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有效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总需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将一个学术性意涵很强的概念引入政策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理论是经济学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经济学各学派间最具争议的学术立场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生产(或生产力)决定论和需求约束论的基本立场，同时也对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以致成为其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预言未来社会的理论基础。基于对供求关系基本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基本供求关系现实的判断，中央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也未否定总需求管理的必要性，而是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就当前政府经济政策的抉择和操作而言，深刻理解供求关系的理论逻辑和实施条件，把握好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两手并用”，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有效结果。 一、当前为什么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朴素意义上说，供给就是出售，需求则是购买。供给方为产品卖方，需求方为产品买方。供给方持有产品，需求方持有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中，产品—货币关系高度发展并日益复杂化、系统化。从总体上观察，产品方和货币方都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体系，经济学可以将这个复杂系统大致归类描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供给侧为产品侧，需求侧就是货币侧。前者是生产和提供产品的所有活动，即实体经济体系；后者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即货币经济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实体经济产出品，即主要是金银等贵金属。因此，古典经济学将货币定义为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马克思则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总之，那时货币体系的主体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货币不是由实体经济生产出来，而是由货币当局(通常是政府)和金融体系“创造”出来的，甚至被通俗地说成是由货币当局“印”出来的，过去叫“铸币”，现在叫“发行”。实际上，除了占少数的“基础货币”由货币当局供给之外，流通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是由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储蓄—放贷活动所“创造”的，是信用关系的产物。于是，所谓“货币”演化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复合系统，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虚拟”性，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创新”发展。这样，甚至连经济学家都难以准确定义货币和精确计量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因而对货币的统计不仅有M0、M1，还有M2、M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2015年统计公报》，到2015年12月末，全国流通中货币(M0)余额6.32万亿元，狭义货币(M1)余额40.10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达139.23万亿元。如果需要，还可以统计M3、M4，以致更加广义的具有交易媒介功能或能够发挥“流动性”功能的“准货币”、“类货币”等。 由于存在这样的供求对应关系，所谓宏观经济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同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间的均衡。据此可以设想，通过调控货币流通总量(流动性)来对产品生产即经济增长进行调控：当增长缓慢(失业率高)时，扩大流动性(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加速；当经济过热时，收缩流动性(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给经济降温。这就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干预政策的基本原理，通常也称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由于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已经失去了同(贵金属)生产的联系，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或流动性主要是由金融体系的信用活动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创造的，所以，主要表现为“债务”量，特别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额。于是，从需求侧着力的经济刺激，即扩张货币，总是表现为形成更多的债务。所以，如果长期实行需求刺激政策，无节制的债务扩张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良债务和不良贷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积累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现实。 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国家联手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美国叫“量化宽松”，中国叫“扩大投资”。其实质都是扩张货币，加速债务增长(扩大政府债务、金融机构债务、企业债务，也叫加“杠杆”)，也就是以加大流动性来“创造”需求，力图遏制“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这样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经济调控的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能适可而止，就必然导致供给方“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因为与其对应的则是大量增长的债务而不是有效需求。于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债务，特别是银行不良贷款，却越积越多。 在此情况下，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继续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就意味着不良债务与过剩产能及库存的不断轮番增加，无异于饮鸩止渴。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量已经接近可能危及安全的限度，因此，经济策略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就是必然选择。即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简政放权，消冗排毒，激活供给，轻装前进。 二、基于对市场失灵不同理解的政策主张 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市场能够顺畅运行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吗？第二，政府与市场应是什么关系，政府要对市场进行干预吗？如果需要，那么，如何有效干预呢？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以第一个问题为基础的。如果认为市场万能并且完美无缺，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预，但实现中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在理论上主张市场经济近乎完美因而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当面对并非完美无缺的现实经济状况，也会主张政府应采取积极而强有力的政策举措，例如，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政府恰恰表现得政策手段十分强悍。 在美国，关于市场是否需要政府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也有不同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意识倾向。起先美国人相信“除了受到收入分配和外部性的限制外，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实现的最好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自由选择’，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人间天堂”。而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主流意识转向认为“政府应当在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到20世纪下半叶，风向又变，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正是问题所在。”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主流倾向。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它显得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那些宣扬类似‘有坏事发生’的报纸比宣扬‘一切都很顺利’的报纸要好卖得多。公众其实非常依赖政府项目的良好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新闻总是聚焦于政府没有尽职”。其实，市场“不仅仅有好的一面，还有其不完美的一面”，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2016)。 