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阶级权力关系的缩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缩影论文,阶级论文,权力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漫长的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正当世界范围的自由主义者庆祝胜利的时候，俄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伯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1958-)表示，“正如左派那样，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1998年，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和俄罗斯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左派危机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不过，仅以常识观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已昭然若揭。”①换言之，尽管社会主义正在面临危机，但是资本主义也好不了多少。这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36-1979)的见解不谋而合。 普兰查斯是出生于希腊的当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发表有《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73)、《法西斯主义与专政》(1974)、《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专政的危机：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1975)、《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等著作，对阶级、国家、权力、专政、意识形态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1979年，他因对社会主义感到绝望而自杀。虽然英年早逝，但他预见到了全球化即将引发的现代国家危机，揭示了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角色变迁。波柏·杰瑟普(Bob Jessop，1946-)这样评价普兰查斯的学术贡献：“普兰查斯在国家理论方面的突破依赖于他受到三股针锋相对理论思潮的影响……法国哲学、意大利政治学和罗马-日耳曼法学。他以独特方式把它们综合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② 鉴于普兰查斯以现代国家危机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的独特地位，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它围绕普兰查斯提出的“国家是阶级权力关系的缩影”这一核心假设展开。本文的基本框架是，首先，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家有关现代性危机的各种诊断，引出普兰查斯的独特见解，证明普兰查斯政治哲学的特殊价值。其次，我们将梳理普兰查斯对代议民主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相似命运的考察。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民主制对人民当家作主都是根本性的。而代议民主制的失败，是人民民主权力的丧失，表明当代国家在政治上面临合法性危机。第三，我们将考察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的研究，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及其具体表现，普兰查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认为健全的福利体系实际上掩盖了国家对社会的压迫和对民主价值的侵犯。第四，我们将考查普兰查斯通过民主政治再造克服现代国家危机的策略，探讨国家角色再造的含义。最后，我们将对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做出评价。 一、现代性危机及其诊断 在现代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双重交击下，国家主权和国家角色面临严峻挑战。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谈论现代性危机时多以承认现代性基本价值的合理性为前提。无论福柯和哈贝马斯，还是罗蒂和德里达，他们并不真正怀疑现代性的基本合理性。比如，尽管福柯抱怨权力、理性和知识的合谋，认为那种合谋导致权力无孔不入，理性战胜非理性，正常世界战胜癫狂世界。但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危机不是表现为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而是表现为权力在理性和知识辅助之下的全面胜利，是疯狂者受到常规社会无情的监禁、奴役、欺侮和羞辱。“因为权力是恶的，它只能是否定的。”③“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对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权力的功能仍然知之甚少。”④现代性把整个人类明确划分为两类人，理性人和他者。他者要么接受理性的规训和惩罚，要么接受理性的改造，成为理性人的成员。这是理性带来的恐惧，也是知识带来的恐惧，权力像毛细管遍布个体生命的每一寸肌肤，对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实现完全的统治和控制。所以，否定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把整个人类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谁施行权力，如何施行权力，向谁施行权力?’这些当然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⑤因此，“权力是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⑥正如沃尔泽评论那样：“福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既是一名道德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名政治无政府主义者。对他而言，道德和政治相辅相成……废除权力体系，就是废除道德律令和学理章程：万物随之而逝，夫复何有?”⑦ 哈贝马斯在讨论现代性危机时，纠缠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权衡，认为那场危机是工具理性取得胜利而价值理性被拒斥或忽视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不是工具理性危机，而是价值理性危机，是工具理性胜利和价值理性失败的过程。哈贝马斯对价值理性的合理性从来没有质疑过，试图通过提出一套基于商谈伦理的民主协商制度，来化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权力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就国家权力层面而言，哈贝马斯提到：“行政权的独立对应于边缘化的立法权。这种独立不是常规任务增长的单一结果。它蕴含着国家要同社会亚体系、大组织、联合体等进行讨价还价，后面这些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抵制着法律律令……国家主权被削弱到了这样的程度，有力合作蕴含于未获授权的政治权威的实施之中，蕴含于没有迫使政府权威担负其本应担负的常规责任。”⑧ 罗蒂关于现代性危机的论述要模糊得多，认为像哈贝马斯那样执着于价值理性和形而上学的努力是不值得的。即使存在价值理性，也可以有非形而上学和文学的实现方式，而不只是传统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现方式。罗蒂不拒斥或反感权力、理性和知识的合谋，只是提倡以民主方式来实现那样的合谋。“鉴于人类完美变成了私人关怀，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变成了，允许他们留有尽可能大的空间去追求这些私人关怀，允许他们去崇拜自己的神灵。宗教宽容传统拓展了道德宽容。”他们都担心，理性过分强大、国家权力或力量过分强大将不利于人类自由和文明。 相比之下，虽然普兰查斯同前面这些思想家处于同一个时代，但是他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解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不是像罗蒂那样的盲目乐观主义者，后者以为只要发挥人类的想象力，只要情感战胜理性，只要用休谟情感主义道德哲学取代康德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只要用民主取代哲学，用文学取代科学，人类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也不像福柯那样看到权力、理性和知识的合谋，看到权力的胜利、理性的胜利和知识的胜利，现代性危机表现为权力、理性和知识的过于强势或强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现代性成果也是启蒙成果的全面实现。