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诗学家的沉思与喷发——谢冕和他的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沉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谢冕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主要贡献集中于新诗方面，但其开拓精神、研究视角、批评方法乃到语言风格，都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甚至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早年生存和成长的背景不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选择，而且养成了他视文学为济世手段的庄严、神圣和虔诚的信念，从而在对以诗学以中心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研究中，注入了具有他个人特殊风格的开放观念、忧患意识乃至本能般的对僵化的文化模式地批判精神和近于汪洋恣肆般的诗情。他自八十年代初自领风骚，富于先锋性和敏感性，长于对文学现象高屋建瓴式的把握，既能推波助澜，又能逆潮流而动，对文学现象加以适时地批评和引导；在今天他似乎比以往更为执着地呼唤和坚持文学的理想，希望能给社会人心以导引。
谢冕的文学研究凸现于“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①之中。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作为一种充满诗意和激情的启蒙主义话语，曾是一个极其敏感而又激动人心的话题。它的产生有着世纪初文化反叛的血缘，它的推演又与世纪末的文化风潮密切相关。而随着这种启蒙话语与之相对抗的左倾文化专制语境的变化和新的文化因子的生长，它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困惑、痛苦和新的蜕变。在20世纪末这种错综纠结的文化语境中，它的任何姿态和新的选择，无疑都远远超出了个体的意义。因此，要理解谢冕文学研究的意义，只能将之放在整个世纪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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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中，文学研究最切近研究主体的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五代”知识者之一分子，谢冕开始阅世和确立信仰时期，适逢中国社会的阴阳交替之时。他也同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②。在战乱频仍、民族灾难沉重而社会日趋黑暗的之时。他以少年之笔，投入了对黑暗世界的诛伐。这一选择的具体的环境和经历以及它的历史规定性，自此影响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和学术生涯。
50年之后，谢冕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和文学趣味的形成：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读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怜悯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③
这种生存和成长的背景铸成了他对文学的选择：
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④
显然，在这段回忆文字里，谢冕并不是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作辩解，而是在冷静的审视这种观念和趣味形成的最初背景和原因，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文学研究的深远影响，从而为我们提示了一种今天依旧活跃着的文化立场和文学话语背后的历史积淀，这就是30年代以降国势日趋危急的情势下所形成的文化记忆和文学姿态。它曾以关注现实、积极承担民族的时代责任的严正立场和严肃态度，构成了现代以来文学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但它的过分铺张和恣意渲染，也曾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沉重和单调。尤其是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选择的必要性，甚至导致了放逐抒情的文学主张：“这次战争的范围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觉得山水虽然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描写我们炸不死的精神的。”⑤谢冕在研究民族危亡关头的30年代诗歌时指出，那时，“纯艺术的提倡，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确，当生存也发生问题的时候，论纯诗或唯美不啻是犯罪”。⑥他以茅盾、何其芳、中国诗歌会等的论点为例，说明“一代人在大朝代面前，对照自己的以往创作萌生了浓重的‘犯罪感’”⑦。“异常的环境迫使诗歌摒弃它的抒情兴致而服膺于‘炸不死的精神’的描写。”⑧抒情尚且被放逐，更遑论那些“与现实生活隔离”的消遣游戏之作？这里，分析的虽是30年代诗歌的取向，却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研究者的文学立场做了注脚。
当然，谢冕对这种立场是清醒的，他不仅意识到了它的“有悖于常”，而且在更大的背景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他写道：“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严酷现实，促使社会向文学作出严酷的要求，这便是以牺牲文学的多种功能，特别是牺牲满足广泛的审美追求为目标，向着高度社会化贴近。文学需服务于‘国防’，促进了文学和诗歌政治化乃到‘军事化’，‘文章入伍’伴随着对于‘抒情的放逐’。”⑨“那时节中国没有和平，战争之后还是战争。我们的‘抒情’一再被“逼死’，久之，我们便不再承认抒情属于诗的责任，我们也自觉地‘放逐’了它。这种局面延续到四十年代以后，因文学运动的规模和组织的扩大与强化而产生了单向的偏离。在诗的社会功能上只以实际斗争是否有用进行判断，逐渐形成了排它的单一的价值观。……诗的性格有了空前的扭曲。”⑩认同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特有的历史上眼光”(11)，而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却是复杂而痛切的。下面这段话透露了这一真实信息：“谁让这些诗人生在中国呢？生在中国，就要分享中国的苦难和激愤，就要为着全中国的利益放弃属于个人的情感。……诗就是这样和社会和一切内容画上了等号。诗也就是在这庄严的题目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性。”(12)
