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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和鲁迅
以上两节，说的是我为什么喜欢上了鲁迅以及我怎样看待我的鲁迅研究。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当我吃上鲁迅这碗饭之后，我更远地离开了鲁迅和鲁迅精神，而不是更接近了它们。这也是我曾经苦恼过的。每当我重读我写的鲁迅研究的文章，我就更深切地感到，在我的鲁迅研究文章里躺着的是一个软绵绵的我，而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鲁迅。我丧失了我喜欢的鲁迅的那种大气和壮气，丧失了鲁迅那种俯瞰人寰的思想高度。鲁迅是站在高处看世界的，我是站在低处看世界的。鲁迅富有战斗精神，而我却没有这种战斗精神。
这使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鲁迅是谁？我是谁？
鲁迅是谁？当鲁迅同胡适、陈独秀等几个人提倡新文化的时候，他们才是几个人。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的文化传统，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们坚持的仍然是个人的观念，但这些个人的观念同时也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改革中国文化的要求。那时中华民族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这几个人又是首先感到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要求的矛盾的。他们就主动挑起了这个文化的重担。后来新文化阵营又发生了分化，陈独秀搞政治革命去了，胡适在学院派中做稳了教授，只有鲁迅一个人成了“专业作家”，落到了新文学这个窟穴里。在这个窟穴里，是没有“恒产”也没有“恒心”的，一个教授可以把一个“主义”讲上一辈子，鲁迅却不行，社会热点变了，过去的“主义”不算数了，他就得改一种说话的方式。但这种“改”，又不能是毫无原则的。毫无原则的改，就把自己的灵魂也当商品出卖了。他总得把自己最最根本的思想愿望坚持住，而要坚持住自己的追求，就不能一味地随波逐流，得有点韧劲，有点不服输的精神，有点反潮流的勇气。鲁迅就是靠着他的战斗精神和不屈的性格坚持下来的。没有他的独战多数的性格，就没有鲁迅及其鲁迅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但到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新文化、新文学已经不是“新”的文化、“新”的文学，它们已经是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可了的正统的文化、正统的文学。这个正统的文化和正统的文学已经用不着我来捍卫，咱们的国家早就捍卫着它了。我只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接受者，而不是它的创造者。我不会写小说，更没有多么超前的文学观念。我的文学观念是读着鲁迅，读着“五四”以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形成的。我自己实际是没有新的“主义”要宣扬的，我的“主义”就是如何理解鲁迅、如何阐释鲁迅的“主义”。我之所以还感到有研究鲁迅的必要，不是我要重新创造一种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根本不同的文化和文学，不是因为别人都不再捍卫新文化和新文学，不再捍卫鲁迅，而是因为中国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连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没有。他们不看文学作品、特别是新文学作品，即使看也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而是作为思想道德教材来看；不是作为读者来看，而是作为评判官、检查员来看。这种看法，就把我们的新文化、新文学看丢了，把鲁迅看丢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捍卫“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捍卫鲁迅的。我们荷枪实弹，站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宅邸的四周，站在鲁迅宅邸的四周，不让外人进去，也不让他们出来，整天担心会有人来暗害他们。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进去一看，新文化、新文学早就饿昏在自己华贵的宅邸里，只有鲁迅还微有声息，但也早把这个毛泽东本人尊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饿成了精瘦的“毛泽东的小学生”。我是在这时混进鲁迅研究界的，这时是从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宅邸四周撤军的时候，用不着我去捍卫了，我就失去了当战士的机会。但我也不是来谋杀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不是来谋杀鲁迅的。而是要重新阐释新文化和新文学，重新阐释鲁迅的。这里也有困难，也有障碍，但这些困难和障碍却不是从那些反对新文化、新文学或反对鲁迅的人们那里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比我更有资格谈新文化、新文学或鲁迅的人们。这是一个如何理解、如何阐释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作品的问题。对于这些困难，“战斗”是不中用的，讽刺、挖苦也是不中用的，扣帽子、打棍子更是不中用的。我喜欢鲁迅，我就得想法用我的感受和理解尽量平易地阐释鲁迅、论证鲁迅，把鲁迅变成中国人能够理解、能够感知的对象。那么，这个工作实质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实质是把鲁迅及其作品纳入到中国学院派文化并使之成为中国学院派文化的一部分的工作。我喜爱鲁迅，有的人就以为我是反对胡适的。实际上，我早已知道，我实际上已经不是鲁迅文化传统中的人，我是一个大学的教书匠。这个传统是胡适给我们开创的，我写的那些鲁迅研究的论文，从方法到风格都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倒是和胡适的学术论文更加相近。但我又是喜欢鲁迅的，同时也对我自己所处的学院派文化有着诸多的不满。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了上海的亭子间，是因为学院派关心的更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更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更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关心这些的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他们是在动荡的生活之流中生活的。不像我是在书房里、图书馆里找生活的。我希望中国的学院派文化能够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接受鲁迅，同时也使自己与现实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但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胡适开创的这个学院派文化的传统。我讲的仍然主要是学理，是历史，是书本子。《鲁迅全集》在我这里也同《老子》、《论语》、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成了书本子。我尽量使它们不要失去烟火气，但我的语言本身就是没有多少烟火气的。我要是有创作的才能，我可以离开这个学院派。但我又没有那种才能。没有才能光有勇气，离开我所在的学院派我就没有饭吃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了鲁迅的文化传统。这里不仅有虎狗之分，而且也有话语方式的不同。鲁迅是很伟大，但我却伟大不起来。新文化发展了，会写文章的人多了，鲁迅在当时的中国是几个人中的一个，我却是十二亿人中的一个。