相比之下，普兰查斯看到的是现代国家的结构性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危机。他看到了国家空心化、国家主权被悬置的状况，不是权力、理性和知识的无孔不入，而是它们被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政治力量任意地控制、分割、隔绝和阻止的现象。普兰查斯认为，是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出了问题，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存在问题。他对现代性危机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普兰查斯生活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尚未发展到引发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的程度，但是他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任何一国的资本流动都将深刻地影响到国际化整体进程的每一个环节”⑨，他预见到了民族国家被迫放松资本管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还预见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和阶级斗争问题。普兰查斯关注的核心政治议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普兰查斯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在于他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从结构主义角度思考现代性危机。尽管普兰查斯的见解未必正确，但至少为我们思考当前人类社会处境提供了新视角。 二、普兰查斯对代议民主制的再评估 代议民主制在理论上既适用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是，代议民主制在实践上既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失败，也在社会主义国家遇到困难。普兰查斯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有其必要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探索某种形式的代议民主制。苏维埃政权拒绝代议民主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无法落实，导致苏联政治危机。普兰查斯通过考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逻辑，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危机。正当许多政治思想家对现代民主政治实践表示失望的时候，普兰查斯重新发现了代议民主制的价值，并寻求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制的可能性。这成为他提出新国家角色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代议民主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形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代议民主制。然而，普兰查斯在考察苏联民主政治实践时发现，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时认为，代议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借民主之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列宁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民主代议制，主张彻底废除代议民主制，建立直接民主制度。由于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无先例可循，苏维埃政权在列宁领导下实行工人委员会的无产阶级专政。“代议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⑩。列宁认为，必须坚定反对议会制，将代议民主制连根拔起，并代之以真正的直接民主形式——工人委员会。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必须加以彻底摧毁，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严格来说不是一种国家形式，因为国家将最终消亡；苏维埃政权是劳动大众的唯一代表。事实上，将代议制等同于资产阶级的产物并非马克思观点。列宁的观点受到第三国际工具主义国家观的影响。第三国际对代议民主制和政治自由怀有不信任感。 普兰查斯援引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列宁拒斥代议民主制的反省。卢森堡被列宁称赞为“革命之鹰”，但她不赞同列宁简单否定代议民主制，认为不应当将议会民主(工人委员会)视为实现民主价值的唯一形式，更不应当因全盘否定代议民主制解散布尔什维克政府为支持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立宪议会。普兰查斯评论道：“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大众议政能力的不信任在苏维埃政权内演变为对群众运动的不信任。这种所谓的强化国家或苏维埃权力，在未来以一种今后我们所熟知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所谓的斯大林国家主义。”(11)他总结道，“幻想通过其他某种直接民主或自治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不应当忘记列宁本人和最初工人委员会中包含的国家主义思想种子。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是：要么维持国家的存在并坚持一种改良的代议民主制，这条道路将引领我们走向社会民主国家主义和所谓的自由主义议会内阁制；要么将一切建立于直接民主或自治运动之上，而这条道路迟早将走上国家主义专治统治，或专家独裁制。”(12)彻底放弃代议民主制，反而会阻碍民主的实现，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撇开阶级性质不说，代议民主制实质上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广阔平台，个体的声音得到传达，不同意见得到有效沟通。如果彻底废除代议民主制，民主就失去了一层防护网，民主与自由等价值很难保证不被缺乏自律的政党所侵犯。普兰查斯反对彻底废除代议民主制，这不是阶级立场的倒戈，而是为了实现实质性民主。 普兰查斯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在于拓宽政治自由，探求将代议民主制同直接民主和自治结合起来的可能形式。但是，无产阶级政权大多回避这个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避免照搬两种现有民主形式，一种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代议民主制，在威权国家主义体制下，这种民主已经名存实亡；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均有悖于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家做主。“二者都属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都怀有对大众参政的深深不信任感。”(13)国家无法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阶级斗争内在于国家，是国家内在矛盾的表现。大众为争取权力而斗争，通常以国家危机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种危机激化了国家内部矛盾，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即将坍塌。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系列的社会阶级关系。国家“是行使政治权力的中心”(14)。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往这个方向的途径之一，不是“谋求对抗性的双重权力战略”，而是“通过社会大众的阶级斗争来调整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15)。在国家内部发生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此消彼长，是一种本质性改变。这与改良主义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按照后者观点，国家内部变革可以通过持续性的修修补补达到预计效果，整个过程不会出现任何断裂，国家性质也不会出现根本性变革。普兰查斯认为，国家内部力量对比不能通过选举或议会实现本质性变动，必须诉诸于社会大众的斗争才能做到。 