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连绵的战争，也为谢冕这一代人注入了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尽管今日回首，感到不免有些“虚浮夸张”(13)，但“和共和国一起歌唱”，却是一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理想。而在50年代那个狂欢无忧的季节踏入中国最高学府的谢冕，自然比他许多的同代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个“多么了不起的盛明之世、前途光明的时代”(14)。共和国的黄金时日所赋予人们的金黄理想，在饱经忧患之后，仍不时在他的文学研究中熠熠闪光。(15)确实，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本该为平复战争和苦难造成的心理创伤，培养健康丰富的审美和精神趣味，提供良好的条件，但不幸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似乎注定是“痛苦多于欢愉”(16)。在短暂的欢乐之后，尾追而来的又是连绵的政治灾难，“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17)。这段“特殊的际遇”(18)无疑深深地镌入了中国几代人的记忆之中，而对于包括谢冕在内的被三、四十年代的苦难玉成的这一代人来说，这一段际遇自然有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蕴涵。作为文学研究者，谢冕的文化想象和文学观念既受惠于这一段痛苦的浸泡，也同时受到这一历史的限制。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研究的对话语境就主要预设并展开在这一历史时期。
综观谢冕的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五四”的“狂飚突进”，30-40年代的苦难与抗争和50年代后期逐渐扩散和加重的政治斗争和文化灾难，构成了他历史记忆的三个主要部分。后两者当属目见亲历，对他影响之深刻久远，自不待言。但较之于前者，后两段记忆的影响则主要是反向的，它们提供的只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唯有“五四”时期那开放洞达的文化襟抱，才为谢冕的文学想象洞开了一方广阔的天地。正是它，铸造了谢冕精神性格的主要方面。最近谢冕回忆了他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联系：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们，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地为他的生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他的严峻和尖刻。……他的独特的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小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19)
就这样，他的精神逐步地寄居在新文学所创造的世界中：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从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
80年代初那种文化氛围下的那次呐喊与抗争，完全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开端的文化和精神的滋养。这一滋养当然不只是来自鲁迅、郭沫若或某几部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应从某一个体身上去确认一种文学话语的血缘，而应该从那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中，去寻找它的文化渊源。如前文所说，正是世纪初的那场风暴，正是那种开放宽容、广取博收的文化创造态度和个性鲜明、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浸润了谢冕的文化性格。这一精神追求和精神格调，统摄并贯穿了谢冕迄今的全部文学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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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初的那场诗坛聚讼中，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声音令人至今难忘。当蓄积已久的背离正统的诗歌形态的地下诗歌运动终于浮上历史的地表，有的人震惊了；有的人愤怒了。面对这些吃惊和愤怒的目光，谢冕严正警告那些“急于采取行动”的人们：“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使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出现过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21)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对此，他充满热情和信心：“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22)
15年过后重新读来，谢冕的那篇在当时引起哗然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其实并不是什么声势喧赫、咄咄逼人的战斗檄文，它的核心题旨，就是对“五四”时期，也就是新诗初创期的文化精神的重新阐发。这是“五四话语”在80年代的时代环境下的复苏和新生，它以文化开放、反抗传统和自由创造(23)为语义中轴，向截止到当时的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提出了质询。文章很策略地先将当时的文化语境与“五四”时期进行了类比：“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诗歌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24)类比潜含着推导和暗示，潜含着对“五四”创造和反叛精神的呼唤。尽管当时尚不能将“五四”的启蒙理想和文化精神予以明确表达，但它无疑布满历史的启示。正是这种“潜本文”对当时的文化语境具有强烈的震颤效应。
