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因素论文,技术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21 F23 O19
一、前言
大量的研究表明各国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是各国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Easterly and Levine,2001; Fagerberg,1994; Hall and Jones,1999; 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 Lall,1992; Romer,1986)。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但这不是有效利用自己资源的一种方法，因为技术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Kemeny,2010)。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从其它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的技术(Lall,1992)。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术进步，外商转移的先进技术既可能带来东道国直接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改进，也可能带来技术能力的提升。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FDI被认为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所紧缺的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设厂或合作经营，产生技术外溢，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而受益(Borensztein等,1998; De Mello,1999)。
当跨国公司(MNCs)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分支企业时，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企业相比，在如何获取资源、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但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海外的子公司转移先进的技术、设备、高效率的市场开发和公司管理技能以及其它的专用资产(如商标)，使得海外的子公司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如果跨国公司凭借优于本地企业的先进技术进入本地市场，在其向子公司转移技术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通过一些非市场的机制产生溢出效应(Blomstrom and Kokko,1998)，如通过竞争效应(Aghion等,2005; Aitken and Harrison,1999; Bernard等,2003; Ram and Zhang,2002; Wang and Blomstrom,1992)、示范和模仿效应(Coe等,1997; Blomstrom and Wang,1992)、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Fosfuri and Saggi,2002)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Belderbos等,2001; Blomstrom and Kokko,1998; Girma等，2008; Javorcik,2004; Kugler,2006; Lall,1980; Rodriguez-Clare,1996)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
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通过FDI的进入而带来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引进FDI的政策。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检验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如Blomstrom and Persson(1983)、Caves(1974)、Globerman(1979)等。但FDI的进入是否全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结果上都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有的研究表明FDI进入会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如Sadik and Bolbol(2001)发现FDI除了增加投资外，还能带来技术溢出。Barrell and Pain(1999)分析FDI对欧洲四国(英国、西德、法国和荷兰)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FDI有显著的溢出效应。Blomstrom and Sjoholm(1999)发现外资公司比本地公司具有较高的个人劳动生产率，本地公司能从外资的进入获得外溢效应。Borensztein等(1998)认为FDI是转移技术的重要渠道，它比本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Dries and Swinnen(2004)分析FDI对波兰奶制品行业的影响，发现外资企业通过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促进了本地小供应商企业获取资金、提高投资和产品质量及增长。
虽然大多数政策决策者都相信FDI能对东道国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一些实证研究却不支持这一观点。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表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数据都没有发现FDI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或行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有时甚至是负的溢出效应。Aitken and Harrison(1999)利用委内瑞拉1976-1989年间4000家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对本地企业有两种效应：一是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提高小企业(员工少于50人)的生产率；二是同行业中外资企业不利于本地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较大。总体来看，外资企业对整个经济的正面效应很小甚至为负，而且FDI的外溢效应仅限于外资企业中。Veugelers and Cassiman(2004)利用比利时企业层面数据发现，FDI有更高的技术创新，而且倾向在国际技术市场中外包技术。技术外包有利于向本地企业技术转移，也有利于与本地企业建立互惠的技术合作，但外资企业通过外包自己的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正向间接效应比较弱，不足以补偿其所带来的直接负向效应。
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FDI的外溢效应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并不存在单一或同一的关系，同时也表明来自FDI的外溢效应不会自动发生。许多研究表明技术外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Cheung and Lin,2004; Griffiths and Sapsford,2004; Glass and Saggi,1998; Jordaan,2005; Kokko,1994; Perez,1997; Sohinger,2005)、人力资本存量(Mastromarco and Ghosh,2009; Zhao and Zhang,2010)、国家或行业特征(De Mello,1999; Lin等,2009; Jefferson等,2008; Waldkirch,2010; Zhao and Zhang,2010)、FDI活动特征(Lin等,2009; Tong,2005)、制度等因素(Alfaro等,2004; Alfaro等,2009; Kwon and Chun,2009)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推动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路江涌，2008)。近年来对中国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也很多，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技术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间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亓朋等，2009)。