普兰查斯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排斥代议制，社会主义民主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多元意识形态，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大众享有政治自由权等代议民主制因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现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制的结合。直接民主比代议民主制具有优越性，但有导致集权主义危险。代议民主制则有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可能性。法西斯主义和专家集权主义独裁政治是以上两种民主误入歧途的结果。因此，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弥补缺陷。对如何将二者结合，普兰查斯并未提出明确解释。他有些悲观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许根本不存在。“历史还没有提供给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成功的先例；历史提供了一系列反面教材，这些错误与教训同样珍贵，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从而加以避免。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拥趸，还是正统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总能自然而然地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或许民主社会主义从未出现过，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也许是真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社会主义要么是民主的，要么是非民主的。”(16) 三、普兰查斯对福利国家的批判 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和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学者多从“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经济学角度分析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相比之下，普兰查斯认为，仅从经济层面对福利国家体制及危机进行分析是不够充分的，应当挖掘福利国家体制下大规模国家干预背后隐藏的政治意识形态寓意。 普兰查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把对大众社会经济权利的认可与保障提到了新高度，但是健全的福利体系掩盖了国家对社会的压迫和对民主价值的侵犯。福利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缓和阶级矛盾和提高生产利润的手段。“在现实中，生产过程基于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通过生产关系对劳动过程，或通常提到的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即便在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第一动力的今天，生产关系依然对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17)“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参杂着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正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存在于显示生产关系的形成中，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对生产关系再生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实质上是国家在生产关系构成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18)国家对生产关系的干预，在于利用政治意识形态影响、驯服并推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国家通过为劳动力再生产营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瓦解被统治阶级亦即社会大众的反抗情绪，笼络人心，使被统治阶级依顺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普兰查斯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竞争资本主义、垄断帝国资本主义及之后阶段，最后阶段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私有制没变，但是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19)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住宅、交通、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涉及到大众生活基本福利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施行国有化并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事必躬亲，甚至顾及细微利益”(20)。这些领域的公共性模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为大众营造公平民主、盛世繁荣的假象。 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背后隐藏着政治导向。生产方式蕴涵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因素，不同因素各自起着决定性作用。相比较而言，经济因素决定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更为基础。普兰查斯指出，“国家的每项经济政策都内蕴着政治寓意，不仅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剥削，而且调节着阶级矛盾。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职能服务于经济职能，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职能直接介入并服务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向技术专家治国论变迁的写照，国家从此以发展和福利担保者形象出现，这也可以称作福利国家意识形态。”(21) 普兰查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了抵御利润率下降趋势而出现的应对手段(譬如资本大规模贬值，破坏生产力等行为)。因此，这些所谓的‘经济危机’实际上起到‘净化’资本主义的作用，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一直存在下去的关键条件。”(22)福利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国家形式的不同(譬如议会民主制国家、法西斯国家等)而呈现出不同表现。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呈现繁荣盛世的凯恩斯主义假象，我们必须有所警惕。”(23)福利国家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这种分离与生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对生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干预行为，即对流通、分配、消费或现金流管理等领域的干预，目的是为了保证和促进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但是，若要控制再生产，就必须控制生产关系的核心。显然，福利国家并未做到这一点。福利国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既无法置身事外，又无力改变现状。 普兰查斯将这一窘境讽刺为“事后干预的无效性与事先干预的盲目性”(24)。“事后干预”是一种亡羊补牢行为，未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只是对矛盾后果修修补补。事先预防则非常盲目，仅仅停留在宏观平抑物价，或为垄断资本获取“超级利润”提供保障等一般措施。“资本主义作出的生产计划或经济发展规划其实算不上是真正的经济规划，而仅仅是在特定时期作出的顺应未来经济总体走向的预测。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划)仅仅模糊地计算出生产的物质基础(譬如劳动力数量、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等)和资本积累(通常被理解为金融财富的积累)之间的相容性，唯一可圈可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政府进行的大量市场调查。”