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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几经周折。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此书写的长篇引言的帮助下，德文期刊《自然哲学年鉴》的编辑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才同意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刊载在1921年他们刊物的最后一卷上。①然而，笔者在梳理该书的两个英译本的出版状况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真的如《逻辑哲学论》的英译本前言中提到的那样，该书1922年的英译本“是由C.K.奥格登在 F.P.雷姆塞的协助下完成的”吗?②其实，乔治·沃尔夫曾注意到，“至于奥格登跟《逻辑哲学论》的实际翻译有何关系，这个问题至今尚无答案”。③此外，《逻辑哲学论》常常被中外学者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也最不好理解的哲学著作之一，维特根斯坦本人也说罗素对他的理解是错误的，并认为罗素给他的著作写的序言完全曲解了他的意思；而对现当代研究者来说，误解和不解更是难免的。如果现行的《逻辑哲学论》的中英译本有什么地方是难以理解和不可通约的，那么回到维特根斯坦出版《逻辑哲学论》之前，回到《逻辑哲学论》的蓝本、预备本的写作过程，回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的过程中与罗素、奥格登、雷姆塞之间进行通信的信件中，抑或可以发现《逻辑哲学论》在维特根斯坦手中未被曲解时的样子，从而寻找现当代学者在《逻辑哲学论》中发现并讨论的谜题的答案。做这样一件“考古学”的工作诚然未必全面覆盖《逻辑哲学论》中的谜题，但是这样的工作视角定会给对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理解和诠释有所裨益。
一 发现《原逻辑哲学论》和相关文丛
维特根斯坦写作《逻辑哲学论》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速写式的命题语录关联性不强，思维十分跳跃，要想正确地理解它的内容就必须参照他酝酿写作该书时所做的哲学笔记和手稿。在写作的酝酿阶段他的笔记和手稿主要包括：1913年9月维特根斯坦交给罗素的一份《哲学笔记》；1914年4月摩尔到挪威访问时，他向摩尔口述的一份哲学笔记的摘要；而在维特根斯坦进入真正起草和写作的阶段时他为《逻辑哲学论》准备的素材更值得学者重视，主要是《1914-1916年笔记》④和《战时笔记》⑤。“这些笔记对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有极大帮助，因为这部成形著作采用了及其简约的形式。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笔记怎样生长定型。”⑥
然而，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将大量零散的战时笔记转换成语气坚定、观点明确的成形著作的呢?维特根斯坦是不可能一气呵成、从头写到尾的，这本著作不是一本情节自然发展的故事书，更何况它的内容本身就是语录性质的。那么，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完成对战时笔记的语录整理的工作呢?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1915年秋开始着手摘录他的笔记，于1918年8月撰写出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就是《逻辑哲学论》出版前的最后一个预备稿——《原逻辑哲学论》(Prototractatus)。目前国内学者并未注意到这部《原逻辑哲学论》对理解《逻辑哲学论》的重要价值，或者有些学者虽然注意到这个手稿，却只是认为“总得来说，两者并无重大的区别”⑦。但《原逻辑哲学论》的重要地位应等同于或超过所有战时笔记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个研究《逻辑哲学论》的新的突破口。
1965年，冯·赖特⑧在维也纳发现了一份人们前所未闻的维特根斯坦的手稿，这份手稿被冯·赖特冠名为《原逻辑哲学论》(Prototractatus)。冯·赖特将此手稿编辑，将手稿的影印版也加进来一起出版，使这本鲜为人知的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手稿，也即是《逻辑哲学论》的母稿得以面世。
《原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文稿。他在信中说他的稿子在1918年8月已经完成。创作这个《原逻辑哲学论》的前期准备稿有7至9本笔记，但除了3本以外，其余都在维特根斯坦的要求下被销毁了。由于《原逻辑哲学论》内容的重要地位，它当前的新版售价十分昂贵，已经成为藏书家的爱物，是那些想要掌握《逻辑哲学论》文本细节并想了解《逻辑哲学论》最终版本中隐藏的“思想基因”的学者们向往的藏书，也是哲学系那些想要绕过文字的细枝末节来掌握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学生们的奢侈品。⑨
