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的价值及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渐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沿着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前行至今。如何判断这样一种政治改革进程的价值和定位？是正确的选择还是错误的歧途？是继续坚持并作为指导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战略还是给予根本否定并重新选择一条激进推进的战略？这不但对于理论界认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性质和出路有着重要的学理性意义，而且对于我国下一步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和根本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代世界政治变革的一般性历史及其后果
关于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实质，国内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体制的运行进行逐步的改良，也就是说，区分‘制度’和‘体制’，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对不适应现实需要的体制进行调整”①。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当代世界政治变革来看，渐进性政治变革，事实上是各国成功进行政治改革的最佳路径。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主要依靠对原有政治体制的改良，保持了国家的长期政治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使自己走在世界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前列。这样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历程，并一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国家，最为典型的是英美等国。自“二战”以后，它们虽然一次次面临经济社会的巨变和科学技术的革命，但是，仍然坚持政治制度的传统性和体制运行的渐进性改良，以较大的张力和弹性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性变革。它们以其充分的实践说明，即使经济体制、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政治体制也可以在保守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并维护着这种变革的有序性和持续稳定性。另一类是在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几经曲折地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后，成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政治集权较为突出的威权主义体制，最为典型的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这类国家，一方面是在专制集权的威权主义政府的推动下，从20世纪 50年代以后就一直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市场化的实践；另一方面又立足于自身历史和文明曾经有过的不同程度民主制度的记忆，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逐渐进行政治民主制度的改良。它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即“新民主政权的制度化和合法化，不需要或伴随着与过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组织等方面作激进的和全盘的决裂”②的可能性。
拉美各个国家虽然具有深刻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区别，但是，近几十年来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都处于渐进式的变革之中。“二战”后拉美各国的经济政治变革中，无论知识精英、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多少分歧，但是他们都基本“接受市场经济是无可避免的这一事实”，尽管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但“市场经济不再受到政党纲领或学术著作的谴责”③。所以，拉美各国在威权主义的军人统治下，一方面以“控制经济制高点”的干预性国家的姿态，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同时逐步推进政治变革，向着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前进。整个拉美与欧洲特别是南欧已经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所不同，它正在显示出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渐变式的民主制类型特点，即这个地区很明显带有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的特色，但渐进式的政治变革使得其民主推进的程度还是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例如，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国在威权主义政府渐进式的经济政治变革中呈现出有序性状态，阿根廷、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等国在经济市场化推进中取得相当成就而政治上却还不断在民主与威权体制之间摆荡，巴拉圭、玻利维亚、多米尼加、海地等国仍处于军事威权主义的统治之中，表明这一地区“为数颇多的威权体制，已经实质性地达到以市场为基础的成长，并且这些政体的绝大多数，不谈它们发展的具体阶段，在今日都采行了资本主义的模式”④。
东亚在近几十年来正在经历走向民主的政治改革的艰难历程。这一地区一方面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战后的重建，另一方面在本国代表西方利益的代理人与西方政治势力的合作之中建立了东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高度的集权专制，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市场化和国际化，并且在有的国家或地区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奇迹”。而在东亚的政治民主巩固的漫漫长路中，也出现了两类国家或地区：一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一个政治上受英式教育的精英阶级的强有力的统治下，一方面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有序缓慢地推动政治民主进程，基本上使得这类国家始终处于经济发展和渐进式政治改革有序推进的进程之中；二是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上逐步陷入动荡，然后它们经过被动式的政治改革，也逐步将国家的政治变革纳入渐进的过程之中。例如“在中国台湾的1988年到1991年，韩国的1985年到1987年，菲律宾从马科斯的出走算起，在泰国则是逐步发展，竞争性的政治体制逐步取代威权统治”⑤。这类国家或地区，也是一方面先具有所谓的西方民主标识，即“都采用了包含民主政体的许多必要条件在内的宪法：韩国在 1987年，中国台湾在1992年5月的宪法增修条文之后，菲律宾在1987年，泰国自1992年后”⑥；另一方面其民主的过程是缓慢推进的，即用西方学者的眼光来看，就是无论在宪政主义、制定选举程序与政党活动的法律、法治原则与司法独立上，还是在反对党的地位和市民社会的建立上，都还处在逐步建构之中。⑦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最为动荡和不安定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国家在其国内的政治变革中，基本上都采取了突变性的方式，以国家政治制度根本变革和与过去决裂的方式来实现以欧美为参照系的政治民主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地区除原有几个在经济上已相当发达、地理上与西方密切联系、被强行纳入苏联版图之前在政治上与西方政治制度基本类似并还保持着过去“民主制度”记忆的国家，如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等，逐渐走上平稳的发展和逐步接轨外，其他东欧国家和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都还没有走出政治制度化的破碎状态，它们要么陷于西方再次进行的“橙色革命”所带来的动荡不安，要么又迎来一种新形式的威权主义高压之下的政府，要么失去了往日辉煌而沦落为当今世界二流国家，要么陷于对过去美好的回忆而面对今天国内无序状态的无奈之中。从这一地区的整体来看，与过去政治体制的突变性的决裂方式并不是当今大部分国家政治变革的较佳路径，或者说是一条失败的路径。
