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辉[1]2010年在《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经学逐渐衰落,到魏晋之际兴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学界通常称之为“玄学”或“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儒道,反映在士人身上则是徘徊于儒道之间。近二十年来,魏晋玄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有对玄学命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对玄学人物的专门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玄学并不足以概括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在玄学之外还有非玄学思想；第二,玄学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不同的玄学家身上,儒道两家思想要素所占的比重不同,其政治立场和学术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宗旨是,从宏观上和总体上对魏晋思想作鸟瞰式的概括和描述,并勾勒出魏晋士人的不同类型。根据我们的研究,魏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传统儒家型。此种类型以傅玄、袁准为代表。传统儒家型士人乃因革儒学、救时补弊的通变之儒,他们积极借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改铸儒学以适应社会现实的突变,儒学由此获得革新并得以延续。傅、袁二人思想的主流是传统儒家,然而,受社会思潮影响,他们还带有叁国时期名法思潮余波之意味,也沾染了一些玄学色彩。傅玄诗文中便透露出玄学思想的印迹,袁准本人与玄学名士阮籍私交甚笃且亲自参与才性之辩的大讨论。第二种类型,以道反儒型。此种类型以阮籍为代表。阮籍乃徘徊儒道、外达内忧的玄学名士,其放达任诞之行为多与儒学和名教相悖,完全是一副以道反儒的派头。然而,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阮籍思想之根基仍然是儒家。阮籍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社会都抱有强烈的关怀,这种双向度的价值取向是其思想矛盾、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第叁种类型,儒道调和型。此种类型以山涛、魏舒、羊祜、张华、王戎、王衍等人为代表。这些士人并不逃避政治,他们为官或尽职尽责或仕不事事,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和洽的统一。此类士人虽无玄学理论着述传世,但是其兼得入世与心达的实际表现说明他们“受用”了玄学。魏晋之际许多世家大族属于儒道调和型,他们主动成为玄学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玄学化是其融入上流社会阶层、保持家族兴旺的必由之途。第四种类型,隐而不仕型。此种类型以陶潜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规模较大的隐士群体,陶潜便是以隐逸田园而着称的士人。魏晋隐士群体从愤政抗争而隐逐渐转变为顺性保真而隐,陶潜本人屡仕而终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便是魏晋隐逸发展史的缩影。陶潜原本将人生价值寄寓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之中,无奈处处碰壁的窘境迫使他从社会关怀转入生命关怀,隐而不仕遂成为官场失意者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以上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就对儒家学说的态度看,从第一种类型到第四种类型之间显示出逐渐疏离儒家思想的倾向。傅玄、袁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改革者,其坚守儒学的立场和观点自不待言；阮籍“以道反儒”亦可视为用道家之“自然”矫儒学与名教之偏,徘徊于儒道之间的阮氏有悖儒之名而无远儒之实；山涛等庙堂之士将儒道二家思想调和于己身,他们不像阮籍那样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也就比阮籍更加离儒而向道；陶潜身上的儒道因素不构成明显而尖锐的矛盾,陶氏只是保持儒家伦理底色而已,他将生命关怀置于社会关怀之上,儒家政治理想在其心中大幅消解而道家全性保真意识颇为增强。与此同时,上述思想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时间关系,即从第一种类型向第四种类型演变的倾向,而不是相反。虽然在特定历史横切面上来看,以上四大类型共时性存在,但是,从长时段发展来看,他们有着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士人身上儒道要素的构成比重和相互关系不同,由此外化而产生的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的向度和力度也就不同,因而便产生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士人政治心态。