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都不属于我自己，它们已经成了全民所有制的，我无法把它们据为己有。就是作为一个“教授”，在当代的中国也早已不是多么稀罕的玩意儿。像我这样的教授，只要把手伸到大学校院里，闭着眼也能抓出一把一把的来。我不比他们更有知识，也不比他们更有智慧。除了我的几个学生怕我不让他们毕业而不得不承认我的权威之外，其余的人都不会把我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人而崇拜我，服从我，把我的话当语录引。也就是说，新文化、新文学，乃至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不是我们搞鲁迅研究的这几个人的，而是大家伙的了。大家伙的事得大家伙来负责，不能叫我们搞鲁迅研究的这几个人来负。别说我们不想负，就是想负也负不起来。这，我就伟大不起来了。伟大的人是负大责任的，我是负小责任的，怎能伟大起来呢？但我也不自卑。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要伟大的。伟大的人在世界上才有几个？怎么会偏偏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我不伟大，但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歧视伟大，反对伟大。把伟大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只把我们这些不伟大的人说成是人的楷模。或者在伟大的人的脸上抹上几道子黑，让他们变得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我倒不这样看。我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多出几个伟大的人物，对我们这些平凡人物是有好处的。我们做不到的，他替我们做了，有什么不好呢？但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得多么伟大，我们自己既然伟大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那些伟大的人物都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伟大到什么程度就伟大到什么程度，有点伟大就比我们这些不伟大的人伟大。譬如说，我们写不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 《孔乙己》来，写不出《野草》来，写不出鲁迅杂文来，鲁迅给我们写了，这就比我们伟大点了。至于他为什么不像谭嗣同那样去为改革而死，我们这些平凡人是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家的。那得叫人家自己拿主意。当然，那些造作出来的伟大和崇高我是厌恶的，但像鲁迅这样的伟大和崇高我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他伟大了，崇高了，也没有对我们这些不伟大、不崇高的凡人表示多么轻蔑。我认为，在中国的伟人中，鲁迅是最少“精英”气，最少教师爷的派头的，所以我不拒绝鲁迅的伟大。与此同时，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我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话，是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上的人对我们鲁迅研究界的要求还太高，太切。他们以为我们是研究鲁迅的，就得个个像鲁迅。别人没有做到似乎不要紧，而我们一旦表现出一点自私、一点软弱，一点狭隘，一点无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可忍受似的。实际上，研究鲁迅的人也是和大家一样的人，甚至还不如从事其它行当的人说话更方便，更有效。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无不可，但对我们不能没有的局限性也得有点同情、有点谅解。大家的事大家做，中国的事是够麻烦的，不是几个人就能做好的，得彼此扶助着点。而另有一些人对我们尽说鲁迅的好话也有许多不满。实际上，我们说鲁迅的好话，并不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好话。自然我们研究鲁迅，就是认为鲁迅有些地方比我们强，我们得对他的好处有所认识，有些了解。假若我们认为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这些特殊的地方对我们当代人已经毫无用处，我们还搞鲁迅研究做什么呢？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鲁迅就是一个完人，一个圣人，一个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的人。但我总觉得，一些不喜欢鲁迅的人有点非要逼着我们说出鲁迅的若干不好的话来才行，非要逼着我们爬到鲁迅的窗口拍下他和许广平性交的镜头然后在大庭广众前放映才行。要是那样，把我们搞鲁迅研究的变成一些什么样的人了？我们是研究鲁迅的，不是窥探别人的隐私的。也不是专挑别人的毛病的。作家的趣闻轶事别人说说也无妨，但我们搞鲁迅研究的不能老是把镜头对准那些地方。只要我们不拿着鲁迅的伟大压人，大家就得原谅我们这些搞鲁迅研究的人的古板和梗顽。鲁迅已经死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把他奚落得差不多了。再奚落，还是以前那些旧话，奚落不出什么新名堂来了。我们这时多朝严肃的方面用劲，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对谁都没有大的妨碍的。至于那些用鲁迅压人的言论，已经不是鲁迅的言论。谁用鲁迅压人，就得与谁理论，光奚落鲁迅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
“鲁迅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伟大吗？”这就又回到了我说的第二个问题。有的认为鲁迅伟大，有的认为鲁迅不伟大，这得通过认真的鲁迅研究来解决。不是举出鲁迅生活中的一个或几个例子来就能说明问题的。
四、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搞鲁迅研究的学者，总觉得现在社会上反对鲁迅的人增多了，感到有些受不了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自从鲁迅逝世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一个时期。并且这个势头有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远了我不敢说，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的影响都会在波折中呈迅速上升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前的鲁迅研究看起来很红火，很纯粹。人人把鲁迅捧得很高。但在那时的中国真的像表面看来那样重视鲁迅和鲁迅精神吗？实 际上，在那时，鲁迅与中国的国民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读鲁迅不如不读鲁迅。连我们这些当时的小青年都知道，研究鲁迅的容易成右派。那时的人只能住在一座思想的房子里，但这座房子不是鲁迅的房子。新时期以来，思想开放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散开了，但他们不是从鲁迅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而是从另一座思想的房子里跑出来的。这种一哄而散的现象未必是一桩多么好的现象，但中国知识分子跑散了却是事实，他们大多数没有跑到鲁迅这里来也是事实，但到底有一些人跑到了鲁迅这里来。只有到了这时，这些人才真正地感受鲁迅、思考鲁迅、阐释鲁迅，而不是用鲁迅阐释别人的思想。形式上好多知识分子离开了鲁迅，他们过去是说鲁迅的好话的，现在不说鲁迅的好话了。实际上凡是这样的人都是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鲁迅的。我们现在好说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最难变的就是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一个人可以从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出它的好处来，却绝对不会从看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变到看不出一部作品的好处来。