程惠芳(2002)发现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罗雨泽等(2008)发现无论港澳台直接投资还是国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均存在外溢的比邻效应，FDI的进入拉大了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面板数据研究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姚树洁等(2006)估计在中国总的技术进步中，FDI的贡献高达30%，FDI有利于加快国内技术进步，是生产前沿的移动器。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热衷于引进外资的理由相似，我国在制定引进外资政策时除了考虑吸引资金，还希望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能使内资企业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路江涌，2008)。有关FDI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结论也是不统一的。一些研究认为FDI进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外溢效应。潘镇(2005)利用1991-2002年的省际数据测度了FDI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外溢效应，发现FDI通过提高国内科技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对我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边际溢出效应不断提高。谢建国(2006)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中国省区产出的技术效率。徐涛(2003)对FDI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另一些研究表明FDI虽然能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太大(潘文卿，2003)或不显著。原小能和宋杰(2007)发现外资企业主要是利用其品牌信誉、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来与中国企业合作，对其有形的和无形的技术诀窍控制得较为严格，转移比例较低，转移较多的是比较成熟的、标准化的技术。赵奇伟和张诚(2006)发现1995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以1995年为拐点，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郑秀君(2006)认为大部分研究高估了FDI技术溢出效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现阶段外资企业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其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黄静波和付建(2004)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发现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亓朋等(2008)利用中国制造业14291家企业1998-200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表现并不明显。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FDI不仅没有促进中国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还具有负面影响，抑制了中国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陈爱贞和刘志彪(2008)发现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FDI企业大量进入，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自我服务的产业链造成了冲击，制约了本土设备企业自主创新。陈琳和林珏(2009)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1500多家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没有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马林和章凯栋(2008)利用2000-2005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FDI对中国技术溢出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存在显著负向溢出。刘舜佳(2008)以1979-2006年27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虽然FDI在短期内有助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但在长期上却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下降的原因。
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整理归纳，以回答如下两个已经得到广泛研究又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FDI的外溢效应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哪一些渠道本地企业获得显著的FDI外溢效应？第二，哪一些因素决定了本地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否对FDI的外溢效应与本地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通常的理论认为FDI的溢出渠道可以分为两类：FDI的水平溢出渠道和FDI的垂直溢出渠道(陈琳、林珏，2009；Lin等，2009；Suyanto and Bloch,2009; Zhao and Zhang,2010)。FDI提高同行业(Intra-industry)中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时就产生了FDI的水平溢出效应。Teece(1977)认为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最主要的渠道有三条：一是(FDI的)示范效应和(本地企业的)模仿效应，本地企业通过模仿外资公司的技术、管理以降低自己的创新成本，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如Das，1987)；二是竞争效应，FDI的进入一方面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促使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如Blomstrom and Wang，1992)，另一方面，行业内竞争的加剧会降低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出，即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从而损害本地企业(如Aitken and Harrison，1999)；三是技术人员流动，经外资企业雇佣或培训的人员从跨国公司流动到当地企业或自己创业，都会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如Fosfuri等，2001)。从理论上讲，FDI对本地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它依赖于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与负向挤出效应的相互作用。
如果外资企业成功防止将本企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泄露给同行业中的本地企业，则FDI对本地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会非常有限。但外资企业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垂直联系帮助本地供应商企业提高技术和生产率，从而产生FDI的垂直溢出效应，或行业间(Inter-industry)FDI溢出效应。Blomstrom和Kokko(1998)认为本地企业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建立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s)和/或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s)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DI的后向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供应链中外资企业向本地供应商企业转移技术实现；FDI的前向溢出效应是本地企业向上游行业中的外资企业购买新的或低价格中间投入品时实现的(Rodriguez-Clare，1996)。Lall(1980)认为FDI对本地企业的垂直溢出效应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如帮助本地供应商企业建立生产能力，为提高本地供应商企业的产品质量提供技术帮助，促进技术创新，为本地供应商企业的组织管理提供帮助等(Belderbos等，2001；Javorcik,2004; Zhao and Zhang,2010)。
