞叹另一位自由主义者梁启超的高见，他曾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同国家的独立联系起来，说：“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1]专集之四,40 可见，他把民主自由的实现作为民族崛起的前提，这种认识水平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仍令人敬佩。但是，这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曾有学者指出：“在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13] 应该承认，严复的“自由”与西方的“自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既可解释为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关注或珍视，也可以说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而对自由主义做出的重新构建，而本文偏向于解释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偏颇。有时严复对自由主义也不乏悲观，内心中何尝没有矛盾。曾说：“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8]1290 他甚至认为自由在中国古已有之，说：“吾观韩退之《伯夷颂》，美其特立独行，虽天下非之不顾。王介甫亦谓圣贤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谓自由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谓虽孔子之言，亦须明白讨个是非，则尤为卓荦俊伟之言。谁谓吾学界中，无言论自由乎？”[2]134 其实，这里所说的“特立独行”、“不徇流俗”只是品格修养方面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与现代社会里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自由同日而语，这样一来，就难免不影响到晚清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健全发展。
（二）在君主立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在晚清时代，严复、梁启超等自由主义者大多主张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认为这种政体较为符合中国的传统，照顾了多方面的利益，更适合国人的智识水平，而且，相对温和的手段也可使多灾多难的祖国免受涂炭，然而，结果却是立宪运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时，严复忿忿地表示：“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耳。”[9]556 而且，后来共和国实践上的不理想也使一些人对当年立宪的失败耿耿于怀。其实，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立宪理论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其失败带有必然性。
在1905－1907年进行的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他们系统、深入地表述了中国适宜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四大理由：1.保留皇帝有助于国家稳定；2.共和须经革命实现，而革命会招致外来干涉，导致中国分裂或灭亡，立宪则可免除这一危险；3.中国民智低下，无实行共和的资格，所以只能实行立宪；4.立宪比革命容易，阻力小、费力少。当时，革命派对此虽持反对立场，却未驳倒其立宪主张，因为既然认为中国能够建立共和体制，当然也能建立立宪政体。总之，立宪派的上述观点未受过深入、系统的批驳，而后来民国时期社会的纷扰反倒似乎证明了它的“远见”，至今仍有人对此存在模糊认识。
其实，立宪派的上述观点均值得商榷。1.保留皇帝是否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假若实行君主立宪，清帝放弃政权，仅保尊荣，不问国政，作为国家象征，依靠“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来维持国家稳定，在世界上不乏先例。但是，考虑到晚清特殊情况，则仍难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方面，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从事反清宣传，指其卖国求荣，腐败无能，“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14]94，清帝威信扫地；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清帝是“异族”的皇帝，革命派借此鼓动种族革命思想，“排满”风潮日甚一日，如章太炎大骂满族贵族是“东胡群兽”，强调复仇“不必问其宗支”，“不必稽其姓名”[15]，一体打击。徐锡麟：“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16]。“此种观点概视满洲为‘外国’，满族为‘异族’，满族入主中原为吞并中国，满洲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清廷立宪也不是中国的立宪。认为汉人当前的急务是进行‘民族革命’，驱逐满族，光复汉族”[17]。这类观点虽今日已经证明并不正确，但在当时颇能动听。在这种情况下，清帝威信一落千丈，基本失去了震慑笼罩的魔力，即使其愿意放弃政权，甘为虚君，也不会为革命派所接受，更何论发挥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2.所谓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本属推测之词，而认为立宪就可免除这一危险则是欺人之谈。对绝大多数列强而言，其所关心的是作为市场的中国的稳定，革命也罢，立宪也罢，只要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一般不会干涉。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和政治风潮，立宪同样具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故立宪也不能排除招致列强干涉的可能性。3.所谓中国民智低下，无实行共和的资格，因而主张立宪的观点，有两点可议之处：首先，此论夸大了民智高低对政体选择的影响。晚清民智低下，本是不争的事实，但从世界历史上看，即使号称共和，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参政议政，尤其在民主政体初行时更是如此。民智的低下不能成为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的有力理由，也不能成为非立宪不可的理由。其次，这种认为民智低就只能行立宪的观点实际上把共和与立宪视为不同层次的两种政体。康有为曾说：“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18] 明确表达了视共和政体高于立宪政体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梁启超也是如此判断的。其实，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立宪政体，其内部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如共和政体中的集权共和制，其民主程度极为有限，其国家领袖的权威与专制皇帝相去无几。而立宪派所要实行的英国式虚君立宪，其民主程度之高，可与美国共和制媲美。所以，简单地认定共和高于立宪，是有违常识的，若以此断定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共和，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4.他们认为立宪比共和容易，因而主张立宪的观点更是错误的。首先，从政治背景来看，只要团结一心，打倒清室，即可建立共和国，况且清政府的卖国、腐败正不断地为革命之火火上浇油，不断地证明革命派的共和主张的正确性。而立宪则不仅要求立宪派团结一致，清室也应抱有较大的诚意。但当时立宪派涣散无力，清廷又不肯放权，立宪的种种设想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其次，从政治学理论来看也是如此。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并且是明确的；而立宪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革命，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同时，立宪是在化解矛盾，它需要有较高的政治智慧。因此，立宪并不见得比共和革命容易。由此可见，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君主立宪设想在晚清中国很难行得通。当然，运动失败后，他们大多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转向了革命。其转变不论是形势所迫，还是思想升华的结果，均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三）在改造国民性和教育救国问题上的认识偏差。自由主义者掀起改造国民性的思潮和运动，主张教育救国，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他们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1905年以后，自由主义者为了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贯彻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与革命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这使得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与运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反对革命，他们对国民的智识水平有所贬低，而革命派为了坚持共和的主张，则一反原来的观点，一定程度地夸大了国民性的水平，这使得该思潮和运动难以正常发展。加上1905年后，立宪运动勃兴，革命形势也同时高涨，两派分别投入到其所热衷的政治活动中，晚清改造国民性思潮与运动的高峰便告结束。这一思潮与运动历时不久，且受激烈的政治形势的影响，所以一些理论问题讨论得并不深刻。如，是国民恶劣，还是政府恶劣？梁启超就持一种矛盾的观点。他不能不正视现实，指出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造成国民性低下的原因，但按这一逻辑推演下去，结论势必要推翻其统治，这又有悖于其立宪主张，所以，对此往往一带而过，不做深究。再者，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在对国民性的评估上普遍失之过苛。任何民族都有其缺点和优点，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华民族的优点，但说得较少，且较为抽象，对劣根性的揭露却不遗余力。他们把中国人都说成是旁观者，都是奴隶成性，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不利于振奋民族精神。而且，其所提出的劣根性有些是值得商榷的，提出的新国民标准，有的是硬搬西方，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最后，他们对改造国民性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对民智与民德的关系，对塑造新国民的途径与方法等，论述得还不充分。
