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端于屈原的逐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发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型的结构体系。在这个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主上昏庸、奸佞当道、忠臣见谗的事件屡见不鲜。于是一些在仕途上胸怀拯物济民、修齐治平伟大抱负的忠义耿介之士，转瞬之间就被从朝廷中赶了出来，成了遗恨终身的迁客逐臣。随着王朝的更替，时代的演进，站到逐臣队伍中的人便愈来愈多，形成了一个长长的逐臣队列。据明人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卷八中列举的著名逐臣就达80余人。这些逐臣如果能委命乘化，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立身行事倒也罢了，可偏偏有相当数量的逐臣不知时、不认命，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支配下，仍然坚持理想，执著现实，抨击黑暗，效忠君国。其“扶社稷，救苍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失职失志的失落感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因此，在这些逐臣们的心里堆积了太多的哀怨、愤懑和抑郁不平之气。当他们将心中的这一切不得不付诸笔端，借助辞赋、诗词、散文等形式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的时候，他们笔下的每个文字无不染上了勃郁浓烈的感情色彩，画出了宣泄主体傲岸刚直的性格形象，显示出崇高的人格力量，于是便形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内涵丰富、独具个性特征的逐臣文学。
逐臣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逐臣文学，是指我国古代步入仕途，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士人们，由于昏君佞臣作梗，在互相倾轧的宦海官场的权力角逐中跌落下来，于被疏、被逐、被贬之后，用形象的笔墨、浓郁的情感和不同的形式抒写内心激愤不平之气的文字。具有代表性的狭义的逐臣文学家及其创作的逐臣文学作品如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广义的逐臣文学则应包括虽未步入仕途，却一直怀抱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而始终被社会所放逐的士人为自身遭际或与自身遭际相类似的人们鸣不平的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这类作家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本文所论以狭义的逐臣文学为基本对象。
逐臣文学的命题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中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它是各个时代文坛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学现实。历代社会有逐臣，就有逐臣所创造出来的文学。如果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兑斯语），那么逐臣文学作品作为反映逐臣心理、逐臣灵魂的文学，就是我们研究和探讨逐臣心理、逐臣灵魂最直接最生动的文学史料。
逐臣文学就其创作主体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相近的思想认识、心理气质、抒情方式，以及对早期逐臣文学作家的认同意识来说，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而这个文学流派不像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如王孟诗派、元白诗派、苏辛词派、浙西词派、公安派、桐城派那样，只是共时性的，它除了共时性的一面之外，更是历时性的，构成了长长的逐臣文学系列。逐臣文学一族，以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创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辉煌灿烂的文学景观。
屈原是逐臣文学的开山之祖，他生活在战国末世的楚国，“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奉行一条“国富强而法立”的政治革新路线。但是就在他满怀信心为国家富强奔走呼号的时候，楚怀王听信顽固保守势力的谗言，愤怒地疏远了他，接踵而来的是两次放逐，把他远远地抛到了政治生活之外。一位有志于辅佐君王、振兴楚国，成就统一中国王业的大贤，就这样沦落为飘泊江湖之上的迁客。
屈原被重用期间，楚国君臣励精图治，刷新朝政，迎来了曾经称雄一方的短暂中兴。屈原被弃逐以后，楚国这条航船便连连在风雨飘摇中触礁搁浅，数十年之后终被强秦所吞灭。屈原的遭际，就这样和一个国家、民族（楚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退出政治舞台的屈原，以明哲保身的“达观”自命，养生尽年，无声无息地老死于野落荒村，他便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可是屈原却不愿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偏要奋起抗争，他以诗歌——具有独创性的“楚辞”为武器，发愤以抒情，揭露楚国政治的黑暗，抨击君王的昏庸，表达自己的理想，为国家、民族的苦难凄怆呼号。正是剧变的时代和逐臣的经历，使他“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俱网兼罗，文词钜丽，体制宏深。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及，取之不穷，史谓争光日月，讵不信乎！”（胡应麟：《诗薮》）于是《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招魂》、《远游》、《卜居》、《渔父》等一篇篇荡气回肠的辉煌诗作诞生了。屈原的文学创作向人们证明：“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评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屈原本是一个行动着的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由于政治的沦落、逐臣的处境，以及高度的文学素养，又使他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雄奇的诗篇和他自身遭际中所显示的道德、人格相互辉映，开了我国逐臣文学的先河，奠定了逐臣文学忧愤哀怨、苍凉激楚的基调，成了历代逐臣文学家景仰和祖式的模范。
