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岁儿童父母权威认知的发展研究〔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父母论文,权威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利用假设的问题情景和两难故事，对我国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发现儿童服从父母的主要因素随年龄增长有所变化，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评价及服从强制性有所不同；而在公正—父母权威冲突判断中，年幼儿童不能分辨公平与权威，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展为追求公平和考虑其它因素的服从。关键词：父母权威 认知 发展
1 引言
权威和领导关系是两种最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之一，儿童对最初权威的正确遵从会影响到他们后来对社会上一切权威的遵从或反抗。儿童心理学对权威的研究最初起源于Piaget30年代对道德判断的研究。其后60余年来，人们对之进行了大量研究。[1] 在不论早期的道德认知研究还是近期的亲子关系研究热潮中，父母亲作为儿童最早和最为重要的权威角色，其对儿童的权威作用一直就是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早期Piaget对父母权威跟公正的关系进行过专门研究。后来Youniss 等对儿童对父母不同命令（以及错误命令）的评价和服从也作了调查。近期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则侧重于儿童评价情景的选择与设计，以更加精细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Tisak[2]，Smetana[3]和Laupa[4]等人。
虽然国外研究很多，但我国直至目前，从实证角度对权威进行的研究还很少。而从发展角度对儿童认知父母权威的专门研究至今几乎没有，仅有的一些见解或看法也只是在研究儿童道德认知发展时作为零散的因素被附带提到过。[5]那么， 我国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到底有何特点呢？本研究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试图对5—13岁中国（广州）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特点进行些初步探讨。
2 方法
2.1 预试
正式实验前通过预试：确定被试选取的年龄起点和终点；确定合适的实验材料（包括故事、问题及具体的讲述用词）。
2.2 被试
从华南师大附幼、附小和附中分别选取5岁、7岁、10岁和13岁被试各26名，共104人，各年龄组年龄跨度为±4个月；所有被试均来自完整家庭，父母双方均经常跟儿童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并为有薪阶层。
2.3 实验材料
正式实验材料包括一组问题、三个蕴含问题的假定情景、两个两难故事和一套与情景、故事相配的图片。
“一组围绕我们为什么应该听父母的话？”的问题用来考查儿童对父母权威的总体认识；三个问题情景用来考查儿童对不同生活领域（道德\生活习惯\个人择友）父母权威的认知有何异同，每一领域又同时包括两方面：（1）让儿童对父母权威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如个人择友方面，问“象平时跟哪些小朋友玩这种事，你觉得父母有没必要对孩子进行规定和限制？为什么？”），（2）用两难情景来考察儿童对父母权威的服从与不服从（如同“如果爸爸规定你不准和隔壁的冬冬玩，可是有一次冬冬买了很多玩具和小人书，好多小朋友都到他家去了，你可不可以去呢？为什么？”）。
两难故事一讲述的是妈妈叫李华去摘公园里的花，考查父母命令跟社会公德直接相悖（错误）时，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和遵从。故事二讲述的是妈妈在分配家务上明显地显出不公平，以此来考查父母命令跟公平相悖时，儿童对父母权威的认知和遵从。
2.4 实验实施
采用临床谈话法，所有被试均个别进行，详细记录。为便于5岁和7岁儿童的理解，讲述时配合呈现自制的有关图片。
3 结果与分析
3.1 儿童对父母权威认知的总体情况
根据儿童对“为什么应该听父母的话”等问题的回答，同时结合其对个人择友问题情景的谈话，可以把儿童对父母权威的服从原因分解为6种主要因素。其中权威、知识、身份和行为4种定向参考了Tisak[2]，Smetana[3]和Laupa[4]等人的研究，又根据中国儿童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回报定向和关心定向。为确保分类的准确性，每一被试反应的归类，都是由三位儿童心理学研究人员一起共同讨论决定，结果见表1。
