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商业贸易论文,人与论文,唐代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早以来，粟特人就以商业民族著称，他们是丝绸之路上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粟特人似具有天生的商业才能，其敏捷、勤勉、商业规模之大，令人惊叹。”①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语言、艺术、技艺和宗教，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②七世纪初，唐帝国建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昌盛时期。粟特人与唐朝内地的商业贸易由于各自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唐朝强大的政治统一和军事保障、便利的交通和友善的民族政策而达到高度繁荣。这对当时中原及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和影响。本文拟就其中主要的几个方面谈谈粗浅的看法，请读者指正。
一、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通过丝绸之路，古代世界得以沟通和交流，而中亚粟特人是东西方文明的主要“搬运夫”。因此，在罗马看不见一个中国商人，同样，在长安也很少罗马商贩。纯粹的西方文化在古代很少能直接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文化也是先由粟特人接受后，再辗转西传。同时，具有古老文明的粟特人也以自己的优秀成果为世界文明增添光采。
美国学者舍费尔在其带有浪漫情调的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对于唐代粟特地区及西方各国输入唐朝的商品有详尽的叙述。他将这些商品分为人、家畜、野兽、鸟、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料、食品、香料、药品、织物、颜料、矿产、珠宝、金属，上流社会日用品、神器、书籍、十八大类。下面又细分为一百六十九种，如把“人”这一类又分为战俘、奴隶、侏儒、人质、乞丐、音乐家与舞蹈者；家畜分为马、骆驼、牛、绵羊、山羊、驴、骡、野驴和狗；野生动物分为象、犀牛、狮子、豹与猎豹、黑貂、银鼠、瞪羚、岩羚、古怪的有蹄类、猛禽、旱獭、蒙哥、伶鼬、黄鼠狼；珠宝则有碧石、水晶玻璃、光玉髓、孔雀石、青金石、玻璃、犀角、象牙、鱼齿、珍珠、玳瑁、珊瑚、琥珀等等，而且每一种都予以详细说明。③这些物品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中亚地区素产良马，马匹输入唐朝，影响唐朝马政。“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唐初马匹缺乏，耕畜严重不足，而中亚马匹的输入有力地解决了这一困难。仅武德中，康国就献马四千匹，一直到唐德宗时，官马“犹是其种”。④中亚马“形容极大”，⑤“精力异常”，⑥这些良马进入中原，使唐朝马种得到改良：“既杂胡种，马乃益壮。”⑦马是古代最重要的军事物资，骑兵就是当时的现代化部队。中亚马的输入，提高了唐军的威力，“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番。”⑧中亚良马也改良了唐朝民间马种，刘禹锡《吊马文》载：“初、玄宗霸大宛而尽有良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泊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焉，故良也，色者率非中土类也。”⑨这说明中亚马输入中原，对唐朝军队和农业生产都有很大好处。
粟特手工业水平很高，武器装备的生产是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粟特人制造的甲胄一直到中世纪末都享有盛名，帖木儿就非常喜爱撒马尔罕生产的甲胄，“不乐意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甲胄”。⑩公元七一八年，粟特人把自己制造的锁子甲作为礼品进献给唐玄宗，“由于中国军械工匠吸取了它的样式，从而在中国军队中也出现了锁子甲”。(11)
中西贸易开拓后，中国的丝绸、金银器、漆器、铁器、硝及桃、杏、大黄等物产就远销西方，到唐代时，输向西方的物品更多、数量更大，瓷器、茶叶这时也成为输出的大宗。伴随着这些物品的西传，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也传入西方。
这条联结着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通道，以中国的丝绸命名，是历史的必然。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丝绸很早就开始输入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人称我国为“赛里斯”，即丝国，可能当时已有丝绸商队往来东西了。希腊罗马早先是用羊毛和亚麻制衣，当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丝绸传入西方后，使人们赞不绝口。最初传入时，丝绸价比黄金。罗马皇帝提庇留严禁男子穿著绸衣，以为奢侈逾制。但随着中西交流的扩大，丝绸的应用就愈益广泛了。
唐代，丝绸生产已有进一步发展，产量大为增加，工艺更精美高超，图案纹饰形成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并吸收了波斯等外国的图案，因此更受外人欢迎。
在丝绸技术西传的记载中，杜环的记录是值得重视的。怛逻斯大战后，杜环流落异域，曾到过大食的都城亚俱罗。他说那里：“四方辐辏、万货丰贱、绵绣珠具、满于市肆。”他还看到“绫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12)由此可知，当时我国的纺织工具已传入西方，而我国的纺织工匠，也在西方为当地人民服务了。
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贩运丝绸能获得巨大利益，为了控制丝绸贸易曾引起过多次战争。拜占庭和波斯曾为此进行了持续二十年的战争（572——591年）。唐朝政府也明白丝绸贸易的巨大好处，对丝路上的贸易进行直接控制。唐朝与中亚的丝绸贸易是与团结边疆各民族，维护帝国的统一相联系的，丝绸往往成为唐政府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外交工具。这也说明了贡赐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贸易方式。因此，可以说，中国丝绸传入西方，不仅在文化生活方面对西方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政治外交等方面对西方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新疆尼雅东汉遗址中发现过最早的纸张，看来纸从二世纪后就已传入新疆地区。此后，纸再西传到中亚，到了五世纪末期，中亚各地都普遍用纸了，但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都是在八世纪。一般认为怛逻斯战后，被阿拉伯俘虏的中国工匠中有造纸工人。