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联系起来时，就会惊异地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连系和相互的影响是如此的密切，如此之不可分割。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涨与低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内在矛盾运动的起伏跌宕有着一种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尖锐激化与体制的危机并发、交织作用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体制政策调整、内部矛盾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平稳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往往出现波浪式的低峰和低谷。
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想走向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主义第一次由一国走向多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高潮在世界出现，都是在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工业时代的顶峰，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同时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对外扩张的实力，带来了彼此疯狂争霸全球的角逐，不到50年的时间连续发生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战争和大的经济危机交替发作，特别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资产阶级自己都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几乎已置资本主义于死地，体制的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空前激化和表面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连布热津斯基也承认，“确实，至本世纪中叶，在从易北河到堪察加半岛和上海的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上，共产主义逐渐流行起来，将10多亿人民的生活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在西欧，共产党开始夺取政权。在拉丁美洲，共产主义的骚动与反美的民族主义活动溶为一体。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在反殖民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既广为流传，又被付诸行动。”（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迭起，确实是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走向低潮、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解体、社会主义遭受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挫折——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阵地迅速缩小、影响大大减弱，又同二十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变化紧紧相连。在二十世纪后50年，尽管资本主义也发生了若干次经济危机，也不乏阶段性体制危机的发生，但危机没有导致世界大战，也没有导致像三十年代那样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相反，在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期”，科技革命加速进行，跨国公司迅速扩张，国际贸易迅速增长，1960—197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5.3%。 对外贸易增长9.2%。（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下册。 ）其后，以美国为例，经八十、九十年代里根和克林顿政府的两次大的政策调整，到九十年代又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虽商业周期仍然存在，但扩张期较长，衰退时间缩短，生产下降幅度较小，扩张期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低”的罕见情景。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极具活力和控制力，这不能不在客观上影响并抑制着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所掀起的两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高潮，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它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从改革运动发展的时间表来看，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第一次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出现一次小高潮，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真正在欧亚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高潮，这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低到高的两次科技革命及其带动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第一次科技革命萌芽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产业革命期并形成高潮，即由电子、核电子为中心的技术为先导，将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科技革命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八十年代后半期进入产业革命的高潮，即以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为先导，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科技和产业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兴起和高涨在时间上的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社会主义改革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苏联模式的根本性体制的危机。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早期模式，像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也有其发挥功能作用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阶段。应当说，苏联模式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毫无关系的东西，它是处于战争和革命条件下适应工业化顶峰时代的世界环境、经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环境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极端尖锐化的必然产物和逻辑结果。正因如此，苏联模式尽管一诞生就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但在资本主义危机四伏、几乎陷于绝境的时候，它作为新社会制度的载体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在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之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相信，“实现理想的潜力蕴藏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之中，因此，苏联代表着未来。”（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种模式潜力的释放，经历二十、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初，在苏联以至欧亚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也积累着新的问题和矛盾。随着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这一模式的发展潜力趋于衰竭，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到九十年代，这一模式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苏东剧变，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这一体制终结的体现。如果将这一模式的产生、发展、衰亡作一阶段划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是其产生发展的黄金期，弊病和缺陷被掩盖着，其主导的方面是适应和优越性；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是其影响的扩展期，战争中苏联模式显示的巨大成功、战时经济和战后恢复的特殊需要，使已经开始走向僵化的模式没有结合不同国情加以改造，反而被强力扩展推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新的科技革命已见端倪，这一模式的消极作用已经显示出来。但西方产业革命尚未展开，这一模式的积极作用仍未完全消失；五十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已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高速发展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的消极方面已上升为主导方面，由此出现了体制的危机，改革潮流的出现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带来整个世界的巨大改变，全球的经济政治关系都有根本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部潜力已消耗殆尽，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传统体制无法解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信息和动力问题，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推进，窒息着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考验。从上述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使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的物质基础——工业时代成为过去，使资源型、粗放型为主的生产转化成知识型、集约型、高科技型为主的生产，社会主义体制创新，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如果说五十年代中期的改革浪潮主要还不是经济原因引起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由东德发端的改革就十分鲜明地提出了以适应实现经济的集约化为主要目的。从六十年代东欧提出的经济集约化，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是硬道理”、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改革背后的推动力是不难体察的。
（三）资本主义体制政策的变化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取向的相互影响不可忽视。
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资本主义体制的两次大调整，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五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向和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的、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与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改革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的客观国际背景和国际环境。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当资本主义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时，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第一次在世界上出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及计划经济的最初成功，对资本主义其后的体制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三十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起，到七十年代，尽管阶段性的变化反反复复，但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和体制调整的主流趋向仍是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发达国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国有化和计划化都很流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实践，在这一阶段也是对计划化、国有化情有独钟，认为计划化、国有化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八十年代初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总统密特朗曾搞过一个庞大的国有化计划，企图以此整体推进法国的社会改良。这些反过来又影响着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革。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除了南斯拉夫实行了形式上强调市场实际上仍没有超出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外，无论是匈牙利曾取得的为世界瞩目的改革，还是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几起几伏的改革，甚至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的夭折改革，以及中国八十年代改革的基本取向，都还没有真正超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的总取向，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市场机制引入的范围和力度以及对市场因素进入既有体制的认可程度和改革措施实施的坚决程度。这不能不说，它同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改革的趋势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普遍实行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变，其体制和政策的重大调整及其在全球范围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的主导地位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应当说，它对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目标模式的确定、对现实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理论和政策的调整，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和在一些国家的重大挫折以至失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长期“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已经无能为力。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政策大调整开头，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形成了一股国有经济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崇尚自由竞争、鼓吹自由贸易的强大的潮流，整个八十年代这个潮流都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与此同时，已经潮起潮落几个回合的社会主义改革，因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而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涨，但除中国外各国的改革却因固守计划经济框架的改革模式陷于困境。以往改革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当前改革的危机和改革的实践，同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及其最新政策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的示范相结合，必然为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成为改革中的主流取向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推力。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几乎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和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不同的改革主张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十分活跃，而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潮流，也正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才变为不争的事实的。当社会主义改革的航向对准建立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学习的目光投向西方，因为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达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在这时，学习与不学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大胆借鉴的“学”、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全盘接收西方的“学”，自然而然成为改革中的不同主张和倾向以至政治派别产生发展起来，而哪种主张成为主导改革的力量，也就决定了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乃至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对外关系及战略变化也有重大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和中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奉行的是殖民主义、战争及对共产主义的“扼制”战略。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中，从苏俄到二战后的东欧以至新中国几乎都实行的是相对封闭的战略，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并随时准备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随时准备在战争到来时推进世界革命，在和平时期则争取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在经济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并通过和东欧国家建立了经互会组织付诸实施。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随着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协调的巩固和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向的出现和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竞争虽然仍很尖锐，但逐渐开放，与资本主义日益密切的交往、合作、共处，则开始成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对外战略的普遍走向。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逐步在实际上放弃“世界革命”和封闭的对外方针，代之以相对灵活、务实、开放以及更注重本民族发展的对外战略。全面开放，同发达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共处、合作，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进程，成为社会主义对外战略的现实选择。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矛盾斗争的形式的阶段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阶段性改变，客观上确实推动了社会主义对外战略的演变。对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来说，所不同的，只是主观上的主动与被动，自觉与盲目，判断正确与错误。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变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对我们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很具有启发性。它客观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其对立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离不开资本主义已经和正在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进步，离不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新条件下形式的变化，离不开人们主观上对这一切的认识、判断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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