历代逐臣文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具体际遇各异，但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屈原大体近似，其愤懑不平的逐臣心理亦与屈原基本相同，因此，十分自然地他们视屈原为知己，引屈原为同调，屈原精神成了他们贬逐生涯的精神支柱，屈原的立身行事准则成了他们人生价值择取的目标。他们像屈原一样，不屈从命运的摆布，不改忠爱君国的初衷，执著地追求理想，勇敢地探索真理，不懈地介入现实斗争，发愤抒情，发愤著书，不断地创造性地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着逐臣文学的园林，使之色彩缤纷，琳琅满目。
二
尽管历代逐臣文学家的具体遭际、处境以及他们笔下的文字均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由于每个人的出身、教养、情趣的差异，他们的创作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貌，被贬逐后他们各自感情的落差和处世态度也不尽一致，但是曾经得志、得到君王和朝廷的信任，曾经获得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机会，后来突然遭到贬逐，人生道路出现急转弯的经历却是共同的，贬逐使他们心灵受到摧残、人格蒙受耻辱，深感愤懑不平又无可奈何，灵魂处于痛苦挣扎之中的生存状态也是基本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共有的相同相通的逐臣心理，这种心理反映在他们笔下的文字中，就不约而同地出现某些相似相近的情愫意识和文化精神，成为逐臣文学的共同特征，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爱国思想 所有的逐臣无不受儒家入世思想的支配，从他们青年时代步入社会的那天起，就怀抱济苍生、扶社稷的伟大志向，走修、齐、治、平的道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的道义精神，使他们把关心国运民瘼化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地主动地背负起沉重现实的十字架。即使在他们失职无位，没有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的情形下，仍痴心不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屈原在《离骚》中描述他被贬逐后仍在为实现“美政”理想，振兴楚国，四处奔走探求：“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仍在关心国家的危亡，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仍在关心民生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即使在救国无望的情况下，诗人仍对祖国、人民一往情深，不肯稍离，“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其爱国的拳拳之心，可以感天地，泣鬼神。
贾谊在被逐的情况下仍时时关心国运，他写《过秦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以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汉代的鉴戒。司马迁通过对具有爱国思想英雄人物的热情讴歌，表现了他自己赤诚的爱国情怀，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李广等人的爱国行为无不受到司马迁的深情颂扬，表彰他们才情卓越，品质崇高，无私无畏地把自己贡献给了保卫国家的豪迈事业。李白虽被一逐再逐，但爱国之心不变，在盛世中他看出了唐朝帝国的危机，因此“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又言：“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苏轼生活在边患连年的北宋，曾写下有名的《江城子》：“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从中可以洞见他那要为国效力的心情是多么迫切。至于陆游、辛弃疾这两位爱国志士在诗词中所表达的那种向往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激情更是比比皆是，人所共知。在失职无位的处境中，逐臣们的爱国情思在作品中更多地是以一种深广的忧患意识体现出来，忧国、忧民、忧时局，这种忧患意识整整伴随他们一生，而这正是逐臣文学家们最可贵、最崇高、最感人的一种精神品格。
2.悲愤心理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心一意为君国奔走，却反而见弃遭贬被逐，这对一个耿介正直的士人来说是何等的不公正！又是何等的残酷！当此之时，他们悲伤愤激、哀怨愁苦、抑郁不平、心在流泪滴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逐臣们一种必然的心态。他们心中堆积的愤懑越多，就越需要宣泄和释放，因此，把这种强烈情绪涂染到他们笔下的文字上去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屈原写道：“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哀郢》）。的确，他心中是堵塞了太多的哀伤和愤懑。司马迁《报任安书》通篇充满了作者由于受宫刑下狱而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怨愤之气，一种受侮辱、受委屈、受压抑而无从告诉，无所倾吐的悲愤之情。“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李白在一再遭贬逐之后心情悲愤抑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观胡人吹笛》）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诗人那勃郁不平之气、长歌当哭的情感和心灵愤激的呐喊。即使像苏东坡那样达观放旷的人，也难掩饰他那心底的逐臣之悲：“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临江仙》）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鬃已先斑”（《书愤》等诗句的描绘，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倾诉，和“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的心曲袒露，无一不是“献愁供恨”的逐臣之悲、迁客之愤，活生生地画出他们那受压抑遭重创的灵魂在作着怎样痛苦的挣扎。