被俘的中国人教会撒马尔罕地方的居民用碎布造纸，到十世纪时，撒马尔罕的造纸工业已经很发达了。“纸是由俘虏自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济雅德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民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13)我们知道，经济交流中，生产技术的交流较之商品交流更具有重大价值。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对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是有决定作用的，直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起着作用，这即是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粟特本地手工业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中原的影响。粟特的武器是很著名的，“匕首、剑、刀的把柄是真正的艺术品，由贵重的金属制成，镶嵌的很美观，以龙头的样式而定形。”(14）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显然是中原文化在粟特手工业中的表现。本世纪初，苏联人在穆格山粟特城堡遗址中发现了三百余件唐代粟特人遗物。其中有约一百五十件织物残片，内有丝织物、毛织物和棉织物。苏联学者认为，这些丝绸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中国。(15）还发现了竹细器物和漆器断片，“后者且显然绘有中国风格之绘画。又所得方孔钱，当亦系受中国影响。”(16）这些方孔钱是粟特人仿中原铜钱而制造的。在阿拉伯入侵粟特时期，“阿拉伯占领者在马维
纳尔找到了大量的中国产品，……使穆斯林产生深刻印象的中国手工业者的技艺从这些被阿拉伯后来称为中国人精工制做的器皿中显然可见。”(17)可见，河中地区有大量的中国产品，这些制品所显示出的高超技艺对粟特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摹仿制造，在他们的产品中显示出中国文化的风采。粟特地区生产的丝绸和棉布，特别是撒马尔罕所造的纸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所以，巴尔托里德说：“毫无疑问，（粟特）工业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8）
伴随着商业贸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愈广泛。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天文学、医药学、文学和音乐、绘画艺术源源不断地传入西方，为各国融合吸收，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波斯、东罗马的杂技百戏，印度、粟特的音乐舞蹈，以及中亚的宗教艺术源源传入我国，对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地吸收周边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以其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
“粟特人富有学问，文学修养也很高雅（甚至他们之中的商人也富有学识）”。(19)粟特商人能歌善舞，很多商人还是学者和新宗教的传播者，他们的商队走遍天下，“诸种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地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的经商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20)
袄教的传入中国，和粟特人有密切的关系。据陈垣先生考证，袄教传入中国是在五一六——五一九年间(21)。但是袄教在中国的盛行，则是在隋朝和唐初，当时建立了袄祠，并设立了“萨宝”的官职主持袄祠：“（胡袄祠于）武德四年立，西域胡袄神也。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祝充其职”。(22)有的学者认为“萨宝”之原意为“商主”，因旅居中国的“伊兰系贾胡或商胡”为袄祠之官而得名(23)，向达曾谈到过的米萨宝其人，正是此等角色(24)。粟特曾是摩尼教的根据地之一。摩尼教之传入中国，通常认为是在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其实应在此之前。“此教传入唐朝后，更传入与唐有密切关系的回鹘，并获得居住在今外蒙古的该部人的热心信仰，其僧侣则参与国政的指导。……在东方从事传播摩尼教的不仅有粟特人，也有吐火罗人。从建于鄂尔浑河畔回鹘首都哈喇巴勒哈逊的用汉语、粟特语和回鹘语书写的回鹘保义可汗纪功碑中可看出，回鹘人中的摩尼僧多为粟特人。他们卒能在曾拒绝佛教的突厥人中获得成功，不能不归功于其聪敏”。(25)摩尼教宣扬善恶二元论，以光明与黑暗比喻善恶之间的对立，被后来的多次农民起义作为反抗统治者的武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些外来宗教在唐朝流行，是和唐朝对外来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分不开的，这是唐朝封建文化高度发达，文化上有足够信心的表现。
伴随着商业交流而传入中原的中亚乐舞乃生活习俗对唐人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隋初音乐，“并用胡声”。唐在此基础上定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十部(26)，其中多数是从商路传入的西域音乐。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羯鼓等乐器也很盛行，唐玄宗“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27)唐朝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融合发展成为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是由唐玄宗把《婆罗门曲》加工改作而成，白居易赞它是“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28)
唐代著名音乐家有很多是粟特人的后裔，如曹保、曹善才、曹纲三代，均擅长琵琶。康昆仑、石宝山、安金藏等也都是有专长的音乐家，康昆仑有琵琶第一手之称。米嘉荣、何戡则为有名的歌手。粟特歌者何满子所作《何满子》一曲在唐代广为流传，张祜《宫词二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29)可见《何满子》情调是何等的悲怆凄凉，真是“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这一名曲可说是唐代乐工歌伎供人欢笑而自己身世悲酸的写照。
唐时舞蹈也很盛行，很多中亚舞蹈传入内地。中亚舞蹈，多配以音乐，故唐代盛行乐舞。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中亚传入的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
