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论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6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渗入国际贸易领域，在这一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包括：巴拉萨(B.Balassa)、巴格瓦蒂(J.N.Bhagwati)、克鲁格(A.O.Krueger)、拉尔(D.Lal)、里特尔(I.Little)、斯瑞尼瓦桑(T.N.Srinivasan)等。①新自由主义者从研究贸易战略和贸易体制入手，进一步在理论上进行阐释，从而探讨一系列相关的贸易政策问题，逐步形成了其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保护成本论——对进口替代战略的全面评价
战后伊始，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相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功能和结构不完整，其经济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之上，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便成了加速资本形成、改进资源配置和实现迅速工业化仅可信赖的力量。②③进口替代被认为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进口替代的特征是高关税、严格的进口限额和本币汇率高估等严格的保护措施，这些贸易措施通过影响资源配置从出口部门转向进口竞争部门来推动本国工业化，高关税和严格的进口限额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而本币汇率高估则降低那些用于工业化过程的进口资本品的价格。
保护主义的滥觞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起，关于有效保护率的研究迅速展开，衡量有效保护的各种方法相继提出，为评价进口替代战略的效果奠定了基础。1970年，里特尔(Little)等人首次全面评估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效果，指出进口替代伴随着高度的有效保护措施，这种高度保护是以本币高估抑制出口和巨大的国内资源成本作为代价的，它导致了资源的错置、对资本品进口的依赖和经济效率的低下。
此后，大量的相关研究围绕着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特征从各种角度进行了分析。重要的观点包括：(1)汇率高估的初始目的有利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以便加速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本币定值过高将使得进口品的国内价格降低，而出口产品的国外价格却上升，其结果必然是出口量减少，这是进口替代保护政策的反出口偏向(anti-export bias)。(2)内向性的进口替代战略低估贸易在发展中的作用，有减少贸易的倾向。然而，由于那些新扩张的行业通常缺少充分的技术基础使生产合理化，进口替代本身又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随着进口替代产业的成长，相应的资本品进口也一同增长，此为引致进口(induced import)。(3)出口价格下降，而进口资本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外汇短缺愈发严重。外汇缺口必定压迫出口，不得不在出口价格下降时增加出口量，但出口收益并不能得到增加，这种情况被称之为“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
克鲁格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概括了进口替代战略的静态和动态的成本。④关于进口替代的静态效应，克鲁格指出：(1)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严重依赖制成品进口，也比发达国家更为敏感于贸易政策，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增减会导致产出构成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结构则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生产的结构。(2)进口能力不足促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成本的国内产品替代资本密集型进口品，将资源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领域转移到不具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领域，由于生产所需的资本品价格高，这意味着实际投资水平降低，从而经济增长更慢。(3)发展中国家收入低，市场小，进口替代的内向性使生产达不到最低的效率规模，得不到规模经济效益。(4)进口替代吸收了新资源，出口被阻碍，而“进口替代本身是进口密集型的”，外汇供给不足导致更严厉的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5)进口替代使官方使用更多行政性措施来决定资源的分配。(6)进口替代体制越来越复杂，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来运作和管理。克鲁格也指出，除了造成资源错置和效率损失外，进口替代损失的静态源还包括：(1)贸易扭曲的生产成本；(2)进口许可证程序中的寻租和腐败造成的损失；(3)实施其他数量限制的成本和迟滞所带来的损失；(4)生产者在国内市场拥有垄断地位所产生的损失。“所有这些损失远远超过生产成本”。