3.孤寂情怀 逐臣之悲，突出地表现在理想与现实的背离。然而他们更大的悲哀还在于当理想不被世俗社会所容时，他们偏偏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决不放弃；而当现实将他们弃逐之时，他们却不愿面对，偏偏要执著于现实，非常固执地要去背负起现实的十字架，这就决定了他们总是与众不同、众人永难附和他们，他们与众人彼此隔绝的生存状态，因而也就使他们的情怀呈现出永恒的孤独和无边的寂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孤零零独自一人“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时回答渔父的话，渔父劝他何不“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断然答道：“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渔父》）他情愿这样永远孤寂下去，但决不能放弃理想和人格。在《离骚》中他仍然这样袒露自己：“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远游》）在广漠的宇宙中，在永恒的时间里，仿佛就只剩下“现在”独自的“我”，和“我”的无边忧患和寂寞。宋玉在《九辩》中借秋景的映衬，把人生羁旅的孤寂情绪渲染得十分浓郁：“廊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贾谊被贬长沙，他的才识无人理解，只好作《吊屈原赋》，借向屈原倾诉而自我哀怜，他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已矣！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李白孤寂情怀的表达则有他自己的特点，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又如《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把自己的孤独感艺术化，用一种自我欣赏、咀嚼的方式呈现出来，更觉其沉重。柳宗元借永州僻远美丽的山水不为人所知，来写自己被遗弃的孤独凄凉之情，在他的笔下，本来无情的山水也都涂上了一层孤寂伤感的色彩。苏轼深感社会的无情冷酷，甚至找个安身立命之所都不可能，他以孤鸿自况：“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孤苦愁绝而品格高洁的梅花自喻，展示自己的幽独情怀。
4.狂傲个性和抗争意志 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构成了逐臣文学的主题。逐臣文学家们当他们在朝得到君王信任，春风得意之时，其思想行为多合君王朝纲的规范，为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一旦失势罢逐罪孽加身，处境的逆转，心灵的重创，必然迅猛撞击和扭曲着他们的个性，强化他们的感情。由于他们内心都非常肯定“信非吾罪而弃逐兮”（《哀郢》），因此在思想和行为上便更加采取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自信、自许、自恋、自傲，高扬个体意识和主体人格，呈现出一种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精神状态。他们鄙弃流行观念，鄙弃世俗，对官场的腐朽和现实的黑暗看得更加清楚，并采取一种抗争、批判和进攻的态度。在心灵备受摧残、人格蒙受污辱的外力打击下，他们的狂放、傲世和倔强、抗争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恒定的精神张力。“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的《离骚》一开篇就卷起一股势不可遏的狂傲之气，说自己不同凡响。谈到自身的抱负，则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以君王的带路人、王者之师自许。提及朝臣权贵，则以“户服艾以盈要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一概骂倒，根本不屑与之为伍，用《九章·涉江》中的话说，就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尽管他“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时，似乎成了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稿”的十分可怜的瘦老头，但他精神之剑却无比锋利，当渔父问及他何以被放逐时，诗人的回答简直惊世骇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何等自信！何等傲岸！他猛烈地抨击权贵：“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离骚》）他激愤地批判现实：“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他在《离骚》中反复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意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向黑暗社会的叫战，是一种“独立不迁”、崇尚真理、为国献身的伟大人格的高扬！宋玉在《九辩》中也以“骐骥”、“凤凰”自居，鄙视那些奔走利禄、争抢食物的“凫雁”。李白以“狂客”自居，他的狂放自负和傲岸不屈是很有名的，“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一贬再贬之后，他的叛逆精神与反抗性格有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古风》）他傲对王侯：“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他蔑视权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连天子都不放在眼里：“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杯》）苏轼对李白非圣无法、藐视权贵的抗争精神非常赞赏，他对李白“说大人则藐之”的傲气作了高度评价。苏轼在“乌台诗案”前被排挤出京城的外任期间，就在他多次自许的“狂士”个性中，增加了傲世、忤世和抗世的成分。其《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中有“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的自述，“乌台诗案”后，他的“狂”也就从抗世变为对自我的保真了，《满庭芳》说：“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十拍子》更决绝地宣称：“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他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抗争意志是以谐趣的形式出现的。