(一)FDI水平技术溢出渠道
1.示范/模仿效应
Coe等(1997)认为本地企业模仿在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Glass and Saggi(2002)的模型分析发现FDI进入可以减低本地企业模仿的成本。Blomstrom and Wang(1992)在模型中考虑FDI向本地企业转移技术时，本地企业需要付出模仿成本，他们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程度与本地企业在模仿上的投资是正相关的。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发现FDI通过示范效应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但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激发对外商投资企业更强的创新动力，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创新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亓朋等(2008)发现在地区间外资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利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产品的模仿和对新产品的研制，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会慢慢显现出来。许和连等(2007)发现我国FDI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在我国工业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水平溢出效应。谢建国(2007)通过一个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发现，在东道国企业模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低技术的直接投资将损害东道国企业，从而降低东道国的国民福利水平。
2.竞争效应
FDI进入会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外资企业也会侵占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降低了本地企业的技术效率(Aitken and Harrison，1999；Bernard等，2003)，因此FDI进入对本地企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在长期中，本地企业可以通过重新有效地配置自己的资源和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来降低成本(Blomstrom and Wang，1992)。因此如果FDI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FDI将会起到促进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Suyanto and Bloch，2009)。如Barrios等(2005)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分析FDI对本地企业发展的影响，发现起初FDI的竞争效应阻止了本地企业的进入，但FDI的正向市场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地产业的发展。FDI对本地产业的总影响是正的。Aghion等(2005)发现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时，FDI的进入抑制了这些企业的创新，但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时，FDI的进入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创新。因此FDI的竞争效应依赖于本地企业的质量：FDI的进入抑制了比外资企业技术落后较大的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却促进了与外资企业技术相比差距不大的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
陈涛涛(2003a)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对FDI在中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益的有效机制，在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两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充分和有效，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张海洋(2005b)发现通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产生的竞争效应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谢建国(2007)分析市场竞争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发现，对东道国来说，维持一个适度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同时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行有选择地甄别与吸收，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亓朋等(2008)也发现在地区间外资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发现在短期内外资企业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差距进一步缩小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进内资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袁诚和陆挺(2005)认为要获得更加显著的FDI溢出效应，应当通过公平竞争缩小他们与先进企业的距离，促使FDI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带来真正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
陈琳和林珏(2009)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1999-2002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对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没有影响。亓朋等(2009)利用制造业12180家企业1998-200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于技术水平高于行业外资企业平均技术水平的内资企业，FDI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的外溢效应不明显。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分析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发现，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许和连等(2007)虽然发现我国FDI企业通过竞争效应能提高我国工业行业的水平溢出效应，但当行业中来自于FDI企业的竞争压力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FDI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路江涌(2008)发现FDI企业对内资企业的负向溢出效应随内资和FDI企业在市场和产品两个维度的竞争程度提高而加剧。
3.人员流动
Fosfuri等(2001)发现，跨国公司只有在培训本地员工后才能够向子公司转移高技术，而通过员工的流动可以实现FDI技术溢出。员工一旦经培训后，他可以进入本地企业而带来技术溢出(Fosfuri and Saggi，2002)。亓朋等(2008)发现在行业间外资企业通过人员培训效应或人员的流动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分析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发现FDI通过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路江涌(2008)也发现同一城市范围内FDI对内资企业的正向溢出效应随内资企业吸引外资企业员工的可能性提高而增强。亓朋等(2009)发现FDI企业通过人员培训效应和人员的流动在行业间产生了积极的技术溢出，且该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加。
