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理性定位，应该是取代上个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制造中心。这一结论的主要论据有三：其一，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最具优势的竞争要素仍然是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其二，研究与开发优势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有赖于超常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且必须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基础；其三，服务业尤其是面向生产、管理与资本运营的服务业，必须有其服务对象即制造业，同时服务业的高度化也必须有先进的技术硬件作支撑。
一、理论分析：比较优势仍是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把中国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中心，就是将经济资源重点配置在新兴产业和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对其他两个环节也有所注重的国际分工定位和产业竞争战略。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呢？
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实践对比较优势学说似乎形成了挑战。围绕着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二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循着两条脉络：一是继承比较成本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和发展比较成本学说，如新要素理论、动态周期理论等，循着这一方向形成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特征，但仍然坚持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二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贸易产生的基础及国际分工所应依据的原则，如产业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等。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因而寻求产品的差异性并以差异产品为基础进行规模扩张，是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的有效途径。表面上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的主张似乎是不一致的，但确定差异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劣势的过程，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产业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水平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零部件分工和工艺工序分工阶段的条件下，各国如何进行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的问题，其所依据的分工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公司内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公司内贸易的动机、利益和格局，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而跨国公司在决定是以投资还是出口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劣势的分析始终是其基本的分析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跨国投资即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简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鼓励特定产业产品的出口或限制其进口来达到改善经济绩效的政策体系。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比较优势分工原则的确形成了挑战，因为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其成效也令人存疑。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此类政策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换言之，逆比较优势而进行国际分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所应遵循的普遍的原则。
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新格局方面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美国重新赢回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因而竞争优势理论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实现和挖掘比较优势的主要指导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涵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二、实证分析：中国具备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比较优势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依其在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方面的优势，继续居于创新中心，发展中国家则还是处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地位。不仅如此，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裂解，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因此，虽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有制造业，但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毕竟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比较优势主要有：
1.劳动力资源优势。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韩国、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则小于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差异，说明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新增劳动力的素质稳步提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因而可以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并构筑其国际比较优势。将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的制造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人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
2.产业基础及其技术水准。首先，中国拥有从基础产业到IT产业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重化工业基础雄厚，可以为制造业的扩张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日本经济起飞初期，首先发展的正是重化工业，其战略考虑也是重化工业对整个制造业的基础作用。其次，经过多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努力，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汽摩及机械制造、信息电子、生物医药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根据OECD的分类，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工、机械、汽车产业属于中高技术产业，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具备加入和深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产业基础。第三，经过自主技术革新和引进外资，中国主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设备状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中国成为现代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3.资本总量与资本获得。现代制造业的产业覆盖面较广，以规模经济显著、投资巨大的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说明能否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资本是关键要素之一。经过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本总量大幅上升，居民储蓄额巨大，引进外资连续多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统计数据和经济运行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跨越了资金短缺的时代。
4.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上升，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奠定基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海外投资。究其原因，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所形成的企业进步压力，是重要的推进力量。
5.基础设施状况。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物流中心，基础设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周延性的大小、运输成本、运输时间和信息的流动与辐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状况逐年改善，尤其是近年来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一次飞跃，为我国成为国际性制造业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四阶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处于从要素驱动转向投资与创新驱动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处在要素驱动阶段。整体而言，决定中国能否成为国际性现代制造业中心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产业规模——投资驱动阶段的本质特征，二是制造技术——创新驱动阶段的本质特征。除了自主投资扩张规模和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制造技术升级外，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为我国向现代制造业中心迈进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是因为：①出于全球竞争和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考虑，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已呈迅速增长之势，“入世”之后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扩张；②“入世”前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就已十分激烈，“入世”以后国内市场竞争将逐步与国际市场竞争融为一体，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直接面对国际竞争，这将促使跨国公司经常性地提升它在中国投资的技术水准；③相对于核心技术以及最新研究与开发成果，跨国公司生产制造技术的可获得性较高，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提升制造能力具有现实可行性。显然，按照比较优势定位于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比定位于其他产业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三、前瞻分析：由制造向研发与服务拓展
马克思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关系层面，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和参与全球化仍具重要指导意义，全球化将导致“市场无国界、企业无国籍、产业无民族”的论点，显然没有认清现阶段全球化的本质。面对经济全球化，21世纪上期中国要力争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同时也要加大自主技术创新的力度，推动研发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开放的、自主的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那么，制造、研发与服务三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为何我国要首先定位于制造业的发展呢？
（一）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才能有效推进技术创新。首先，制造业是研发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熊比特认为创新的动力源于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门斯认为“经济萧条和危机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罗默及其他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市场的大小决定了创新活动是否进行；罗斯韦尔在其“五代技术创新模型”中的第二代模型中指出，市场需求是创新思维的来源，研究与开发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这四种观点表述不一，但本质上是统一的，即技术创新的动力源于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现有产业的缺陷。技术创新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以人均专利拥有量评估的全球前20个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曾经历过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其次，制造业为研发业提供要素资源。技术创新所需的要素资源大致包括三大类：科教发展基础、资金支持、创新型人才。前两者都需要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提供支持，而作为技术创新关键要素的创新型人力资源，多数也是来源于制造业。因为创新型人才需要既懂技术又熟谙市场，尤其是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欧美国家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人员都是来自于产业界，而不是科研机构或金融机构，现有制造领域是创新型人力资源成长的摇篮。第三，技术创新的两种主要机制即市场推进型和政府推进型的不同成效，表明紧密联系制造环节的研发活动更具成效。美国、以色列和我国的台湾省等实行市场推进的技术创新机制，日本、韩国等以政府推进为主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大规模的IT产业发展计划，投入巨资进行研发活动，但成效不如台湾省。究其原因，市场推进型的技术创新体制紧密围绕制造环节，能及时发现现有制造技术的缺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总之，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来推动、拉动研发业，研发活动才能更具效率，避免盲目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有学者在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需求之源，没有工业化，信息化就失去了支撑，成了无源之水。
（二）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服务业的高度化才具备基础并成为必要。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服务业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满足人们生活服务的消费型服务业，包括商业零售、餐饮娱乐、社区服务和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交通、通信、房地产、旅游业等；二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通信、广告、物流配送等。前一类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因为一方面，只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才能分流到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只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相应增加，人们才能消费更多的服务。后一类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为生产型服务业提供了需求、动力以及技术硬件的支撑；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生产型服务能促进企业资金融通、投资策划、生产管理、研究开发等方面的水平。但在这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制造业的发展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从世界各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演进的历史进程看，除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外，主要经济大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都是伴随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而发展的，都是在实现了高度工业化以后实现国民经济软化的，服务业都是在首先立足于服务本国、本地区制造业的基础上，向海外市场拓展的。
短中期内，中国难以成为研发中心，也不具备成为服务中心的基础与条件，经济资源应重点配置在制造环节。要防止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盲目发展，防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过度分离。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原因之一，即是制造技术的下滑，如东芝笔记本电脑、丰田吉普车等。原因在于一流的博士、硕士离开了制造业，进入了金融证券、房地产等服务业。这对整体上尚未完成王业化的中国，是一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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