陆游终生坚持用诗歌抗争昏庸朝廷的投降政策，不断抨击和谴责投降派的罪行。其《关山月》写道：“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这种批判和揭露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辛弃疾不但有“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的“狂”气，也有不随流俗“男儿到死心如铁”（《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的傲骨，他坚持用自己的词作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君臣进行抗争，显示出他不屈的英雄主义本色。逐臣文学对封建社会腐朽势力所表现出来的狂放、傲岸和抗争，展现出一种峻洁、伟岸、挺拔、劲健、崇高、不可侵凌的阳刚之美。升腾起一种充塞苍冥、挥斥宇宙的浩然正气，进一步强化和张扬了历代耿介之士所素有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正人格，其感情激荡所带来的震撼力无异于狂涛涌天，迅雷撼地，它可以使读者摆脱鄙俗、怯懦、委琐的庸人之态，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走向悲壮和崇高的人生。
逐臣文学的文化品格、文化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逐臣文学家所创作的作品里，它是逐臣们心灵世界的形象显现。这种品格和精神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那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闪射出一道灿烂的亮色，而且它已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领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个性，使我们民族的坚毅、自强、勇于反抗强暴、无私奉献自己的性格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更加富有自信心与凝聚力。无疑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笔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
三
白居易在《序洛诗》中提出：“愤忧怨伤之作，通计古今，计八九。”日本学者小泉八云更直接概括出“一切伟大的文艺都是于悲哀这种沃壤中得到它的根源”的观点，恩格斯也多次肯定和引用“愤怒出诗人”的提法，对照中国文学史，他们的见解无疑是很精当的，是很符合中国作家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如果说悲愤忧怨之作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和精华，那么，逐臣文学就是这个主流和精华的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典作家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逐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历代逐臣泄愤抒悲的历史。凡是面对事实的人们都会看到，正是历代逐臣文学家的艰苦劳作，才使得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文学创作如涛，高峰迭起，巨著层出，大放异彩，才支撑起了中国古代文学这座广厦。逐臣文学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如此伟大的贡献，逐臣文学家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创造，我们认为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首先，是由于逐臣地位的突变，引起感情的激荡，心理的落差，蓄积了抒发真情实感的强大的内驱力，从而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所要求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抒情模式，使其作品具有了真正感人的力量。这些逐臣文学家在出仕之初，几乎谁也没有立志做文学家，一心只想拯世济物，辅佐“明主”，只是由于境遇的改变，形势的逼迫才不得不借文字一吐心中的不平。这种情况就像明代李贽在他的《李氏焚书·杂说》中所阐发的那样：“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氏可谓逐臣文学家的知音，他透辟地指出了逐臣文学“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强烈的感情特点。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逐臣文学家感情激愤之极，一旦爆发出来便是洪水、便是烈火，“痛苦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而怨，宁有不伤者乎？”（袁宏道：《叙小修诗》）宁有不怒者乎？鲁迅说过：“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华盖集·突然想到之五》）逐臣文学家就是表现了这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表现了活泼泼的人生意气。与此同时逐臣境遇的变化，使他们扩大了政治视野，过去身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被逐之后就看清了君王的昏庸，奸佞的丑恶，因而高扬了主体精神，在其血泪凝成的文字中，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
其次，逐臣文学都是出于逐臣文学家高度自觉的创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上失败之后，唯有文学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好的武器。一方面可以用文学来抒泄自己的愤懑，表白自己的人格，向黑暗的社会抗争；一方面文学还可以传世，不至于使自己的名声、文采被埋没。因此他们发愤抒情，发愤著书。从屈原开始就担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因此他很重视自己的诗歌创作，重视诗歌立名传世的功能，并在其作品中反复提出“发愤抒情”的创作观点。《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抽思》云：“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悲回风》云：“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可见“发愤抒情”既是贯穿在屈原作品中的情绪，更是他为立名传世而自觉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被后来的逐臣文学家阐发得愈来愈完善。司马迁之所以能用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坚毅，著作“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方面是他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屈原“发愤抒情”的观点，并从中汲取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从前人的发愤之作能流传于世这一事实中受到启发和鼓舞，早有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的夙志，其文学的立名传世思想非常明确。