克鲁格认为，进口替代的动态成本远高于其静态损失，因为该战略的成本一直增加而增长率则不断降低。首先，一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会始于较容易的部门，接近其比较优势，但随后由保护引致的活动就渐渐远离比较优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率降低。其次，国内制成品市场小，而资本设备由于具有不可分割性，其总体利用率低，加大了资本－产出的比率，降低增长率。第三，进口替代下的保护政策存在许多负面效果，使得政府不时地实施调整或稳定措施，进口替代具有一种时进时退(stop-go)的型式，也会降低增长率。第四，进口限制降低了人们积累和使用知识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的比率。第五，进口替代体制下，政策的反馈机制很弱，如进口限额的关税当量不得而知，对本币汇率高估的程度不敏感等。
作为对比，出口导向或促进出口战略显示出了其优越性。出口导向是以出口产业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总体而言，出口导向战略立足于国内外两个市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能更有效配置资源。
二、贸易扭曲论——对贸易政策地位的界定
扭曲被定义为经济活动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在贸易方面，新古典学派和新自由主义都秉承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教条，认为无干预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然而，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自由放任所要求的严格条件是不可能达到的。
扭曲的根源一方面是在于市场的不完善，或者说是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政策所致。市场失灵或政策失当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条件DRS=DRT=FRT（即：国内边际消费替代率＝国内边际生产转换率＝国外边际转换率）中某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而出现扭曲。巴格瓦蒂区分了扭曲的主要类型。就经济性扭曲而言，DRS=FRT≠DRT时出现生产扭曲，DRT=FRT≠DRS时出现消费扭曲，而DRS=DRT≠FRT导致国外市场扭曲即所谓贸易扭曲。消费扭曲和生产扭曲属国内扭曲，贸易扭曲则是国际扭曲。⑤从产生扭曲的原因来看，内生性扭曲是致使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某种因素以及市场失灵所造成的扭曲。政策性扭曲是由各种经济政策产生的扭曲，它又可分为自主性扭曲和非自主性扭曲，自主性扭曲是政策并非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目标的工具时出现的扭曲，非自主性扭曲则是经济政策的工具性造成的扭曲。⑥扭曲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UP)行为的分析。巴格瓦蒂与斯瑞尼瓦桑指出，外生型政策DUP会引致以另一种途径增加的额外扭曲，而内生型政策DUP则存在多种可能，减少内生型DUP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改进福利，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就未必。⑥
因此就有经济政策的排序(ranking)问题，存在着扭曲的时候，经济就只能是追求一种“次优”状态，即低于帕累托最优的相对最好状态。正是由于扭曲的存在，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间就存在差异，这为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干预经济和贸易提供了空间。⑦不过，按照“次优”理论，人们并不能先验地确定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就一定能改善经济状况。
在一定情形下，贸易政策在纠正扭曲方面是可用的。例如，当贸易中存在垄断时，平均贸易条件不等于边际贸易条件，即一国平均的单位出口产品所能换取的进口品数量的相对比率与一国边际出口品所愿意换取的进口品数量的比率存在差异。以关税措施提高其出口品或降低其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使得征收关税后国内价格与边际贸易条件相同，即该国达到DMRS=DMRT=FMRT的状态，其社会福利最大（虽然此时世界福利未必最大），这种关税即所谓最佳关税。在这个意义上，关税是纠正贸易扭曲的最佳政策。但如果采用国内税收或补贴来纠正贸易扭曲，结果可使得DMRT=FMRT，但DMRS≠DMRT，即消除了贸易扭曲却又产生了国内扭曲。同样，以贸易政策（如关税）来纠正国内扭曲也会有纠正了国内扭曲但又产生贸易扭曲的情况。所以，纠正扭曲的最好政策是针对扭曲产生的根源采取措施。否则的话，政策运用不当又会产生政策扭曲。
应当说，建立和完善“最优－次优”说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指出，不能以“次优”作为干预经济贸易的籍口。克鲁格猛烈抨击了学术界误用现成的经济理论（如比较成本说）从而包容干预和保护的现象。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包容干预的“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将导致制度上和功能上的冲突。只有市场才能解决一切问题，需要一种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回归。