上述对当代世界一般性政治变革进程的概述，实际上展示了这样的图景：从“二战”以后到现代的世界，就是用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也不是发生在进行激进的政治民主改革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渐进性政治变革的国家；西方的政治学术界与某些政治势力在对待其他国家政治变革的问题上，发出的信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学术界肯定了大部分国家的政治渐进性变革的道路，而某些政治势力则大力鼓吹发展中国家走政治民主的突变式路径，但在事实上，却几乎没有在激进的民主政治变革中取得成功的范例。
当代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进程的特点和价值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政治改革上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是从实践的推进过程来看还是从改革主体的理论设计来看，都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点。这种渐进性，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性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所决定的，具有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独特性。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国从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进程纳入当代世界政治变革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与当代世界政治渐进性变革的成功趋势具有重大的相似性。或者说，当代中国政治变革没有被世界上一些外来政治压力和理论导向一条所谓的激进休克的歧途，而是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走上一条通向成功的渐进性政治变革的普适之路。
首先，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都把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作为首要任务和目标，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始终都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这种一如既往的基本思路和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改革进展的渐进性。与当代世界所有成功的政治变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自始至今就没有单纯为政治改革而进行政治改革，没有追求过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抽象的政治民主目标。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谈到经济与政治关系时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⑧1987年，在中国经济改革遇到原有计划体制的阻碍，社会上对政治改革期望很高，党内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时，邓小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⑨1992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总结了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即“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⑩。进入新世纪，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把“发展”作为贯彻这一思想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11)从上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大目标的一致性，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只是改革大目标的重要保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不但从来没有被颠倒过，反而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越来越清晰。而正是这一清晰的定位，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必然遵循一条渐进性的路线。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改革的理论设计，自始至今一直把握着渐进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把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运行体制分开，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体制的运行进行逐步改良。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逐步把握了这一渐进性政治改革的精髓。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针对一股借改革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并且把这四项原则上升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高度，强调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2)。不久，邓小平在继续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又指出：“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13)这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党和国家政治具体运行体制作了区别，指出中国政治改革是一个坚持根本政治制度与改革具体政治运行体制相统一的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二十多年来始终为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所继承、一贯坚持并有所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1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就提高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问题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15)可以说，改革至今，我们对渐进性政治改革的这一内涵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准确。它保证了我们政治改革渐进性有序推进，保证了我们政治改革在坚持基本制度传统前提下对政治体制所有具体方面的逐步涉及。
再次，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中，一方面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在经济体制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时，仍然清醒地把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度，即目标、方向、步骤等。作为渐进性政治变革，如果排除政治改革的制度因素，中国与其他国家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又牢牢掌握政治变革逐步推进的步伐。作为市场化改革推进的进程，中国从改革初期明确市场化的基本思路(16)，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被全党所接受，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今天对全党提出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29年来，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几代领导者一致的共识和改革实践的主线，无论在改革进程中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在改革处在顺利推进阶段还是改革遇到曲折和困难，29年来，都始终坚持政治进程中制度的传统性，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没有为政治体制改革植入被看起来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异质体的东西，甚至在几次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出现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渐进性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走进突变路径，给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造成重大压力时，这种传统性都没有被放弃。党和国家仍然清醒地把握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度，即目标、方向、步骤等。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又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和“文革”中出现的弊端正在逐步被克服，渐进性政治变革虽然进展缓慢，但收获却实实在在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基层社会事务中逐渐显现出来。