袁诚和陆挺(2005)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FDI管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FDI对中国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但效果不十分显著，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但是不全面的先进管理理念。许和连等(2007)认为我国FDI企业通过人员流动效应途径带来的水平链接溢出并不明显。陈琳和林珏(2009)发现人员流动效应因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FDI通过人员流动给国有、外商所有及合资企业都带来了正向而显著的溢出，而中国的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没有从中受益。
(二)FDI垂直技术溢出渠道
FDI的进入会加剧东道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因此Javorcik(2004)认为外资企业不太可能将自己的先进技术转移给同为竞争者的本地企业，但是外资企业有可能将技术转移给他们在本地的中间产品供应商，这是因为行业中的竞争加剧可能会使FDI通过与另一个行业中的本地企业建立联系，如FDI通过前向联系让本地企业销售其产品或通过后向联系采用本地企业的产品来降低成本，因此FDI的技术溢出更可能是垂直型而非水平型的。Markusen and Venables(1999)分析FDI与本地厂商之间的竞争会造成产品的替代效应，但与本地中间产品厂商之间通过后向联系造成产品的互补效应而使本地企业获益。最近的研究也表明FDI对其它行业的技术溢出远大于对同行业的技术溢出，特别是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建立起采购—供应关系后，溢出效应更加显著(Girma等,2008; Javorcik,2004; Kemeny,2010; Kugler,2006; Marcin,2008)。
亓朋等(2008)利用中国制造业14291家企业1998-200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行业内、行业间以及地区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发现在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表现并不明显。周燕和齐中英(2005)发现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分支机构和与之有联系的上游产业的当地供应商之间，而在相同产业内部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弱。Liu(2008)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在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中都非常显著，并且后向联系作为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在统计上更显著。王玲和涂勤(2007)通过对1998-2003年中国制造业分地区四位码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在目前的中国制造业，外资在地区行业间存在积极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在行业内的溢出呈现负向或不显著的结果，行业间溢出显著大于行业内溢出。
邱斌等(2008)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发现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王欣和陈丽珍(2008)利用2000-2006年江苏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产生的溢出效应都非常显著，外资高科技行业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溢出，对内资制造业技术效率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为正，但前向关联溢出效应为负。
崔喜君和欧志斌(2009)实证检验FDI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后向联系效应，结论表明FDI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并不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钟昌标(2006)利用中国电子行业1999-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外资在中国电子行业既产生水平溢出，也产生垂直溢出，但水平溢出较垂直溢出更为重要。许和连等(2007)发现FDI企业通过向上游产业的当地企业购买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了积极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但只在当期发生，当行业中来自于FDI企业的竞争压力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FDI的水平链接溢出和后向链接溢出。
三、FDI技术溢出的决定因素
结论不一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可能不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另一种原因可能是FDI不能在东道国自动地产生溢出效应(Abramovitz,1986; Fagerberg,1994; Lall,1992)，FDI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只有东道国具有一定的学习、吸收能力，FDI的溢出效应才显著(Crespo and Fontoura,2007)。因此技术进步不仅仅是要看FDI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还需要东道国具有一定的学习、社会和制度上的竞争能力(Kemeny,2010)。FDI对不同的经济体会产生不同的效果(Driffield and Love,2007)。Rodriguez-Clare(1996)发现如果跨国公司的产品是中间品密集型的，生产工厂与总部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本较高，本国与东道国生产中间品的品种差别不大时，跨国公司的链接效应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则跨国公司可能会损害东道国的经济，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经济飞地。利用30多个OECD与非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De Mello(1999)发现FDI在OECD国家对全要素增长率(TFP)具有正向效应，而在非OECD国家对全要素增长率具有负向效应。
Griffiths and Sapsford(2004)发现来自技术先进国家的FDI更有可能产生大的正向技术溢出，Jordaan(2005)发现FDI的正向技术溢出和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关。其它因素如人力资本(Borensztein等，1998；Xu，2000)、技术差距(Sadayuke,2005)、贸易政策(Balasubramanyam等，1996)、金融市场发展程度(Alfaroa等，2004)等也都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李梅和谭力文(2009)实证检验FDI对中国不同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存在地区差异。FDI的创新溢出效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程度等均成正相关关系，只有当这些指标超过一定水平后，FDI的流入才会在当地产生积极的创新溢出效应。陈继勇和盛杨怿(2008)发现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能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大小和强弱与地区自身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要正确识别FDI的溢出效应，需要仔细甄别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因素，而东道国特征与FDI特征都有可能影响FDI的溢出效应，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考察影响FDI的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一)东道国特征
1.吸收能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FDI才能在该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Abramovitz(1986)将这种能力定义为“社会能力”，而其他学者则定义为“吸收能力”、“科技能力”、“学习系统”和“能力竞争力”，这些不同的术语刻画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吸收能力(Kemeny,2010)。Durham(2004)利用80个国家1979-1998年间的数据，考察FDI和外国股权投资(equity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EFP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FDI与EFPI都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绝对的正向溢出效应，FDI与EFP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与其吸收能力有关。Girma(2005)和Girma等(2009)发现FDI溢出效应是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的函数。