三、中性贸易体制论——对贸易干预的否定
任何一种贸易主张都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来予以保证。新自由主义者在论证自由贸易体制的优越时无一例外地强调该体制的自由、无干预的所谓“中性”特征，要求实行中性贸易体制。所谓贸易体制的中性，其核心在于对进口和出口的刺激具有对等性。这些对等的刺激不是来自人为的措施，而只是干预最小时市场机制自然作用的结果。必要的干预仅仅体现为以恢复对进口和出口刺激对等性为目的的偶然措施。而进口替代和极端出口促进均依赖于政府具有偏向性的政策，如本币汇率高估、严厉的进口限制、对出口的补贴等等，这些政策往往是形成扭曲的重要原因。
克鲁格提出贸易体制偏向指数的方法来测度贸易体制偏向，该指数（用B代表）比较进口品国内价格相对于进口品国际价格的扭曲和出口品国内价格相对于出口品国际价格的扭曲，B=1代表贸易体制的中性，B＞1为内向型体制，B＜1为外向型体制。巴格瓦蒂采用有效汇率来衡量贸易体制偏向，即计算出口有效汇率(EERx)和进口有效汇率(EERm)并加以比较。有三种情况：EERx＜EERm为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具有“反出口偏向”的体制；EERx＞EERm是极端的出口促进战略；EERx≈EERm则是出口促进战略，是一种中性的贸易体制。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性贸易体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1)对进口和出口大体平衡的有效汇率（并且通常是单一的汇率）消除了“反出口偏向”，刺激国内资源有效配置，无需补贴或限制措施来进行调整，使国内资源成本接近国际的机会成本水平，产生有效率的结果。(2)由于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减少乃至消除扭曲，这就减少了DUP活动或寻租行为。(3)开放的环境有利于外国投资，外资流入不是为了绕过关税，而是出于在世界市场竞争的考虑，这与东道国的出口促进战略是一致的，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4)可以导致更多的竞争和更少受保护的市场，从而促使更多的技术创新，并且开放的贸易也带来不断向国外学习的动态效果。(5)出口促进是面向世界市场，市场的广阔性有助于实现更有效的专业化分工，改进生产要素的利用，获取规模经济效益。(6)尽管难以定量说明，但出口促进体制下，X－效率要优于进口替代体制，因为被保护或垄断的因素减少，对出口和进口替代的刺激基本对等，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更充分发挥，使得企业非资源配置性效率（即X－效率）得到提高。(7)切合实际的汇率机制可以缓解外汇短缺的瓶颈，更多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⑨⑩
四、贸易自由化论——向自由贸易的复归
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进口替代不利于发展，而中性贸易体制恰在这些方面具有优越性，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结论就是在一个存在扭曲、贸易保护过甚的世界里推行贸易自由化，进行贸易政策改革，从而建立起中性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复归。
“贸易自由化是更多地应用价格机制使贸易制度更加透明以及使国内价格更接近于世界市场价格的过程”。(11)这一定义强调贸易过程中市场价格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包含了贸易制度中立性的要求。通过减少反出口偏向，特别是取消数量限制，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一个更中立和透明的贸易体制。作为一个“过程”，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爱德华茨指出，这个定义接近于1978年由克鲁格和巴格瓦蒂各自主持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NBER)项目所作的自由化的定义。20多年后，克鲁格仍然强调，“贸易自由化明确地意味着贸易体制偏向的减少，向外向型贸易的战略转变意味着变得很小甚至没有贸易体制偏差”。④
贸易自由化要求进行贸易政策改革。“贸易政策改革包括贸易体制向中立性激励结构转变、趋向于更自由的贸易体制或二者兼而有之。中立性体制给予出口和进口、国内销售和出口、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激励不偏不倚。更自由的贸易体制是指贸易控制的减少和以价格机制代替直接干预”。(12)既然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是建立中立的或更自由的贸易体制，贸易政策改革的最重要目标因此就是“使价格正常化”，要使市场机制成为制定贸易政策的准则。只有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各种贸易政策才能最有效地刺激贸易的发展，从而为改革的国家带来静态和动态的贸易利益。因此，恢复或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贸易政策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根本所在。
一般认为，典型的贸易政策改革次序通常是：首先，通过本币贬值将汇率调整至切合实际，可以使进口数量限制变得多余，同时也有助于将这些限制迅速取消并且增加出口者的相对利益。其次，在进口改革之前进行出口政策改革（比如暂时出口许可或出口退税制等）。这些改革将为把关税统一起来提供支持。第三，将数量限制转化为等同的关税措施，因为关税一般而言更少产生紊乱而且能为政府带来税收收益。第四，为了进一步自由化，关税的总水平应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