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来自日本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2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也激起了我研究中国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强烈兴趣。纵观中国高等教育最近20年间的变化和发展，我个人认为其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98-1999年度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新”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方面，更表现在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改革上。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禁不住会问，这种改革为什么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这次改革伴随着何种结构上的变化？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日本历史上出现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有何异同？下面就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政策大转型：从稳步发展走向迅速扩大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采取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高等教育摆脱了旧体制下束缚其发展的各种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与此同时加快了重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步伐。如果简单分类，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所要解决的政策课题为前者，90年代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后者。进入90年代之后，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中心，政府致力于完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意在有计划地发展高等教育。[1]
但是以1998-1999年为界，这种政策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上。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在1990年约为200万人，1998年增至340万人，相当于8年前的1.7倍。到了2003年，在校生骤达1100万人，是5年前的3倍多。很明显，这组数字意味着政府发展高等教育基本方针的巨大转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策变化呢？
其答案隐含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之中。1998、1999年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均GDP的增长每年超过10％，但是，这种发展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就是经济发展以外资企业的出口为中心，而且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也未必公平。这样就使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受到限制，同时个人消费也没有扩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人员过剩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再者，其前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有鉴于此，积极扩大内部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这个角度出发，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学生生活消费、学费支出和大学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因而也具有扩大国内消费的意义。另外作为旧体制的残余，现有体制下中国高等学校人员过剩，扩大招生能够有效利用这部分剩余人员并能保证其就业的安定。再说，中国一般居民送子女读大学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样，以一定程度的家庭高等教育费用负担增加为前提，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就非常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可以说是“哥伦布之卵”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种政策思维和以前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逻辑完全不同。对此我曾经访问过有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结果是该政策思想的形成并非来自于教育部，而是来自于国务院的指示。因为高等教育扩招被认为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于是国务院于1999年6月下达了高等教育扩招的指示。当然，该政策能够顺利实施还因为它对各个大学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二、规模扩大和结构变化
上述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扩张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简单地说，这种变化就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下面具体从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投资等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变化。
1.教育市场化
90年代末期出现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基本特征是高等教育对个人负担依存度的逐渐加深。9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两重困境，一方面是教职员过剩，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投资增长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学校的现代化建设投资，就是教职员工工资的增长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总而言之，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收取学费。
在过去的体制下，高等学校不仅不收取学费，而且实际上还补助住宿等生活费用。进入90年代，中国的宏观改革和开放告一段落之后，政府开始实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该制度导入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学费额涨至每年1500元左右，而到90年代后期骤升至3000元左右，时至2002年学费已高涨至5000元左右。
很明显，对于具体高等院校来说，涨到一定高度的学费成为高等院校扩招的动力。这样，学费上涨和学生数增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具体高等院校的发展方针。同时由于政府财政拨款停滞不前，为了弥补财政不足，各大学也积极招收计划外学生。
其结果是中国政府所属高等院校的收入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图1)。1997年学杂费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15％，但2002年就高达26％。计划外生源学杂费等收入所占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5％上升到2002年的19％。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明显下降，在同一期间从78％降为51％。从个别高等院校的数字来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管辖的院校，学杂费占总收入7-8成的也不少。