胡旋舞是最富有粟特民族特色的舞蹈，粟特人多次把胡旋女献给唐朝皇帝。胡旋舞跳起来左旋右转，急速如风，因而得名。白居易有《胡旋女》诗，对胡旋舞有十分生动的描绘：“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30)看来，这个舞轻盈快捷，技巧很高。当时长安人人学旋转，舞胡旋成了一时风尚。朝堂上，杨贵妃安禄山疯狂起舞，色媚君主，“旋得明王不觉迷”；市肆间，当
的胡姬也旋转 如风，招徕主顾“君今不醉将安归！”胡腾舞腾踏旋转，以跳跃见长，故而名之。这是一种男子独舞，舞者有时先痛饮一杯葡萄酒，然后掷杯起舞，跳跃轻快敏捷，急速地抬脚换跳，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天的新疆舞。柘枝舞节奏明快、旋转迅速、目光神情，尤为动人。此舞流传很久，宋朝名相寇准就迷于此舞，被人称为“柘枝癫”(31)。
文化艺术是互相传播的。唐代时，中国的乐舞也传入西方，最有名的是“秦王破阵乐”。这原是作战的军歌，李世民根据作战时队伍的进退、回护、突破、包抄等行动编制成舞，一百二十人穿盔执戟，屈伸交错，以象战阵之形。乐器以大鼓为主。《旧唐书·音乐志》说它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可见是相当粗犷雄浑的。这个舞是根据唐太宗的战略战术思想制成的，目的在于夸耀武功，增加威望，的确也收到一些他预期的效果，在国内影响很大，吐番赞普牙帐里也常奏此乐。(32)《秦王破阵乐》传到国外，人们闻此乐而对唐朝肃然起敬。玄奘到了印度，中印度的戒日王见了他就说：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救众生，平定海内，殊方异域，慕化称臣，百姓们都唱“秦王破阵乐”，我早就听说了(33）。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的拘摩罗王也对玄奘说：现在印度各国都赞颂“秦王破阵乐”，我听到很久了。他还对玄奘表达了对中国“常慕风化，东望已久”的倾慕之心。(34)可见“秦王破阵乐”当时在印度很有名，一定是来往的商人传过去的。(35)
唐朝前期盛行“泼寒胡戏”，这种新鲜活泼的游戏很让人喜爱，唐中宗也特别入迷。严冬腊月，人们身着胡服，边歌边舞，用油囊盛着水，互相泼水为戏，还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笛、箜篌等乐器伴奏，(36)“泼寒胡戏”可能是泼水节仪式的演化，泼水节风俗起源很早，在印度、缅甸大都在春天过泼水节；而中亚、新疆一带却在冬天举行。如康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37)看来，传入唐朝的乞寒风俗是直接由粟特商人传来。这种穿胡服，奏胡乐的胡戏，在唐代是如此的盛行，以致引起一些保守官员的反对，认为太不雅正，要求禁止。(38)唐代“浑脱舞”是从“泼寒胡戏”而来，在行进中歌舞，调名“苏莫遮”，歌词每一段结尾有和声“忆万岁”，这是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后来，剑器入浑脱，二者融为一体，公孙大娘所舞《剑器浑脱》者便是。杜甫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说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张旭看到之后，草书大进；又一说是僧怀素看后草书大进。(39)
唐人喜好胡人服饰，唐太宗之子承乾便是一例：“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又好突厥言及所服。”(40）唐太宗灭高昌后，引入了葡萄酒的酿制方法，这对中原人的饮食是很大的贡献，“芳辛酷烈，味益缇盎”的葡萄酒使得多少文人墨客灵感顿生，诗兴大发，“李白斗酒诗百篇”传为千古佳话。总之，中亚及西方的物产和文化风俗影响了唐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了唐人的生活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于某些异域物品在其本身消失以后，又化为某种理想的形象，如白鹦鹉成为智慧的具体象征，而撒马尔罕的小狗在故事里和小图画中为孩子们所喜爱。（41）
这种“胡化”风潮，终有唐一代，历久不衰。诗人元稹描写唐玄宗以后，“胡化”更甚：“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满成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42)胡人“汉化”也很明显。《资治通鉴》载：“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唐代籍帐中所见粟特人很多，他们同汉族居民一样成为编户百姓，分到口分田，承担交租税、服徭役的义务，有的被编入军府，充当卫士，参加战斗，并立功受勋。而且这些粟特人多半通晓汉语，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43)。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的结果，当然是促进了各民族的友好和融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很多关于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互相作保的记载，反映出唐朝社会是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民族大家庭。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而民族间的不和及战争只是暂时的现象。
二、促成了政治统一、加强了唐朝统治
强大统一的唐朝是促进国内外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则是唐朝繁荣的商业分不开的，特别是唐朝统一西域，把中亚归入帝国的版图，更是和西域各族商人，特别是和粟特商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和隋末的动乱，使中西交通受到严重的破坏，各割据政权设置关卡，滥征商税，层层剥皮，商人苦不可言，甚至于屠杀胡商，掠夺财物，几乎扼杀了中西贸易。割据政权各有其独特的货币制度、税收制度、度量衡制度，这都成了中外商人的灾难，是商业贸易的桎梏。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要使中西商品交流正常进行，加强地区经济的相互联系，只有扫除分裂割据，使全国走向统一。统一既是中西交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以粟特商人为主的西域贾胡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权出现。因为只有统一的国家，集权的政治才能扫除地方主义，才能施行统一的货币制度，税收制度和度量衡制度。所以说“重商主义是统一的动因，……重商主义政策是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两相结合的纽带”。(44)因此，粟特商人自然地成为唐朝统一全国、统一中亚的赞助者，汉族商人同样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权作为他们对外贸易的保障，并以此招引外国商人。