从理论根源上说，政府之所以要实施经济治理和管控措施，是基于对市场失灵的认识：或者认为市场非万能，或者认为市场不完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除了为市场运行提供必要条件(例如保护产权、制定交易规则等)和生产某些公共产品之外，政府不必干预市场，市场经济自身可以实现供求均衡，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经济学家以市场供求的一般均衡或局部均衡理论，不断“论证”这一理论，即只要保证市场顺畅运行，就不会发生系统性的供求失衡现象，甚至有所谓“萨伊定律”。即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在阐释和拓展亚当·斯密的理论时，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论断，断定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不会发生供过于求即生产过剩现象。 让·巴蒂斯特·萨伊(1803)在讨论市场供求关系时说：“常常听到各种产业冒险家声称，他们的困难不在生产中，而是在销售上。如果产品随时都有需求或市场，产品就永远不会缺乏。当商品的需求减少、销售困难、利润不丰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货币不足。”他认为，事情绝不是这样，而总是“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因为，形成需求的手段就是其他人手中的货币，而货币也是“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构成”。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产物，“贸易如果扩大到现有货币不能应付的程度，这正是好现象，恰如货物多到仓库容纳不下的程度是好现象一样”“如果一种产品过剩没有销路，货币短缺一点也不会构成对其销售的阻碍”。因为，“一种产品从被生产出来那一刻起，就为价值完全与之相等的其他产品提供了销路。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之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丧失价值。他同样急于把出卖商品所得的货币花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容易消失。但摆脱手中货币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用它购买一些产品。所以，仅仅一种产品的生产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销路”。仔细领会萨伊的思路，就可以发现，其理论逻辑中的关键假设是：买卖双方都“不会要货币，也不需要货币，因为货币对于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货币在买卖双方交易中完成的只不过是瞬间的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你就会发现，交易实际上永远是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因此，他断言，“除非存在某些激烈手段，除非发生某些特殊情况，如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或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度，否则一种产品供应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绝不会永远存在。……如果生产完全自由，一种生产很少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 可见，所谓“萨伊定律”是以商品交换的效用价值原则为前提的，而其根基则是关于货币中性的假定。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实际上就是假定一切交易都只是W—G—W，即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如果做这样的假定，那么就如萨伊所说“货币其实只不过是媒介而已”，但人们却将其误解为“是一切交易的最终目的”了。问题是，萨伊的假设忽视了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以积累物质财富为行为目标的社会精神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种“囤积倾向”注入市场经济，就形成了普遍性社会心理：追求“源于占有的快乐”(艾里希·弗洛姆，2011)，而货币则成为财富象征(经济史上称为“重商主义”)。 可见，货币并非只是一种没有效用价值的媒介，它本身确实可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以货币增殖为目的的交易并不是一个“误解”，而是真正的现实，即如马克思所系统论证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G—W—G'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交易的目的确实就是追求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是持货币非中性理论立场的。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因论证了市场经济发生供给过剩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则具有必然性。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所不同的是，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同他们那个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态，即货币已经不再主要是贵金属商品，货币主体部分是纸币和信用货币，而纸币和信用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对产品或财富的索取权。但是，人们对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囤积偏好。 从其理论的学术根基来说，所谓“凯恩斯革命”也基本否定了货币中性假设。凯恩斯认为，货币绝不仅仅是对市场交易不发生实质性影响的媒介，似乎像是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一层“面纱”，将其揭开，所看到的才是交易活动的真实，而货币“面纱”对真实经济没有实质影响。他认为，货币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非中性的重要影响，这就非常可能导致发生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失衡，即确实可能发生萨伊所否认的“货币不足”现象。 众所周知，跟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同，凯恩斯主要从需求侧观察市场失灵现象，据此提出以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宏观经济理论。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市场失灵主要体现为其功能性局限，即认为市场机制即使能够顺畅运行，也就是即使是在发展成熟而充分完善的市场体制中(如萨伊所说的“生产完全自由”)，仍然可能发生总体上的需求不足和非自愿性失业的不合意现象。因此，以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宏观政策的基本特征是货币性、短期性和总量性的。即政策措施主要是货币面操作，包括调控货币供应和财政收支的松紧。调控时间是短期的，即“熨平”经济波动周期。调控目标和干预方式着力于总量指标：生产总量的增长率、就业率、物价总水平、进出口总量等。 但是，从供给侧观察市场失灵与从需求侧观察市场失灵的意涵则是很不同的。如果从供给侧观察，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存在结构性的障碍，即因市场未能顺畅地运行而导致调节机制的系统性失效。因此，从供给侧着力的对策措施是实体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即主要是对实体经济层面的调整，着眼于实现长期效果，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活力、技术创新能力等。调控目标和干预方式主要着力于结构指标，例如化解特定产业的过剩产能(退出援助)、消化库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 由于供给侧对策基于认识到市场未能充分顺畅地运行，特别是看到市场体系和机制的不完善之处，所以，更强调体制改革和结构政策调整。例如，20世纪80—90年代，为了应对因长期实行需求管理政策而导致的经济滞涨困境，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了著名的供给侧对策，通常称为“供给学派”主张。主要通过减税、控制政府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对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以期达到增强经济活力和产业竞争力的目标，从而摆脱滞涨困境，改善宏观经济状况。 所以，在西方国家的政策话语中，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被理解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称为凯恩斯主义)。而以“供给学派”为标志的供给侧对策被理解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让市场更顺畅地发挥调节功能。中国的对策明确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主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国情与美英不同，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同于美英的“供给学派”主张，但在力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可见，一般来说，对于市场失灵，基于需求侧的观察，往往认定市场非万能，不能自发实现市场出清和合意均衡，因此，政府必须实施宏观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干预。而基于供给侧的观察，往往认为市场不完善，现实体制缺陷(以及政府干预的扭曲效应)导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功能难以发挥，因此政府必须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 三、推进供给侧改革应有科学思维 当前，中国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紧迫目标有：一是“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中，“稳定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希望不再是采取刺激性政策来扩张生产规模，而是要从实体经济深处激活新的增长动力，着力于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含义则是，希望逐步摆脱资源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主张以更高质量的供给机制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科学认识的是，所谓“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经济学描述复杂经济现实所定义的概念，而任何经济学概念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地对应于客观现实的，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并无绝对的界限。