(25)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并非稳固。福利国家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来源于资本家的利润，通常以税收方式表现出来。但利润率存在波动，无法人为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存在不可控因素，总体上无法作出准确的财政税务规划，因而也无法准确地界定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行为的界限：这种窘境以持久性的财政危机表现出来。目前资本主义各国正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财政危机的困扰。”(26) 福利国家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劳方在劳资关系中尽占优势，这同样是导致福利国家危机的间接因素。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组织普遍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主导，劳资关系也由其一手操纵，造成工人组织与工会、资方与政府的对立。当时的法律与社会形势对工人组织更为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话语权甚至主导议会与政策走向。在这种看似对工人阶级有利的社会形势背后，却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社会与日俱增的控制。从表面上看来，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似乎是放宽了工人阶级参与利润分配的控制，工人阶级的福利保障得到了改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但高福利掩盖的实质却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资本积累与提高利润率而采取的举措。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以高福利作为手段和诱饵来粉饰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平抑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主导社会大众民心所向，维系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控制，一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控制，意在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在经济层面上的控制，这种经济控制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倡导消费来刺激市场活力，推动资本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因此说，福利国家通过对意识形态、劳动力再生产与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的控制，实现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然而，这种强化的控制却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普兰查斯指出，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出现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生态危机等各种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外在表现，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与抗争。 四、普兰查斯的国家角色再造理论 启蒙运动、现代性、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形成某种历史的一致性，现代性危机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危机、主权危机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考查，他认为，现代性危机同时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主权面临挑战，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崩溃。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国家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失败，表现为现代国家的主权危机。与此同时，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跨国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诸多变化向民族国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空心化”、“政治去国家化”等说法得到流行。为了应对市场和国家双重失灵，全球治理思想兴起，反映出国家及其主权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被边缘化的倾向。国家主权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完备性正在丧失，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崩溃。 先于西方行政管理学界的政府再造运动，普兰查斯是国家角色再造理论的提出者。在经历二战、社会主义革命、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事件后，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同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有着显著区别。普兰查斯指出，共产主义实践已证实第三国际致命的战略失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当属希腊内战。希腊共产党先后与受英美等国支持的右翼希腊政府进行了长达5年的斗争，使希腊经济一塌糊涂；国内政治派系分裂，政局动荡；民众流离失所，革命者或身陷囹圄或远走他乡。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好转。普兰查斯认为，希腊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20世纪30年代第三国际错误领导的延续。为此，他试图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重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重视的国家转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忽视的政体。普兰查斯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试图结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征，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他还吸收了其导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葛兰西让人们意识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过，普兰查斯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过于模糊，缺乏清晰的理论定位。“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将对国家的认识拓展到意识形态机构，强调国家在生产关系领域扮演的意识形态关系角色。”(27)普兰查斯批评葛兰西把革命重心转移至夺取文化霸权的观点过于天真，指出除非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获得实质性国家权力，并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与国家结构，否则他们无法真正掌控文化霸权。 作为“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许多观点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将生产方式视为由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亦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概念。组成生产力各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同组成生产关系的若干要素，生产资料所有权和阶级关系等，通过有机结合组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定义不同，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的界定实际上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在了同等重要地位。