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还进行了教育救国的倡导与实践。他们认识到国民的教育水平与国家富强、民主、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和社会改革的理论，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和创新的思想，其实践的结果对改造中国社会和提高国民素养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如将改变“愚昧”视作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重要途径的话，则未免显得过于天真。
总之，无论是改造国民性，还是教育救国，均属改良主义范畴。改良主义将人性看得过于美好，将社会看得过于单纯，期望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为此不惜采用妥协的办法，盼望以小的代价及和平渐进的方式换取大的成果。结果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面临来自各方的指责与压力。
四、结束语：自由主义的坎坷前程
晚清仅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端时期，还谈不上失败这类话题，但从中可见端倪，由此预示着中国自由主义的坎坷前程。在上世纪60年代，困顿中的殷海光曾说：中国自由主义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怎样来理解这句话呢？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先天不足”。所谓先天不足，指的是自由主义并非生长于中国文化积淀的土壤之上，而是舶自西方的外来货，经此移植，对其生命力自然是一次挑战和打击。早在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时，就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自由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2]132-133 可见，严复认识到了文化背景的差异带来了人们对自由的很多误解，认识到了自由在中国缺乏历史根基。而且，自由主义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本位价值观针锋相对，它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走上历史舞台的，这就注定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持。其次，所谓“后天失调”指的是自由主义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后，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致使这一新思想未得到健全的发育。这表现在如下四方面：1.中国自由主义缺乏自身的理论建设，未形成深刻、严谨的理论体系。严复的开创之功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作品的译介，自身独创性的成果不多。梁启超则是宣传启蒙，他后来反省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14]专集之三十四,65。此语为梁氏晚年自谦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总之，严复等晚清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西方自由主义缺乏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对原典挖掘较浅，对其中一些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领会不深，从而在理论建设方面缺乏造诣，尤其缺乏能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这使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未打下扎实的基础，以致长期影响了它的健全发展。2.从阶级基础上看，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应该是中产阶级，但是，勿论晚清时期，即使在后来的近代社会里也没有完全形成一个自由主义能够依属的中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晚清时期尚未形成）不会欢迎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者又缺乏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实际关爱，其自身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在经济凋敝，城乡破产的近代社会里，对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农民、工人来说，能有多大的吸引力？结果自由主义学说只能游离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诉求之外，成了一个缺乏阶级依属的无根之萍或一个四处游荡的幽灵。因此，尽管有时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力量。3.从人格类型和自身素养上看，晚清自由主义者多是较为散漫的学者型人物，不乏书生意气和浪漫主义气质，又自视甚高，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能力。他们主要通过造舆论来影响上层统治者，这就注定其前途的悲观。4.从社会背景上看，当时并不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民族间、阶级间进行着殊死的命运大搏杀，在危急存亡之秋，这种提倡批评和怀疑，主张多元和容忍，崇尚秩序和渐进改良，强调让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学说是不是多少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呢？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还常常夹在“反帝”和“反封建”之间无所适从。自由主义是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却是从帝国主义那里引进的，近代中国的一个悲剧是很多先进的事物是与外国入侵同时进入中国的，于是，落后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似乎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中国自由主义者既然将自由主义视为富强国家的工具，那么，它必然要服从民族主义。事实上它也根本承担不了既反对西方侵略又反国内专制的双重重任，出于身份认同和民族感情寄托的必需，不能不对固有的传统秩序有所妥协和保留，结果造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无所适从和鲜有作为。凡此种种，深远地影响了自由主义在近代史上的发展，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均实行集权统治，孙中山及后来的共产党则坚持以革命暴力回击统治者的独裁。在这一矛盾背景下，自由主义者长期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无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走过了坎坷的征途。
尽管如此，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自由主义者开启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大幕，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进行了启蒙的宣传，虽然其前程坎坷，但它在促使中国走向和谐、富强道路的价值不应因此被怀疑。任何理论都会因应用的时间、地点和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若以偏概全，难免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对晚清自由主义先驱的努力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且，当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取得进展以后，自由、民主终将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回顾这一历史，当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收稿日期：2008-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