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左’勿右”思维定势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势论文,探析论文,成因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防“左”反“左”首先要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而分析并掌握这种思维定势形成的原因，则是破除“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重要前提。本文在三个重要方面对其成因进行探讨：一是在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形成的“‘左’比右好”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向；二是认为“左”倾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比右倾更容易博得谅解和同情；三是建国后人们在“左”的氛围中生活了20年，体验深刻。持续不断的“左”倾思潮的猛烈冲击，在人们的头脑中层层打上“左”的烙印，从而形成“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在党的70多年的历史上，“左”的危害严重，长期难以克服，是个顽症。直到今天，它的幽灵仍时隐时现，干扰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造成“左”倾思潮长期泛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形成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旨在剖析“宁‘左’勿右”思维定势形成的若干原因，从根本上破除“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以有助于防“左”反“左”落到实处。
一、“‘左’比右好”思想观念的影响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经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尤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树立起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与反右并重的正确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倾向斗争中，就已经出现了“‘左’比右好”的思想苗头。1944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②他还认为，在策略问题上也要进行分析，如在土地问题上，一方面实行了过左的政策；另一方面在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上则是正确的。对“左”倾错误的这种分析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肯定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强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把“左”倾和右倾错误反复作了比较。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③。他还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④毛泽东的话非常明显地包涵了这样几层意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人们在分析“左”和右的问题时，也往往把“左”与革命联系起来，而把右与反革命牵扯到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政策，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灾难。林彪自我爆炸后，因为继续批“左”不好解释他成为反革命的事实，于是又定性为“形左实右”。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形左实右”的提法都说明，在党中央领导人和一般人的意识中，“左”确实比右要好一些，并且这种意识在1957年以后的20年中不断得到强化。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出，“‘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不自中共始，早在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产生了。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就有这样的论述：“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并且，“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⑤。列宁将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不久的“左”倾的危害性估计得很低，并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用最大的努力”能够克服。这种对“左”倾错误的分析无疑对中共领导人产生过影响，而且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就与列宁的分析基本一致。
二、对产生“左”倾错误社会根源分析的影响
列宁曾经剖析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认为“左派”的“主观‘心理’就是狂暴的小资产者的心理”；他们具有“夸夸其谈”的特性，“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他们在实际上“只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完全充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⑥。总之，在当时的俄国产生“左派”的社会根源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时刻对共产党施加影响，而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这股势力的危害性，接受了影响，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参照列宁对产生俄国“左派”社会根源的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和党内的实际状况，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之中。同时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多数，即使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容易沾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二是在政治上“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三是在组织上“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⑦。中共对党内“左”倾错误社会根源的分析比列宁的分析更完整、更系统。
在这里，我不想全面地评价列宁或中共中央对“左”倾错误社会根源的分析，只想把这种分析与对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社会根源的分析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列宁向来把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敌人。中共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类似的分析，如毛泽东说：“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⑧，“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比较危险”⑨。
在中国，按照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将社会上的人群划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就其政治态度而言，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次之；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一面，也有妥协动摇的一面；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相比之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比民族资产阶级强得多，而且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经常处在分化中的阶级，其中的不少人会因为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变成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党内“左”倾就其思想根源往往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右倾则往往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同样是倾向性错误，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自然是反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倾更容易博得人们的谅解和同情，而右倾则往往会遭到人们一致的谴责，不被谅解。久而久之，人们在处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问题时，就谨守一条重要原则：遇事宁可“左”三分，不向右边偏半毫。
三、20年间深刻生活体验的影响
邓小平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⑩“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使党的指导思想上错误的发展趋向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1957年以后的20多年中，人们长期生活在“左”的氛围中，体验是十分深刻的，思想深处打上的“宁‘左’勿右”烙印短时间内也是不容易消除的。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一个深刻烙印的是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反冒进。1957年春，党中央发起全党整风运动。正当整风进行之际，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也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变为反击右派。反右斗争在党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它使党中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新肯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开始遭到破坏。
1957年11月至1958年春，毛泽东连续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实际上成了1959年党内“反右倾”的序幕。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二个深刻烙印的是“大跃进”和“反右倾”。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兴起了“大跃进”运动，后来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从当年11月初开始，党中央开始纠正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左”倾错误。但这次纠“左”很不彻底，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因此，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又由纠“左”变为反右，随后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它使人们继反右派之后受到又一次深刻的“宁‘左’勿右”的生活体验。
这20年间，在人们头脑中打上“宁‘左’勿右”第三个深刻烙印的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1964年前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城乡“四清”运动。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十年，是在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的时期。经过10年“左”倾思潮的强烈冲击，人们对“宁‘左’勿右”的生活体验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次。
总之，人们在20年的社会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左”倾思潮的冲击，冲击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思想和情绪上的感受也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在头脑中形成并逐渐强化了“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938-939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3，424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第256页。
⑥《列宁选集》第3卷，第535、536、542、54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99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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