这一定义对普兰查斯影响深远，普兰查斯后来提出的生产关系决定性观点与阿尔都塞的观点息息相关。阿尔都塞关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多元决定论也成为普兰查斯的理论滥觞。斯图尔特·海尔(Stuart Hall，1932-2014)认为，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一书是在阿尔都塞理论框架内展开的。但是，普兰查斯是较早对阿尔都塞思想进行批判的学者之一。在普兰查斯看来，阿尔都塞理论建立在相当消极的观点之上：国家的主要职能是镇压和意识形态驯化，国家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止、排除和预防，国家的权能在于模糊事实、欺骗、隐瞒和误导大众。(28)这种对国家的限制性解读在如今的资本主义框架中俨然已不适合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状况。 普兰查斯分析了战后福利国家的阶级状况。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空前提升，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工人阶级——蓝领工人数量不断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呈现出椭圆形趋势，即两头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比重较大的中间部分是中产阶级。这种阶级结构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稳定和缓解阶级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都发生了变化……引起了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政治主导权的改变。”(29)那么该如何对新兴中产阶级进行定性和定位呢?普兰查斯认为，由于新兴中产阶级从事的主要劳动形式与传统工人阶级有很大不同，因此不属于工人阶级；同样，中产阶级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他们也不属于资产阶级。他称之为新兴小资产阶级。在新社会形势下，并非每个拿薪水的人都可被简单地归类于工人阶级，而必须作具体分析。 普兰查斯认为，国家不是封闭的“权力容器”，而是自内而外贯穿着阶级斗争的场所。阶级斗争内在于国家。大众为争取权力的斗争通常以国家危机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种危机激化了国内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即将坍塌。普兰查斯指出，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系列的社会阶级关系。国家“是行使政治权力的中心”(30)。普兰查斯将生产方式视为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组成的复杂有机体。经济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作用，因为经济决定生产方式的更迭。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亦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它们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生产方式包含的三要素相互影响，而联接三者的桥梁，是资本主义国家。普兰查斯将国家权力比喻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否定国家作为一种意志和权力存在的本质特性，而是一种针对权力存在形态的创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家依然具有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势的变迁，国家形态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普兰查斯将国家视为一种“内嵌在”社会之中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缩影或者枢纽，这种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国家通过这三个方面对整个社会系统施加影响。 马克斯·韦伯和列宁都认为，国家合法地垄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暴力机器。普拉查斯不认同这种工具主义国家论，认为该定义对国家权力的认识有失偏颇，未能触及问题本质。普兰查斯与密利本德之间那场著名的争论就是结构主义国家论与传统工具主义国家论之争。普兰查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定义提出质疑：如果说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那么“资产阶级为何还要求助于现代代议制国家制度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呢?”普兰查斯认为，国家存在特定的物质框架，但这一框架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独享的权力。国家具有相对独立性，是“阶级权力关系的缩影”(31)。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国家相对独立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其他阶级或者阶层。这意味着，国家在特定场合下不会站位，为了公共利益，国家会做出有损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举措。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使之能在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资本家之间扮演仲裁者和协调者角色。这与资产阶级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产生于市场，又会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了协调各方利益，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一改往日守夜人角色，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责，加强对市场运行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若干部分：垄断资本家和非垄断资本家。垄断资本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垄断资本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加上当前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资本之间分歧的复杂形势更是会雪上加霜。”(32)因此，国家是“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权力关系的缩影”(33)，国家研究者应当将其置于同其他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 国家的斡旋职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国家协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使二者就特定事项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国家要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的利益纷争，努力实现权益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国家理解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显然有失偏颇，这种观点仅仅凸显国家的暴力职能而忽视国家的其他职能，也忽视资产阶级内部的权益纷争。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深刻变迁。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各个时期资本积累望尘莫及的。庞大资本积累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底气。加之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推出社会福利政策，确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住宅、交通、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施行覆盖面广泛的福利体制，极大提升了民众的生活品质，缓和了阶级矛盾。 国家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与职能亦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普兰查斯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国家渗入并控制社会，对经济社会运转的控制与日俱增，个人自由的首要地位让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与国家干预(34)。