以后的逐臣文学家基本上都沿着“发愤抒情”、“发愤著书”的理论指向，走以文学垂名后世的路子，高度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李白放情山水，“挥斥幽愤”并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哀怨起骚人”的理论。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韩愈则对前代逐臣文学家的“发愤抒情”、“发愤著书”说作了更精辟的阐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提出“不平则鸣”的理论。到了宋代欧阳修有感于梅圣俞不得其用，推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苏轼从自己的遭际和创作实践出发，提出“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答陈师仲书》）的激愤而深刻的见解。陆游对前人发愤抒情、著书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求合于世，某则愚矣。”（《上辛给事书》）辛弃疾也是沿着“抒愤”的理论自觉进行创作的，他在《浣溪沙·种梅菊》词中说：“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须诗句与推排。”说明诗词是用来抒发理想，宣泄幽愤的最合适的工具，因而“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和人韵》），“千古《离骚》文字，至今犹未歇”（《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
由以上叙述看出，逐臣文学的杰出成就，固然和作者的经历、感情、思想分不开，同时也和他们在文学传世、名声流芳千古的思想指导下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与自觉的“发愤以抒情”的创造精神极有关系。
第三，由于屈原及其作品这一逐臣文学原型的流驶、推动和凝聚，使逐臣文学不断冲积成一片深厚的沃土。人们“所有的心智活动，不论其在创作上或是在学理的推演上以及最终的决定和判断，都有意无意的必以某一种‘模子’为起点。”（温儒敏等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但这“模子”的形成绝非一种孤立偶然的现象。屈原及其作品《离骚》的意蕴往往成为逐臣文学的代码和逐臣之悲的原型有时代、文化的原因，更有它自身的理由。屈原，一位典型的忠君爱国、正义耿介的逐臣。《离骚》，一首缤纷多姿，奇伟动人的怨愤之诗，诗人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他有着峻洁的人格、高尚的理想和可贵的牺牲精神，他能唤起人们与腐朽势力搏斗，拯救祖国危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重塑、提升接受主体的自我价值，使之净化、提纯，臻于完美。这业已定型的屈原形象又不断被历代逐臣和其他文学家描绘于作品，反馈回原型本身，如此反复进行，便大大强化和丰富了其价值的内涵。贾谊有《吊屈原赋》，柳宗元有《吊屈原文》，苏轼有《屈原庙赋》，司马迁给屈原立传，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都在诗、词里伤悼、仰慕屈原。与此同时，历代给屈原作品作注或评论其作品的专著达二百余种，如此经久不息的历史情氛，不能仅用现实现世的触发来作出简单的对应式的解释，历代逐臣或怀才不遇者，其实正是沿着这种稳态化了的知觉习惯与情绪性来感知社会兴衰和个人沉浮的。
荣格指出：“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原始意象（原型）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记忆痕迹，这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心理体验的沉淀，并因而是它们的典型意象的基本形式。”（《荣格文集》第15卷）逐臣文学创作正体现了这种原型意象的持续流传过程。屈原和他的《离骚》原型不仅是他一个人及其不幸遭遇的怨愤，它成了历代逐臣一种浓烈的伤今悼往、伤己悼人、积极认同并汇聚于原型的沉郁悲愤的情绪热流。其作品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形成了自己苍凉激楚的独特艺术风貌和忧愤哀怨情感心态的冲积层和流域，从而也建构了中国文化人的接受心理。
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逐臣文学家，从自身被贬逐的忧国伤时悼己的切肤之痛，联想到曾经有过的屈原之悲、《离骚》之愤的情绪体验，旧忧新愁，一齐涌出，哀不自胜，只有这种由文化积淀带来的情绪记忆，在现实的冲激触发下所产生的美感摇撼冲击力量，才会使人深深为之动容。如辛弃疾的《摸鱼儿》：“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这首词就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现实情绪和原型积淀——《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这一意象的联系，因此令诗人情感激越飞溅，动人心旌。原型意象的流驶，在流驶中又不断凝聚，愈积愈厚地向前滚动，屈原激励了宋玉，屈原、宋玉激励了贾谊，屈原、宋玉、贾谊又激励了司马迁，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一股气势磅礴的逐臣文学的洪流就是这样波澜壮阔地向前奔腾着。
最后，还须强调的一点，就是逐臣文学的内涵非常丰富、非常深厚。逐臣之悲与许多恒常的情感与文学主题紧密相联，凝结一处，诸如怀才不遇主题、爱国怀土主题、建功立业主题，以及生命意识、忧患意识、孤独情怀、道义精神、士人人格、传世观念等等，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极佳载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