同时，从90年代起部分政府所属高等学校设置了被称为“二级学院”的教育机构。“二级学院”的学生为计划外生源，其学费远高于一般学生。从90年代末开始，这类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独立于母体大学的趋势。即使没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作为“二级学院”母体的政府所属院校也能靠二级学院吸收剩余教职员工。[2] 政府又通过法规使这类二级学院作为“独立学院”制度化。从财政上说，这类机构几乎完全依靠学费，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平均学费为政府所管大学的3倍，高达15000元左右。[3] 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大，就是以上述高学费教育部门和机构的扩大为主要特征的。
高等院校收入结构的变化也带给大学教师以极大的物质刺激。当然，根据政府标准发放给教师的基本工资虽有增加，但实际仍然很低。对教师实际收入没有官方统计，但是有人说在大规模研究型大学里，政府发放的工资仅占教师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占教师收入相当部分的是各种奖金和其他收入，其中主要是课时费和后述的研究经费所产生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学校的教育收入和教师个人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中间酝酿出了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巨大能量并不算过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高等院校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像企业的大学。
另外，进入90年代，民办高等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这类民办高等院校多为专科，虽有升本科的愿望，但由于前述扩大政策的影响，现有的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已占据本科教育的绝对份额，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很困难。与此同时，政府从90年代末开始有意识地把专科学校变为职业训练机构。因为和本科院校相比，专科学校除修业年限较短之外，其他方面的特点都不明确。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大多数民办高等学校变成了职业技术学院，[4] 一部分原来的中专学校开始升格为高等职业教育机构。[5]
2.研究的市场化
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学术研究原本是研究所(Academy)的职责。90年代高等院校的研究领域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建设。这起始于少数研究型大学加强研究能力的运动。1993年开始的“211工程”目的在于用高待遇吸引在海外工作的研究者回国，“长江学者计划”为其核心。在此基础上，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提出了“985工程”计划，此后政府对北大和清华大量投资。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第二期，通过“985工程”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所以，虽然以高等学校为单位的政府财政拨款停滞不前，但从90年代末期起，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由于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一般企业所拥有的现代化和先进知识有限，大学投资办公司现象很普遍，而且不少高校的校办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比如以计算机产业起家的北大“方正集团”就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与此同时，90年代期间中国一般企业的资金能力大为发展，一般企业和校办企业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
在这种制度下，高等学校教师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采取选拔性财政拨款政策，这样，提高研究成果就成为各个大学的重大课题，为此大部分大学采取对发表论文的教师给予奖励的政策。大学对竞争性科研经费的管理也不是很严，据说其中一部分大约5％左右个人可以自由使用。这样，获得竞争性科研经费对个人来说便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该措施不仅从制度上能促使进教师提高研究热情、多出成果，而且能使教师个人得到更多的物质奖励和刺激。因此，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3.对金融市场的依存度提高
如上所述，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发展所需的基建费中，大部分却来自于民间资金。这也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图2列出了政府所管高等学校资金支出的不同来源。资金支出中来自于各级政府的不到2成，学校自有资金为41％，学校捐款为22％，两者合计共占6成以上。这里的学校自筹是指向商业银行贷款，当然中国的商业银行中国有成分居多。虽然学校自有资金让人想起学费收入，但是很难想像中国的高等学校已经积蓄了很多家产，这极有可能仍然是通过某种手段筹措来的资金。这样算来可以认为，现在中国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投资中，至少一半以上来自于银行贷款。
对于独立学院来说，虽然缺乏统计数据，但不难想像其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以浙江省杭州的某独立学院为例，学院建立之初虽然有来自于政府的投资，但后来学校的扩大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企业设立独立学院的例子也不少，这些学院的基建资金由企业负担。
另外，地方政府在大城市的郊外划出一块专用地，吸引数个大学进来建立“大学城”的事例也很多。虽然最初由地方政府出资作为保证金购买农地，但是可以想像基本建设资金也是来自于银行贷款。正是因为有了这笔资金，规模巨大的校园才得以建成。同时还产生了由政府提供土地、民间企业建设学生宿舍、收取住宿费的后勤社会化做法。总之，中国的高等学校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大学生，采取了种种可能的措施。
其结果是，包括政府所属高等院校在内，中国的高等院校整体负债巨大。对此虽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各学校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财务数据，但根据笔者对某独立学院访问调查的结果，该独立学院的负债额已达到年间学费收入的5倍以上。由于利息率不高于市场水平，只要高等教育发展顺利，偿还利息不至于存在问题，但是对如何归还本金，很多高等院校并没有明确考虑过。据对高等学校内部有关人士的访问调查表明，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导入民间资金的做法是在政策推动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应负偿还之责。作为银行一方来说，以前一直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贷款作为重要课题，对资金回收的管理并不严。有人说高等教育基建贷款很有可能成为不良债权。
4.高等院校的治理结构
如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在研究和教育两方面正积极导入市场原理。以此为背景，个别高校也采取了一般企业才有的迅速和大胆行动，各个教师也被所附带的强物质激励的竞争体制所包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换句话说，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那么，为什么这种发展模式会在中国出现？在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大学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都是基层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不仅具有“生产”这一主要功能，而且还具有随着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多种附带功能，比如有必要保障下属人员的住宅等生活基本需要。但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随着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上工作人员的工资普通上升，对高等院校来说人员经费成为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为了有效利用政府和学校的资产，大学自身不得不采取类似于企业的诸多行动。
和上述原因同等重要的还有社会和大学的治理形态和理念。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存在着来自于政府行政(或者叫群众参加型民主管理)和来自于共产党系统的双重管理。高等学校中也存在着以单位行政首脑为顶点的行政系统和以党委书记为顶点的党委这两套管理机构。