辛志凤[2]2004年在《《傅子》校注》文中研究表明傅玄是魏晋之际儒者派文士的代表，他的政治、哲学、经济及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着作《傅子》中，傅玄及《傅子》对儒学在魏晋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而历代学者对其重视不够，《傅子》目前尚无今人注本。 作者将这一学界的薄弱环节确定为毕业论文的选题，正是出于丰富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史的考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本文是迄今为止首次对《傅子》进行校注。 论文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就现有资料，对傅玄的籍贯、生活年代和《傅子》的哲学派别加以考证，并对《傅子》的现存辑本、思想内容、地位影响及研究情况作一整体概述。第二部分是正文，以严可均辑本为底本，运用传统的考据与训诂方法，对严可均所辑的《傅子》内篇进行辑佚、校勘、考订与注释。第叁部分为附录，包括傅玄年表及参考文献。
王昭[3]2008年在《《穆堂初稿诗集》校注》文中研究表明李绂(1675-1750),字巨来,临川人,清朝康、雍、乾叁代的重臣、学者与诗人。李绂自幼聪颖好学,二十岁补诸生,叁十叁岁中举,叁十四岁中进士,后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待讲学士,充武会试副考官,充日讲起居注官,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充武会试正考官,奉命祭告南海,充浙江乡试正考官,擢内阁学士,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衔,充会试副考官,署吏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赴山东催漕,迁兵部右侍郎,任广西巡抚,任直隶总督,内转工部侍郎,任户部侍郎、户部左侍郎,领八旗志书馆副总裁兼兵部侍郎,任詹事府詹事,充叁礼馆副总裁,奉旨祭夏禹王陵,充明史纲目馆副总裁,补光禄寺卿,奉旨典试江南,充江南乡试正考官,授内阁学士。乾隆八年(1743年),因病原品休致。李绂一生忠爱词章之学,作诗以古人诗文典章为师,以前辈先贤为师,尤以江西诸位先贤达人为师。有《穆堂初稿》、《穆堂别稿》等专着传世,其中《穆堂初稿诗集》收录了李绂创作的古今体诗1122首,是研究李绂一生思想、学识、人生经历的重要着述,也是研究清朝康、雍、乾叁代朝政、时况、民情的重要佐证史料。本文从内容的完整性、印刷质量、行文版式等多方面考虑,以“珊城阜祺堂”所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刻版线装本为底本,以“安居王恕无怒轩”所藏乾隆五年(1740年)刻本为校本,对李绂《穆堂初稿》中的诗歌部分进行校勘与注释。诗歌内容主要从“拟古抒情、叙事遣怀、酬唱送别、咏史怀古、模山范水、家事亲情”几个方面予以管窥,诚望能识雾豹一斑。自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至雍正叁年(1725年)九月,李绂曾就任广西巡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绂与广西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桂林草》卷全部诗篇与《后桂林草》卷的大部分诗篇就是在本期创作的。因此,研究《穆堂初稿诗集》对考察广西当时的风情民俗、士人风貌、社会状况等具有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意义。本论文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慷慨平生志忧勤晚岁心”,主要是对李绂及其诗歌的研究;包括李绂生平、思想、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不足之处等,通过研究,力图对作家、作品做出较为恰当的的评价。第二部分是《穆堂初稿诗集》校注。
