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的当代性——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期刊看新疆当代文学的滞后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当代论文,汉语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5－0100－04
有关新疆文学的当代性，当然是在“现代性”概念框架之下提出的。陈思和在《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一文中，认为“‘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性的文学批评的概念”，进而提出“‘现代’一词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而‘当代’一词只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要区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其实无甚意义。我们现在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提法，只是一种不科学的约定俗成的说法”[1]。经此质疑，似乎将“当代文学”历史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如果“当代”就只是意味着“不断变化不断流动”的状态，那么只能任由“现代文学史”作无限度的延伸，而文学的“当代性”始终无法获得本质性的定义。从历史的观念来看，“当代”的确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概念，因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2]，但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面对正在成为遗迹的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是否有权利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通过批判建构起当代人有关“当代性”的某些知识性话语呢？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几种地方性文学期刊的考察，初步探讨这些刊物对于建构新疆当代文学的独特作用，以及通过文学期刊建构新疆文学“当代性”的可能性。
如果说中国文学曾有过（或者仍然有着）“走向世界”的焦虑与渴望，那么新疆当代文学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走向全国的问题。文学现代性的获得总是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中，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常常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的模板，在文学上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边缘对获得中心认可的渴求。研究者钟敏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西部》具有与内地期刊不一样的“内地——边疆”文学场特征，就揭示了这一现象[3]。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所谓内地文学，是否能够为新疆文学提供完美无缺的模板？对于尚未建立学科自足性与自律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能否建构起惟一的“当代性”标准，以供文坛一体凛遵？由此，我们应当具有探讨新疆本土文学“当代性”的信心和勇气。
“慢半拍”是新疆文学批评界用来形容本土文学与内地文学主流之间关系最常用的词汇。他们常常从贬义去理解新疆当代文学的“滞后性”，将“滞后”等同于“落后”，然而在越来越快的现代化进程当中，重新回过头来看“滞后”的新疆文学，反倒有可能加深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与把握。探讨“滞后性”的积极意义，并非试图借此击碎进步的神话，只想给这个日益多元的世界增添一种可能性，一种因为“慢”而获得的观照世界的眼光与视野。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研究热潮，而大众媒介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对杂志与报纸副刊的研究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相对于单行本的书籍来说，杂志与报纸副刊不仅更能突出文学的原生状态，而且可以直接揭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动向。在现代文学中，杂志与副刊这类大众媒介是由书局、编辑、作家所控制，在当代文学中，则由文化政治和国家所控制，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监督成了其主要职责”[4]。
“‘当代’对文学期刊的重视，不仅仅在于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而且也是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加以集中、有序地管理，以建立有着统一路线的文学格局所必需的。因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十分重视刊物编辑出版工作。”[5]
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尤其是第五讲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以及程光炜先生的《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瓦尔特·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及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理论，对于我们认识文学组织与杂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有很大帮助。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在外国一内地的理论框架下去讨论新疆当代文学的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大环境中，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系统研究长久以来处于沉寂状态，多年的研究成果也仅有一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而作为新疆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载体——期刊以及相关文学组织的研究，该书虽在各章节中有所涉及，但并未作系统深入的探讨，也只是在第四卷的《附录一：新疆当代文学大事记》中提供了，一些研究线索[6]，其中提及的期刊杂志有18家。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新疆当代文学的滞后性，首先跟批评的滞后有很大关系。新疆的评论家是联接新疆作家与内地文学的一座桥梁，作为亲历者，他们的研究视野与学术眼光，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虽然在《天山》、《绿洲》等刊物上，也涌现出像陈柏中、周政保、韩子勇这样具有较大影响的批评家，但大多数仍然缺乏一种理论的自觉与主体的自省。新疆评论家的“不在场”也是新疆当代文学滞后的重要因素。对新疆当代“文学遗存”的挖掘与整理，以及如何找到历史在我们心灵中重演的方式，将是我们长期面对的课题。
2009年，新疆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钟敏的学位论文《从〈天山〉的流变看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对《西部》（原《天山》）杂志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其余的研究，只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介绍——鲁力的《从〈天山〉到〈西部〉的四十六年弹指间》，除此之外，就是当时的编辑与一些作者写的回忆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散文性质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构建，反映不出期刊发展的全貌①。
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文联创办的《绿洲》，却只有一篇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学术研究的文章，即《略论张仲瀚对〈绿洲〉的办刊要求》[7]，以及一些纪念文章。事实上，由于发行量不大，相关部门保存也不够完善，即使期刊本身要搜集起来也很不易。
本应当有所建树的《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在谈到维吾尔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塔里木》时语焉不详，关于维吾尔族文学创作的人数，以及全国及新疆作协的会员数仅称“据统计”，而不知所据何来[8]。这使得只掌握汉语的研究者，只能对新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资源望而却步，毕竟文学生产的细节只有懂行而且严谨的研究者才能充分挖掘与把握（近年来，新疆大学的维吾尔族研究生已将《塔里木》作为毕业论文选题，以维文写出）。因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西部》、《绿洲》、《绿风》等汉语文学期刊上。