福利国家体制的确立，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的一场“意识形态”注入，直接目标是为了驯化被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终极目标则是促进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利润率的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每一条经济政策都内蕴着政治寓意，不仅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和剥削，而且为了调节阶级矛盾。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职能服务经济，国家的经济职能则直接介入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这正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向技术专家治国论变迁的写照，国家以福利担保者形象出现，这是一种福利国家意识形态。”(35)普兰查斯同时警示：我们既不能过于政治化地将国家的经济职能理解为为统治阶级特定派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服务，又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大背景而将其视为生产必要性或当代社会不断增加的技术复杂性的需要。(36)国家经济职能通过政府公共职能实现，根据社会形势需要而做出不断调整。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在维持资本积累同时，也参与政府政治职能，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未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为达成阶级妥协提供经济支持。这就是普兰查斯强调的国家经济功能的政治意义。 五、国家仍然无法超越阶级权力关系 20世纪后半个世纪证明，前苏联国家主义极权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体制同样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强国主导的两极化世界曾经形成可怕的均衡，但是，这样的均衡不可持久。美国右翼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在1983年承认，“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日益混乱不堪。……对全球趋势的任何超然分析都可以得出如下无法回避的结论：社会焦虑、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国际摩擦在这个世纪的剩余岁月里将可能变得更加四处漫延。”(37)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独步天下的霸权帝国，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明确向世界各地输出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纷纷干涉他国内政，颠覆其他国家政权，有意淡化国家作为阶级权力关系之缩影的事实，误导世界忽视国家主权是保障人权的前提这一政治常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整个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向右转时期，“自由市场”成为其核心词汇。自由主义右翼思想家反对国家干预市场，主张小国家和低税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左派纷纷质疑如此自由市场的效率、公平和‘社会正义’。”(38)作为政治左派的代表人物，普兰查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我们认清当代国家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首先，普兰查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普兰查斯批判性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多元政治理念，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作了独到分析，从阶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本质。普兰查斯重新诠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然他的多元决定论有折衷调和的意味，但是他对福利国家体制及其危机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意义重大，在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布卡拉斯(Christos Boukalas)赞同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不是一个拥有意志和权力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变化的社会力量的产物。国家产生于社会对抗，是非平衡发展的社会力量角逐的场域。国家本身并不占有权力，国家权力是在国家机构斡旋下的社会力量角逐的缩影。公共机构的职能是对在角逐中胜出者利益诉求的顺应，将失败者逐出国家权力圈，并制定规则对各个社会力量进行协调。 其次，普兰查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国家是“阶级权力关系的缩影”(39)，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仍然是威权国家，与社会民主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以社会福利换取政治民主权利，以牺牲政治民主权利为代价来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政治民主处于衰退过程中，既表现为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对政治自由和多党制的制约。国家是阶级利益的博弈场。然而，在威权国家中，国家行政机构几乎垄断了政治决策，封锁了本属于大众知情权范围内的政治信息，阻断了人民实质性干预国家权力的渠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器职能权限和干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取代了本属于政党与社会组织的部分职能，真实目的在于平抑威胁资产阶级专政的大众反抗与斗争”(40)。 第三，普兰查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普兰查斯为代议民主制做辩护，主张代议民主制应当和直接民主相结合，揭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错误，指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在于深化和拓展政治自由，探求将代议民主制同直接民主和自治形式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形式。令人惋惜的是，普兰查斯的思想随着他的生命一同被定格在20世纪70年代，他最终未能给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未能看到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应对措施。如果普兰查斯看到新治理的兴起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或许他认为新治理是国家内部权力关系的新整合方式，是社会大众争取自身权力的结果。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减弱，而是国家干预在形式上和在不同领域中的此消彼长。 第四，普兰查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角色理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表现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以保证资本积累顺利进行。这种分离导致国家干预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限制国家对生产过程和社会运转的控制，福利国家的干预行为最终证明是一种作茧自缚。