曹珍[4]2016年在《《北堂书钞》引子部文献考略》文中认为《北堂书钞》是虞世南以一己之力编撰的现存最早的类书,并与《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初学记》,合称为唐代的“四大类书”,素以成书较早,收录资料亦较为宏富着称于世。据不完全统计其广征博采引文两万一千余条,所引书籍除诗赋外,有八百余种,可以说是隋前书籍的一大渊薮,而这些古籍现已亡佚十之八九,所以其对于文献的1佚,资料的查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不同于经史等显学,且一直没有较好的版本传存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一直甚少,而对于《北堂书钞》引书存佚的考证,更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将采用引书考的研究形式,尝试对《北堂书钞》徵引的子部文献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按《四库全书》子部分类的标准,《北堂书钞》引用子部书中儒家类有十二种,兵家类有五种,法家类四种,术数类两种,杂家类十五种,小说家类十四种,道家类七种,一共五十九种,除此之外,《北堂书钞》引用子部书中还有十八种《四库全书》中未收但均见于《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的“诸子略”及“子部”中,因此本文准备对这七十七种古籍进行逐一考证,其内容主要包括作者生平,版本流传,存佚情况,以及书籍的1佚和佚文比较等,力求为子部文献对后世影响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杨学娟[5]2016年在《宁夏汉晋时期叁大家族及其着述研究》文中认为汉晋时期,西北边地设有北地郡与安定郡,今宁夏境内诸多土地隶属于此二郡。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二郡的土地上逐渐崛起了几大家族,其中影响较大且有一定着述传世的有北地灵州傅氏家族、安定朝那(zhū nuó)皇甫氏家族、安定乌氏(zhī)梁氏家族等叁大家族。目前,学术界针对傅氏家族与皇甫氏家族及其家族人物着述已经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见对梁氏家族,尤其是其家族着述情况进行整体研究者,更无人将这叁大家族同时置于同一地域进行整体研究。由是,本文愿就此做一番努力。本论文的整体思路是厘清各家族在汉晋时期的发展历程,探寻每个家族在这一历程中的政治功绩及着述情况,选取家族中较有影响力的家族成员对其本人及着述进行个案研究。论文由绪论、论文主体、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意在介绍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方法等。主体部分由七章组成。第一章为《汉晋时期叁大家族之发展历程与着述概述》,主要厘清了各家族的世系情况,梳理了北地灵州傅氏家族、安定朝那皇甫氏家族、安定乌氏梁氏家族之兴衰发展历程,并总结概括在此历程的每一阶段叁大家族着述所呈现出的特点,这是以往学术界不大关注的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纠正了类似于学界长期以来将皇甫献、皇甫侯分别记作"皇甫叔献""皇甫叔侯"这样的错误。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选取了傅氏家族的傅玄、傅咸、傅畅与皇甫氏家族的皇甫规、皇甫谧展开个案研究。重点是对五人的着述之文献着录进行爬梳;对他们传世的诗文集(或后人辑本)之版本追溯源流、辨析优劣;对他们诗、文、赋的部分内容予以考辨,重新校释了部分后人整理本中存有讹误的篇章,并将主要内容进行分类研究,概括分析,以期对作品的基本面有明确的认识;还对这些诗、文、赋的艺术特征加以总结概况,指出其不足所在。在研究的过程中亦有不少新的考辩。如第叁章中傅咸赠与杨骏的劝谏《诗(并序)》对罗振玉先生点校以来,相袭已久的误读、误释,本文进行了考证及重新校释。再如第五章中对学术界多年来以讹传讹地将《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列为皇甫谧两部医学着述给予考辩,并得出结论《依诸方撰》即皇甫谧之《寒食散论》,《内经仓公论》当写为《内经》与《仓公论》的误写。论文的第七章为《安定乌氏梁氏家族成员着述研究》。因梁氏家族着述较少,不便选取个案研究,故将整个家族置于一章进行整体研究。此章主要依照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家族成员的生及其着述之文献着录情况进行了梳理,解析了他们传世着述的主要内容与创作特色,比较全面展现了梁氏家族人物着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结语对叁大家族的家风学风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家风家学对家族的发展稳定、对社会的贡献、对家族成员个人成长、对典型人物着述格调高低的影响,将论文研究引向深入。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确定人物着述的最佳版本,以使研究有可靠的文献基础;凭借史实考证法理清家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通过作品分析法解读和阐释人物着述的精髓与价值;以个案研究法专章专节向学界完整呈现某一历史人物及其着述的情况,便于读者完整把握。