研究者李明德根据布迪厄“文学场”的概念，提出文学期刊也有特定的场域和特定的场域效应[9]。根据布迪厄所说的“场”的依赖形式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场有一个明显由政治到经济转移的过程。而钟敏认为由《天山》所形成的文学场是一个双重结构，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学场，而且基于新疆这块土地形成了“内地——边疆”文学场。
中国的当代文学场发生了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转移，从《天山》的征文活动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转变（在钟敏完成论文之后的2010年，《西部》又经历了从出卖到赎买的历程，此不赘述）。而从地理位置来审视《天山》，可以发现它与内地期刊不一样的“内地——边疆”文学场特征。在《天山》的发展史上，有两次引起全国关注的大讨论，一是有关“新边塞诗”的讨论，二是对“中国西部文学”的讨论，这两次讨论的焦点都与《天山》所处“边塞”、“西部”这种地理位置相关，这也表明在《天山》文学场的形成过程中，“边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依赖形式。在其论文附录中，钟敏为我们整理出许多“流寓作家”在《天山》上发表作品的清单，比如：艾青、碧野、闻捷、王蒙等等，认为他们创作的有关新疆的作品对新疆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一种启发、一种推动，为新疆本土作家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促进了新疆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过正是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成名作家并不会把自己的重要作品发在这样一份地方杂志上，倒是一些青年作家、批评家会将自己的心血奉献给《天山》、《绿洲》这样的边地期刊。因而在研究“流寓作家”对新疆当代文学的贡献时，也应当相应有所区别，而不能一概而论。另外，即使所谓“本土作家”，如董立勃、刘亮程等，把大量练笔之作发表在本土期刊上，成熟之后的作品也多选择内地影响更大的刊物。虽然如此，我们仍可以在这些“青春少作”当中，努力复原这片热土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
作为小地方创办的大杂志，石河子文联创办的《绿风》诗刊应当是一个异数。它由“流寓作家”杨牧创办（杨牧回到四川，又成为另一重要诗刊《星星》的主编），《诗刊》的创办者艾青又对它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这种风云际会使得石河子一时成为诗人们心中“诗歌的绿洲”。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绿风》在1996年、1997年的发行量都达到了惊人的13.8万份，然而昙花一现之后，此后十几年都只能维持在1.5万份左右（而且不同年鉴的统计数据还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像《绿风》这样获得了全国性声誉的文学期刊，也不得不随着诗歌文体在当代的兴衰而起伏，其他汉语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就更加有限。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实在有必要反思，当代新疆汉语文学期刊，对于新疆当代文学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此外，钟敏还在研究中指出：“在90年代以后，在当时的《中国西部文学》上，内地作家发表作品寥寥无几，新疆已成名的作家也多选择在内地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这除去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场域中经济的主导优势外，还与‘边疆’的主导优势相关。”[3]新疆文学作品发表的禁区比较多，政治敏感性也比较强，这也使新疆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不仅要受市场经济的冲击，还要较多地受政治的制约，这种双重约束限制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就以对“中国西部文学”的讨论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学期刊是如何在功利与唯美的办刊方针间纠结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党中央发布了开发西部的重大战略决策，新疆文艺界热烈响应，而且立竿见影地把当时新疆唯一大型文学刊物《新疆文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于是西部文学的概念广泛被接受乃至成为新疆文学创作的一种导向。提出‘中国西部文学’的主张，确实不是几家刊物、几个理论家的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时代的召唤、文学思潮驱动的结果，更是地域性民族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觉醒的表现。”[10]
《新疆文学》从1984年开始举办“西部开发者文学征文”，旨在提倡和鼓励作家“以开发者精神，反映开发者生活，塑造开发者形象”。这可以说是《中国西部文学》改刊的前奏。与此同时，1984年复刊的《绿洲》也积极响应，除了在“致读者”中明确提出要“适应形势”、“响应号召”，还从1984年9、10月刊（即复刊后第五期）开始，在封面上明确标出“中国西部开发文学”的字样。
西部文学的首倡者确实源于新疆。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异军突起，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新边塞诗的西部文学新浪潮，令全国诗界瞩目。很快，由于杨牧、章德益的内迁，周涛改攻散文写作，新边塞诗一时间进入相对沉寂阶段。相比诗歌的一度辉煌，小说的创作则稍显乏力。
在《绿洲》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虽不乏“地方”作家，但主要是以兵团作家为主，这与张仲瀚“要办好，要有兵团的特色”的办刊要求有密切关系。进入新时期以来，这一宗旨并未有很大改变。这就使得《绿洲》文学带有鲜明的“兵团”特色。这种“特色”恐怕多少有点故步自封的意味，这对于文学期刊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进入新时期，虽然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逐渐回归文学的本体，追求文学的独创性、审美效果以及表现方法、个人风格的多样性成为时代的新潮流。对新的题材领域的开拓，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的对照和剖视，是新时期《绿洲》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崇高形象的塑造，仍是新时期《绿洲》小说作者们的执着追求。他们似乎致力于成为反思历史的主体，并试图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修复在文学中一度中断的“人的历史”。比起五六十年代塑造的“集体的人”的崇高形象，他们大胆地（虽然也是有限的）写出了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在自然、社会的重压之下，以及自我缺陷的克服当中，逐渐走向崇高的过程。这期间，他们用解放了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复杂情感：交织着惊奇、谦卑的骄傲以及升华的喜悦。
的确，作为新疆儿女，我们祖辈与父辈艰苦卓绝的努力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些成绩的取得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这些曾在土地里刨食的辛勤笔耕者，审美也好，功利也罢，毕竟，他们和他们塑造的形象，都与崇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致力追求“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性”的人们来说，他们永远值得尊敬。
带着“滞后”带给我们的焦虑，新疆当代文学想要获得真正的自信，就应当从对内地主流文学亦步亦趋的状态下走出，齐心协力，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非主流”的文学当代性。
［收稿日期］2011－06－18
注释：
① 王谷林《一曲难忘》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1986年9月号；陈柏中《我与中国西部文学》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1996年10月号；郑兴富《往事回眸——祝贺〈西部〉创刊50周年》发表在《西部》2006年10月号；《往事萦回》发表在《绿洲》2008年9月号；吴连增《我与〈西部〉休戚与共的命运》、修仲一《当个好编辑》、董立勃《我和〈西部〉》、李广智《仍留一箭射天山》、杨晓芬《小园丁，老幼苗》均发表在《西部》200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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