《原逻辑哲学论》的大体结构是这样的：它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⑩从开头至第103页的第一条备注是第一部分，显然就是《逻辑哲学论》的正文内容，包含了大多数命题以及正文之前的献辞和格言，这部分的标题便是《逻辑哲学论》。第二部分从第103页的第二条备注至第121页，其中第119页至第121页是与《逻辑哲学论》中的前言一样的文字。与第一部分的备注不同，第二部分除了6条备注以外的所有备注都与《逻辑哲学论》中出现的备注的用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一致。(11)这足以说明《逻辑哲学论》与《原逻辑哲学论》的组成关系。
具体来看，103页之前，该书第一部分由七条水平线分成八个部分，每一条线都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12)学者康金厚注意到，《原逻辑哲学论》可以概括为以下的结构：从第3页至第28页为第一部分，即为骨架命题(CORE-PT)(13)；从第28页至第52页为第二部分，其内容源自包含《逻辑笔记》(Notes on Logic)(14)和1914年至1917年所写的前两本战时笔记之修改稿的手稿；从第52页至第60页为第三部分，其内容有关逻辑必须自己关照自己及其含义；从第60页至第64页为第四部分，其内容有关逻辑常项的本质；从第64页至第70页为第五部分，其内容有关逻辑命题的本质；从第70页至第71页为第六部分，其内容是附加的结论备注语；从第71页至第78页为第七部分，其内容为有关科学、对判断的分析、伦理、可能性等的“附属话题”；从第78页至第103页为第八部分，其内容为源自1914年至1917年所写的第三本战时笔记的手稿。尽管以上对《原逻辑哲学论》分节内容的来源有推测的成分，但从以上的结构中还是可以看出《原逻辑哲学论》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紧密的基因纽带。
研究《逻辑哲学论》的新的突破口还包括维特根斯坦与C.K.奥格登、雷姆塞等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哲学家之间的通信。国内学者对这些由冯·赖特整理出版成册的信件《致奥格登的信》少有关注。它的内容包括1922-1933年间维特根斯坦和奥格登之间的十四封信、奥格登向维特根斯坦就英译文的问题发出的问卷的影印版和1921-1924年间雷姆塞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通信。这些通信中透露出维特根斯坦创作和出版《逻辑哲学论》的过程，也呈现维特根斯坦对某些命题存在问题的解决过程。
由于笔者试图从《逻辑哲学论》出版前的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手稿、笔记和文字入手勘察和解释《逻辑哲学论》中析出的一些争论，遂将十分重要的《原逻辑哲学论》和维特根斯坦与奥格登等人的通信组合起来共同为勘察和解释工作提供支持，便将这些“前《逻辑哲学论》”与《原逻辑哲学论》的地位相当的文字群称作“《原逻辑哲学论》文丛”。
二 从“《原逻辑哲学论》文丛”中的发现
1.出版商修订
1922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的英译本译者前言指出，“对在《自然哲学年鉴》(1921)最后一卷上出版的原始稿的审校和其英译稿的审校工作都是由作者本人非常认真地完成的”。(15)然而维特根斯坦却亲自否定了这一事实(16)，因而这句话的真实性“曾经成为一件颇受争议的事情”(17)。维特根斯坦是否非常精心地修改过此书呢?冯·赖特明确指出，从维特根斯坦的信件中发现的内容便可给上述疑惑画上一个乐观的句号了。根据冯·赖特整理的信件，他所谓“乐观”的意思不是说以上的疑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而是说维特根斯坦修改自己原稿和译稿的过程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帮助人们有可能看清翻译和修改的经过，这相对于无据可查的状况便是“乐观”多了。
维特根斯坦确实密切参与了修改工作。(18)从维特根斯坦与奥格登1922-1933年间的十四封通信的内容来看，维特根斯坦不仅参与了修订英译文，也和奥格登就很多难点进行了讨论。对于维特根斯坦认为译文有问题的命题，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修改意见，奥格登则逐条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意见进行了调整。但是，维特根斯坦的修改工作不能达到非常精准和细致的程度。维特根斯坦给奥格登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会在一至两周内尽快修改稿件并寄回给你。本应可以更快一些，但是我手里没有德文稿，我便不得不再等几天时间，一直等到我收到从维也纳寄来的我的德文手稿的复印件，我那唯一正确的复印件给了罗素。……你那里有我的德文书稿吗?出版商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那里有吗?……我没有奥斯特瓦尔德的任何消息。……如果他有，我要从奥斯特瓦尔德那里拿回我那件他不愿出版的稿子。……没有那稿子，我只能修改一些拼写和粗陋的错误，细碎深奥的错误就无法修改了。”(19)