李贺[6]2016年在《《艺文类聚》徵引子部文献考证》文中提出本论文以《艺文类聚》所徵引的子部文献为考察对象。篇首为前言部分,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类聚》的撰者、成书、文本特徵及价值,进行简要概述;其次对《类聚》徵引的子部文献情况作一总体介绍,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再次,介绍《艺文类聚》相关研究范畴和成果,主要了解对《类聚》徵引文献的特点和问题,为子部文献的考证提供借鉴;最后,叙述选题缘由、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正编部分开始为论文写作的凡例,主体部分为具体的文献考证。对子部文献的分类主要以《四库》为主,并参考《隋志》分类法,具体分为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医家、术数、天文历法、谱录、释家、道家十五类,每类作为一章。对具体文献的考证,主要参以叙录的方式进行,主要分为撰者、书名、卷数、内容、流传、存佚情况以及历代以来研究情况等几个部分,对亡佚且无1本者,试图1其佚文。因每种文献情况不尽相同,加之本人才力、精力有限,实际考证会有侧重,盖多有不能面面俱到者。如遇无法考证,或无定论者,暂付阙疑。《类聚》征引的子部文献内容包罗万象,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能大致看出唐前诸家学派的发展、传播情况;对于亡佚的书籍,尤其是一些亡佚较早、相对生僻的文献,要知道他们散佚于何处,是否有1本,无1本者,尽可能1其佚文,了解其文本内容情况。于此,从文献学角度,对所有子部文献作一些基本的考证探究,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和方向。
吴点明[7]2010年在《评《傅玄〈傅子〉校读》》文中提出《傅玄〈傅子〉校读》一书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深远;读经释典,多有创新;注译精粹,力致达雅;视野开阔,内容宏博;兼收并蓄,厚积薄发;治学严谨,资料可靠等诸多亮点,是兼有工具书作用和重要学术价值的一本好书。
杨瑰瑰[8]2007年在《世说刘注引用子部书考略》文中认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历享盛誉，与裴松之《<叁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一起被推为注家之楷模。刘注应为世人所重，原因有二，一为其内容浩博，一为其体例严谨。《世说新语》注的体例的研究虽然也不完善，但历代学者论述颇多，而对于《世说新语》注引书存佚的考证，却极少。因此，笔者拟就其中子部四十家着作进行考证。黑龙江大学赵建成先生硕士学位论文《刘孝标<世说注>考略》做了其中正史类二十九家的考述，对历代关于世说注的研究作了系统的梳理，并对刘注的撰写时间、性质、引书书目、引文及引书原文的比较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笔者为避免重复，对其已做的研究将不再重复，且在其研究成果为基础之上，对其中子部四十种着作的存佚情况作出考证。世说刘注引用子部书目中儒家类有九家，道家类有八家，名家一家，墨家类有一家，杂家十家，农家一家，小说类有两家，兵家类有两家，天文、五行类有五家，医方类有两家，一共四十家，本文准备对这四十家进行考证，其内容主要包括存佚情况，作者生平以及书籍的集佚情况等等。
王金龙[9]2017年在《王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粲是汉末“建安七子”之一,文学史地位突出。当我们从更广大的学术视野来看,他识时务、有远见,能品鉴人物,能典制朝仪,博物多识,“材技广宣”,远非一个诗赋家或文学家的称号能概括他。为了能更好地“知其人”、“论其世”,有必要从文献学的视角和思想史、文学史的视野来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王粲的生平、着述,他与刘表、曹操的关系,他与在荆士人、他与邺下文人的关系,他的政治思想、玄学思想,他的诗赋的渊源、接受,他的诗赋分别在诗史、赋史上的成就和贡献。绪论:梳理目前在王粲生平、作品系年、着述、交游、思想、诗赋方面的研究现状及问题,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用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王粲做综合研究。