这种与当代世界渐进性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又具有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特色的政治改革，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它为中国经济社会各项改革提供了持续的推进动力。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或者说内在的动力机制，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特点，即改革开放来自于一段时期内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在这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国经历了10年“文革”浩劫，国民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这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颠覆性。改革开放之初，对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等，邓小平有很多的论述。近三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了这种改革的目的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性选择。与此同时，渐进性的政治改革，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完善社会主义各项机制和体制为目标，始终以保持经济社会进步为宗旨。无论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进行的调整，还是在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方面所作出的改进；无论是国家法制建设层面的各项工作，还是党的建设层面的重大改革，都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理性得以保持，都使得经济体制在改革推进中保持着向既定目标前进的持续性。
它为中国社会在巨大的变革中保持了持续的稳定发展。当代中国的变革，是一场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长期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转变为开放的全球化社会的变革，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当代世界，还没有一个类似的国家在保持持久的社会稳定中取得成功的先例。中国的渐进性政治变革，力求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中，一方面，运用政治体制配套经济体制的力量，缓解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巨大震荡，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方向和利益惠及全社会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自身又坚持不再引起已经有着巨大风险的经济社会变革之外的新的风险出现。纵观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变革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都是因为在紧迫的经济社会改革同时，不顾及已经面临的巨大社会风险，又进行激烈的政治变革，导致各种社会风险因素集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感叹的：“通往现代性的航道上到处是沉舟漏船。”(17)
它为中国深刻而又快速的社会发展进程建构了持续的可控机制。在一个深刻而又快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是保证这种进程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石。经济体制的转轨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为社会长久的发展和稳定提供合理性。但是经济社会变革深刻而快速地推进，在某些时段内是难以控制的，特别是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体制的转轨失范时期，尤其需要政治体制提供一种可控机制。正是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及时地提供了这种可控机制，它避开了现代政治概念化、标签化的一面，而发挥了现代政治对社会发展进程可控性的有利一面，即在一个具有全新执政理念并致力自身改革的政党领导下，将一切积极因素整合进改革进程，经济社会深刻而又快速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政治国家，反而使政治国家更加强大，对社会发展的可控力越来越强。
当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渐进性政治改革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体制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是这种渐进性政治改革的不足一面。这种滞后性，表现出了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渐进性政治改革同样存在的问题，如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效率优先必然出现的对社会公平的呼唤；也表现出了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所特有的问题，如“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够；以赋予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制约政府权力的宪政改革迟缓；这也导致了行政改革的艰难……官僚机构庞大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很突出；党政关系在制度上的界定和划分尚不清楚；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不够……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市场化的进程脱节……以及执行能力和效能不够”(18)等。然而，我们分析以上问题，可以看到这些并不是中国要放弃渐进性政治改革、进行激进性政治改革的理由。相反，倒是提醒我们，在今后的渐进性政治改革中要高度重视其可能出现的消极面，并将它们列入通过有计划、分步骤的改革切实需要解决的日程之中，这样是可以逐步化解这些矛盾的。如果不恰当地采取激进式政治改革，这些问题不但不能有效解决，反而会使中国长时期陷于无序和混乱之中。
当代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进程的定位分析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坚持渐进性政治改革，既符合当代世界政治变革通向成功的路径选择，又具有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鲜明特点，证明了我们已经走过的政治改革道路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对于今天中国和未来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如何进一步发展并取得更加合理的进步？如何不断改进改革的内容并使改革进程更加符合预期的目标？或者说，怎样把渐进性政治改革，从原来并不自觉的推进过程变为自觉的推进过程？这里，对我们已经进行的渐进性政治改革进一步作定位分析是必要的。