此信中维特根斯坦说已经给罗素的复印件被转交给了林奇小姐联系出版事宜。在奥斯特瓦尔德同意出版后，林奇小姐便将稿子交给了他。但奥斯特瓦尔德却在没有得到维特根斯坦允许的情况下就私自将德文稿编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便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格登商讨译文修订的基础版本，而奥斯特瓦尔德那里却可能留有一份永远也不会被出版的、维特根斯坦在1920年寄给罗素的唯一一份德文稿件。(20)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在通信中和奥格登商谈修改译稿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原版德文稿在手，那么他是无法根据在他脑海里的字句来修改译稿的，因而其修改的准确性之不足可想而知。
维特根斯坦在第二封信件中说他可以给译稿一些总体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地方的翻译太直接，丢掉了德文的原意。(21)维特根斯坦告诉奥格登，为避免直译，自己对译稿的修改重点放在对意义而非词义的翻译上。然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重新翻译《逻辑哲学论》整篇文稿，而只是对其中少数一些命题的意义进行了翻译。或许维特根斯坦应该用英文重新写一遍《逻辑哲学论》，而不是修改它的英文译稿。(22)有时候维特根斯坦对英文部分的修改甚至是出于对英文与德文的公用性的考虑，或者对德文部分的修改仅仅限于在拼写和语法的错误方面。(23)
但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和奥格登的通信中传达的并非只是维特根斯坦对英文修改工作的贡献和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逻辑哲学论》，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原始思路提供直接的证据。例如，维特根斯坦在对命题2.03的修改意见中说：“在此处‘相互粘连上’(hang one on another)应该被修改为‘相互勾连着’(hang one in another)，因为链条的每个链环之间的连接就是那样的(一个套在一个里面)!这里的意思是说，链环之间不存在第三者来形成那样的连接。所以，如果‘in’放在这个地方能算是正确的英语的话，请将这个词放在这里。(24)如果用‘on’的话，说明链环之间需要用粘合剂粘在一起。”(25)维特根斯坦传达了他对于“事态间对象之间关系”的观点，即对象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是像链条的环之间的链接方式，而不是需要一个第三方将两个对象粘合在一起，如果使用介词on，那么对象与对象就是用胶水粘在一起的，胶水便是那个不可或缺的第三方。
总体来讲，维特根斯坦在和奥格登通信的过程中确实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但维特根斯坦手中没有他寄给罗素的那个唯一正确版的德文稿，奥格登则基于他自己掌握的修改意见调整了译文。“最终印刷出版的显然不是源自于维特根斯坦修改过的稿子，而是源自别的什么人——可能就是奥格登本人——为印刷出版商准备的版本。”(26)维特根斯坦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说奥斯特瓦尔德是个十足的冒充内行的骗子，他请罗素监督奥斯特瓦尔德，防止他篡改自己的著作以满足自己的出版口味(27)。
维特根斯坦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没有收到奥斯特瓦尔德的任何来信，对出版商不了解，有关出版商的消息都是来自于罗素和奥格登。其实，维特根斯坦不了解的还有自己著作的英文译者到底是谁。
2.英译者何人
尽管《逻辑哲学论》1922年英译本的版权页上记载着其译者奥格登的名字，但奥格登与《逻辑哲学论》的翻译有何关系，这个问题至今尚无答案。(28)
维特根斯坦在与奥格登的通信中总是用“译者”一词，有时候是用这个词的复数形式，来代替真正译者的名字，并且在1922年4月23日他写给奥格登的信中说：“我现在明白译者们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请代我向他们表达我衷心的感谢，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了不起。”(29)这至少说明奥格登不是译者，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英文版面世之前也不知道译者是谁。