中国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有很大关系，黄凌云等(2007)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有明显促进作用。赖明勇等人(2005)利用中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决定作用。路江涌(2008)发现同一城市范围内FDI对内资企业的正向溢出效应随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张海洋(2005b)发现在传统行业中R&D吸收能力较强，FDI技术扩散明显。赵增耀和王喜(2007)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发现通过注重自身的学习和创新，能够有效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最终实现自主创新。
下面考察与吸收能力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技术差距、人力资本、科技能力。
(1)技术差距
一些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Kokko,1994; Alfaro等,2004)。Findlay(1978)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会随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Blomstrom and Wang(1992)的模型分析也发现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与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相关关系。但Glass和Saggi(1998)的两国模型分析发现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会导致本地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出现负面技术溢出效应；如果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则有可能带来正向技术溢出效应。Sawada(2010)的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论。Kokko(1994)用墨西哥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会妨碍技术溢出。Perez(1997)以及Sohinger(2005)等也认为FDI技术溢出是技术差距的减函数，因为较大的技术差距意味着较低的学习能力。
因此FDI具有正向还是负向的技术溢出可能依赖于技术差距的大小，黄凌云等(2007)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当东道国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则开始减弱，即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间存在非线性关系。Lai等(2009)利用1993-2006年间的中国行业数据检验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技术差距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发现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点(0.3071和0.5214)；当技术差距超过0.3071后，本地企业具有相应的吸收学习能力，则FDI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当技术差距超过0.5214后，技术差距的扩大，不利于FDI产生的边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加。
在关于中国的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影响的研究中，Cheung and Lin(2004)发现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地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有利于FDI技术溢出。陈涛涛(2003b)利用我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用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来衡量)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郭熙保和罗知(2009)发现在FDI吸收较多的地区，高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较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在FDI吸收较少的地区，适宜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较有利于经济增长。李平等(2009)发现FDI技术溢出因技术差距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技术差距越小，内外资企业技术竞争越激烈，内资企业的模仿吸收效应也越好。亓朋等(2009)考察了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外资企业平均技术水平的内资企业，FDI企业通过人员培训效应和人员的流动产生了积极的技术溢出，且该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加，而FDI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存在负向溢出效应。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也发现较小的技术差距有助于内资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
(2)人力资本
Borensztein等(1998)分析发达国家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发现FDI是转移技术的重要渠道，FDI比本地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具有最低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的国家中，FDI才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只有东道国具有足够的吸收能力后，才能够利用FDI的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Zhao and Zhang(2010)发现本地人力资本是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FDI通过与本地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提高了本地的技术进步。Xu(2000)考察1966年到1994年间，美国跨国公司对40个国家进行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具有生产率增长效应，一个国家需要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才能够从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受益，但大多数低水平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达到该人力资本的门槛水平。不过Alfaro等(2009)发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好像不是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主要渠道。
赵奇伟和张诚(2009)检验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各省市技术效率的长短期效应，发现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各省市技术效率。程惠芳(2002)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明显促进作用，且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赵江林(2004)认为中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FDI的规模、质量、结构以及效果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赖明勇等人(2005)利用中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决定作用，但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制约了技术吸收能力。薄文广等(2005)等发现FDI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前提是要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