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的一场“意识形态”注入，驯化被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关系再生产，保证资本主义生产顺利进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制度物质性”(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基础之上，国家不再扮演“守夜人”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到从劳动分工、劳动关系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各个环节，控制作为权利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因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大大强化了社会干预力度，调动经济、政治、社会政策、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来捍卫资本利益，营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情绪，笼络人心，使被统治阶级更依顺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护统治秩序。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背后隐藏着政治导向，不存在纯粹的国家职能。生产方式蕴涵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因素在不同场合、不同方面和同一时间各自起着决定性作用。相比较而言，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更为基础，决定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更替。 综上所述，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兴影响深远。他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焦点从文化批判转移至国家理论，对当代国家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关系作了精辟分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确立了基调。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较量仍在继续。普兰查斯的政治哲学将为我们认清当今世界的本质，认清人类社会前景，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①Boris Kagarlitsky,New Realism,New Barbarism,the Crisis of Capitalism,translated by Renfrey Clarke,London:Pluto Press,1999.p.1. ②Bob 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m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85,p.332. ③Michel Foucault,Politics,Power,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Lawrence Kritzman(ed.),New York:Routledge,1988,p.102. ④Michel Foucault,Politics,Power,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Lawrence Kritzman(ed.),New York:Routledge,1988,p.103. ⑤Michel Foucault,Politics,Power,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Lawrence Kritzman(ed.),New York:Routledge,1988,p.103. ⑥Michel Foucault,Politics,Power,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Lawrence Kritzman(ed.),New York:Routledge,1988,p.104. ⑦Michel Walzer,“The Politics of Michel Foucault”,in Hoy,D.C.(ed.),Foucault:A Critical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61. ⑧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6,pp.433～434. ⑨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NLB,1975,p.73. ⑩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52. (11)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55. (12)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57. (13)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51. (1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38. (1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59. (16)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NLB,1978,p.265. (17)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26. (18)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p.25～27. (19)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p.123～124. (20)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2. (21)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70. (22)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NLB,1975,p.172. (23)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90. (2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91. (2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92. (26)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44. (27)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29. (28)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30. (29)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p.123～124. (30)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238. (31)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123. (32)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128. (33)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129. (34)Nicos Poulantzas,Nature des Choses et Droit:essaisur la dialectique du fait et de la valeur,Paris:R.Pichon et R.Durand-Avzias,pp.296～340. (3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 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70. (36)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 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171. (37)Zbigniew Brz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3,p.530. (38)Ben Williams,The Evolution of Conservative Party Social Poli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28. (39)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NLB,1978,p.123. (40)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York:Verso.2000,pp.211～239.标签：现代性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普兰金融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葛兰西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