虽然胡汉商人们赞助统一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是从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出发的，但是客观上，所有大一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在唐朝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商人们也正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唐初，丝路闭塞，粟特人消极方面努力冲破地方主义，越过割据政权的道道关卡，顽强地继续着中西贸易；而积极方面则努力地赞助唐朝扫除地方割据，建立统一国家。武德年间，东曹与康国一起遣使入朝，其使者说：“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表明了他们对唐朝抱有很大的希望。六三○年，唐灭东突厥，由唐朝完成中国大统一的形势已趋明朗。伊吾城主，粟特人石万年率七城内附，唐于其地置西伊州。(45)伊吾城扼东西商路，商胡杂居，唐朝既控制了伊吾，也就进入了西域，拉开了统一中亚的序幕。“伊吾群胡慕化，”归附唐朝，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朝统一西域，表明了他们要求保障丝路安全畅通的强烈愿望。唐朝进入伊吾后，统一西突厥及高昌以西诸国便成为当务之急。“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46)而高昌王“文泰与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47)“又与（西突厥）叶护连结，将击伊吾”。(48）这引起了西域各国和各族商人的强烈不满。因此，唐太宗兵伐高昌。高昌王与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本拟对抗，但唐军于六四○年秋到达时，他们即不战而降。唐军能迅速取胜，是与西域人心向背分不开的。唐太宗对粟特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这也说明，唐灭高昌、降西突厥实是应中亚各族人民的请求而行动的。唐太宗逝世后，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进攻庭州，陷金岭城、蒲类县，杀掠数千人(49)。为了保证唐在西域的统治和丝路的安全，唐朝出兵平叛。粟特人以实际行动加入了平叛战争，何国派人向唐廷上表：“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50)六五七年，贺鲁兵败逃到石国，石国人将其诱捕后送交唐军。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其部落与中亚领土并入了唐朝的版图。在唐朝统一中亚的战争中，粟特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粟特人很早就和突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六世纪后半叶，突厥兴起，将东自中原，西至拜占庭边界的北方大片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粟特人最善于利用别人的一统天下来发展自己的商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更加积极地活动于东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给突厥人以重大影响。“粟特人以商贾入突厥，断次参与政治，以‘黠桀’佐突厥统治者”，(51)成为突厥可汗重要的政治经济顾问。
在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关系中，粟特人早就发挥了作用。西魏大统十一年，宇文泰“遣酒泉胡安诺盤陀使焉。其国（指突厥）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52）这是迄今所见中国内地遣使突厥的最早记载，而这一成功的外交是由粟特人完成的。
粟特人在突厥王庭有很大的势力，如粟特人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在突厥与隋的关系中出谋划策。裴矩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53)裴矩的话表明，粟特人不断渗入突厥统治阶层，大大影响了突厥的对外政策。后来裴矩设计诱杀史蜀胡悉，始毕遂愤而与隋绝交。还有粟特人康稍利者，为始毕可汗的特勤，特勤常由可汗子弟充任，有如“亲王”，粟特人能够得到突厥的特勤高爵，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地位是如何高了。在颉利可汗时（620——630年），粟特人在突厥汗国的势力已经很大了。《新唐书》载：“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霄部，统特勒（当为勤）主胡部……”。(54）由粟特人组成的“胡部”与延陀等部并列，其人多势众，可以想见。粟特人的首领常常“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55）来到汉族地区互市，也说明粟特人在突厥汗国里是已成部落，拥有财产的集团了。粟特人既多，且多财富而擅策略，故“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56)以致引起了旧贵族（突厥宗族）和新贵族（粟特人）之间的矛盾。这种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乃是新的商品买卖者与旧日畜牧主之间利益的冲突问题。“自七世纪以来，突厥汗国的封建因素逐渐在产生，在生长，而原始的宗法因素在式微、在消亡”。(57）粟特人所代表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无疑对原始的宗法关系起到瓦解作用，而这些粟特人又常常来到隋唐边境互市，不仅加强了突厥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而且把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关系引进突厥地区，把漠北草原纳入了中原封建化的体系之中，这就动摇了草原上原来的生产关系，必然引起旧贵族的仇视。新、旧贵族的冲突“对于草原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有进步性的，因为它们是草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产物。”(58）这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新的货币经济关系对旧日宗法关系的冲击和动摇，正是突厥地区统一于唐朝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六一七年，李渊起兵反隋，当时突厥强大，李氏欲借突厥之力图天下，于是通好突厥，始毕可汗帮助李渊夺得京师。在突厥与李渊之间往返奔波，促成其事的正是突厥特勤康稍利。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颉利惊扰，因徙牙于碛口，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肖后及杨政道来降”。(59）康苏密是粟特康国人。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记安附国之父安汗在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人归降唐朝，(60）他所部的五千余人可能就是组成突厥胡部的粟特人。这些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都归降了唐朝，促进了唐对突厥的统一。这是由商业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由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所决定的。粟特人辅佐突厥，本指望强大的突厥完成中国的统一，为商业贸易开辟道路，可是当唐朝统一中国的趋势已明朗化后，他们就不再和自己原先主子的利益息息相关了，而宁愿寄希望于实力较强，有统一前途的唐朝。综上所述，粟特人在突厥地区的商业活动客观上为统一准备了条件，在唐统一突厥的战争中，他们又倒向唐朝，可以说，粟特商人为突厥地区归并入唐朝起了促进作用，作出了贡献。