(3)科技能力
另外一个常用来测度吸收能力的指标是R&D支出。Kathuria(2000)认为，与没有R&D活动的本地企业相比，在学习或R&D活动上投资高的本地企业更能最大限度地获得FDI技术溢出效应。Suyanto and Bloch(2009)、Griffith等(2004)也发现类似的结论。张海洋(2005b)检验中国工业部门R&D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由于内资部门R&D吸收能力低下，没能有效地吸收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在高科技行业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内资部门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而产生了逆向技术扩散；在传统行业中R&D吸收能力较强，外资技术扩散明显。
侯润秀和官建成(2006)发现FDI对于不同创新能力的地区溢出效应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越强，FDI对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越大：在中、高创新能力地区，FDI对外观设计专利的溢出效应最大，而在低创新能力地区FDI则是对发明专利的贡献最大。孙文杰和沈坤荣(2007)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对处于10%、25%、50%、75%分位的中等技术创新强度的行业来说，技术引进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明显，当内资企业生产率处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40%～95%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显著。赵增耀和王喜(2007)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考察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研发活动投资对吸收能力起关键作用，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创新的提高，能够有效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最终实现自主创新。
2.地区/行业特征
(1)地区特征
薄文广等(2005)发现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FDI对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要强于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而FDI对于西部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几乎没有影响。潘文卿(2003)发现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而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FDI的正向外溢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FDI的正向外溢效应相对较大。冼国明和严兵(2005)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显著正面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外资在东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强。谢建国(2006)研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中国省区产出的技术效率，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区域差异的特征，FDI显著提高了东、中部省区的技术效率，但对西部省区的技术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而且FDI企业本身技术效率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胡宜朝和雷明(2006)分析中国各省区1998-2000年和2001-2003年两个时期FDI的引进效率发现，在1998-2000年优势充分发挥的省区是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优势发挥严重不足的地区是青海和新疆；在2001-2003年优势充分发挥的省区是江苏、江西和海南，优势发挥严重不足的地区是宁夏和新疆。新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低下，宁夏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拥挤测度太低，而青海效率低下的原因则是来自规模效率和拥挤测度两方面。张宇(2008)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在以三大直辖市以及江、浙、沪、粤等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以湘、鄂、川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FDI的流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而在吉、辽等东北地区和陕、甘、青、宁等西北地区，FDI的流入则不仅没有体现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甚至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正向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基本上产生于经济发达程度较高、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
(2)行业特征
Waldkirch(2010)发现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因而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毛日昇和魏浩(2007)发现外资对全部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外溢不显著。Zhao and Zhang(2010)也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受FDI进入时带来的新设备、新产品和新的管理技能影响较大，所以在这些行业FDI的直接效应比较明显，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则由于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比较明显。
Jefferson等(2008)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相比，生产率非常低，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更大，因而缺乏向外资企业学习的能力，而且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打破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地位，更容易对其产生挤出效应。路江涌(2008)利用我国1998-2005年制造业企业层次数据，研究我国FDI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发现FDI对国有企业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私营企业主要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陈琳和林珏(2009)发现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股权参与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政府所有企业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不同。而Lin等(2009)却发现FDI垂直溢出效应无论是对中国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效果明显，但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影响更大。