同时，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法律规定未必很完善。政府对高等学校管理的权限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有关方面缺少明文化规定。政府把决策权委托给学校的例子也不少见。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虽然涉及到高等院校的组织体系、招生数、财政拨款、校长任免和人事等方面，但行政管理的力量未必渗透到学校内部的决策、执行机构和会计等方面，对高等院校的政府财政拨款使用的监督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这样，高等学校内部的个别基层单位实际上在财政上具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
党委管理系统的存在弥补了这种行政管理不备的缺陷。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既是接受党中央指示的执行机关，又是大学中党员的政治运动组织，因此大学中的党委代表下属的党员监督大学的管理和运营并参与到主要人事决策中。在这个意义上，各个高等院校的自主性运营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种中国式运营机制所具有的特色与近代大学尤其是包括日本国立大学在内的国家设施型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在国家设施型大学中，社会对大学的控制通过以下过程进行：首先选举产生议会，其次议会制定法规和组织官僚行政组织，然后由法规和行政监督来控制国立高等院校。而且控制必须通过明文化的规则和具有明确目的的预算来进行。这样来自于社会和政府的控制就对大学的自主性形成了强烈限制，两者之间经常出现冲突。而且要改变这种机制，首先需要制度上作很大的变革。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就是明显的例证。与此相对，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形成了允许各个政府所属高等学校采取自主行动的灵活管理体制，这与本来所预期的功能相左。
三、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以下尝试从中日比较的角度作些探讨。
从宏观上来看，199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追求社会利益单纯总和的增长，而是采取了让一些部门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战略决策不是在多数民众参加决策下实现的，而是在共产党作为主要政党执政的体制下所实现的。可以说9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大和市场化也是这种体制的成果之一。从个体高等学校层次上来说，行政和党的双重管理使大学能够采取企业式运营行为。从大学教师层次上来说，这种体制的存在也促使个人之间带有物质刺激的强烈竞争机制的产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虽然高等教育市场化无疑是世界潮流，但是走在这个时代潮流最前列的应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国形成了能够根据社会需要而不断调整自我行为的高等教育的基层组织，同时，该体制又激活了教师从事教育和研究的动力。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大扩张成为可能的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的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造就了大量的博士毕业生。国家又把这些博士毕业生的一部分作为博士后人员在短期雇用的条件下，让他们在学术上互相竞争。这也带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以巨大的发展能量。
通过这种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国的高等教育肯定可以在教育和研究两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回头来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高等教育也是在相当粗糙的市场原理的支配下急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其后的福利国家政策下，高等学校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逐渐和市场竞争的压力隔绝。这是现在日本高等院校内部不能产生自发改革动力的原因。现在日本开始反省这段历史，提高高等学校教育和研究的效率又成为重要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对现代日本高等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但是中国高等教育扩大的机制也不是完美无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却有所恶化。这样高等教育的市场型扩大就带来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从地区分布上来看，高等教育升学率的地区差异正在增大。[6]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虽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对较高，但国立大学的学费一直被控制在较低水平，这就保证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性。另外迅速增加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能否就业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日本，当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致使大学毕业生劳动力急剧过剩，但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吸收了这部分劳动力，高学历劳动力过剩没有成为社会问题。现在以外资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吸收这部分高学历劳动力尚是未知数。
从高等学校内部来看，直接的经济刺激、竞争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会使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上出现道德方面的问题。再者从长远观点来看，大量的博士后人员和研究竞争未必会产生学术上的独创性。在某些条件下，若干年之后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的过剩有可能成为严重问题，这会在年轻研究人员中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不免让人想起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期，以年轻研究人员的工作不安定为背景而产生的大学内各种纠纷和矛盾尖锐化，进入70年代这些纠纷和矛盾进一步激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敏锐地捕捉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社会现实并公之于世本来是大学教师的天职，但是现在的大学教师湮没于物质刺激和竞争之中，没有能够起到这种应有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大学教师已被市场经济腐蚀。这种中国式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能够持续多久？要不要对此模式进行修改？如果要对此模式进行某种修改，什么时候修改最为合适？希望研究者对这些问题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理性探讨。
在这一点上，日中比较对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来说都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同时毋庸讳言，面对这些课题，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共同研究和互相启发显然是两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哥伦布之卵”为日本的成语，来自于众所周知的典故。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颇受世人诽谤。在一次宴会上，受到众人攻击，被说成这不过是谁都能做的事。于是哥伦布拿起一只鸡蛋问众人，谁能使它站立起来。结果没有人能够做到。于是哥伦布把鸡蛋的一端敲破，轻而易举就让它直立起来。日语的意思是虽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第一个去尝试和想到处理方法却并非易事。其意近似于中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