“武力与商业相依，这可以分两方面讲。1.武力保护商业。就这方面讲，唐初盛大的武力，以及完备的国防制度，便都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开拓疆土，以武力维持之，造成边境的安全秩序，使唐帝国的国际贸易，得到平顺的发展，这便是重要的经济意义。2.商业支持武力。既有了伟大的武力，则武力的维持，常有赖于商业。换言之，国家养兵既多，军饷浩繁，则常向商人征税以养兵”。(61）唐朝统一中亚，在中亚地区设置了整套的行政机构和完备的国防制度，驻有大量的军队以维持唐的主权和保护商旅的安全，这就需要大量的经费，这笔开支主要是靠收取商税来解决的。开元七年，唐朝规定，丝路上的商税，在天山以南的由“焉耆、龟兹、疏勒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这就是关税，主要是针对“行商”而言。除关税外，还有市税，则是征收“坐贾”。商税的具体税率是多少呢？据赵赞建中元年所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致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62）税率则为百分之二。实行两税法时规定：“商贾税三十之一”，税率则为百分之三点三。有唐一代，虽有过几次波动，但商税率大致维持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之间，一般实行“每千文征收过税二十，住税三十的制度”。(63）“过税”、“住税”也就是“关税”，“市税”。这个税率是不重的。税率虽不重，但由于唐代中西商业贸易的兴盛，税收的总数还是相当可观的。为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利益，曾引起过无数次的冲突与战争，反映出税收的重要。唐朝在丝路上税收的总数我们虽不知道，但从《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金满县之印）》(64）可以看出税收额是很大的。金满县在这一年共管百姓、行客、兴胡一千七百六十人，总收税二百五十九千六百五十文，其中百姓税八十五千六百五十文，行客、兴胡所交税钱则为一百七十四千文，是百姓税款的两倍多。一县如此，按此推想，整个西域各地行客、兴胡所交税钱总数当非常巨大。“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唐朝在西域征收商税，正体现了唐朝对中亚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庭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给，此盛王之鉴也。”(65）以粟特人为主的各族商人为国家交纳的税金，为唐朝在中亚的经营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商人支持专制政府的最大功绩，厥为向专制政府纳税”。(66）这是粟特及中亚各族人民为促进唐朝统一，巩固唐朝统一所作出的贡献。
三、推动了中原和中亚地区生产关系的进步
唐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前代有了高度的发展，特别是中原与中亚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及通过粟特人与西方国家间的来往出现了前所没有的繁荣景象，这对于唐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生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和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67）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封建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商品和货币会浸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机体，使整个封建社会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唐代货币地租的出现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货币在整个商业机器中起了润滑油的作用，这对商人是有利的。税收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在八世纪出现了。七八○年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两税法’，用半年交纳一次货币的制度代替实物租和劳役义务。这个变革是由货币经济的形成而促成的，并大大加强了商人阶层的地位”。(68）但是，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唐朝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离资本主义的产生还相差很远。根本原因是唐代封建经济十分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男耕女纺，质朴无文。黄发老人有不识城市者。安土重迁，不善商贾”(69）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以贩运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唐朝与西域间的官方贸易是对封建地主经济的补充，以弥补其生活方式的奢侈性要求，即官方的贩运贸易主要是为大地主大官僚等上层统治者服务的。而一般的中小地主的理想生活是“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不求于人”(70），当然也无求于从西域贩运来的高级奢侈品。至于民间的贸易活动虽然日用杂货多一些，奢侈品少一些，但依然属于贱买贵卖的长途贩运贸易，与广大的农民联系不大，并未开拓和占领广大的农村市场。这相对地说明了商品生产的水平还不太高。社会分工不足和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商业资本未从属于产业资本而独立的发展，只是依附于封建经济体系上，从地主阶级那儿分享剥削于农民阶级的财富。因此，它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破坏的作用，但却不能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况且唐朝仍将“重本抑未”奉为国策，“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71）工商业者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也备受压榨，封建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十分严格，限制了工商业的自由发展。