一个人一旦喜欢上了一部文学作品，一旦建立了一种思想观念，往往终其一生是不会变化的。变了，说明他原来就没有。说有那是骗人的，是跟着别人乱起哄。只要看一看我们现在的那些鲁迅研究著作，特别是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研究著作，我们就会感到，现在真正感受到鲁迅伟大处的人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鲁迅与这些作者在精神上的融合程度甚至超过了与胡风、冯雪峰、陈涌、李何林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对鲁迅的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正在重新发芽，重新滋长，并且不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变化，这些人的鲁迅观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了。我很看好现在的鲁迅研究，我们已经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升官，也不能依靠一部鲁迅研究著作发财，但还是有这么多人研究鲁迅。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呢？
对鲁迅的不满是有的，概括说来，这种不满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但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来的不满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它们都不是绝对地远离了鲁迅，而是在一种文化趋向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在流变的过程中，一个人的一生也有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的诸种变化，即使在同一人生阶段，人的思想感受也不是绝对相同的。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看法就是始终如一的吗？也不是！再伟大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人生阶段都能够接受的思想。伟大人物的思想的唯一标志是一当接受了它就再也无法完全回到此前的原初状态，再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而不是人人都把他奉为神明。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对鲁迅的不满乃至反叛都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都还停留在一种直观、直感感受的层次上，而这也就是它的过渡性、不稳定性的表现，并且虽然它们表现的都是对鲁迅的不满，但它们的不满又往往是彼此矛盾的。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大大超过了它们彼此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的人则是用鲁迅的主张、鲁迅的语言攻击鲁迅的。这种不满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是在一种过程中随时可以变化的，正像人的直观、直感感受是经常变化的一样。今年的流行色是蓝色，明年的流行色就可能是红色了。只有那些有了理性框架支持的感受，才能在较长时间中保持不变。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只有层垒式发展而没有急剧折转式变化的研究领域几乎只有鲁迅研究界。其它所有社会文化领域几乎都象折跟头一样翻了几翻。这说明这些文化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理系统，没有一个牢固的统一的基础。它们是在变化中形成这种基础的，而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它们也不可能确定与鲁迅的关系。他们的鲁迅观还会有急剧的变化。我所说的四个方面是；
一、外国文化研究领域
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介绍、输入、借鉴外国文化的过程上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倾向。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开放过程中走入中国文化界的，是积极介绍和输入外国文化的，这原本不会影响到鲁迅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但由于鲁迅当时的世界文化思潮与现在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输入的具体文化学说与鲁迅当时所重视的文化学说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是有矛盾、有对立的。他们重视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就有些过时了，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也会有一种否定趋势。但是，这时期的文化开放又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它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西方那些旧的和新的学说在中国都呈现着极为新鲜的色彩，对它们的直接运用一时也很有效用，但西方任何一种现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在开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学说以极大的速度相继出现，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普遍的重视乃至信奉。现实主义很快变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很快变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很快变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很快变为解构主义，在每一个小的发展阶段上，人们都是以当时最走红的具体思想文化学说为标准感受鲁迅、观照鲁迅的，鲁迅自然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但一旦把由于半个世纪的封闭所生疏了西方文化学说都陆续介绍到中国，一旦这些学说本身已经变得并不稀罕，我们就会看到，外国文化输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学说，而在于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变化，在于我们能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一旦进入这样一种思考，鲁迅当时输入和介绍的具体学说的局限性变得并不像现在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想得那么重要，而鲁迅在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对中国文化的解剖和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而在这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外国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做到的，当然，在这方面还可能出现新的甚至比鲁迅更伟大的中国文化巨人，但即使这样的文化巨人，也不会轻视鲁迅，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比我们更为重视鲁迅的人，正像爱因斯坦比我们更尊敬伽里略、牛顿，马克思比我们更尊重康德、黑格尔一样。我们对他们的观照是从外面进行的平面观照，是多中选一的比较，而他们重视的是创造性行为的本身，而在这种创造性行为上，后人又未必是能够绝对地超过前人的。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是比伽里略和牛顿都伟大的，马克思是比康德、黑格尔都伟大的，但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自己怎么看呢？恐怕和我们是不同的。外国文学界对鲁迅翻译中某些错误的指正，对他的翻译思想的质疑，都是合理的，但一个真正杰出的外国文化学者，是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多么了不起的问题的。他们知道何为大者，何为小者。