认识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定位，首先要看到决定中国能够进行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基本因素：
第一，在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中，党和政府对原有政治制度基本资产的利用。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向全党发出的警示。(19)但是，我们党对这种革命的理解，从来都是把制度和体制区分开的。所谓革命是针对体制和机制的革命，是对原来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革命，而从来没有将革命运用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从基本制度的主体层面来看，我们在渐进性的政治改革中，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的资源，没有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也不允许对其进行根本性的革命，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改革之所以是一场革命是因为“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20)；从基本制度的理论支撑层面来看，我们对原有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放弃而且在改革进程中对其是在坚持的前提下不断作重大发展。旅美学者王辉在论述中国渐进性革命时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认为如果社会变革“导致废除旧有体制的大部分资产（包括人力资源），激烈的革命就会爆发”，如果“革命主要利用旧有体制的原有资产，而且如果受意识形态的选择或纯属想象的前景的影响不大，革命往往是渐进的”(21)。中国的渐进性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是我们在没有抛弃原有制度基本资产的基础上的改革。
第二，在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中，党和政府使得政治体制在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中保持了一种张力。政治基本制度资产的保留，决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渐进性。但是，这种保留政治制度资产的渐进革命，又不是仅仅靠对原有制度资产消极维护就能推进的。中国的改革，在体制层面上又确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创新。这种改革虽然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它内在所包含的内容，不仅对原有经济体制，而且对原有政治体制都具有深刻的挑战性。如果不能在渐进性政治改革中，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保持对市场化改革的张力，市场化改革甚至会对政治体制提出颠覆性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一批前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不归之路。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渐进性政治改革中，党和政府始终在体制上寻求两种张力：一种是无论经济体制改革怎样向前推进，在政治上党和政府总是寻求一种体制性的安排，即尽可能地使改革的利益各方，在最根本的利益上受到维护，特别是面对市场化力量扩张使得一些群体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总是能够发挥能动性的力量，修正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偏离倾向，以维护利益的平衡；一种是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政治体制内部总是在意识形态上寻求一种张力，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使得参与改革的各个利益阶层和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多样化的社会阶层，都能接受政治体制内对意识形态的推陈出新，在共同理想的指导下，合作或者妥协以共同参与改革来推动全社会的进步。以上两种体制性张力“帮助各方看到如果达成妥协，起码各方可以在暂时性的合作中获得各自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妥协与合作导致渐进改革”(22)。
第三，在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中，党和政府通过自身不断增强体制的适应性，提高了容纳并掌控社会变革进程的多变性和自发性的能力。市场化变革的自发性和多变性，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原来社会和体制的高度同质性，在政治体制上的表现就是丝毫不能容纳社会出现发展过程的多变性和自发性，特别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进而导致我们在“文革”的错误轨道上滑行10年之久。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逐渐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多变性和自发性，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出现的与原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质的复合性局面。面对这样的变化，党和政府没有强迫社会向着传统体制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增强适应和掌控这种局面的能力。例如我们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艰苦努力，不断进行政府和行政体制改革，在党的组织层面建设上适应多种社会阶层出现的状况，在国家机构和制度层面建设上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等。这样的努力使得我们能够将社会多变性和自发性所积聚的复合性和不同质性力量（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矛盾聚合的过程），向着体制各个不同方向分解，而不是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集中。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渐进性改革，使中国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保持了旧体制逐渐走向崩溃和新体制逐步建立的平衡。
上述三个方面的决定因素，都从性质上决定了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是一种分割现代性型的政治改革、后现代性的政治变革。
作为一种分割现代性型的政治改革，就是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中，区分了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变革不同方面的内容：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适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的潮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和城市改革，到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至进入新世纪进一步适应经济国际化和国内改革向市场化深层领域发展的需要，无论在所有制结构还是在分配结构、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等方面，中国都进行着与当代世界现代式变革相类似的改革；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改革层面，我们坚持了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的传统性，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近三十年来始终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辩证强调，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改革都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更加巩固。在变革中坚持传统，在坚持中推进变革，这种渐进性的改革，表明了在当今世界，社会某些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可以发展到高度的现代化，而其他方面的制度和体制仍然可以甚至必须保持传统的形式或性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分析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现代关系时，阐述的一个原理是适用的。