“因为商业资本是在生产领域外独立地发生作用，这种买卖行为富有极大的欺骗性和掠夺性。就转运贸易和国际贸易而言，商品产地与消费者间迢迢万里，生产者不知道市场价格，消费者无从了解商品的原始卖价，商人于是就能从中上下其手，一方面欺骗生产者，低于所值地购买，一方面欺骗消费者，高于所值地出卖。通过这种经济诈骗，商业利润就大量地产生了”。(72）如《唐〔七世纪后半？〕判集》：“长安县人史婆，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73）还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74）富商大贾手中有钱则必然经济上兼并土地，政治上寻求靠山，形成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剧了小农经济的破产，所以，对于唐代高度发达的中原与中亚间的商业贸易应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一方面，贩运贸易的发展，与过去更为落后、停滞的经济状态相比，当然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在贩运贸易中的比重上升，与过去以贩运珍奇异物为主要内容的情况相比，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些产品生产的发展，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商人资本则从一诞生起，就具有无限追求利润的品格。商人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75）粟特人在中原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让渡利润”，唐王朝以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和粟特人进行贡赐贸易，这都会因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过重而引起社会经济的萎缩，破坏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进行。所以马克思一再指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这一规律在“转运贸易的历史上表现的最为显然”。(76）
中原与中亚间的贩运贸易对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77）。它既冲击了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又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统治阶级更趋腐朽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但是，对于粟特地区来说，贩运贸易的“解决作用”却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进步。七、八世纪的粟特地区正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封建主义，但封建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78）。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康国地区，商人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多半出身于德赫干贵族，并在生活方式上和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构成封建化统治者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农村公社和宗法大家庭中的自由民在贫困化的过程中分化出来，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于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地位，封建关系正是通过剥削日益增多的依附成员而发展起来。以商业民族著称的粟特人，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以其商业活动刺激了财产的集中和分化，并加剧了对自由居民的剥削和压迫，迫使自由居民贫困化，难以进行简单的再生产，从而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转变为依附者和半依附者。（79）一批新型的城市、村庄和居留地相继产生。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遂使粟特的商品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就增加了扩大贸易的迫切性，于是刺激了商人们更加积极地向外活动。可以说，正是商业活动促使中亚粟特社会由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粟特商人以新的姿态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唐代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注释：
①②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
③ З. шефер《Золтые персики самаркан--да》，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наука》 носква 1981。
④ 《唐会要》卷七十二。
⑤ 《唐会要》卷七十二。
⑥ 《册府元龟》卷一三四。
⑦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⑧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⑨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刘梦得文集》。
⑩ 布尔努瓦著，耿译《丝绸之路》。
(11) Б·Г·ГАХУРОВ《Таджиуи》－－《Ремесла и торговля》.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2。
(12) 《通典·边防七》引《经行记》。
(13)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转引自王治来《中亚史》。
(14) 《Таджики》， CMP255。
(15) 《Таджики》， CMP255。