美国学者维拉·史华慈在《“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远没有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被中国几代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当作民族活力的象征。当这些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说到‘五四’的未竟遗产时，他们实际上是要更彻底地实现文化启蒙的目标。”(25)青年学者汪晖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毋宁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此已晚却又匆匆而去的来临。……如果说神话表达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的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和预言。”(26)因此，80年代“五四话语”的再生，显然不止是历史的重复或修复，而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它纠结在一段难以离析、苦乐混杂的历史记忆之中。一方面，现有人文景观毕竟是“五四”文化所开启的革命与反叛精神的历史后果，确实曾有过令人吹呼雀跃的现实，它确实曾激发过创造的豪情，播下过令人欣悦的希望。尤为重要的是，它业已化为民族记忆和包括几代人在内的诸多个体生命中的切实的部分，此中有忘我牺牲的血水与汗水，有魂牵梦绕的理想与期冀……这一切自然不可能轻易地以是非论断。另一方面，正如史华慈所暗示，“五四”文化启蒙的目标非但没能彻底实现，而且几经周折，数度变乱，已越来越背离初衷。如何将这同一题旨的两个部分明晰地区别开来？如何在文化专制扭曲下将启蒙的题旨表达出来？“五四话语”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新的“神话和预言”，极其有力而又有效地抗拒着左倾专制的压抑和侵吞。谢冕正是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泥泞与崎岖之中。他敏锐地把握住历史的契机，借助对诗歌的具体史实的阐发，深深地注入非同一般的内容。
很显然，阐发历史的目的就是要与现实展开对话。因而，对历史的轩轾褒贬，包含着对现实的指斥和期待。谢冕收于《共和国的星光》一书中的论示，大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其中《论中国新诗传统》、《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历史的沉思》三篇长文，对中国新诗60余年的历史进行了冷静的疏理，尤其是《论中国新诗传统》一文，对《在新的崛起面前》中的主要精神，进行了更加鲜明而又完整的论述：决绝于传统的激进文化立场，广泛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活泼跃动的战斗精神，这些一向被掩盖和压抑的精神个性，在这里成了中国新诗的“正统”，理所当然地被恢复了合法地位。
谢冕在80年代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得很明白：“历史是历史学家加工处理过的事实材料，必定不能排斥历史学家个人的加入。它不可能是与个人无关的，因为历史有了这样的加入，从而便不会有完全客观的‘历史真实’的品质。”(27)“历史主要在于以现代的眼光，根据当前的问题看过去！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记载，而在于评价。”(28)谢冕对中国新诗传统的阐释，显然正是“根据当前的问题看过去”的，从“新诗历史的第一页便是庄严的，它写着两个大字：创造”。(30)“新诗60年间走过的路，每步都是对旧的否定，每步都是对新的追求、。(31)到“当今的使命，是敢于向‘万神之父’宙斯的神圣戒令挑战，释放出那深藏盒底的‘希望’来”(32)，逐渐显明地托出了“五四话语”再生的底盘。
当我们回到90年代的学术文化氛围，再看这些裹挟着激情的论辩，也许会觉得它们不够理性化、学理化。但坦率地说，一种诗化的激情较之于学理的辩析，对当时的文化语境更具有冲撞的力度。而且，无论从研究主体还是研究环境上说，这种激情的建构，都是中国当代学术转折所无法跨越的阶段。诚如谢冕曾感受到的：“中国千年诗史的最近一个阶段，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欢乐与悲苦、激扬与沉寂，它是我们诗化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因此，当我们试图去描写它时，我们仿佛是在从事一番无情的自我解剖。但我们毕竟无计逃遁作为当代人的使命。”(33)如果说我们今日还能分享几分学术的冷静的话，那么，这与当日那种激情的抬头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
诚然，谢冕对“五四”文化精神的阐释，主要收缩在新诗史领域，其重点主要放在现象的归纳和经验的总结上，加之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反弹，使得他的论辩不免有些情绪化和简单化，如对“五四”全面反传统的激进立场的弘扬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而且，这和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界对“五四话语”的理论反思相比，在关注焦点和学术旨意上也都不尽相同。然而，在8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伴随着“朦胧诗”这一新时期报晓的春燕的啼啭，谢冕文学研究所取法的路径，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学话语的展开，催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多向度的自由探索，使当代文学日渐摆脱了左的僵化观念和僵化模式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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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文化风云确实是瞬息万变。正象“五四”一代反封建的健将转眼之间就被“革命文学家”宣布为“落伍者”一样，80年代的文化启蒙尚未全面拉开战幕，就被一种更为激进的文化立场所遗弃。文学创作借助前期的反叛与抗争所打开的通道，迅速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哗变”。顷刻间，文坛秩序产生了“大乱”。面对这“美丽的混乱”(34)，谢冕在对中国新诗史微观细致疏理的基础上(35)开始了新的“很痛苦的接近和理解的过程”(36)他一方面积极回应着这种创作和审美思潮的新变，力求快速全面地勘察和把握其精神走向，并为之在当代文化的整体背景下寻求合理的定位。发表于1988年的《美丽的遁逸——中国后新诗潮论》一文，就是对这一诗坛新秩序的描述和阐释，尽管这篇论文针对当时顽固的欣赏习惯，依旧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但迄今为止，它仍是对“后新诗潮”的最全面的论述。在此文中，他对“后新诗潮”的“反文化”取向作出了如下解释：