陈羽和邝国良(2009)考察市场结构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规模更大、市场势力更强的行业有利于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实现，而垂直型技术溢出则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更多、市场势力较弱、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王玲和涂勤(2007)通过对1998-2003年中国制造业分地区四位码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也发现小规模和出口程度低的内资企业在吸收溢出技术上更具备优势。陈涛涛和陈娇(2006)则发现FDI溢出效应会因内资企业的国际市场倾向性的不同而不同，在内资企业国际市场倾向较低的行业中，集聚性溢出效应相对充分，竞争性溢出效应只在增长性的行业中产生。在内资企业国际市场倾向较高的行业中，竞争性溢出效应相对充分，集聚性溢出效应不仅在增长的行业中没有特别充分的体现，在不增长的行业中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3.制度因素
蒋殿春和张宇(2008)认为在经济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受到低估，企业和个人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激励不足，同时制度的缺陷又禁锢了国内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FDI技术溢出机制受到强有力的制约，而制度的改进有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是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在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制度因素的研究中，有两个因素备受关注，一是东道国专利保护力度，另一个是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程度。
(1)知识产权保护
Glass and Saggi(2002)用模型分析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使得跨国公司的技术不被模仿，但模仿难度的增加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降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Glass and Wu(2007)也发现，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而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2010)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永久性地提高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永久性地降低两国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暂时性地提高发达国家的创新速率。倪海青和张岩贵(2009)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FDI技术转移和东道国自主创新的关系，认为当发展中国家模仿能力较弱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该国家自主创新，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能力达到一定的门槛值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有效地促进该国家的自主创新。崔喜君和欧志斌(2009)实证检验FDI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后向联系效应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发生。
(2)金融市场发展
Alfaro等(2004)利用1975-1995年的跨国数据分析具有较好的金融系统的国家能否更有效地利用FDI，结果表明单独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金融市场发展良好的国家能够从FDI获取更高的收益。Alfaro等(2010)认为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促使FDI通过后向联系促进技术溢出效应，当本地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东道国可以通过外企与本地企业的后向联系促进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不发达的经济相比，FDI在金融发达的经济中份额增加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王永齐(2006)认为金融市场在FDI溢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将使得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应，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持久，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人力资本的学习能力，提高以及建立新企业的努力，进而放大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利用中国1978-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虽然中国FDI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然而由于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赵奇伟和张诚(2007)利用中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孙力军(2008)发现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吸引FDI、为FDI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FDI特征
1.外资股份份额
Blomstrom and Sjoholm(1999)考察外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例对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外资企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本地企业从溢出效应中获益，而外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例对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均没有显著影响。Takii(2004)利用印度尼西亚1995年制造业的数据分析外资企业是否比本地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以及生产率的差异是否与外资股权的比例相关，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在控制了企业的年龄后，全资外资企业比其他外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相对年轻的外资企业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水平，外资股权的比例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王志鹏和李子奈(2003)用2000年的500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数据研究FDI的外溢效应，发现外资参股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外溢效应更多地表现在行业内部而非一省内部。周燕和齐中英(2005)发现采用独资的方式比采用合资的方式产生的溢出效应小，而且在采取合资的方式中，外资参与在所有权结构中所占份额越大，溢出效应越大。王争等(2008)发现企业层面外资份额及其控股与否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随生产率水平递增，下游外资控股企业的溢出促进了上游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而非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则对上游生产率较低的私营企业有负的净效应。马林和章凯栋(2008)发现合资企业负向溢出最大，合作企业次之，独资企业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溢出。
2.FDI市场特征
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发现不同类型的FDI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从事加工贸易活动的出口导向型FDI投资，对中小型企业规范经营和管理等有重要影响，但这种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效益不高；而市场导向型FDI投资对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影响。黄静波和付建(2004)发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更强的外溢效应。Lin等(2009)发现本地市场导向的FDI比出口导向的FDI产生的垂直溢出效应要大。王玲和涂勤(2007)发现在影响FDI溢出的各类条件中，FDI的所有制和出口导向对溢出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其规模对溢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规模小的企业更容易与本地企业合作，对内资企业吸收溢出更有利。钟昌标(2006)利用中国电子行业1999-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外资在国内市场导向型行业比在出口导向型行业产生更多的溢出。