实际上，雷姆塞是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哲学家，他是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于《逻辑哲学论》英文版出版后的1923年9月前往奥地利的普赫贝格(Puchberg)拜访过维特根斯坦，并在那里小住了几个星期。期间，雷姆塞每天都阅读《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则逐行解释他的思想给雷姆塞听，以帮助雷姆塞理解《逻辑哲学论》。在解释和讨论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对英文译文和德文的某些地方做出了相当多的修改。(30)这些修改相当重要，有些直接指出了英文译文错误的要害之处，而正是这些错译加强了人们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错误理解。
维特根斯坦从未和雷姆塞联系过也不认识这个年轻人，直到1923年，维特根斯坦才从奥格登那里得知雷姆塞即将来访，于是便写信给雷姆塞：“我从奥格登先生的一封信中得知你可能下个月来维也纳。既然你能如此完好地将《逻辑哲学论》译为英语，那我便十分肯定你能翻译一封信，因此这封信的其余内容我将用德文完成。”(31)这说明，维特根斯坦已经认定雷姆塞是他的著作的英文译者。
另外，在《致奥格登的信》一书的前言中也提到雷姆塞是《逻辑哲学论》最可能的译者的证据。雷姆塞的父亲在雷姆塞1930年去世后整理撰写的纪念相册中写道：“当雷姆塞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手稿或打印稿时，雷姆塞被深深吸引了，接下来，奥格登就要求雷姆塞为出版而翻译此书。雷姆塞的德语很好，他来到以前常去的佩特小姐的办公室，将此书视译出来，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译好的文字。”(32)
我们可以说，奥格登在翻译《逻辑哲学论》的工作中表现得很积极，也做了不少沟通协调和编辑工作，但绝不像《逻辑哲学论》1922年英译本的英译者前言中说的那样，是他一人完成的翻译。罗素就翻译问题也和维特根斯坦进行了讨论。而雷姆塞则最有可能是原始英文译稿的提供者。
3.前言的重要性
维特根斯坦很重视他为自己的著作所写的德文前言。维特根斯坦曾在他的一封1922年的信中向奥格登呼吁，将前言加进来会使书变厚点，并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理解(33)。同年，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封信则再次呼吁将自己的德文前言加入到书中，“如果我将所有出版权交给出版社，那么他们就应该也将我的德文前言印出来”(34)他在信中用斜体(35)的形式说道：“德文的前言是我的书的一个部分。”(36)“不用我提醒，正文文字也必须紧紧接在我的前言之后，而不是像奥斯特瓦尔德安排的那样将罗素的导言插在我的前言和正文文字之间。”(37)尽管维特根斯坦如此呼吁，他的前言始终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就连1996年最新出版的《原逻辑哲学论》中也没有见到打印出来的前言，只有影印版。
从维特根斯坦信件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德文前言的重视程度，他甚至用三个感叹号来抗议出版商对他的前言的忽视。而关于他对前言应该放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是在强调他的前言与书的正文的紧密关联性胜过罗素给他写的导言与书的正文的关联。后面的两个版本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前言加了进来并放在与正文靠近的位置。
4.编号体系
关于《逻辑哲学论》这本书中出现的十进制数字编号，维特根斯坦已经在脚注里做了明确的说明：“标记各个命题的十进制表明这些命题的逻辑重要性在我的叙述中对它们的强调。命题n.1，n.2，n.3等是对命题n的评注；命题n.m1，n.m2等是对命题n.m.的评注；余类推。”(38)
但是，为什么有的命题的编号并不遵循这个原则，连续命题之间的标号也并不是连续的呢?维特根斯坦有时使用N.01这样的数字形式，可是其前面排列的命题并不是N.0编号的句子。命题2.01紧接在命题2后面。命题3.01前面的不是3.0，而是3.001。有的学者可能会试图用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来解释这个现象，也可能会说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语录式的，何必纠缠语录的连贯性呢?也可以说，这种编号系统没有任何意义，维特根斯坦没有正确地应用他自己的准数学原则，只要运用我们的“先天综合能力”，总体上去把握命题与命题的关联就足够了。也可以十分浪漫地解释这一数字体系，不将编号系统看作法则的严格应用，而是一种将类似音乐的节奏引入文本的方式——强音，弱音。(39)一位数字的命题是“强音”，一位数字之前的命题是“渐强”，一位数字之后的是“渐弱”。这么一来，命题2.1和2.2不是对命题2的解释，而是准备进入命题3之前的“渐强命题”。