……不被认识和承认的事实产生痛苦。处于此种尴尬的境遇，只能采取愤激的态度抗争。要么说当初以“朦胧诗”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传统诗的抗争，主要是出于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厌倦，那么由后新诗潮的怪异方式表达的，都是对于传统“内容”的厌倦。诗宁愿捐弃传统的美丽和典雅的内涵，而从艺术圣殿走出……这一趋向是与一代人对于现实存在的疑虑以及艺术惰性的反抗心理相维系的。(37)
对此，他仍以激进的文化创造立场宣布，这种“极端的背逆”“正是禁锢诗歌的艺术教条放弃之后所产生的新秩序。‘混乱’的秩序宣告了平常艺术生态的恢复”(38)。他通过对“后新诗潮”的多元取向及其具体创作的多方面分析，大胆而准确地得出结论：“诗歌的动态结构作为一种秩序被确认之后，这只受到社会的发展力抽打的陀螺不会骤然停止它的旋转——只要作为运动的现代化的内驱力不消失，诗的任何层次的变革都不具有‘最后’的性质。”(39)“中国当今诗歌的现实已经否定了绝对地征服和占领。健康的诗歌已经承认艺术多元结构的合理性。”(40)
另一方面，谢冕继续和深化着他前期对于“朦胧诗”的研究工作。他不断地开拓自己的艺术文化视野，力求全面深入地逼近和理解这个“陌生的艺术世界”(41)。问世于1991年的《地火依然运行》一书，显示了一种艰巨的建设性努力。此书从“纵向的考察”和“横断的扫描”两个角度，就新诗潮的历史形成、文化背景、构成形态和审美表现，展开了广泛而深细的探讨。上卷的纵向考察穿行于60余年的新诗历史，追踪新诗潮的来龙去脉。下卷的扫描囊括新诗潮的各路创作，把握它的总体精神。尤其是对新诗潮文化性格、诗美流变乃至对具体诗作的微观透视，都超越了以往文学研究的经验化倾向，初步显露了理论化建构的端倪。这些分析和描述虽然未必穷尽新诗潮审美变革的方方面面，也不是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的唯一解释，但它至少为把握新诗潮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形态提供了详细的参照，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的诗学建构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本。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同程度上刺激着学术文化立场的转变。文学创作更是明显地受到商业大潮和日渐兴起的工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粗暴”侵入，新保守主义学术态度的逐渐生长，使新时期以来所确立的文化视点和解释途径受到了质疑，而80年代的主要文学风景也在90年代的市声喧嚣中更换了其既有的意义。作为80年代文学景区的建设者和保护者，也作为20世纪中国理想和忧患的体历者，谢冕面临着再一次痛苦选择：他既不愿意纠缠于过去那种无谓的而又无休止的纷争，又要对抗在解构一切的狂舞和息却激情的沉溺中对历史的遗忘。他不会忘记“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42)。他依然相信，“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英的使命感的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43)。当然，他也反省到因特定历史情势的激进反传统立场的“偏颇”。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写的总序中，他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分析的立场”：
……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过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44)
他敏感地意识到世纪交替时新的文化选择的必然性要求，因而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文化态度。但他更意识到作为20世纪送行人的使命和责任：
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45)
这个世纪的历史包含未来文化建设的经验，当然更多的是教训。这里有着永远不该忘记的奋斗与忠诚，当然也有着永远不该忘记的耻辱、偏狭和愚昧。正因为此，谢冕在文学日渐沉醉于商潮欲海而放弃了而应该承担的铸造民族灵魂的责任时，再一次发出了对“文学理想”(46)的呼唤，尽管“理想”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有很大的模糊性，但谢冕早就明晰地表达了他的文学理想的初衷和命意，这就是给社会人心以导引，以鼓舞和激励的信念：
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47)
这种理想绝非源自地域性的偏狭和权宜之计。它是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家所终生抱守的写作信念。谢冕当然不会奢望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进入这个行列，他忧患的只是，中国当AI写作作会在自由的放纵中，失掉理想的一隅。这种担忧绝不是没有根据的。“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48)这是深情的、真诚的又有点凄然的奉献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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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谢冕的文学研究，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是在中国新诗的批评和研究上。但他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甚至写作风格，却无疑影响了整个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代文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特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和纠缠，向来是当代文学学者为之伤神却又无法回避的困难。这常常导致许多研究者畏首畏尾，踟蹰不前。谢冕总是敏于感应时代新潮，并迅速而全面地对此作出判断和评论。事实证明，从80年代初至今，对每一次文学的新变，他都能率先作出反应。这种开拓精神影响了包括他众多的学生在内的一大批青年批评工作者。