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有些现代作家还是用鲁迅的话予以否定的。当新时期重新恢复这些作家的文学地位时，常常伴随着对鲁迅一些言论的质疑或否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对鲁迅的一些言论也有某些矫正作用。但从整体看，却不能不表现为一种对鲁迅的否定趋势，这也使鲁迅在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环。但是，必须看到，鲁迅及其作用原本就不是在他独霸文坛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原本就是与这些作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我们包括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往往认为，对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否定得越多、越彻底，越能显示出鲁迅的伟大，而一旦别的作家也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鲁迅就不像原来想得那么伟大了。这是中国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排座次的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人的伟大都是在一个背景上的伟大，这个背景越大，只要这个作家还没有被其他作家所掩盖、所代替，这个作家也就越伟大。文学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也是一样。文学崇尚的是多样化，如果我们天天看的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论这部文学作品多么伟大，我们都会看烦了，都会转而厌恶它，轻视它。不能不说，现在一些人对鲁迅的厌恶，正是我们硬按着他们的头让他们读鲁迅作品的结果。卢浮宫里的绘画虽好，你也不能天天看，贝多芬的音乐虽好，你也不能天天听。天天看，天天听，它们就不好了。正是在众多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你才能感受到哪些作品在你的感受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哪些作品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亦即哪些作品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与此同时，伟大可以掩盖渺小，但绝不会掩盖伟大。普希金没有掩盖住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没有掩盖住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掩盖住卡夫卡，在所有现代作家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之后，鲁迅的价值绝不会比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表现得更不充分，而将更加充分。现在，这个翻案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念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即从个别比较的方式转化为整体观照的方式。在这个整体观照中，鲁迅的光焰消失了吗？没有！他的亮度更大了。他没有被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穆时英、穆旦、张爱玲、钱钟书的光焰所掩盖，他的独立性、独创性的思想和艺术的才能表现得更充分了。所以，此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鲁迅的否定倾向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它的影响尽管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但它不会构成多么强大的思想潮流，我们不必把它们看得过重过大。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情况一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些言论也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联合阵线，它们联合不起来。研究高长虹的同研究徐志摩的不是一回事；研究梁实秋的同研究夏衍的不是一回事；研究胡适的同研究陈寅恪的也不是一回事，他们对鲁迅的不满都是一些矛盾着的不满，它们自己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倒带有更加绝对的性质。只要我们从分别的个别的考察返回到整体格局的考察，我们就会感到，倒是从鲁迅及其文学观念、思想观念的角度，更能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他批评过高长虹，但没有否定高长虹；他批评过林语堂，但没有否定林语堂；他批评过胡适，但没有否定胡适。他与他们有差异，有矛盾，甚至有时是很尖锐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法国足球队和意大利足球队、英国足球队、德国足球队那样的矛盾，不是刘邦和项羽或岳飞和秦桧那样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复苏和繁荣也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对鲁迅的不满。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他是反传统的。在中国文化研究重新开展的过程中，鲁迅受到一些否定也是必然的。特别是新儒家学派，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反鲁倾向。但是，新儒家学派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派。他们是在现代中国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问题的，而不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上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学派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的伦理道德建设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他们企图通过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重视克服现当代中国道德紊乱的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更不乏合理的成分。但这毫不意味着应当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要求。中国社会的结构形式变化了，固有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中国社会的作用，这种观念应该变化，也必须变化。在新儒家学派的势头正盛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乎新儒学对“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势力是不可阻挡的，也随喜否定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局限性来。