表1 父母权威的因素组成与年龄变化（%）
5岁
7岁
10岁
13岁
权威定向:是管我们的
0
11.50 7.7
知识定向:a.知识多,经历、经验多03.8
38.5
53.8
b.话是对的、有道理的3.8 15.3
26.9 0
身份定向:是大人,比我们大、年纪大26.9 19.27.7
15.3
回报定向:a.是长辈,应该尊敬、孝敬 3.8
3.82623.1
b.生养了我们
19.2 23.1
15.3
30.8
行为定向:a.逃避惩罚 30.8
7.73.8 0
b.做个好孩子
26.9 11.57.7 0
关心定向:为我们好、爱我们3.8 23.1
23.1
38.5
其它:若不听,会出意外的事 3.8
结果表明：（1）构成父母权威各因素的权重随年龄有所变化， 随年龄增长，儿童从5岁时注重行为和身份定向，逐渐转变为13 岁时更注重知识、关心和回报：①“知识多，经历、经验多”，5岁时人数为0，13岁时上升到53.8%，说明随年龄增长，父母的知识水平逐渐成为父母权威的景重要因素：②“为我们好、爱我们”，从5岁的3.8%上升到13岁的38.5%，似乎反映儿童随年龄增长对他人理解、对他人观点采择的能力有所增长；③中国儿童特别看重回报因素，所有年龄被试在回报定向上都一直保持较高的人数比例。（2）从因素数量上看，5岁时的26名被试共提了30种理由，7岁37种，10岁39种，13岁44种（故表1中各年龄各因素百分比之和大于100%）， 随年龄增长权威的因素组合也在增长，儿童能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认识父母权威。（3）5岁儿童对父母权威服从的因素较集中，7岁、10岁时所涉因素明显增加， 各因素比率较分散，13岁时又从分散趋于集中。
3.2 儿童对不同生活领域中父母权威的认知
根据被试对道德，生活习惯和个人择友三领域问题情景的谈话得到表2和表3。
表2 不同领域对父母权威合理性评价（%）及检验
表2 是三领域中分别认为父母权威合理的被试人数百分率及差异检验。齐性检验表明，只有5 岁被试个人交友方面男女反应有差异（x[2]（v＝1，n＝26）＝4.57，P＜ 0.05），故性别差异忽略不计。
由表2可见，道德方面，儿童全部都赞同父母权威， 没有一个人反对该方面的父母权威；且这种赞同没有年龄差异。生活习惯方面，被试赞同父母权威的人数总平均为79.8%，其赞同、不赞同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其赞同有年龄并异。择友方面，儿童赞同父母权威的总平均比为51.9%，赞同与不赞同间人数差异不显著；但年龄间差异却显著。
表3 对不同领域父母权威服从的百分率（%）及检验
表3是儿童对三不同领域父母权威服从的结果（检验表明， 性别间差异均不显著，忽略不计）。由表3可见，道德方面， 四个年龄组的全部被试都认为应该服从权威，总平均比率为100%， 服从与不服从间差异极显著；且年龄组间无差异。生活习惯方面，被试服从父母权威的总平均比率为84.6%，服从与不服从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该方面年龄差异也极显著。个人择友方面，被试服从父母权威的总平均比率为77.9%，服从与不服从间差异检验极显著；年龄间差异也极显著。
3.3 儿童对父母错误命令的认知
5岁时被试就已能分清父母命令的对错， 而并非只要是父母的命令就服从，已能用一定的外在道德标准来判断父母的命令和行为。对父母错误命令的服从，5岁时有男孩、女孩各1人，7岁时只有1男孩，10岁时无，13岁时只有1女童。
在回答“为什么不能按妈妈要求去摘公园的花”时，年幼儿童（如5岁）主要注重于“（老师说过）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26.9%）、 “会被罚款”、“公园就不美了”等具体、外在的原因，而年长儿童还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父母的话并一定都对，对的听、错的就不听”，有此认识的儿童人数，5岁为0、7岁为3、10岁为6、13岁为12。
3.4 儿童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的认知
儿童对故事二公正—父母权威冲突的判断结果见表4（检验表明，性别间差异不显著，故表4是男女数据合并后的结果）。其中， 儿童的反应被分为四类，第一类儿童认为父母的命令是公平的（即使事实上并不公平），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在父母命令和公平之间作出区分；第二类儿童能认识到父母的命令不公平，能够区分公平和服从，但他们认为服从应高于公平，所以应该二话不说地执行命令；第三类儿童认为父母命令不公平，于是不服从，公平高于服从；第四类儿童认为这些命令是不公平的，而且不应盲目地服从（表现为要跟父母讲道理），但他们考虑到父母很辛苦，干些家务也能锻炼自己，还是服从的好。同样，为确保分类的准确性，具体每一被试反应的归类，仍由三位儿童心理学研究人员一起共同讨论决定。