第一章:王粲生平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一个更详细、更可靠的王粲年谱(见附录),对若干重要关节点,无法放入年谱考辨的,则专节详加辨析。主要有:一、王粲的家世和家学:二、“貌寝”和“肥戆”,即考察王粲的相貌和身材;叁、王粲登楼的地点;四、王粲的死因。认为王粲治学走的不是守章句的经生之路,而是博学致用之路;王粲的“貌寝”指其“容状短小”,“肥戆”即太莽撞之义,和肥胖无关,主要指王粲性格的躁竞、耿直;王粲登楼的地点以麦城说较为可信;王粲死因以疾疫说较为可信。第二章:王粲着述考。对史传所载的王粲着述逐一考察,对王粲名下有疑问的作品进行辨伪。通过全面考察,认为俞绍初先生辑本《建安七子集》中的《王粲集》应该去掉潘尼的《安身论》,诗的部分应该吸收逯钦立先生的辑佚成果,并增入两处残句。第叁章:王粲交游考。笔者主要研究了王粲与刘表、在荆士人、叁曹及邺下文人的交往。王粲是刘表的幕僚文人,曾为刘表作《叁辅论》,宣示刘表以儒、兵、玄为“叁辅”的治荆理念。刘表喜服石养生,而王粲则是他这方面的向导或参谋。相比于刘表重荆州本地士人,王粲等外来士人则不受重视。这和荆州实权被以蔡氏、蒯氏为首的地方豪强所把持有关,刘表在进取派和地方保守派之间的调和,维持了荆州近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但也造成了王粲等人的投曹之举。通过与王粲有交往或可能有交往的在荆士人的全面考察,发现王粲与在荆士人的思想、治学特点有共通性(以经学为基,崇尚通博和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又各具专长。可以说,王粲是以建功立业为治学目的的儒者,或者用王充的标准说,王粲是文人鸿儒。不过在“六经”逐渐成为儒家的专利,儒家学说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此“儒者”毋宁说是读书人的代称。也正因为他是以建功立业为治学的目的,所以他的思想也充满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如果进一步考察汉末士人的治学特点,发现都有这个特色。在此学术大背景下考察王粲的学术、思想特点,首先不应把王粲思想标签化,应该注意王粲思想的表达方式和效果问题,其次不应寻求王粲思想的单一渊源和单方面影响。从王粲与曹操的关系看,王粲从丞相掾到军谋祭酒到侍中的升迁,他的政治抱负的实现,离不开曹操对他的信任和喜爱。尽管王粲为曹操作了许多歌功颂德的文字,但其中不乏真诚的成分,亦合乎当时礼法,从历史前进的大势看,王粲对曹操的歌颂正是顺应了当时的天命观和人心。王粲与邺下文人的关系,需要对邺下文人集团做一个整体研究。一方面梳理邺下文人的历次唱和活动,突出王粲与其他文人的赠答唱和、书信来往;一方面分析邺下诗酒风流下的相轻和争斗,突出王粲对曹丕、曹植争立太子过程中的态度和王粲在邺下文人集团中的地位。发现“六子”中以王粲参与唱和活动次数最多,对于曹丕、曹植之间的太子之争,王粲参与程度不深,所以同时获得了曹丕、曹植的尊重和爱戴。由于“建安七子”说法的含混,不宜从政治斗争的层面过度阐释,同时也不必要把王粲定为“七子之冠冕”。第四章:王粲思想研究。此章实际是在第叁章第一、二节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认为王粲的政治思想,是通过“阳儒阴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且每个政治主张都有提出的具体背景和针对性,可以说,王粲是曹操总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曹操的政治决策。王粲作品的“玄”学因素甚多,通过分析可知,王粲熟悉《周易》、老庄、淮南子等学术思想,他崇尚的主要是《周易》为主的玄学观。对儒道在出处上的冲突,王粲更倾向于儒。王粲的“玄”学近源在《太玄经》。从东汉以来儒道兼综、崇尚论着和辩论的治学风气看,王粲“校练名理”和善议论,和魏晋以来的玄学家重玄论、重清谈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王粲的学术思想对玄学的发生一定有积极的影响。但与其说王粲以家学的形式影响了王弼玄学,不如说东汉以来一直存在的儒道兼综、崇尚论着和辩论的治学风气影响了玄学的发生。第五章:王粲诗赋研究。此章实际是在第叁章第叁、四节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认为王粲的诗赋创作受到张衡、蔡邕诗赋的影响甚大。尽管王粲作品在其生前身后获得了崇高的声望,但其实一直存在争议,直到张华、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对他的推崇,萧统对其诗文的编选,后人对其作品的诵读、模拟,把某人比作王粲,把一些疑作归于王粲,等等,才最终完成了王粲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王粲对诗史发展的贡献和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赠答、从军题材的诗有新开拓,王粲的赠答诗因应了建安时期赠答诗大量出现的背景,内容上既有群体社会生活的交涉互动,又有古代赠言遗风的传承和创变,又有生命情怀的剖白发咏,足以成为后世赠答诗的典范。