我在当时的课堂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即使中国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学派的拥护者，至少还有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女性会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被彻底否定的，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男人的社会。仅此一条，新儒家就不可能像旧儒家那样统治整个中国。我认为，新儒家学派的唯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鲁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伦理道德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同时还是实践性的。孔子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是因为孔子及其后继者中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贯彻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不论他们历史作用的好坏，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具有更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这到了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体现中国现当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经不是新儒家学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鲁迅、李大钊、胡适这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恪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人们对他们的观感却有了变化。人们仍然不厌恶他们，甚至尊重他们，但却不会认为他们是最高社会道德情操的体现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才真正体现了现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新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反专制压迫的正气和勇气。总之，新儒家学派重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意图是十分可贵的，但通过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反对鲁迅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他们的贡献是在学术上的，不是在中国现当代伦理道德建设上的。他们对鲁迅的否定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真正对鲁迅精神有严重消解作用的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中国，对为人生文学的否定，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及其鲁迅文化选择的否定，从本质上都是从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它与康德等西方美学家的美学观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康德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否定启蒙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现当代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与中国古代道家文化的创立者之间的不同是，中国现当代的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仍然是一些社会知识分子，是在现代社会内部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而不是在社会关系之外生活的。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社会要求，不是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而是感到无力实现这种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真正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真正反对鲁迅。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数众多，恐怕连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中实际奉行道家文化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别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如此。我们在青年时期热情过，追求过，但现在我们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虽无高官厚禄，但也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我们仍然是关怀的，但总觉那是一些与己无关的社会问题，有些空洞，有些不着边际，对于自己更重要、更切近的是个人平静生活的维持。我们缺乏鲁迅那种把社会和个人揉为一体、把社会追求同精神自由熔为一炉的感觉。这也难怪，先儒后道、外儒内道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传统。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关心社会不如不关心社会，只要有了一个稳固的噉饭的位置，少管一些“闲事”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但真正关心着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恐怕并没有几个。这才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最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鲁迅之所以宝贵的地方。但我们这些人却不会从根本上反对鲁迅，因为我们到底不是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在实际上不会像鲁迅那么傻，但却能知道鲁迅的价值，不否定鲁迅的价值。否定鲁迅价值的是那些享乐主义者。当我们这些所谓“上层”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社会关怀，当我们自己实际重视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社会成员就把自己的追求目标转移到物质利益上去了。在这时，个人的、感官的、本能的、直觉的、物质的、实利的、性的就成了唯一重要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体，成了一种价值，一种美。鲁迅虽然并不否定人的本能的需求，但他的存在价值到底是社会性的、精神性的，在物质享乐方面，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他体现的也是偏于落后的倾向。我认为，这个阶层对鲁迅的否定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鲁迅不会跳舞，不善交际，在性关系上偏于拘谨，重美术而轻音乐，习于书斋，懒于出游，精神活动多于体育活动，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甚至就不活泼，等等，等等，这些都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着较之一般人更大的距离。