3.FDI资金来源地
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Lin等人(2009)考察FDI对本地企业的溢出效应发现，港澳台投资企业产生负向水平溢出效应，而非港澳台(主要是OECD国家)投资企业能带来积极的水平溢出效应。这两种反向的水平溢出效应在总体水平上相互抵消。黄静波和付建(2004)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发现，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正面的。而林江和骆俊根(2005)发现1988年至2002年港资是推动广东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动力，而且港资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广东的技术进步，但从长期来看，港资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较大波动性，不能成为广东技术进步的可靠来源。
罗雨泽和罗来军(2007)发现，港澳台地区FDI对东西部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外溢差异远大于国外FDI。毛日昇和魏浩(2007)发现，非港澳台地区的外资相对于港澳台地区的外资对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外溢作用较大且较为显著，外资对非国有内资行业总体上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非港澳台地区外资对非国有内资部门在技术密集行业的技术外溢作用较大且较为显著，外资对国有内资部门的技术密集型行业没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而对国有内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技术效率外溢，并且港澳台地区外资对国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负向技术效率外溢作用较大。周燕和齐中英(2005)发现来源于港澳台地区以外的FDI的溢出效应(尤其是产业间溢出效应)大，这是因为来源于港澳台地区的FDI主要是出口导向的，而来源于上述地区以外的FDI主要是市场导向的。
4.产业聚集
Keller(2002)估计了G-5国家的R&D支出对其它OECD国家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的溢出效应，发现技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的而非全球性的，技术溢出效应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技术溢出效应减半的距离大约在162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与G-5国家接壤的国家比与G-5国家非接壤(跨洲的)国家获取的溢出效应要高出37%左右，但随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Bottazzi和Peri(2003)利用欧洲地区1977-1995年间的R&D支出与专利数据发现，技术溢出是非常局部的，只存在于300公里的范围内，并且技术溢出也非常小，R&D支出增倍后能增加80%-90%的本地区创新，而对300公里内的其它地区的创新只能增加2%～3%左右。
符淼(2009)发现在中国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一到两个省的范围或800公里内为技术的密集溢出区，800公里以上为快速下降区，技术溢出效应强度减半的距离为1250公里。因此物理距离对FDI溢出效应也很重要，距离东道国近的FDI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Javorcik等，2004；Rodriguez-Clare，1996)。刘巳洋等(2008)基于1998-2003年制造业企业样本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发现FDI能够帮助其周边地区同行业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较远地区企业影响不大。路江涌(2008)利用中国1998-2005年制造业企业层次数据，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显著影响FDI的溢出效应，本市范围内FDI水平对内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正，而全国范围的FDI水平对内资企业的净溢出效应为负。
Thompson(2002)发现区域产业聚集的FDI比分散的FDI更有利于技术溢出。许罗丹和谭卫红(2003)发现中国FDI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产业地方化和地区专业化程度都在加深，FDI的空间聚集是导致沿海和内地产业结构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罗雨泽和罗来军(2007)发现FDI对大型企业不存在空间外溢比邻优势，但对中、小型企业存在，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对所有规模的企业均存在一定的空间外溢比邻优势。罗雨泽等(2008)发现无论港澳台直接投资还是国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均存在外溢的比邻效应，FDI的进入拉大了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距。
四、结论
近来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关于FDI对本地企业影响的结论很不一致，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发掘决定FDI溢出效应存在、大小以及符号(正向还是负向)的重要因素。本文总结了产生FDI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以及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FDI溢出效应的结果依赖很多因素，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地区/行业的特征以及东道国的制度都是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是否显著的重要影响因素，FDI自身的一些特征也会影响其溢出效应的效果。另外不同的实证研究在样本数据选取(Card and Krueger，1995)、指标构建(Kemeny，2010)、模型设定(Gorg and Strobl，2001)、估计方法(王万珺，2010)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很大差异，甚至文章作者的取向也会影响结果(Card and Krueger，1995)。
为了考察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背后的原因，一些学者使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影响FDI溢出效应结论的因素，Gorg and Strobl(2001)采用Meta分析方法考察研究设计方案是否影响研究的结论，结果发现FDI的溢出效应指标的构建、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都会影响研究的结论，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研究中存在发表偏误(publication bias)①。Wooster and Diebel(2010)通过对32篇研究发展中国家FDI溢出效应的文章进行meta分析，结果发现FDI产生溢出效应的结论对模型的设定和采用的数据类型很敏感。另外异质性也对结果有影响，如采用亚洲国家的数据发现FDI溢出效应的显著性会高，模型中采用的控制变量也影响结论，因此模型的误设(特别是省略变量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容忽视。
目前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代理变量指标的设计、计量模型的设定以及采用的估计方法均有很大差异，因此毫不意外，不同实证研究中关于FDI是否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在结论上也有很大差异。由于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因素众多、影响方式复杂，目前还很难就FDI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的影响得出一致、可信的结论。
注释：
①所谓发表偏误是指学术期刊倾向于发表估计结果“在统计上显著的”文章(Begg and Berlin,1988; De Long and Lang,1992; Card and Krueger,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