他发现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不像许多人所认为或者像美国政府所吹嘘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是那么现代化。事实上，美国的经济社会生活显得十分年轻，精神外貌似乎非常具有现代性，但是它的政治结构、政党结构、政治程序与建国初期并没有多大差别，而且这一套还是从英国都铎王朝搬过来的，实质上“十分的古老”(23)。从美国的实际经验出发，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任何体系中，变化和持续之间保持某种均衡。在某些领域中发生的改革使得其他一些领域里的改革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政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互补的，倒不如说是辩证的。”(24)看来，亨廷顿作为一个学者在分析自己国家的政治时是说出了一些道理的，他的理论判断比他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推销更具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后现代性的政治变革，就是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中，避免了当代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国家的现代性政治变革的结局：在巨大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面前，政治改革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基础上，采取激进的、非暴力的、很短时期内的转轨式革命（一些人称之为“天鹅绒似的革命”、“橙色革命”）。传统性政治变革普遍是一场暴力革命。现代性政治变革是在激进变革的同时采取非暴力的形式，但很容易带来社会的长时期停滞和倒退，与其相伴随的是社会制度的转轨造成经济社会的动荡。后现代性的政治变革是在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时，既不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也不采取激进非暴力但是伴随着巨大经济社会动荡和倒退的形式，而是在具有高度现代意识的政治集团的控制下，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性变革有序地同时进行。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的政治变革，与其国情、政治改革的主体、历史文化沉积都有着密切关系。当代中国之所以进行着一场后现代形式的政治革命，除了社会制度、人口环境、国家安定、国际形势、传统文化等因素外，关键是中国有着一个能够掌控社会有序发展的政治集团，其不但继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精髓，而且蕴含着经过现代化造就的改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其还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为民的意识始终作为引导政治体制变革的崇高理念。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更具有某种混合性，即在各种经济社会变革中保持一种强大的张力，在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中保持着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能力和潜力。
上述中国“分割现代性型的政治变革、后现代性的政治改革”的定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将来这一改革路径的探索：
首先，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只有自觉地走渐进性改革之路。渐进性的政治变革给中国带来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和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当代世界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今后，任何在政治变革中激进、断裂式的发展都是中国社会停滞和衰落之路。
其次，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只有在创新和传统、现代性和保守性之间坚持发展进程和推进力量的平衡。无论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变革还是中国渐进性政治改革的价值和定位分析，都说明改革中坚持历史的传统，发展中保持与过去的连续性，是创新和与时俱进不可缺少的内容。现代性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的历史和过程中是可以分割现代性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未来长时段都必须始终使社会变革保持平衡。
再次，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在发展的进程中还要及时、准确、有分寸地把握好现代民主法治、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官僚制度、现代议会制度和现代公民社会对传统政治变革的及时嵌入。认识到传统政治的强大张力，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政治变革中自觉地认识到不能对传统政治简单否定；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传统政治是可以在渐进的改革中逐步得到改造的，并且在这种改造中通过现代性创造，否定传统政治的消极方面，发挥好传统政治逐渐与现代政治的连接作用，在一种新型的政治中把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都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渐进性政治改革，才能把握好渐进性政治改革的推进进程。
注释：
①徐湘林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②［希腊］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3～184页。
③［智利］艾德加多·波宁哥：《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页。
④［智利］艾德加多·波宁哥：《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2～213页。这里的“资本主义模式”，是指以西方传统和文化、市场经济、多数选举、多党制、权力制衡等为坐标的社会制度。
⑤⑥⑦［澳大利亚］詹姆斯·科顿：《东亚民主政体的进步与局限》，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3～274、274、287～290页。
⑧(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73页。
⑨⑩(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370～371、135页。
(11)(1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8、269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谈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
(17)［美］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18)夏宇宁：《中国渐进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载徐湘林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9)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21)(22)［美］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23)参见［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92～136页。亨廷顿在比较美国与欧洲政治与社会变革时，发现英国都铎王朝与当今美国政治的高度相似性，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是将世界上最现代的社会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于一身的国家。”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24)［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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