可是当我们重新打开《原逻辑哲学论》一书时，便会发现以上的解释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对编号系统的新的认识。《原逻辑哲学论中》的超长的数字编号在《逻辑哲学论》中被简化了，或者被删除了，或者被合并了。例如：前者中的4.10011被简化为后者的4.11；前者中的4.1001在后者中被删除了；前者中的4.073与4.074被合并成了后者中的4.04了。《原逻辑哲学论》中有关编号系统的解释是：“我其他手稿中的所有好的命题都被插入进来，命题前的数字表示命题的顺序和重要性。5.041后面是5.04101，接下来是5.0411，而5.0411比5.04101重要。”(40)根据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注释和对编号系统的一般理解，靠后的命题是对靠前的命题的解释，但在分析了《原逻辑哲学论》中的原始命题编号特点和上面维特根斯坦对这个编号系统所做的解释便可发现：靠后的命题并非不重要，也并非是对靠前命题的解释；靠后的命题有时更加重要，是其之前的命题做出几层铺垫之后得出的结论性命题，而这个结论性的命题又有可能被其后的命题所解释；概括地说，n.0的命题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在整理《原逻辑哲学论》时，向骨架命题(CORE-PT)中插入命题时，不好编号的但又因重要性顺序的缘故插在n与n.1之间的命题。
依照上面的新发现的解释，便可以对“…3.2、3.201、3.202、3.203、3.21、3.221…”的系列命题的顺序做出解释：3.21是对3.2的解释；3.201—3.203不是对3.2的解释而是对3.21的铺垫，是写好3.21之后发现需要加入一些铺垫引导性的命题，以使3.21的出现更加顺理成章和易于理解；3.221是对被引入的3.21的深入解释。总结起来，维特根斯坦运用的编号体系的特点可以说是先有“骨干命题”，然后在“骨干命题”之间插入“渐强命题”或者“渐弱命题”。
以上的理解方式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这个语录体著作中因文风零散而造成的理解困难。例如《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4.02说道：“我们看出这一点是基于如下事实：无须向我们解释就能理解命题记号的意义。”(41)这个命题中的“这一点”到底是指哪一点呢?如果按照“在后面的命题是解释其之前一个命题”的一般做法，那么“这一点”必然指向命题4.016中所说的“象形文字所图示的事实”。但当我们换作以上新的解释方法时，则命题4.02是用来解释命题4.01的，因为4.016是与4.015直接相关，并与4.015一起构成为命题4.02的出现而形成铺垫命题的一部分。
《原逻辑哲学论》手稿和《逻辑哲学论》出版前后维特根斯坦与奥格登等人之间的信件构成了勘察《逻辑哲学论》新旧英译本可靠性，以及帮助理解他的前期思想的一条“考古学”路线。现当代学者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不解和争议都或与现行英译本中出现的错译有关，或与《逻辑哲学论》相对应的蓝本稿《原逻辑哲学论》中的重大变动有关，其中包括材料的重新编序、改变结构、修正错误以及增加新材料和删除某些旧的材料。当争议和曲解发生时，不妨暂时放下《逻辑哲学论》回到它的“哲学思想基因库”，即《原逻辑哲学论》和维特根斯坦的手稿和信件中来探索一番，领略维特根斯坦的原始思路和哲学观点，这正是此文为以后学者打开的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新思路。
从“比较式的考古工作”中不难发现，现有的《逻辑哲学论》英译版本中有一些不可靠的地方，英文译者的真实身份是雷姆塞而不是奥格登，这修正了对《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和翻译过程的偏颇认识，提醒学者们要向维特根斯坦那样重视领会其著作的前言部分的意义，并找到了如密语般的编号系统中具有“在‘骨干命题’中间次插入‘渐强命题’与‘渐弱命题’”的趋势和规律。
这些发现肯定无法穷尽《逻辑哲学论》中的所有谜题，且在此对这些争论点提供的探索和分析也多因篇幅和能力有限而存不尽之处，还有待学界沿着“《原逻辑哲学论》文丛”的“考古学”思路对目前较有争议的简单指号的性质(42)、编号体系特性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该书由奥格登(C.K.Ogden)在雷姆塞(F.P.Ramsey)的协助下被译成英文，并以德英对照的形式于1922年出版，这便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第二个英译本是大卫·F.皮尔士(D.F.Pears)和B.F.麦奎尼斯(B.F.McGuinness)的译本，1961年以德英对照的形式出版，1974年再次对此英译本进行的修订是参照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在他同C.K.奥格登的通信中关于第一个英译本的意见和评论”。以下如无特别说明，《逻辑哲学论》的英译本均指第二个英译本，即1961年的译本，也并指1974年再版的译本。
②(38)(41)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pp.vii-106,p.5,p.24.