王粲的一组从军诗,对后世同类诗无论从诗题上还是基本内容、情感上都起到了前驱和示范的作用。二是王粲和曹植是当时探索诗歌文采的急先锋,在由质趋文的诗歌变革时期,他俩的诗歌在炼字炼句、对偶、用典等修辞运用上,都进一步启发和促进了诗歌发展的文人化、辞采化、骈俪化。但他们的诗又是汉魏风骨的代表,当后世诗歌发展到缛丽无骨的时候,他们的诗又成为重要的取资对象。王粲的赋既有与同时代赋的共同特点,又有他个人的特点。共同特点是:在赋的题材和语言形式(如追求骈俪、辞藻、铺叙)上与前代赋相比,是继承大于新变。因袭了一些传统题材和继承了赋本身的特点:骈俪和铺叙。他们在同题共作的创作活动中,也新创了一些题材,对前人未赋咏之物、一些新事物、新事件进行了赋咏,在语言形式上,骈俪趋于细密,句式趋于整齐的四六言,字词上也趋于简易,表达方式则倾向于抒情小赋的创作。个人特点是:王粲尤其擅长辞赋,作赋“捷而能密”,构思巧妙,发端遒劲。王粲赋善于抒情,抒情方式含蓄温婉。他的抒情小赋分为代人抒情的赋和抒发自我感情的赋,而后者的赋相对来说成就更高,尤其是《登楼赋》,奠定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
仲秋融[10]2015年在《魏晋公牍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概分七章对魏晋公牍文进行研究。绪论除介绍研究价值、回顾研究历史、点明研究范围、方法与难点外,还涉及对公牍文的界定,及其与尺牍、书牍、档案关系的辨析。第一章从公牍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视角出发,展述在"先秦"、"秦汉"、"魏晋"叁阶段中,公文文体的起源,规范与风格的确立,门类与程式的演变等问题。第二章遵循以类相从、选取典型原则,分析"诏策"(诏、诰、策、制)、"教敕"(教、令、敕、戒)、"章奏'"(章、表、奏、议)等的文体功用。第叁、四章进入魏晋公文文本研究。第叁章分论六类公文主题,即反映传统主题承继与延伸的"求贤举才"、"乞归致仕"类,体现时代主题积累与变迁的"战乱纷争"、"政权禅让"类,以及折射特定主题滥觞与拓展的"弘教向佛"、"闺阁政声'"类。第四章论述阶段性牍风变化,挖掘成因、特点。曹魏、西晋时期多华章俪表,文风趋华,而吴蜀、东晋文书则相对平淡寂寥,文风尚质,兼及魏、吴疏文等公文子类的风格比较。第五章在前述文体、主题、文风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解读魏晋公文文化内涵,主要针对曹魏陈琳、钟会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疏文,蜀汉诸葛亮教文等,析解其战术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战略精神上有着谋断、指导价值,以及战备精神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等重要文化功能。第六章探析魏晋公文与作者才情之微妙关系。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比分析"魏氏叁祖'"、建安群彦、晋世名臣等才情养成、表现、同异及其对公文创作风格的潜在影响。第七章论述魏晋公文文学演进与相关价值评价。剖析公文文学演进的影响因素,并重点围绕句式、音韵、辞格等,分析其表现形式。同时,结合文论时评,客观看待魏晋公文源流、文学特征。兼以唐代类书、选本为考察对象,深化对魏晋公文辑录特点、文史价值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D]. 刘明辉. 南开大学. 2010
[2]. 《傅子》校注[D]. 辛志凤.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穆堂初稿诗集》校注[D]. 王昭. 广西大学. 2008
[4]. 《北堂书钞》引子部文献考略[D]. 曹珍. 西南科技大学. 2016
[5]. 宁夏汉晋时期叁大家族及其着述研究[D]. 杨学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艺文类聚》徵引子部文献考证[D]. 李贺.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7]. 评《傅玄〈傅子〉校读》[J]. 吴点明. 沧桑. 2010
[8]. 世说刘注引用子部书考略[D]. 杨瑰瑰.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9]. 王粲研究[D]. 王金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10]. 魏晋公牍文研究[D]. 仲秋融. 浙江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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