但是，享乐主义在整个社会上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实际地得到贯彻的，在历史上只在短暂的历史阶段能够成为主要的思潮，在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只是有限时间内的实际思想倾向，它的纯个人性使其无法获得社会性的价值，即使一个享乐主义者也不会尊敬另一个享乐主义者，它的直感性使其无法获得精神性的价值，感官享乐的餍足留下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它将转而寻求一种更为充实的东西。所以享乐主义对鲁迅的否定是彻底的，但其过渡性的性质更为明显。从个人而言，当享乐主义者感到一种精神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将更重视严肃的思想、沉重的感觉，他们原来认为是鲁迅的缺点的东西，虽然仍然是缺点，但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精神生活上的丰富性、充实性；从整个社会而言，享乐主义使社会迅速分化，阶级阶层间的差别迅速扩大，人与人的感情关系变得极不可靠，甚至相互嫉妒、仇视，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强，对于更多的人，社会的关怀不再是对别人的关怀，同时是对个人的关怀。鲁迅的价值在这时候又会成为人们不能不重视的价值。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是最有实际影响力的传统，它不能不时时产生对鲁迅的否定倾向，但中国社会的结构到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每一次复兴，都孕育着自己的新的否定力量的出现，鲁迅著作在中国文化由旧蜕新的过程中仍将持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中国鲁迅研究者对它的不断解读表现出来的。
四、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
我说我现在属于胡适开创的中国学院派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哪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属于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呢？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但恰恰是在这个领域，对鲁迅的调侃是最热火的。这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奇观。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学院派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化趋势中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是文学创作界的作家、诗人，还是学院派的教授、学者，都希望开放，希望自由。大家彼此都有点同情，有点理解，彼此之间也能相互扶助。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作家出来叫好，评论家出来评说，鲁迅的有关论述也成了为刘心武辩护的理论根据，虽然彼此也都知道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没有觉出彼此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地方。但当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各自都有了更多一些的发展空间，自己可以顾上自己了，彼此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并且这种差异成了我们可以互相歧视的理由。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摆弄概念的，是讲方法论的，是重传统的，是从中外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那里获得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念的，而我们鲁迅研究者则是在鲁迅作品的基础上获得这种观念的，在获取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把鲁迅概括化了，抽象化了，同时又把文学的标准具体化了。我们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是后来走上了革命文化道路的，是一个左翼作家，等等，等等。这些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这是鲁迅自己，而鲁迅却不是只承认自己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而不承认别人也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的；不是只承认自己的作品是文学作品而别人的作品就不是文学作品的。也就是说，鲁迅是一回事，鲁迅的实际历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做了什么是一回事，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又是另一回事。他开垦了新文学这块处女地，然后在这块处女地上种上了第一季的庄稼，他种的是豆子和玉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代人也必须种豆子和玉米。他的更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是这块处女地的开垦者和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守护神，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守护神。他的所有的战斗都集中在反对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斗争中，集中在让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和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学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却常常是按照鲁迅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形成我们的文学艺术观念的，我们也用这样的文学艺术观念看待当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也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他们，衡量他们。我们是在传统中形成我们的观念的，而一个创作家依靠的却不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也读过鲁迅的部分或全部的作品，但却不仅仅读过鲁迅，他们依靠的不仅仅是鲁迅的传统，他读过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传统。并且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的，更是依靠他们实际的人生、实际的人生体验或当前读者的需要进行创作的。“传统”这个词是我们学院派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对于创作家的创作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他们像孙悟空一样是从当代生活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个生活创造了他们，他们则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作品。