③(28)乔治·沃尔夫：《C.K.奥格登的语言理论》，《外语与外语教学》1991年第4期。
④此为《早期笔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笔记内容实际止于1917年1月。即是“《维特根斯坦全集》中文全集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英文简称为NB。
⑤也称《战时私人笔记》(《战时笔记》，韩林合编译，商务印书馆，2005)。英文简称NB2。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在1914年8月至1917年1月之间所写的三本战时笔记被分别称作NB1、NB2、NB3(J.Kang，“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totractatu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55,No.218,2005,pp.1-20.)。国内学者较多注意到的是NB1和NB2。
⑥陈嘉映编：《维特根斯坦读本》，新世界出版社，2009，第Ⅳ页。
⑦陈启伟：《〈逻辑哲学论〉一书的酝酿和写作》，《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⑧冯·赖特(1916-2003)，芬兰哲学家、逻辑学家，卓有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他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所任职位的接任者。他的哲学职业生涯开始于对逻辑和科学哲学的兴趣。维特根斯坦死后，他成为维特根斯坦的文字遗产的执行人之一。
⑨P.Winch,“Prototractatus,an Early Version of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Philosophical Books,Vol.13,No.1,1972,pp.36-38.
⑩本文所提到的《原逻辑哲学论》的页码均是指影印版维特根斯坦手稿中的页码，并非被冯·赖特编辑后的书籍的页码。
(11)J.Kang,“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totractatu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55,No.218,2005,pp.1-20.
(12)这7条线分别位于第28、52、60、64、70、71、78页上。
(13)CORE-PT：《原逻辑哲学论》的主体框架部分，并且这些构成主体框架的标语式的文字很少有来自战时笔记的原文，可以推测CORE-PT中的命题是维特根斯坦为了写出《原逻辑哲学论》而重新创作的命题。
(14)指维特根斯坦1913年的《逻辑笔记》。英文简称为NL。
(15)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Barnes & Noble,1922,pp.ix-159.
(16)(18)B.F.McGuinness ed.,Prototractatus,an Early Version of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by Ludwig Wittgenstei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97,p.32,pp.Vii-89.
(17)(19)(21)(25)(26)(27)(29)(30)(31)(32)(33)(34)(36)(37)G.H.Wright ed.,Letters to C.K.Ogden with Comment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Basil Blackwell &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Vii,p.17,p.19,p.23,p.11,p.5,p.21,p.77,p.77,p.8,p.48,p.55,p.55,p.21.
(20)(22)(23)E.Stenius,“Wittgenstein and Ogden”,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25,No.98,1975,p.3,p.65,p.66.
(24)这里也说明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是很自信，有限的英语水平影响了他准确地对德文原著的英语译文所进行的审校和修改工作。
(35)斜体是维特根斯坦在信件中用来表示强调的方法。
(39)E.Stenius,Wittgenstein's Tractatus: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Its Main Lines of Thought,Greenwood Press,1981,p.5.
(40)B.F.McGuinness ed.,Prototractatus,an Early Version of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by Ludwig Wittgenstei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97,p.32; 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Routledge & Kegan Paul,1974,pp.vii-106.
(42)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原逻辑哲学论》中陈述过关于简单指号性质的问题，但与《逻辑哲学论》中的论述不尽相同(参见M.McGinn,“Simples and the Idea of Analysis in the Tractatus”,in Wittgenstein and His Interpreters,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p.2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