(16) 岩佐精一郎《唐代粟特城堡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见万斯年《唐代文献丛考》。
(17) В·В·Бартолъд《Сочинения》 тмр1， CMP--295。
(18) В·В·Бартолъд《Сочинения》 тмр1， CMP--295。
(19) 布尔努瓦著、耿译：《丝绸之路》。
(20)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
(21)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3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
(23) 藤田丰八著、杨汉译：《西域研究》。
(24)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5)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
(26) 《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
(27) 唐南卓《羯鼓录》。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28) 引自欧阳予倩：《唐代舞蹈》。
(29) 引自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何满子》。
(30)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第1册。
(31)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癫’”。
(32)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番下》。
(33) 《大唐西域记》卷五。
(34) 《大唐西域记》卷十。
(35) 欧阳予倩：《唐代舞蹈》。
(36) 《文献通考·卷一四八·西戎》。
(37)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
(38)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39) 欧阳予倩：《唐代舞蹈》。
(40) 《新唐书·卷八十·承乾传》。
(41) Э·Шефер《Золоттые персики самарка--нда》——《введение》。
(42)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法曲》。
(43)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见《新疆考古三十年》。
(44) 吴于：《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45) 《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
(4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
(4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
(4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
(49)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下》。
(50)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
(51)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52) 《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
(53)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54)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上》。
(55)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56)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
(57)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58)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5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上》。
(60) 《全唐文》卷四三五。
(61)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
(62) 《唐会要》卷八十四《杂税》。
(63)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也可参考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
(64)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页342。
(6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
(67)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页364、371。
(69) 《Золотые Персики самарканда》——《Ис--торитеская канва》。
(70)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安庆府风俗考》。
(71)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注释晋辨唐柳先生集》。
(72)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73)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页222。
(74)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
(75) 《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页369。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页366，372。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页366，372。
(79) А·Джалилов《Согд накануне араб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и борба согдийцев проит--ив арабских завоевателе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Ⅷв.》 CTP45——47。
(80)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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