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他们的作品一定像谁的和不像谁的，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他们想说什么、为什么说、怎样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是批评他们不像别人，而是批评他们不像自己。而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而是要求他们说出我们能够满意的话来，并且得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说。我们只愿意理解名人、要人，却不愿意理解他们。我们和当代作家在情感上就有了距离。一旦感情上有了距离，这个仗就打热闹了。人家也不是吃醋的，人家看不起我们的传统，看不起我们这些又穷又酸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就杀到我们鲁迅研究界来了，就来抄我们的老窝来了，就骂起“我们”的鲁迅来了。但他们把鲁迅当“我们”的来骂，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我们”的，而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如果真的分起你我来，鲁迅倒是“他们”这些创作家的，而不是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我们更像鲁迅，而是他们自己更像鲁迅。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向来是温文尔雅的，他们嘲笑的鲁迅的所有那些“劣迹”，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很少有的，倒是他们自己也很难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是创作家，都是在实际的生活之流当中的，都是根据现实需要进行选择的，都是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的。即使一部作品，也是要说好，就能说好；要说坏，也可以说坏的。实际上，鲁迅是不能像他们这样说的。鲁迅是个作家，对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研究，不是像对平常人那样只做人品挑剔，也不是像生活检查会那样进行缺点和错误的批评。要谈鲁迅，就得下点功夫亲自去了解鲁迅，不能根据别人说他好或说他坏，并且要多读一些鲁迅的作品，不能根据对一两篇作品的直感印象就对整个鲁迅下结论，甚至还得对鲁迅研究有点起码的了解，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喜欢鲁迅，为什么有人又不喜欢鲁迅。只有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自己应当怎样看待鲁迅才有一点扎实的根据，才不至于说的尽是些言不由衷的话，才不致流于主观武断，让人觉得有点霸道，有点目中无人。鲁迅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是圣人；别人不能根据鲁迅的只言片语轻易给人下一个结论，我们也没有资格仅仅根据自己的一点直感印象就给鲁迅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现在某些当代作家对鲁迅的讥评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述说直感印象的阶段，就是因为他们对鲁迅的讥评并不真的建立在他们对鲁迅的直接了解上，而是通过讥评鲁迅发泄对我们当代评论和当代鲁迅研究者的不满。而这种发泄方式本身就是不具有确定性的，就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到人们不用鲁迅压他们了，他们的发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了。鲁迅早已死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在人生道路上的顺利与挫折，实际是与鲁迅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他们真正冷静下来，不是把鲁迅当作必须逾越的障碍，而是把鲁迅也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一个人和一个作家，他们就没有这些怨气了，即使有怨气，也不会往鲁迅身上撒了。
总之，新时期以来确确实实有好多对鲁迅不满的言论，甚至有的言论充满了明显的敌意，但我认为，这都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不会构成统一的潮流，也不会有持续的影响。只是一些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的东西。就其整个发展趋势，我们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不是越来越萎缩，而是越来越发展。我们的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接受新文化、新文学影响的面在扩大，能够阅读和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人不是更朝着划一化的生活发展，而是朝着多样化统一的社会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上，必须依靠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思考，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在现代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鲁迅所体现的人生哲学倾向不是越来越为我们所不能理解，而是越来越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实际的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最近二十年将是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的二十年，鲁迅所遇到过的那些矛盾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又会遇到。中国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同情和了解只会越来越加深。至于鲁迅的世界影响，实际并不取决于外国人，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当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没有认识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当这个人在自己的民族中还是一个受到普遍冷落的人时，世界是不会首先接受他、理解他的。我们老说鲁迅的世界影响还是很小的，但我们却没有说我们本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怎样看待鲁迅的。只要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成员不再把鲁迅当作自己的玩物，而是认真地研究他，阐释他，他在未来世界的影响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总之，鲁迅是不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消失的，也是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他不像有些人想像得那么脆弱。因为他的思想不是脆弱的思想。
我对鲁迅充满信心！我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也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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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著有四个部分。本专题资料将：一、说说我自己二、我与鲁迅研究两部分略去，只节选三、四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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