由表4可以看到：儿童在7岁已能完全分辨父母命令的公平与不公平，而5岁时不能；对父母不公平命令的盲目服从在7—10岁之间是个转折期，10岁后儿童便不再盲目服从父母不公平的命令；儿童由于对公平的追求而不服从父母不公平命令的人数，各年龄间有较大波动，5 岁比率为19.2%，7岁上升为42.3%，10岁时再下降到11.5%，到13 岁又上升到42.3%；考虑其它因素的服从，5岁、7岁时表现不明显，在7—10 岁之间发生急剧上升，10岁时人数比率上升到65.4%，而13岁时又稍有下降，为34.6%。
表4 公正—父母权威冲突判断结果（%）及检验
4 讨论
4.1 儿童对不同领域父母权威认知的特点
结合表2和表3，很显然可以看到，儿童对父母权威合理性的评估随生活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父母规定在道德方面具有至高的合理性，但在生活习惯和个人交友方面便没太多必要对孩子规定这规定那。这种要求自决的倾向随年龄而增长，尤其表现在个人交友方面，似乎这些事情完全应该是属于个人管辖。同时还可看到，各年龄被试每个领域对父母规定的听从在比率上都高于对其合理性的评价。说明即使认为父母不应该管，但一旦父母制定了某种规则，则也得听从和执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母权威的强制性。
对不同领域父母权威认知的上述特点同样反映在美国儿童身上。 Tisak[3]的实验材料、被试和实验程序跟本研究很相似，如果忽略某些具体细节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儿童同样认为道德领域父母有最高的合理性，生活习惯（家务）方面的合理性次之，交友方面的合理性最低，同样是一旦父母制定了规则，服从规则的人数比率比认为权威合理的比率高，父母权威有一定强制性。但两国儿童也有些不同之处：中国儿童对父母权威合理性的评价明显高于美国儿童，76.9%的中国儿童认为父母权威合理，而美国儿童只有60.6%；在服从规则方面，中国儿童听从父母比率比美国儿童高，这尤其表现在个人交友领域，中国儿童对父母总是那么“言听计从”，而美国儿童则似乎只有自己认为对的才听从，反映了中国儿童自主意识没有美国儿童强，美国儿童对父母权威的反抗意识比中国儿童高，这可能是两种不同传统价值观在父母权威认知上的具体体现。
4.2 儿童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认知的新特点
Piaget和李伯黍等[5] 都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讨论过儿童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的认知，认为儿童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的认知，是从年幼时的不能区分权威与公平，经过公平阶段，最后发展到追求“公道”（判断服从与不服从父母不只考虑命令公平不公平、平等不平等，同时还会考虑到自己所处地位、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等问题，也即我们这里的第四类），而且发展的过程没有波动和变化，“公道”是发展的最高阶段。
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从5岁到7岁再到10岁，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的认知基本符合这种发展趋势，但从表4可以看到，本研究还有两点跟前人不同的发现：第四类（考虑其它因素的服从）儿童比率并不是直线性上升，到了13岁反而有所下降，甚至低于第三类人数比；第三类（公平高于服从）人数比随年龄增长由低变高、再变低、再变高，有较大波动性。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因为，13岁正是青春期的开始，由于此时儿童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进一步增强，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便开始了对父母又一次新的反抗期，虽然此时儿童观点采择能力也进一步发展，但反抗意识的增强，使得儿童可能再一次反抗服从，追求公平。当然，儿童对公正—父母权威冲突认知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是否真的存在对公平追求的反复期，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得到沈家鲜教授的悉心指导， 谨致谢忱。
〔2〕与此文有关的交流请与张卫（510631
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联系。
标签：育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