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铸造了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谢冕文学研究的先锋性和预见性，自然不能只归因于他个人的诗性敏感气质。他的每一次冲刺，其实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积聚了很大的气力。他对新诗潮的把握，对后新诗潮的阐述，都来自对一首一首诗的精细的剖析。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理解这个陌生的艺术世界是要花功夫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我们与它有隔膜，甚至不能容忍它，不能和谐地共处，……许多青年诗人的诗歌，都是这样一首一首地在我们的课堂阅读、研讨。这样的工作非常需要。不同的艺术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个新时代里互相冲撞，互相折磨，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受了这种痛苦，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49)
谢冕长于对文学现象高屋建瓴式地宏观把握。他不满足于那种烦琐的、不偏不倚的研究，而强调主体的介入和创造性的整合。他认为，“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50)。故而，他的研究每每别出心裁，多有创意。出版于1988年的《文学的绿色革命》一书，仅用10万字篇幅，却发人深思地勾勒出了几乎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曲折历程的最新走向。分析之独到，意向之鲜明，是烦琐的考证所无法达到的。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谢冕并不忽略严谨的科学性。他同样强调扎实的材料占有工作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不论欣赏还是治学，第一步都是对材料的占有，即必须从阅读（从无‘无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不接触创作实际的空发议论。我深深厌恶那种不占有材料而好发议论的空头理论。”(51)在《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一文中，他将未来诗学体系的理想品质，描述为“缜密而科学的态度与宏大的气势与美文风格”的结合。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确实自觉地进行着这样的努力。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在谢冕那些不出注释的长篇论文和论著中，其实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和信息。这种隐去烦琐的资料交待的处理，已不是学术论文规范层面的问题，而包含着研究者潜深的意向，这绝然有别于当代文学研究中那种“好发宏论”的倾向。仅以《新世纪的太阳》一书为例，客观地说，这部著述立论相当陡峭、激进，它将中国新诗的发展理解为对旧诗传统的摆脱和清除，这是很值得商讨的观点。但因全书的立论紧紧扣住新诗史的大量史实，材料的选择精到贴实，富有启示的观点纷见叠出。所以，立论的偏颇，丝毫不减弱它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价值。这也正是谢冕文学研究的又一种魅力之所在。
①谢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注释：
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页。
③④谢冕《我没有“童年阅读”》，《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22日。
⑤徐迟《抒情的放逐》，转引自谢冕《地火依然运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3页。
⑥⑦(12)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第155页、第164页。
⑧⑩(36)(41)(49)《地火依然运行》，第33页、第33页、第1页、第2页、第2页。
⑨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11)(27)(28)《文学的绿色革命》，第14页、第1页、第2页。
(13)(16)(17)(18)谢冕《水远的校园》，载《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0页。
(14)(21)(22)(24)(29)(30)(31)谢冕《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893年，第47页、第198页、第199页、第195页、第6页、第5页、第13页。
(15)《和新中国一起歌唱》等论文，虽然也检省了时代的失误和教训，但激情与欢乐的记忆，仍烙印在字里行间。
(19)(20)(51)谢冕《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中华读书报》1995年4月5日。
(23)这在《共和国的星光》中有多处阐发，其中最全面的当属《论中国新文坛传统》一文，参阅此书第3—31页。
(25)转引自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6)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0页。
(32)《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
(33)谢冕《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34)这是谢冕给文坛这种无序状态的一个诗意的命名，文载《科技日报》，1987年11月20日。
(35)这些成果大多收于《共和国的星光》、《谢冕文学评论选》和《中国现代诗人论》三书中。
(37)(38)(39)(40)谢冕《美丽的循逸》，收于《磁场与魔方》，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第213页、第214页、第215页。
(42)(43)(44)(45)(47)(48)(50)(51)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46)1995年5、6月间，谢冕在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两次主持了关于“文学理想”的讨论，《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对此作了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