所以，可以看到，同一类经济行为(现象)往往都会具有供需的双重含义。以通常认为是需求“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为例，对短期(本期)来说，“投资”是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而对长期(下期)来说，“投资”是供给，决定了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其实，无论是需求侧对策还是供给侧对策，都得运用投资手段，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短期目标(应对经济波动)，后者主要着眼于长期目标(实现创新升级)。 所谓“消费”也是如此。经济学定义的消费需求只是购买产品的瞬间，一旦支付了货币、完成了购买，进入实际消费过程，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就都成为供给，即劳动力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所以，在经济学的供求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从一方面看，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因为人们只能消费能够生产出的产品；但从另一方面看，消费(需求)也决定生产(供给)，因为如果不能适合买方的需求，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是过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着眼于消费购买行为：有人买就好；供给政策主要着眼于实际消费过程：用得好才好。 在实施具体经济对策时，供给侧与需求侧更是难解难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是着眼和着力于实体经济，但也离不开货币经济。实际上，每一个供给行为(出售)都表现为对应的需求行为(购买)，实体经济必须以货币金融为血液。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是需要从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方面着手。实体经济的改革必须有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发挥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改革也难以有效推进。 更重要的是，实施经济对策绝不可忽视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关注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而整个过程的每一时间段，都是不能略过的“短期”：长期是由短期组成的。如果短期过不去，也就达不到所期望的长期目标。所以，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如果不能稳住一定的增长率，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支撑条件。反过来，如果不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一味进行短期需求扩张也难以避免“硬着陆”和金融风险。 可见，在以交换为基本关系的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行为和现象都是双面性的和对立统一的。有买就有卖，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债务就有债权，有供给就有需求。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增长，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时代。需要开拓更大的经济策略运作空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调控密切相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将体现在供给系统对于需求变化的更高弹性，即灵活反应能力。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本质上就是因供给弹性缺乏而无法实现市场出清，是供需关系矛盾的凸显。 供给和需求密切关系的最集中表现就是价格。价格是调节供求的决定性参数。价格机制是否有效，决定着整个经济系统是否具有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能否适时实现市场出清。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让价格机制更有效地发挥功能，无论是在实体经济方面还是货币经济方面都是如此。打破行政垄断和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让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充分活跃起来，保证各类产品价格、要素价格以及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都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形成并有效发挥作用，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激发创新驱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性和关键性改革。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形成使市场更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 四、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善需求管理的微观基础 本文以上的理论讨论得出的启示是：在运行顺畅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宏观需求管理，即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周期波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和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合意均衡。反过来说，只有在市场经济能够较顺畅运行的条件下，政府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才可能取得有效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体制机制中存在严重的障碍和缺陷，市场无法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或者经济主体因体制不善而缺乏活力，尤其是如果受到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而导致经济关系的扭曲，政府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就难以发挥有效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欧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曾发生过宏观政策与微观基础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情况，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即发生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与通货膨胀并现的状况，使宏观政策左右为难，一筹莫展。因此，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运用需求调控政策的同时，进行体制机制调整，以致采取更倾向于供给侧治理的所谓“供应学派”主张。 中国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才可能从直接控制供应侧(生产计划和项目审批)，逐步转向更多依赖宏观需求管理，即放开微观，调控宏观，让生产者有更大自主权，而政府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间接干预方式，保持宏观经济的大体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许多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微观经济基础层面还存在许多不顺畅环节。此时，当产生经济矛盾，经济过热或者过冷时，政府经济管理当局往往倾向于强烈操作和过度使用需求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误以为可以采用更大幅度的需求扩张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弥补实体经济尤其是供给面的弱势。这样的情况自2008年以来表现得尤其突出。 从2008年以来，中国不仅M2存量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而且M2/GDP比率逐年提高，2015年末达到2.058，即M2已超过GDP的200%(如表1所示)，远高于大多数美欧国家(通常不超过200%，而美国不足100%)。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M2还将继续以大大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否则似乎就会落入通货紧缩窘境。根据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预期，GDP增长率将为6.5%～7%，而M2增长率将为13%。尽管对于中国M2/GDP的比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货币量增长的高度依赖已是一个无疑的事实。这也表明，以宏观需求管理，即扩张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递减了。可以推断，如果实体经济面的供给侧改革不能取得更大成效，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将因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而效能不彰。 表1 中国1990-2015历年M2/GDP比率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需求管理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需求侧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实体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有效供给论文; 产品需求论文; 货币论文; 调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